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珠
章珠，小名珠子、珠儿。一九三零年九月生于沙洲兴隆。在章家的四个姐妹之中，章珠排行第三，所以母亲又叫她“小三子”。在她六岁那一年，父亲在遍尝各类仙丹妙药之后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遗腹子和大笔的债务。为了确保章家的这根独苗能够在兵燹和饥荒中存活，母亲只能从四个女儿身上打主意。
大女儿被卖到了苏北的东台；二女儿由一艘下水船带到了常州的夏溪，给人当童养媳；而章珠则被“过继”给了长江对岸南徐巷的一户人家。那一年她十三岁。
南徐巷的这户人家姓彭，养父长年在无锡与河南许昌之间往返，贩卖烟草。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家中只有养母一人。养母刚过五十岁，眼睛几乎全瞎了。章珠除了照顾她的饮食起居之外，还要时常陪她去庙上烧香拜佛。如果你认为，一个白白胖胖、成日在家吃斋念经的女人脾气也一定很温和，那就错了。这个瞎子念及自己的双目失明、丈夫的薄情寡义，以及世上的种种不顺，满腹的怨毒无从发泄，就会变着法子来折磨这个羸弱的“江北佬”。养母在心情比较好而又寂寞难耐的时候，也会教她认几个字。有时在庙里的禅堂吃茶，在外人面前，她总是亲昵地称章珠为“我的小拐杖”。
章珠在彭家待了不到半年，就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逃亡。当她顶着六月的大太阳，凭着自己离家时的模糊记忆，终于抵达江北老家时，母亲正在村头的秧田里拔草。她见到章珠，先是惊愕，继之以笑，然后是哭，最后则是一整宿辗转反侧的愠怒与哀叹。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将半碗大麦粥端在她面前的桌子上，一字一顿地问她道：“告诉我，你姓什么？”章珠一愣，忙说：“我姓章，叫章珠啊。”母亲立刻神色严厉地纠正她：
“不对，你不姓章。现在你姓彭，你叫彭小三。你生是彭家的人，死是彭家的鬼，与我们这个死人的人家，再无半点瓜葛。记住，若让我再看见你回家，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你不要怪我心狠。这扬子江，一年到头水流不绝；那南徐巷，凡有人的地方，就有口井。你若是熬不下去了，可以投江，也可以跳井，这家你不能回。喝完了这半碗大麦粥，你就走你的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我和你永生永世不再相见。”
章珠见母亲这么说，就知道这家待不住了。她没有喝那半碗大麦粥，回到房中，和躲在门后偷听的妹妹相拥而泣。然后，她在熟睡弟弟的脸上亲了一口，狠狠地吸了口气，咬了咬牙，出了家门。
从他们家到长江的渡口，整整十二华里。她只顾着哭，没看见母亲在身后一路跟着她。在等候过江船的时候，母亲将手里的一只鼓鼓囊囊的袜子递到她手中。那是母亲从邻居家借来米，隔夜为她煮好的白米饭。那团装在袜子里的白米饭，在六月的酷暑中早已变了味。瞅着眼巴巴望着自己的瘦弱母亲，章珠默默流着泪，将它吃得一粒不剩。母亲安静地坐在女儿身边，用手撩起她的头发，问她头上的包是怎么回事。章珠说，那是在墙上撞的。母亲又问她眉角上的疤痕是怎么落下的，章珠说那是“江南的妈妈”用熏炉砸的。最后，母亲的手久久停在了她胳膊上的一大块淤青上。章珠原以为母亲会问她这块淤青是怎么回事，可母亲只是哭，没再吭气。等到她哭够了，就将女儿的头扳过来，死死地搂在怀里，说：
“你走后这半年，娘没有一次睡觉不梦见你。不要怪娘，要怪就怪你上辈子投错了胎。儿啊，十个手指伸出来，有长有短，可少了哪一根，都连着筋，带着肉，做娘的哪有不心疼？开弓没有回头箭，你自己去奔你的生，奔你的死。船已经靠岸了，娘看不得你上船。这就先回了。去吧，上船时不要回头看。”
章珠一上船就开始呕吐。当她把刚吃下去的米饭都吐干净以后，船已到了江心。她一抬头，发现母亲并没有离开。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江边的堤岸上，身影越来越小。她知道母亲在哭，在喊，在呼天抢地。除了船侧静静的水响，她听不到任何声音。
章珠第二次从南徐巷出逃，是在一年后的春末。这一日，她没敢贸然回家，而是躲在家门口外的一片竹林里。她在那里一直躲到天亮，终于等到了早晨来河边挑水的妹妹。妹妹告诉她，母亲已在浙江富阳镇上给她找了一户人家，让她跟那里的一个茶叶商人做小。妹妹送她去渡口，两人坐在江边的芦穗丛中，哭了一下午。等到最后一班过江船渐渐拢了岸，妹妹从怀里取出一双油皮纸包着的布鞋，交到姐姐手中。她让章珠把脚上的那双旧鞋子换下来。妹妹噙着眼泪，对章珠说，那是母亲给她新做的一双绣花鞋，本打算出嫁那天穿的，“如果我们姐妹今生不能相见，就让这双鞋子做个念想。你看到它，就如同看见了我。”
正如诸位已经知道的那样，章珠就是我母亲。
一九四八年冬，我祖父带着媒人马老大（还有我父亲的一张小照）来到了南徐巷的彭家提亲。一路上，马老大不时地提醒我祖父，据她探知来的消息，那个瞎子的脾气颇有些古怪。“他们从江北辛辛苦苦收养这么个女儿，为的就是防老。万一她提出让男方入赘，我们如何答复？”祖父让她见机而作，便宜行事，但也给了她谈判的底线，“倒插门的买卖我们不做。一闻此话，我们扭头就走。”
马老大的担忧是多余的。瞎子除了对彩礼的数目稍微表示了一些异议之外，对这门亲事倒是一口应允。据马老大后来说，瞎子在无锡卖烟草的丈夫，叶落归根，要回到南徐巷来养老。这老头对养女的非分之想，让瞎子成天忧心忡忡。她什么也看不见，但这不妨碍她从丈夫跟养女说话时那“丑态百出”的腔调中，推断出我母亲的容貌。她巴不得我母亲即刻从南徐巷消失。最后，她甚至对马老大这样说：“我们当初买她是多少钱，你们就付多少钱。就当我们白养了她五年。人呢，今天下午就可以带走，何时成亲，全凭你们一句话。”
当马老大笑眯眯地来到前厅，将正在和香烟贩子喝茶的祖父拽到一边，眉飞色舞地告诉他下午就可以把人带走时，我祖父把眼一瞪，苦笑道：“带什么带？乱弹琴。我儿子人还在上海呢！”
我的父母在第二年春天结了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出生不到三天就夭折了。两年后，他们生下了我。后来的事，各位都知道了。在我出生还不满周岁的时候，母亲就撇下了我，从此离开了朱方镇，直到她去世，再也没回来。
据我婶子说，导致他们离婚的直接原因，是父亲去马祠村给人算命时，对一个黄花闺女动手动脚，做出了“没出息的丑事”。事后，这户人家纠合了三四十个亲眷和乡邻，连夜打上门来，闹了个鸡犬不宁、天翻地覆。这话也许不错。可老福奶奶对这件事的说法，则要详尽、具体得多。那是我即将去南京的前夕。老福说：
