布法罗大学的林赛·斯特里默、马克·西里及其同事们想知道抽离式自我对话是否会像人们的心血管系统运作的方式那样带来转变。或者，更简单地说，通过抽离式自我对话，你能说服大脑和身体一起把某种情境看成挑战而非威胁吗？毫无疑问，那些受邀在公开演讲前用自己的名字来应对压力的参与者表现出了挑战模式的心血管反应。沉浸式自我对话组的人表现出了教科书式的生物体威胁反应。
如果抽离式自我对话能够帮助成年人，那么人们会很自然地想知道，它是否也对儿童有益。为人父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教会孩子如何在困难却重要的情况下坚持不懈，比如，找到能帮助他们学习的方法。怀揣着这样的问题，心理学家斯蒂芬妮·卡尔森和蕾切尔·怀特发现了所谓的“蝙蝠侠效应”。
在一项实验中，他们让一群孩子假装自己是正在执行一项无聊任务的超级英雄，该任务旨在模拟完成乏味的家庭作业的体验。孩子们需要扮演某位人物角色，然后接受询问，回答他们在使用角色名完成任务时表现如何。例如，实验人员指导一个在研究中假装是“爱探险的朵拉”的女孩问自己：朵拉在研究期间“工作努力吗”？卡尔森和怀特发现，这么做的孩子们要比那些用常规的“我”的叙述方式来反思自身经历的孩子坚持得更久。（使用自己名字的第三组孩子的表现也优于用“我”的那组。）
其他与孩子有关的研究已经将这种现象应用到甚至更有压力的环境中，比如把抽离式自我对话与失去父母后的自身健康水平联系了起来。例如，一个孩子说：“无论如何，爸爸爱过他们，他们必须想想发生过的好事……他们可以留住美好的记忆，忘记不愉快的事情……”相反，使用了更多沉浸式语言的孩子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病率更高，并且更具回避性，应对方式也更不健康。一个孩子心碎地说：“我还能想象出他临终时的样子。我希望他不必那么痛苦。他那样死去，让我很难过。”
这些发现都强调了我们在自省时用来指代自己的词语上的一个小变化，是怎样影响我们在不同领域里控制喋喋不休的能力的。考虑到该工具带来的好处，我们有必要问一下，是否存在能同样有效地帮助人们管理自己情绪的其他类型的抽离式自我对话。我和同事们发现确实存在其他类型的抽离式自我对话，但它们的用处如此微妙、普遍、天衣无缝，以至于你几乎不会注意到它们。
普遍的“你”
尽管收到威胁信后的喋喋不休（在我说出自己的名字之前）让我感到难以忍受，但还是有那么一刻，我稍微松了一口气，哪怕只是暂时的也好：警官告诉我，这种威胁实际上对从事面向公众的职业的人来说很常见，而且几乎总会平安无事地过去。我深深地沉浸于对威胁的思考——这封信的确不像是个令人兴奋的挑战——警官的话没有消除我的恐惧，但它确实给我带来了一线光明。
它让我感觉不再那么孤单。
这是一种强有力的心理安慰，它来自普遍化的体验，来自知道你所经历的一切并非你独有，而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事情——尽管不愉快，但这就是生活。当我们经历悲伤、感情动荡、事业挫折、育儿冲突或者身处其他类型的逆境时，我们经常会感到令人苦闷的孤独，这会放大我们的问题。然而，当我们和他人交谈，了解到他们也面临过类似的挑战时，我们就会意识到，尽管经历多艰，但它也发生在其他人身上。这会立刻为我们提供一种视角，内心对话会跟我们讲道理：“如果别人能渡过难关，那么我也能。”原来觉得不寻常的事情，结果发现其实很普通。这给我们带来了安慰。
那么，如果不是通过听别人谈论如何克服逆境或者从他们的专业知识中获益来使体验普遍化，我们能否找到一种具有同样效果的抽离式自我对话的形式呢？我的意思是，语言结构本身是否就存在某种内置的东西，能帮助我们以更普遍的方式思考个人经历呢？
2015年5月，脸书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的丈夫、硅谷企业家戴夫·戈德伯格于墨西哥度假时在跑步机上发生意外，不幸去世。事后，桑德伯格悲痛欲绝。她与戈德伯格共度的人生消失了，就好像有人从她手里夺走了他们的未来一样。丈夫去世后，她寻找了很多能够对抗吞没她汹涌的悲伤之潮的方法。她开始用日记记录日常点滴，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选择，因为正如我们所知，表达性写作是获得有益的情感距离的有效方法。然而，在决定在脸书上发布的日记里，她不只一次地使用了某些词语，并且做了一些令人费解的事情。请注意桑德伯格这篇帖子里确切的措辞：
我认为，每当悲剧发生的时候，它其实呈现了一种选择。你可以向空虚屈服，向填满你的心肺、限制你思考，甚至阻碍你呼吸的虚无投降。你也可以试着去寻找意义。
乍一看，她重复使用的第二人称“你”“你的”可能很奇怪。她写的是人们所能想到的最痛苦的个人经历之一，却没有用最自然的字“我”来描述自己的经历。相反，她使用了“你”这个字，但这并非就我们之前讨论的意义而言。她就像在对另一个人说话一样。她用这个字来强调自身困难的普遍性，就好像在说：“人人都可以向空虚屈服，向填满大家的心肺、限制每个人思考，甚至阻碍呼吸的虚无投降。任何人都可以试着去寻找意义。”
桑德伯格并非唯一一个以该种方法使用“你”这个字的人。如果环顾四周，我们就可以在日常用语、脱口秀、广播及歌词中发现类似的用法。的确，一旦你注意到该现象，就很容易在阅读谈论糟糕比赛的运动员，或者谈论所面临困境的政客的采访中，注意到他们用“你”来更广泛地描述自身的经历。