“有一年，你爸爸去马祠，就是魏家墩后的那个小村，给一个睡觉老梦见蛇缠身的姑娘摸骨。不知道你父亲对人家用了什么法术，他前脚从马祠回村，那姑娘后脚就跟了过来。她这一来，就不走了。拽着你父亲的衣袖，死活不撒手。你母亲那阵子在乡里当妇女主任，晚上回到村上，见家中多出这么一个哭哭啼啼的黄花姑娘，如何不气恼？事情闹开了，德正、宝亮、银娣和新珍他们，都赶来劝解。新珍让你妈在我家先对付一晚，第二天一早，她和银娣负责将这个姑娘送回家。可当天夜里，马祠那户人家访到了姑娘的踪迹，带了一伙人，举着松明火把打上门来了。这也不能怪人家，一个十八九岁的独生女，凭空就不见了，怎能不急红了眼？我听见那伙人口口声声要放火烧你们家房子，就打开窗户往外一望，好嘛，邻近各村的人大晚上不睡觉，都赶来看热闹，把燕塘围得密不透风。你妈一边在窗前给你喂奶，一边哭着问我，万一将来有个山高水低，能不能帮着照顾一下这个孩子？我当时就知道事情不太好。还真别说，那姑娘对你爸爸也是铁了心。后来，你父母办了离婚，这户人家听说了，又回过头来托人上门找我，有心要撮合这门亲事。那姑娘成天在家中寻死觅活的，眼见得就要疯了。我去探听你父亲的口风，他一脸苦笑地对我说：‘我连杀她的心都有了，如何能与她成亲？’”
如果老福奶奶的话是真的，我父母之间的感情纠葛，远比我婶子所描述的要复杂得多。我相信，假如没有发生那个轰动乡里的事件，他们的婚姻本来是可以挽回的。
好吧，我现在长话短说。
事实上，在母亲离开我的二十多年里，她一直在给我写信。它们被记录在了十四本清一色的硬面笔记簿上。这些信本来就没打算发出，严格地说，它们或许不能被称作真正意义上的信件吧。但若称它为日记，也不合适。因为这些在不同时间里写出来的文字，都有一个想象中的读者，不用说，这个人就是我。母亲有时候称我为儿子，或者老儿子。更多的时候，她喜欢叫我小宝、宝贝、小屁屁、香咕隆咚宝、心头肉、小混球，诸如此类。这些被我编了号的文字多达七百六十余封。有的信只有短短几行字，有的则长达十多页——由于使用了不同颜色的墨水，我能判断出这些长信不是一天写成的。我还注意到，在她由南京辗转合肥并最终调往湖北的那一年中，差不多有四个月的时间没有写信。
顺便说一句，她从南京去湖北，并不是什么正常的工作调动，而是劳动改造。先是在武汉，随后到襄樊，最后则是咸宁。
如果把母亲的第一封信与最后几封信做一个简单的对比，你很难相信这些信件出自同一个人之手。在最初的那些信中，母亲的字迹歪斜、稚拙，文法颇多舛误，至于错别字，更是随处可见。可到了差不多十年后，她那笔工整娟秀、一笔不苟的楷体，已足以让人赏心悦目。她不仅时常引用古典诗词，甚至能用晓畅优美的文字进行一些简单的哲学思考。比如说，她曾在一九七四年六月的一封信中，对自己的人生做出过这么一番抽象的思索：
假如她的父亲没有过早离世，她“如今”的世界会是怎么一个样子？
假如她的养父从无锡来家，在一个下着瓢泼大雨的夜晚，没有悄悄溜进她的房间；假如她当时选择忍受，而不是大喊大叫，并在他的腿上扎上一剪刀；假如，在一九五〇年，她没有在祠堂里因“一时冲动”站起来发言；假如，我父亲没有在新婚之夜向她吐露上海那个特务组织的所有秘密；假如她在一九六六年的初冬，没有“心血来潮”，向组织上提交那封让她“肝肠寸断、后悔终生”的检举信，她“如今”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每一个假如，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偶然，而每一个偶然，都足以改变她日后的人生轨迹。那么，她“如今”的生命，与这些数不清的“假如”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母亲的哲学思索，恰当地停止在这里，不再向前延展。母亲或许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一个危险：她若再往前跨一步，就会陷入宿命论和虚无主义。这对于母亲这样一个立志拯救全人类的共产党员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再比如，在编号为102、214、667的几封信中，母亲对白天和夜晚的自然更替展开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遐想。她觉得既然一个人的一生，由许许多多个白天和夜晚组成，如果把这些日子加以简单的压缩，实际上我们一辈子只经历了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因为白天和夜晚完全不同——在白天，世界是明朗的，阳光灿烂，鸟语花香，你感到踌躇满志，精力充沛，意志坚定。而夜晚则是暗昧的，凶险的，令人生疑的。当她在灯下写信时，她时常感到，一到晚上，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只会在墙根下喃喃低语的油蛉”，软弱多疑，烦躁不安，周遭的世界忽然变得像人心一样虚妄、脆弱、深不可测。
因此，母亲觉得，她的一生既不是活在白天，也不是活在晚上，而是生活在白天与夜晚“一刻不停的撕裂与搏斗中”。
在第二十七封信中，母亲首次提到了严政委。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严政委名叫严御秋。这封信长达十一页，母亲详细记录了她与部队“首长”的结识过程，从中我们不难窥探到她后来与我父亲离婚的一段鲜为人知的隐情。
一九五二年夏天，母亲在县里的干部培训班学习。严政委有一次去省里开会，出人意料地带上了母亲，让她去南京长长见识。三天的会开完后，严政委想去看望一下自己当年在部队的老首长，也“顺便”捎上了她。首长家的院子异常阔大，“白里透红的水蜜桃挂满了枝头”，给客人端茶倒水的“仆人”，是个年轻英俊的军官，“戴着雪白的手套”。老首长其实并不老，且十分平易近人。他话不多，可句句话都“耐人寻味、掷地有声”。吃晚饭时，首长亲自给她斟酒，让她一时手足无措。她说她从来没喝过酒。首长说：“哎，不会喝酒干什么革命嘛！”于是她就喝了酒。酒醉之后，她和严政委都留在那个大院里过夜。第二天早上醒来，母亲四肢无力，头痛欲裂。她披着衣服，来到院子里转悠，看见首长那么大的官，竟然头戴草帽，脖子上搭着一条白毛巾，手执铁皮花洒，亲自给花草浇水，心里“不知为何，就有些感动”。
母亲从南京回到了县里后不久，就接到了首长本人给她写来的一封长信。她面红耳赤地读完了这封信，“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找到了严政委，向他报告说“有人冒充首长的名义，给我写流氓信”，可严政委读完了这封信，只是哈哈一笑，“你胡说什么呀！正常的感情表达嘛！你看噢，人家与你见了面，又不知道你已经成了家，对你表示好感，这怎么是流氓信呢？现在是新社会，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人家有表达感情的权利，你也有拒绝的权利嘛！”
母亲回到住处，又偷偷把这封信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奇怪的是，这一次不一样了。她觉得这封信写得光明磊落，情真意切，可“怦怦乱跳的心，连一秒钟都静不下来”。“他那样一个人，莫非也会看上我这样一个人？”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惊愕中，她对首长的尊敬增加了。
几年之后，母亲在南京与首长正式结婚之前，她给严政委写过一封信。在严政委的回信中，除了例行的问候与祝贺之外，真正的内容只有“早该如此”四字。这四个字，让聪慧的母亲想了整整一个晚上。她把这些年的事，前前后后想了无数遍之后，对严御秋的为人，第一次产生了痛苦的怀疑：
“这个严秃子，到底在搞什么鬼？”
在编号为506至517的十二封信（前后时间跨度长达九个月）中，母亲记述了她生命中那个最黑暗的时刻。
她丈夫（当然是后来的丈夫）有位老部下，在上海的公安部门任职。一年夏天，他来南京出差，在酒桌上提到了不久前刚刚破获的一宗绝密案件：他们在追查国棉六厂一桩贪污案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潜伏多年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在被围捕的过程中，为首的两名骨干在开枪击伤了多名公安干警之后，在曹家渡附近逾河逃脱。
这人口中的“曹家渡”三个字，如雷轰顶，惊醒了母亲长年饲养在心中的那条毒蛇，让她陷入了持续的失眠之中。经过接连四五天夜不成寐的煎熬，母亲确信，如果不把那条盘踞在心中成天喝她血、吃她肉的毒蛇弄出去，她很快就会发疯。办法当然是有的，而且早就在心中盘算好了——她给部队党委写了一封检举信，将我父亲在新婚之夜向她透露的那个秘密和盘托出。检举信送出后，那种让她长吁一口气、如释重负的感觉，只维持了不到两个小时。一阵更为凶猛的锐痛，顷刻间刺穿了她的心脏。
她很容易想到那封检举信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一旦我的父亲被捕，她那在农村的可怜儿子（当时不满十二岁）将会立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孤儿。
眼看着她茶饭不思、形容憔悴且举止乖戾，首长先是带她去了三四家医院诊病，药石无效之后，又不断地敦促她去青岛疗养。最后为母亲分担忧愁的，是在首长家帮佣多年的农村妇女张嫂。她一直在暗中观察母亲，并费尽心机，获知了全部的事实真相。最后，张嫂给母亲出了这样一个主意：
“你把检举信交给部队，部队把检举信转去上海，那边的公安局开个会，研究研究，做出决定，再由上海转来江苏，然后一级一级地布置下去抓人，少说也得个把月。你赶紧给孩子的爹拍份电报，让他远走高飞，逃他个无影无踪。”
母亲并未采用“拍电报”这个方式（因为她本能地意识到了这样做的危险性，何况她也不知道朱方镇邮电局能否接收电报）。她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由张嫂（借口回乡探亲）带到三十多公里外一个名叫龙潭的小镇，在那里的邮电所投递。为保险起见，她写给父亲的这封信使用了隐语，只有十个字，那是父亲所属的特务组织一度使用过的接头暗号：
花须连夜发
莫待晓风吹
我在离开家乡前夕，去朱方镇公社卫生院探望过赵德正。当时，他实际上已经向我暗示了父亲的死与母亲的关联。大概是考虑到我正要去南京投奔她，德正不能把话说得更为明了。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不难做出如下推断：父亲在接到母亲的那封信后，自忖他那羸弱的身体抵挡不住想象中的刑讯逼供，为了保全他分散在各地的八位兄弟以及可能会有的一大堆家小，他冷静地选择了自杀。
母亲没有想到的是，这封检举信不仅没有给予她想象中一劳永逸的安宁，相反，这一鲁莽的举动，给她和她的家庭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她本人被隔离审查，前后达三月之久；她的丈夫被不明不白地停了职，且立即被调往安徽的合肥。半年后，又举家迁往湖北的武汉。在启程前往合肥的前夜，母亲一连几次想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丈夫，请求他原谅，都遭到了老首长的阻止：
“你不用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命里注定我们两人要同舟共济。南京我已经呆腻了，换个地方，不也很好吗？”
事实上，母亲在信中提得最多的一个名字，既不是她的老上级严御秋，也不是与她情同姐妹的女佣张嫂，而是一个名叫孙耀庭的人。
孙耀庭是江西于都人，原是车队的一名司机。母亲在信中，有时也会把孙耀庭称为“小灵子”。我猜测那意思，大概是说这个人特别的机灵吧。从后来我与孙耀庭的交往来看，他的确无愧于这个称号。五十年代末，孙耀庭作为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犯了一个大错（具体事实母亲没有交代），首长一怒之下，就让他返回江西原籍。在人生面临重大转折的紧要关头，母亲救下了他。她说服“老头子”，让孙耀庭去部队所属的前进砖瓦厂“戴罪立功”，当了一名副主任。
毫无疑问，这个孙耀庭就是我母亲一生中最为信赖的人。
当我乘坐的长途汽车停靠在南京中央门车站时，孙耀庭亲自到车站来接我。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短袖衬衫，头差不多全秃了，只是在两边的鬓角上还残留着一撮硬发，猛一看，就像额头上长出了一对犄角。我们站在出站口的铁栏杆边寒暄了几句。他说，我的母亲不久前住进了鼓楼医院，目前还不能跟我见面。在住院前，母亲嘱咐他暂时负责照料我的一切。他现在的身份是邗桥砖瓦厂的厂长。
孙耀庭抬腕看了看表，抱歉似的冲我笑了一下，说他还有一些事要办，打算在南京再呆几天，等过两天回到厂子里，就为我设宴接风。随后，他把我交给了身边的一位梳着齐耳短发的中年妇女。
说实话，孙耀庭的那番话让我有点听不懂。当时，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他怎么会说“在南京再呆几天”？莫非我要去的那个地方，并不在南京？
没错。
那位妇女领着我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半个小时后，到了中华门。随后，我们在一段颓圮的城墙下，换乘102路区间车，一路往东。又过了两个多小时，我们终于抵达了一个名叫邗桥的荒僻小镇。
好在那时天已经黑了，除了空气中那股刺鼻的煤灰味，什么也看不见。
雪兰
邗桥砖瓦厂的前身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一座监狱。一九四九年八月，南京军管会接收了这个监狱之后，将附近的六合、义宁、大丙和龙潭四个砖窑厂合并，在这片历朝历代烧制城砖的地区，兴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劳改营（原名前进砖瓦厂），作为临时审查和关押国民党政府官员及战犯的集散地。实际上，只有极少数的犯人会被正式编入前进砖瓦厂的劳改序列。为了给那些源源不断押解来此的新犯人腾出地方，大部分经过甄别和初步审查的劳改犯则会被押上一辆辆军用卡车，定期送往南京的和平门，由火车转运至最终的目的地——甘肃的西固。
一九七一年九月，随着新式霍夫曼轮窑和隧道窑相继研制成功，二十四小时昼夜不息的新式砖窑取代了传统土窑，“前进砖瓦厂”被正式更名为“邗桥砖瓦厂”。与此同时，在基本完成对战犯的改造任务之后，这座砖瓦厂也由地方政府接管，成了一个每年向国家上交百万利税的大型地方企业。