当然，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为什么要用一个通常用来指代别人的字来谈论我们自己深层的情感经历？我和同事苏珊·格尔曼、阿里安娜·奥韦尔将这种特定用法称为“通用的‘你’”或者“普遍的‘你’”。我们还发现这是另一种拉开心理距离的语言技巧。
关于“普遍的‘你’”，我们首先知道的是，人们用它来谈论适用于每个人的规范，而非个人偏好。如果一个孩子举起一支铅笔问：“你用它来做什么？”（whatdoyoudowiththis？）成年人通常会回答：“你用它来写字。”（youwritewithit.）［而不是“我用它来写字。”（iwritewithit.）］相比之下，如果同一个孩子举起笔问：“你想用它来做什么？”（whatdoyouliketodowiththis？）成年人通常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回应道：“我用它来写字。”（iwritewithit.）换句话说，“你”这个字的通用用法允许我们谈论事物的普适功能，而非具体的特殊癖好。
我们还知道，人们会用“普遍的‘你’”来理解负面经历，认为困难的事件不是只有自己才会遇到，而是日常生活的特点，就像桑德伯格在脸书上发布的帖子中所写的那样。例如，在一项研究中，我们指导人们要么去重新体验消极事件，要么思考他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当参与者试图从负面经历中吸取教训时，他们使用“普遍的‘你’”的可能性比简单地重复回想发生了什么几乎高了5倍。这个字把他们个人的不幸与世界范围内普遍发生的事更广泛地联系了起来。从经历中学习的参与者写下了这样的话：“你后退一步，冷静下来，有时候我们得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实际上，你可以从看法不同的人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这种常态化为我们提供了在陷入喋喋不休的思维杂念时容易缺乏的视角。它帮助我们从过往经历中吸取教训，这会让我们感觉更好。换句话说，我们在口语中使用“普遍的‘你’”并不是随意的。它是人类语言提供的又一个情绪管理工具。
那么，在我进行了自我对话并且睡着后，又会发生什么呢？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后，生活恢复了正常。吃早餐时，我和妻子闲聊起她当天的计划，临上班前和女儿玩了一会儿，重新投入我在过去三天里忽视的所有学生和研究中。抽离式自我对话改变了我控制喋喋不休的能力。好像折磨我的人发现他再也无法令我心烦了，写信者再也没让我烦恼。然而，一种令人不安的想法依然缠绕着我。
收到信后，我和很多人聊过，当时我正处于反刍的巅峰，就向他人寻求帮助。无一例外，与朋友、家人和同事的谈话让我感受到了支持，但它们并没有改善我对现状的感觉，也无法像抽离式自我对话那样抚慰我脑海中的声音。
这种差异的原因造成了人类大脑中另一个巨大的谜团。脑海中的声音对其他一些人来说可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它也可能是一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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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书稿中讨论的两项研究发表于我们对自我对话进行研究之后。然而，如前一条尾注中引用的论文所示，几十年前的研究已经揭示了第一人称单数代词的用法与负面情绪之间的联系。我把这些更新的研究作为证据，是因为它们是说明该种联系的强有力的证据。tackmanetal.,“depression,negativeemotionality,andself-referentiallanguage:amulti-lab,multi-measure,andmulti-language-taskresearchsynthesis”;andjohannesc.eichstaedtetal.,“facebooklanguagepredictsdepressioninmedicalrecords,”proceedingsofthe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115(2018):11203-1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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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问的是，那些认为与第三人称无关的人使用“他们”是否会导致类似的结果。虽然没有直接测试这个想法，但是理论上，我们认为这一代词有同样的抽离和调节情绪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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