孙耀庭也是从那时转业，由原先军管会的一名副主任，变成了邗桥砖瓦厂的厂长兼党委书记。
来中央门车站接我的那个妇女，名叫沈祖英。她穿着一件珠灰色的短袖衬衣，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略瘦，皮肤白皙，窄窄的脸庞，牙齿细而密。我猜她顶多不过三十来岁，可她说她今年已经四十六了。我知道她不是在开玩笑，震惊之余，又忍不住朝她多看了两眼。
她有点不苟言笑，说起话来言简意赅。她告诉我，她是工会图书馆的管理员，在我正式去那里上班之前，目前整座图书馆只有她一个人。
在开往厂区的102路公交车上，她不像其他乘客那样，东倒西歪地张着嘴酣睡，而是端坐在位子上，一动不动地直视前方。你要说她一门心思在看什么，倒也不见得；可你要说她什么也不看，那也不对——因为你能感觉到，她眼角的余光一直在兜着你，同时鼻子里吭吭有声。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城里人的派头吧。我记得，在车上，她也曾问过我是哪里人，怎么会想到来这个厂工作，我及时地想起了父亲去世前的忠告，用“一言难尽”四个字来敷衍她。她也没再多问。
最终，102路公共汽车停在了漆黑一片的山野里。
我挑着被褥行李，手里拎着一个装有脸盆的尼龙网兜，走在了前面。沈祖英在我身后打着电筒。青蛙一声接着一声地叫着，就像是彼此之间正在打电话，“喂喂”的应答声，在旷野里响成了一片。热风从腐沤的池塘里吹过来，在令人窒息的煤渣味中，你还可以闻到收割后清新的麦秸秆的香气。我们沿着一条布满车辙的黄泥大道往南走了一段，就看见了邗桥砖瓦厂那简陋而荒凉的大门。
厂区的道路虽说铺着方砖，可你不知道踩到哪块砖上，就会突然冒出一股浓稠的泥浆来。我们经过一个挑着电灯挖土的工棚，绕过一块水泥篮球场，穿过一片地势低洼、长满齐人高茅草的荒地，就看见了工厂宿舍区那片微暗的灯火。
沈祖英对我说，按照孙厂长的安排，我得暂时在一位姓薛的高工家住一段，“不过，你可别担心，薛工去外地出差了，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我今天下午去他家看过一次，屋子收拾得挺干净的。你就凑合着住两天，等厂里为你安排了宿舍，再搬出来住。”
薛工的家，在一个简陋低矮的小院里。两间正屋。门前的空地上，有一块菜地。西侧还搭着一个灶披间，紧挨着山脚下的一座变电站。如果你凝神屏息，就可以听见变压器嗡嗡的电磁蜂鸣声。
沈祖英没有随我进屋。她告诉我，厨房的灶台上有一个塑料袋，里边装着挂面、鸡蛋和西红柿。随后，她又嘱咐我，明天用不着去图书馆上班，不妨先休息几天，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有空的话，也可以去邗桥镇上转一转，买一些生活用品。交代完了这些事，祖英将钥匙交给我，就晃动着手里的电筒，沿着斜斜的山坡，高高低低地走了。
第二天早上，听着屋顶上辟辟扑扑的雨声，我憋着一泡尿，在熹微的晨光中醒了过来。起先，有好长一阵子，我都误以为自己躺在故乡安静的阁楼上，心里还在惦记着去给牛圈里的两头牯牛换草，带它们去风渠岸边喝水。被子上那股淡淡的烟味以及对面墙上贴着的几张电影海报，把我拽回到了全新的现实中。
我趿拉着鞋子，拉开门，走到了细雨濛濛的院子里。
厨房门前的空地上，零星地长着几株旅生的玉米和向日葵。院墙边堆放着几捆劈柴和树枝，树枝的缝隙中，长出了大片的牵牛花——它们顺着石头垒成的墙面，一直爬到了厨房的屋顶上。我所在的这个小院，建在一个陡峭的山坡上，高压电线从房顶上越过，在山坡下的一大片草滩里荡出了一个巨大圆弧。顺着这个圆弧往下看，我发现整个厂区蜷缩在三面环山的一个亮汪汪的沼泽地里：星星点点的厂房、工棚和砖窑依山而建，被挖开的山包露出了大片的石块和黄土。挖土机在雨中静伏。一道山间溪流，裹挟着泥浆和沙石，从茂密的树林里奔冲而下，最后汇聚成了一条宽宽的洪流，沿着山脚蜿蜒西去，将昨晚经过的那处篮球场浸泡在一片汪洋之中。
越过脚下那片长满芦柴和茅草的滩地，可以看见一排居民楼正在雨中施工。而在更远一点的地方，是大片纵横交错的河道、收割后的麦田以及隐隐约约的一带远村。
应当说，除了乱、脏和荒僻之外，这个地方与我曾经生活过的乡村没有什么不同。你知道，我在村里人艳羡的目光中，只身一人离乡背井，来到繁华的都市，可不是为了欣赏什么山野风光！在这个荒凉的山坳中，唯一显示出现代气息的设施，大概就是那条横贯整个厂区的铁路了——为了便于砖瓦外运，工厂铺设了专用的铁轨，它一直延伸到了东山的山脚下。没过多久，我就看见一辆小火车突突地冒着浓烟，从杂草丛生的铁轨上缓缓驶过。
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刻，站在濛濛细雨中正在打探、掂量这座工厂的人，其实并不是我，而是雪兰。或者说，自从我跨上102路公共汽车的那一刻起（我刚上车，一个趔趄，就把一个年轻姑娘脱在地上的凉鞋踢得找不见了。她不停地骂我乡巴佬，直到沈祖英帮她找到了那只鞋，并代我向她一再道歉），我就在用雪兰的目光，偷偷地打量这个陌生的地方。我必须将自己变成雪兰，并在心里暗暗推测，在将来的某一天，雪兰来到“南京”之后，可能会有的种种心理反应。
坦率地说，经过一连几天的冷静观察，我没有找到一丝一毫可以让我妻子感到舒心和高兴的理由。这无疑加重了我的忧虑。到了夜深人静的晚上，一阵阵向我袭来的思乡之情，也让我的心急速坠入黑暗的深渊。
当然，这个地方也并非一无是处。
这里似乎应当顺便提一下，在东边那片起伏的山峦背后（那里矗立着霍夫曼窑高耸入云的两根大烟囱，一刻不停地喷着白烟），还趴着另外一个规模更大的工厂。这座名为“9327”的钢铁厂，与它建厂时的神秘传说一样充满传奇色彩。我后来听说，空军的两架战机在例行训练时，每次飞越这片山峦，仪表盘的指针都会发生奇怪的偏转。不久之后，从北京派来的一个地质勘探队，很快就探明了巨大的磁性铁矿的准确方位。1959年3月27日，随着大批上海钢铁工人和技术人员陆续抵达，9327钢铁厂破土动工。
大批上海人的到达，一夜之间，为邗桥这个荒僻的山村增添了许多时髦的亮色——他们不仅使得邗桥有了“小上海”的名号，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这里的风俗、生活方式乃至语言习惯。比如说，我所遇见的任何一个邗桥人，都会自然地把“茄子”称为“落苏”，把“洗澡”称为“打浴”，把他们不喜欢的人通通称为“垃圾瘪三”。在写给雪兰的第一封信中，我已经将“小上海”这个地名的由来，向她详细地做了介绍。
在9327钢铁厂与我们工厂之间，有一条不长的隧道在山间彼此通连。一到星期六的中午，那些从上海来的男男女女，就会穿着鲜艳时髦的衣服，成群结队地从隧道里拥出来，穿过我们工厂的厂区，前往102路公共汽车站，去南京和上海过周末。每当这个时候，我们砖瓦厂那些衣衫褴褛、自惭形秽的工人们就会谦卑地闪向路边，自动给他们让道。
如果我现在就提前告诉你，在将来的某一天，雪兰也会身穿颜色鲜艳的连衣裙，混杂在这伙花花绿绿的上海人中，从黑黢黢的隧道一端拥出，突然出现在我的视线之内，你会不会感到有些吃惊？
这年的九月，我回了一趟老家，正巧赶上了德正的葬礼。
德正的遗体火化后，骨灰被埋在了村东的那片桑树地里，离我父亲的坟不远。在桑树的浓荫下，春琴蹲在地上，一边为德正烧纸，一边哑着嗓子对我说：
“我不管你什么薛工不薛工的，这一回，你无论如何得把雪兰带走！我就不信，你把老婆带去，你们厂长会拦着不让她进屋。你可不知道你丈母娘那张嘴！这世上难听的话都被她一个人说尽了。别说是住在别人的房子里，你在南京就是露宿街头，也得把雪兰带走。谁叫你当初急吼吼地要跟人家成亲，现在知道懊恼，迟了！说句你不爱听的话，更懊恼的事，还在后头呢。”
我对春琴说，我倒也不后悔跟雪兰成亲，而是根本就不该去南京，“早知道去那个地方烧窑做砖瓦，去窑头赵岂不是更省事？我现在连做梦都想回到村子里来放牛。”
“回来好啊！”春琴揶揄道，“你要是回来了，我们就并家过日子。家里有了个男人，也省得我们孤儿寡母受人欺负。”
大概是觉察到在德正的墓前说这样的话有些不太合适，春琴静默了一会儿，丢下手里的树枝，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的纸灰，接着道：
“不跟你说这些没边没沿的话了。有一句话我要先说在前头。龙冬今年十二了，等他年满十六岁，我就让他去南京找你，好不好？到时候你托托人，替他在厂子里谋个差使。”
我家的那个阁楼空关了几个月，一时无法住人，这次回乡，我只得寄居在雪兰的家里。在我终于答应带雪兰去南京之后，银娣和小武松对我的态度骤然改观。在雪兰不断的暗示、央求和撺掇下，我把心一横，生平第一次改口叫银娣妈妈。当时，银娣嘴里正含着一口饭，被我冷不防这么一叫，明显地吓了一哆嗦，被饭团噎得直翻白眼。等到她拼命地把那口饭咽了下去，泪水夺眶而出。老两口一激动，当天晚上就把家中唯一的一张大床让给了我们，他们和小斜眼三个人，挤在了灶屋里的两张竹床上。
那天晚上，我和雪兰躺在岳父岳母的大床上，在樟脑球的清香中，久久难以入眠。帐外蚊声如雷，帐内汗出如浆。我在心里琢磨着，如何将邗桥那边的糟糕境况向妻子透个底，雪兰忽然翻过身来，把湿漉漉的头埋在我胸前，低声道：
“城里总不会像乡下这般热吧？你住的房子里，有没有装空调？”
我应当老实承认，这还是我头一回听说“空调”这个词，还不能确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物件，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所谓的空调，大概是一种远比电风扇还要高级的东西吧。我知道，雪兰之所以会这么问，多半是缘于我在信中对“小上海”的过度吹嘘，让她对未来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永远都忘不了雪兰第一次来到厂区时的眼神。我的目光叠入她的瞳孔，用不着看她的脸，我就能准确地感觉到，触目所见的荒凉和脏乱，在她心底里激起了怎样惊恐、畏惧和失望的涟漪。
烈日下的热浪，携带着令人窒息的煤烟味扑面而来。道路两旁的石棉瓦小屋，低矮，丑陋，一座接着一座。树木和植物的叶面上都覆盖着厚厚的灰土。几个头戴安全帽的工人，蹲在破烂不堪的工棚外打牌。一个肥胖的女人在面馆门口一边轰着苍蝇，一边用镊子给猪头拔毛。雪兰拎着箱子从汽车上下来，没走几步，一只脚就陷在了路上的烂泥里，怎么也拔不出来了。随后，一辆手扶拖拉机从我们身旁急驶而过，溅起沉重的泥浆，劈头盖脸地打在我们身上。
我知道雪兰心里在想什么。如果说她的眼睛睁得越来越大，显然不是因为眼前的“城市风貌”给她带来了应接不暇的喜悦，而是源于心中“妈的，我倒要看看，究竟还能糟糕到哪里去”一类的疑问、惊异和难以置信的愤怒。
在厂区大门到我宿舍的路上，我们走了半个多小时，雪兰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当她走进了我的小屋，在桌边坐定（我端给她的一杯凉水，她视而不见），她那漂亮的大眼睛终于变得黯淡无光了。
她默默地打量着这个房子，眼里闪动着泪光，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朝我凄然一笑，像是在安慰我似的，轻轻地吐出两个字来：
“挺好！”
平心而论，雪兰刚到邗桥的那阵子，还是打算跟我好好过日子的。孙耀庭也还算帮忙。雪兰来后不久，就被他安排到了工厂的医院，做了一名垃圾清运工。她从医院弄回了一捆浆得硬硬的纱布，拆开来，缝缝剪剪，糊在窗户上做窗纱。她受不了医疗垃圾的血渍和污秽，随后又去找孙耀庭调换工作，去公共澡堂卖起了澡票。
她在澡堂工作的那段时间里，养成了时不时地往家里“捎”浴巾的恶习。我们家的床上、饭桌上、椅子上，到处都铺着蓝白条纹的浴巾。我委婉地提醒她，把公家的东西拿回自己家来，不好。再说，我们家也不需要这么多的浴巾。雪兰的回答是：
“不拿白不拿。等将来有了孩子，用它来做尿布，正好。”
雪兰很快就和左邻右舍混熟了。她来后还不到两星期，邻居们已经开始让孩子往我们家送饺子了。就这样，琐碎的日子一天天过下去，平淡无奇，波澜不惊。雪兰成天乐呵呵的，从未在我跟前流露过一丝一毫的抱怨和不满。可我总觉得她哪儿不对劲。尤其是每当夜深人静，她咬着被角无声地哭泣（第一次，我还以为她在被窝中咯咯地笑呢）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在雪兰不让人触碰的内心深处，那片不祥的云翳始终还在。正因为她不愿意让我知道她在半夜里偷偷地哭泣，我也只能装出熟睡的样子，不闻不问。直到有一天，她哭了半天，在黑暗中突然对我说（这表明她知道我是醒着的）：
“你闻闻，这屋子怎么老有一股怪味？怎么像是死耗子的味道？”
我立刻从床上坐起来，使劲地嗅了嗅。还别说，在陈年的烟味中，确实能闻到一缕似有若无的怪味。
我正想着如何去安慰她，忽听雪兰又道：
“要是那个该死的薛工半夜里突然回家，我们该怎么办？”
是啊，这的确是个问题。
有一天傍晚，我从工会图书馆下班回家，刚走到门前的那片草滩里，突然发现我们家的院子里冒出了滚滚浓烟。起先，我还以为是家里的房子失了火，兀自吓了一跳。可等我跑到近处一看，原来是雪兰把墙角的那个柴禾堆点燃了。她像是跟谁赌气似的，正把被褥、床单、蚊帐一股脑地扔到火堆里去烧。邻居家的孩子远远地站着，朝这边张望，被浓烟呛得直咳嗽。我问雪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铁青着脸，不答话，也不正眼看我。她很快又回到家中，把床上的一张竹席拿了出来。她的动作过于莽撞，竹席让门框挂了一下，差一点把她带倒。等到这块竹席在烈焰中化为了灰烬，雪兰嘭的一声甩上门，就怒气冲冲地走了。
那天晚上，雪兰一夜未归。
第二天上午，在全厂职工大会结束后，我在工会礼堂的侧门口截住了正想匆匆离开的孙耀庭。我跟他说了妻子放火烧蚊帐的事，问他那个姓薛的工程师到底是怎么回事。孙耀庭一脸茫然地打量了我半天，满脸堆下笑来：
“噢，他出差去了。你看，我这里忙得七手八脚的。你来了这么些日子，我还没请你吃过饭。噢，对了，你妻子好像跟我说过，要把工作从医院换到澡堂去，换了吗？”
我压住心头的火，把昨晚雪兰在院子里放火烧被褥的事，再次从头到尾跟他说了一遍。孙厂长挠了挠头皮，表情就有些凝重。随后，他略一思索，拍了拍我的肩膀，笑道：
“薛工的确是出差去了。我没骗你。不过呢，他这趟差，出得有点远就是了。”
“什么意思？”
“死啦。回不来啦！”孙耀庭朝我诡秘地眨了眨眼睛，“这不挺好？那房子也没人跟你抢，你们夫妻俩，可以一直住下去。”
说完，他就在一伙干部的簇拥下，绕过一排夹竹桃树林，急匆匆地走了。
这天下午，沈祖英在工会图书馆的水房里洗衣服，笑着告诉我，就在我来厂前不久，薛工好端端的，不知得了什么急病，半夜死在了床上。等到他的尸体被人发现，早就烂得不成样子。“孙厂长怕你们乡下人忌讳，不让我跟你说。要我说，你可算是捡了一个大便宜。你想啊，要不是薛工出了这档子事，厂里专门给高工、专家准备的房子，独门独院，你一个刚进厂的小青年，怎能住得上？”
现在回想起来，正是这件事的发生，导致了我和雪兰夫妻关系的急转直下。本来就岌岌可危的婚姻，一旦越过某个危险的临界点，就只能朝着它既定的最后目标撒足狂奔了。差不多一年以后，雪兰突然辞去了澡堂里的工作，去隔壁的9327钢铁厂当了一名质检员。起先，一个星期中，她总有一两天不在家住。到了后来，有时一连两三个月，你也看不见她的踪影。再后来，我就听说，雪兰跟9327的一个上海技术员已经公开同居。有时候，她回家来取东西，那个技术员就在院子外面站着，抽烟，等她。奇怪的是，对于生活中的这个重大变故，雪兰从不解释，至于离婚一事，雪兰也只字不提。我心里暗暗琢磨，或许，她是在等着我把离婚这件事提出来。于是，趁着她有一天回来翻箱倒柜地找耳环，我就主动地挑起话头，与她商量起了离婚的事，就像是我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
雪兰明显地愣了一下，笑嘻嘻地在我头上摸了摸，道：“我说你是装傻呢，还是真傻？这时候离什么婚？你们厂邗桥新村的房子已经封顶，眼看就要分房了。我在这个节骨眼上跟你离婚，你一个单身职工，分什么狗屁房子？难道说，你愿意一直在这个死人的屋里呆下去？房子分下来，全归你。我一片瓦也不要。我早就想好了，你什么时候拿到了新房的钥匙，我们就什么时候去民政局办手续。我们之间的事，好商量，一日夫妻百日恩嘛！”
听她这么说，我心头一热，差一点落下泪来。
五年后的一个秋末，我在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场门口，最后一次遇见雪兰。
那是在她搬家去上海的前夕。我正往百货商店里边走，看见一个熟识的身影，正拎着一大包东西往外走。当我认出他就是我以前的岳父小武松时，想躲已经来不及了。随后走出门来的，是我的前岳母银娣，她手里抱着一个小孩，一看见我，忽然就僵立不动，上嘴唇黏在牙龈上下不来了。雪兰倒是反应快，她把手里举着的一只黄色的气球交给丈夫—— 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中年人，走过来用手指挑了挑孩子的嘴，让他叫我“娘舅”。
小武松给了我一支烟。我们都没有说话。没抽几口，银娣他们已经在公共汽车站向他招手了。小武松潘乾贵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碾了碾，在我肩上重重地捏了一把，黑着脸，一声没吭，走了。
我还记得，雪兰跟我离婚差不多两个月之后的一天傍晚，她曾经到我的住处来过一次，取走她寄放在这里的一包衣物。那时已经是深秋了。她穿着一件薄薄的藏青色毛料短大衣（这使她的皮肤显得更为白皙），耳朵上吊着一对翠绿色的耳环（这使她看上去既放荡又羞怯，笑容变得稍稍有些陌生），身上散发出的气息，有点像山野里随风飘来的晚桂的芬芳（这使她身上乡下姑娘的气质消退殆尽）。她在屋里四处嗅了嗅，问我晚上做了什么好吃的，怎么这么香？我说了一句客气话，留她一块吃晚饭，没想到雪兰爽快地答应了。我赶紧去厨房，将一盘肉丝韭黄回锅热了热，又炒了一盘水芹，还烧了一大碗西红柿鸡蛋汤。
我知道她刚带着爹妈去了一趟上海，吃饭时，就随口问了问她去上海的情形。雪兰说，别的都还好，就是他爹小武松与公公“搞不到一块去”。她公公是上海益民糖果厂的副厂长，骨子里有点瞧不起乡下的这个亲家翁。不过，这也怨不得人家。小武松公然在他们家客厅里吐痰不说，吐完了，还要习惯性地用鞋底擦一擦，烟灰更是弹得到处都是。
关于她与“小胡子”在上海的婚礼，雪兰一句都没提。
大概是实在找不到什么话说，雪兰盯着对面墙上的那一溜电影海报，笑着问我，从小到大看了那么多的电影，“有没有在心里偷偷地喜欢过哪一位女演员？”
我知道她在没话找话，可还是认真地想了想，对她说，我起先喜欢过扮演金环和银环的王晓棠，后来是《柳堡的故事》里的陶玉玲，最后是《杜鹃山》里的杨春霞。
“你呢？你是不是也喜欢过电影里的什么人？”我把这个问题还给了她，就好像我真的对她的回答充满了好奇。
雪兰说，她可不像我那么花心，从小到大，她只迷恋庞学勤。庞学勤这个名字有点耳熟，至于他到底演过哪些电影，我一时倒也想不起来了。说到这里，雪兰忽然停下筷子，问了我一个奇怪的问题：如果说，在她的少女时代，在乡下，她的心里一直珍藏着某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想不想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换句话说，如果她曾长年累月默默地思慕着一个人，连做梦都想跟他在一起，想不想知道这个人是谁？
她一动不动地望着我，眼睛里亮晶晶的。
我首先想到的这个人，当然是同彬。
雪兰摇了摇头。
我接下来提到了脸上微有麻点却不乏英武之气的复员军人高定邦，提到了那个戴着眼镜、文静秀气、仿佛每时每刻都在偷偷打量别人的小白脸高定国，提到了耳朵上成天夹着一支短铅笔、说话幽默刻薄的赵宝明。
雪兰从我手中拿过烟头，抽了一口，轻轻吐了一口气，道：
“你想歪了。”
就在起身去灶下盛饭的时候，雪兰突然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
朱虎平
现在，我们不妨让时间倒流，回到许多年前的那个暴风雨之夜。
那天晚上，我和雪兰、永胜、同彬还有礼平兄妹在村里躲猫猫。快到半夜时，一阵闷雷滚过，大风骤起，天气陡然变得清凉。雪兰说，要下雨了，不如散伙回家，她第二天一早还要跟奶奶去皮村卖韭菜呢。可礼平不同意。他说，时候还早。虽说永胜被他爹拽走了，还有他和金花。如果他们在两个小时之内找不到我们，就输给我们一人一根赤豆冰棍。雪兰让他发誓，礼平就发了毒誓。我、雪兰和同彬躲到一边商量了一下，就决定去村西赵孟舒先生吃砒霜的那个蕉雨山房里去藏身。雪兰和同彬躲在楼上，我一个人坐在楼下的台阶前。
很快就下起雨来。
我听见雪兰的奶奶在村中焦急地呼喊她孙女的名字，可雪兰没法应答。据说，同彬那时候正死死地捂住她的嘴。因为，几乎在同一时刻，一道闪电过后，他们俩被眼前出现的一幕吓得魂飞魄散：在蕉雨山房西南角的那个凉亭里，突然多出了两个人影。
同彬和雪兰蹑手蹑脚，弓着腰，从楼上下来，一左一右地蹲在我边上。两个人都确信看见了赵孟舒的鬼魂。我心里也有点害怕，可还是没忘了问他们：如果两个人中的一个是赵孟舒的鬼魂，那另一个又是谁呢？
正这样想着，电闪雷鸣中，我们总算看清了。他妈的！在凉亭里面坐着的，根本不是什么赵孟舒的鬼魂，而是朱虎平和梅芳！
另一个问题接着又来了：在这漆黑一团的暴风雨之夜，时间早已过了午夜十二点，这两人神不知，鬼不觉，跑到蕉雨山房的凉亭里来做什么？
“一定是在搞腐化！”同彬一脸严肃地叮嘱我们说，“千万不能让他们发觉我们躲在这里。否则，他们的奸情一旦败露，狗急跳墙，是要杀人灭口的。”
雪兰小声嘀咕说：“照我看，他们倒也不像是在搞腐化。两人隔得八丈远，好像谁也不愿搭理谁。”
同彬鄙夷地看了雪兰一眼，道：“着什么急啊？我敢打赌，用不了五六分钟，他们俩人就会抱在一起，亲嘴，摸奶，脱裤子。”
我们几个趴在一丛芭蕉的后面，忍受着蚊虫的叮咬，连大气都不敢出。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期待中激动人心的一幕并没有发生。
虎平和梅芳两个人，隔着凉亭里的石桌，东西对坐。石桌上除了一只白铁手电筒之外，别无他物。朱虎平两手放在膝盖上，腰板挺得笔直，正在滔滔不绝地跟梅芳说着什么。当梅芳跟他说话时，虎平的身体会微微前倾。有时，他偶尔也会抬头看一看天色。梅芳呢？她正在把披在肩头的长发重新盘在脑后，并不时腾出手来，拍打着腿上的蚊子。看得出，她不怎么在意虎平跟她说什么，可她一直在笑。
蟋蟀和青蛙早已停止了鸣叫，满院的萤火虫此刻也已经看不见了。雨点打在荆棘丛中，打在芭蕉宽宽的叶面上，打在屋顶的碎瓦上，打在庭院的石阶上，满耳都是沙沙的雨声。当闪电从厚厚的云层中钻出来，在天空绽放火树般的裂纹时，我们才能看见梅芳的那张脸，看见她那光裸的手臂。
雪兰忽然说：“要是能够听见他们在说什么话就好了。”
她这么一说，倒是提醒了同彬。他二话没说，就把身上的白背心脱了下来，一猫腰，翻过长廊，钻进了东边院墙下的树丛里。他光裸着脊背，在荆棘丛中一点一点地向凉亭靠近。大风中被刮得东倒西歪的树木，给他提供了很好的保护。
闪电让梅芳的脸在黑暗中闪闪烁烁。每一张被定格的脸，都在笑。没过多久，雨就渐渐小了。朱虎平和梅芳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
“走？”虎平问了一句。
“走。”梅芳答道。
朱虎平抓过桌上的手电筒，一个人走在了前面，梅芳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后面。当他们翻过蕉雨山房院墙的豁口时，虎平伸手扶了梅芳一把。仅此而已。
两人在院墙外道了别，一个往西，一个往南，消失在了我们的视线之外。
虎平和梅芳刚离开，雪兰就仰着脸问同彬，刚才朱虎平跟梅芳都说了些什么。同彬从她手里接过汗背心，把满身的树叶和草茎胡乱地捋了捋，低低地骂了句“晦气”，没有接话，眼神略微有些落寞。
我们三个人走到同彬家附近的弄堂口，正想各自回家睡觉，雪兰再次拦住同彬，问他刚才虎平到底说了什么话，让梅芳笑得差一点昏死过去？
同彬笑道：“虎平跟梅芳说了一个故事。”
雪兰道：“什么故事？说来听听！”
同彬道：“你真想听？我可告诉你，挺下流的。”
雪兰道：“下流就下流，怕什么？”
于是，同彬想了想，就靠在弄堂口的墙上，和我们讲起了下面这个故事。
一个村庄。
一户人家。
一对夫妻。
有一天傍晚，老婆嘱咐丈夫去邻村的代销店买东西。买什么东西呢？一斤火油，一刀草纸。丈夫出了门，但并没有走远，他躲在门前的一棵枣树下，查看动静。很快，他看见住在隔壁的村长从门里探出脑袋，四下里望了望，偷偷地溜进了他们家。丈夫不声不响地绕到了西窗下，踮着脚，听壁根。他听见自己的老婆和村长在床上翻云覆雨，还听见老婆断断续续地问村长：
“怎么样？惬意不惬意？”
村长说：“惬意的。惬意的。”
老婆又问：“什么感觉？”
村长道：“什么感觉我倒有点说不上来。反正是一惊一惊的。”
村长问老婆：“你呢？惬意不惬意？”
老婆道：“惬意的。惬意的。”
村长又问：“你什么感觉？”
老婆道：“什么感觉我倒也说不上来，反正是一张一张的……”
接下来的内容，因实在难以启齿，这里只能略过不提。不过，在我们家乡一带，这个故事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每个成年男性都会倒背如流。虽说存在着不同的版本和变体，但基本内容大同小异。雪兰是女孩，没听过这个故事并不奇怪。同彬刚开了个头，我就感到腻烦透了。应当说，这个故事虽然有些淫秽，但并不好笑。因此，当同彬刚刚讲完，雪兰发出一连串夸张的纵声大笑时，我和同彬面面相觑，彼此都有些疑心，这个故事，雪兰或许根本就没听懂。
雪兰心满意足地离开后，同彬看了我一眼，道：“你说雪兰这丫头，在那方面，是不是有点缺心眼啊？”
雪兰在心里偷偷地喜欢朱虎平，据说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那就是朱虎平长得有点像电影演员庞学勤。在我们的少年时代，要说起心中第一号的美男子，当然非王心刚莫属。可奇怪的是，雪兰横竖都看不上王心刚。她说王心刚的牙齿太大且不整齐（不如庞学勤那般细腻雪白），王心刚的脸盘太肉（不像庞学勤那般精致、坚毅，简直像刀刻似的），说话的嗓门水叽叽的（不像庞学勤那般瓷实、爽利、干净，就像被砂纸打磨过的）。听她这么一比较，你还别说，朱虎平与庞学勤两个人，不论是外貌还是嗓音，真还有点像。在雪兰看来，区别仅仅在于：“虎平的腿比庞学勤还要长一些，笑起来的时候，比庞学勤还要好看一些。”
打我记事的时候起，红头聋子朱金顺就一直在忙着给儿子朱虎平介绍对象，仿佛全世界的漂亮姑娘都排着队，从四面八方来到我们村，任由虎平挑选。看来看去，朱虎平没有一个稍稍中意的。起先，媒婆要是领过来一个姑娘，虎平还耐着性子与人家周旋一番，到了后来，他从外面收工回家，一见家中来了陌生女子，连照面都不打，扭头就往外躲。眼看三十出头，还没有说上个媳妇，红头聋子急火攻心，三天两头往隔壁的老福家跑，央求她赶紧给想个法子。
老福倒是给朱金顺出了个主意：让姑娘预先脱得一丝不挂，钻到虎平的被子里等着，虎平一进屋，“你就把房门从外面锁住。到不了天亮，我保险你生米做成熟米饭。”
红头道：“好倒是好，只是不晓得人家女方肯不肯依。”
老福想了想，说，她娘家村倒是有一个现成的姑娘，人品、面相和脾气都好，就是胖一点。“这事包在我身上，不由得她不依。你就等着抱孙子吧。”
那天晚上，虎平从邻村看戏回来，红头聋子见他哼着戏文进了屋，就依照老福的嘱咐，把房门从外面给反锁上了。不一会儿，红头聋子就听见儿子发了疯似的哇哇乱叫起来，还没等朱金顺打开房门，虎平穿着一条三角短裤，早已从窗户里跳了出去，蹿到了隔壁的老福家，逼着老福奶奶给他做个见证，在他床上躺着的那个姑娘，他连碰都没碰。
老福笑着问他，那姑娘人怎么样，虎平道，就见床上汪着一堆白肉，别的没看清。老福问他愿不愿意与这个姑娘成亲，虎平道，成亲不行，拿她来熬油还差不多。老福笑了半天，只得摇头叹气。
“那你晚上在哪里睡啊？”老福问他。
“跟你睡啊。天气这么冷，我正好给你老人家焐焐脚。”虎平笑道。
老福只得依了他。
虎平刚上床，老福奶奶就用脚去踹他：
“孩子啊，你要是一直追着自己的影子跑，下辈子也追不上。你要想在这世上找一个和梅芳一模一样的人，下辈子也找不见。这女人好不好，过起日子来才知道，围着锅灶转起来才知道。好孩子，听我一句劝，赶紧回家，搂着你自个儿的老婆去睡吧。”
虎平在被窝里偷偷地挠老人的脚板底，呵呵地傻笑，就是不说话。
我曾听老福说过，朱虎平的娘还活着的时候，与窑头赵的梅家就结了娃娃亲。每年春节，梅芳都会跟着母亲到虎平家来走亲戚。到了春夏之交的农忙时节，虎平也时常被他娘赶去窑头赵村，帮着梅家耕田、插秧、收麦子。自打虎平的母亲去世后，两家的来往就慢慢地疏淡了。后来，梅芳因为当了干部，与高定邦兄弟的来往多了起来，一来二去，就与高定国成了亲。
朱虎平是个痴心孩子，他因心里惦记着梅芳，倒也没觉得单身过一辈子有什么不好。只是苦了他爹朱金顺。
当然，为朱虎平的单身而成天忧心如焚的，还不光是朱金顺。梅芳也渐渐感到了一丝难言的苦涩。每当她看见红头聋子满含怨恨地从身边走过，心中的委屈可想而知。两人平常在村子里见面，也总有些不自在。她有心要好好劝劝朱虎平，想来想去，就在灯下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大段大段地引用了最高指示，恳求虎平忘掉自己，开始崭新的人生。
虎平给梅芳回了信。不过，第一个拆阅此信的人并不是梅芳，却是会计高定国。高定国在对朱虎平恨得咬牙切齿的同时，也对妻子写给虎平的那封信，产生了很不健康的遐想。想象乃至虚构信件的内容，成了他夜不能寐、妒火中烧时的唯一消遣。一九七〇年夏天，高定国突然带人抄了虎平的家。他没能找到妻子写给虎平的那封信，却意外地起获了两床古琴和一张金丝楠木的琴案。他一时恼羞成怒，不顾朱金顺的拼命阻拦，不顾闻讯赶来的赵锡光如丧考妣的苦苦哀求，将那些“封资修”浇上柴油，付之一炬。
一天深夜，雪兰从灶间的竹床上一觉醒来，听见母亲银娣正用很小的声音与父亲在隔壁说话。银娣说：
“要说虎平这辈子，可算是被梅芳那货害惨了。那么俊朗的一个小伙子，这么熬下去，真要打上一辈子光棍，就太可惜了。”
父亲笑着说：“你要看他可怜，不如自己送上门去让他解解馋。我度量大。”
银娣怒道：“放你娘的屁！姓潘的，好好说话行不行？”
父亲道：“要我说呢，这屎盆子也不能扣到梅芳一人头上。红头聋子不知从哪里弄来那么些个丫头，歪瓜裂枣的，一个比一个长得丑。虎平如何能看得上眼？这小子，心气高，凡事就爱掐个尖。若是遇上个把像我们家雪兰这个模样的，保管一箭就穿心！”
从父母的这番喁喁低语中，雪兰不难得出以下两个结论：第一，即便在母亲的眼中，朱虎平也称得上是一个响当当的美男子；第二，在父亲看来，也许只有自己的美貌，才能配得上虎平的俊朗英秀。就这么翻来覆去地想着，不知不觉中天就亮了。在她脑子里，萦绕不去的，始终是这样一个大胆的假设——假如自己变成了那些求亲者中的任何一位，情况究竟会有多大不同？虎平会不会有完全不同的反应？
雪兰身上一阵冷，一阵热，被自己的骄傲和虚荣折磨得像打摆子一样。
当然，雪兰内心十分清楚，鉴于两人的辈分和年龄，她对虎平的渴慕只能烂在肚子里。因此，在她虚构的与虎平生死相恋的种种情节中，天下大乱和世界的突然毁灭就成了必要的前提。换句话说，假如地球上的人全都死光了，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年龄和辈分自然就不是什么问题。
而在更多的时候，故事总是以虎平对她粗暴的蹂躏作为结局。
一天中午，雪兰正在磨笄山上寻羊草，远远看见朱虎平头戴一顶发黑的破草帽，肩上扛着一把铁锨，高挽着裤腿，懒洋洋地出了村，径直往西去了。那是六月的一个大热天，田野的秧苗刚刚返青，烈日烤得人昏昏欲睡，四下里静谧无声，望不到一个人影。伴随着心房的狂跳，雪兰甚至能听见流水在干涸的稻田里流过时发出的“滋滋”的响声。雪兰后来告诉我，不是她存心要在后面跟着，而是心里有一个“鬼”，在不断地催促她迈开双腿，懵懵懂懂地撵上他。
朱虎平的身影，在翠绿的秧田里转悠。他一会儿挖开田埂，让沟里的清水流进稻田；一会儿又在水沟里拦起一道水坝，让不断升高的水流漫过田陇。雪兰其实并不想靠近他。在割羊草的间歇，她偶尔抬起头来朝他望一眼，知道那个人还在，她心里就会涌出一阵阵秘密的喜悦：
在这个阒寂的午后，田野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地球虽然还没有毁灭，可是在这片空旷悠远的苍穹之下，只有他们两个人！
可是，当朱虎平走到十八亩的一个树林边，人影一晃，忽然就不见了。惟有光溜溜的一截地平线，还有在天上堆得厚厚的白云。
雪兰绕着那片树林，来来回回地走了两遍，也没瞅见虎平的人影，心里就有点惘然若失。她正准备往家走的时候，却在溪沟边的一棵大榆树下再次看见了他。
噢，原来，他正躺在溪沟的草坡上睡觉呢！
雪兰丢下草篮和镰刀，下到沟里，慢慢走到虎平的身边，一屁股坐在他身边的树荫下，伸手就去推了推他的胳膊。虎平还在梦中。他睡眼惺忪地睁开眼，扫了雪兰一眼，皱了皱眉，又接着睡，很快就打起鼾来。雪兰在他身边坐了一会儿，实在无聊，又去捏他的鼻子。这一次，虎平倒是醒了，鼻子里吭了一声，一骨碌翻身坐起：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鬼丫头，搅我一梦。”
雪兰道：“朱虎平，你睡觉还张着嘴，就不怕树上的杨瘌子掉你嘴里啊？”
虎平笑道：“你这丫头，没大没小的。‘朱虎平’这三个字是你该叫的吗？”
雪兰道：“那我该叫你什么呀？”
“叔叔可以叫，舅舅也可以叫。哎，我说你不好好去寻草，一路悄没留声地跟着我干什么？”
雪兰听他这么说，心里就吓了一跳。原来自己在后面不远不近地跟着，虎平嘴上不说，心里全知道。
雪兰咬着嘴唇，想了想，又道：“朱虎平，你狗日的也别神气！我手里拿着你一个天大的把柄，你知道吗？”
朱虎平略微愣了一下，扭过头来看了看她，似笑非笑地说道：“什么把柄？说说看。”
雪兰道：“那天夜里你和梅芳躲在蕉雨山房的凉亭里，鬼鬼祟祟，捣什么鬼？我要是把这事捅给高定国，保管你吃不了兜着走。”
她这一嚷，虎平反倒笑了，露出一口庞学勤般雪白的牙齿：
“先别说这事，我倒要问你，你是怎么知道我和梅芳在凉亭里躲雨的？”
雪兰把虎平的那顶破草帽抢了过来，看了看，按到了自己的头上，道：“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虎平道：“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在祠堂里开会。散会后，我和梅芳一路回家。没想到走到半路上，忽然就下起大暴雨来。瞅见那处院子里有个凉亭，就在那躲了一阵雨。噢，对了，那晚开会，你爹也参加了，你回去问问他就清楚了。”
“说得倒轻巧！”雪兰冷笑道，“既然是去避雨，那你干吗跟她讲什么下流故事？”
“下流故事？”虎平吃了一惊，像是被蒙在鼓里似的，完全摸不着头脑，“等等，什么下流故事？”
“怎么样，害怕了吧？你难道还要我把这故事跟你再说一遍吗？”
“你，说说看。”虎平的喉结猛地一伸缩，咽下了一大口唾沫。
雪兰见他死不认账，一赌气，就“一个村庄，一户人家”地讲了起来。
故事讲到一半，当那些令人难堪而羞耻的词语像水流一样从她嘴里汩汩而出，雪兰生平第一次准确地领悟到了那些语汇的真正含义。她的语速明显放慢，语调变得犹疑，支支吾吾，脸上一阵阵发烫。她低头弄着衬衣的衣角，根本不敢看虎平的脸。就在她犹豫着要不要再讲下去的时候，她清晰地听到虎平在她耳边用一种她从未听过的温柔的语调对她喃喃低语：
“说下去。”
与此同时，她忽然感到自己半个肩膀变得麻酥酥的，因为虎平的一只手不知什么时候已搭在了她的肩上，然后顺着她的胳膊一直往下滑。她知道虎平的指尖不经意间轻轻地触碰到了她衬衣下的乳头（她浑身像过电似的打了个激灵），但她拿不准虎平是不是知道。她能听见虎平变得越来越急促的鼻息声。她在心里默念，惟愿时间停止在这一刻。淫荡、甜蜜、羞耻、忧伤和恐惧，彼此紧紧纠缠在一起。
雪兰的故事还在持续。
虎平还在喃喃地怂恿她：“说下去。”
雪兰一字不落地把这个故事讲完，偷偷地抬起头来，打量了对方一眼。这一看，雪兰不由得吓了一跳。
那是一张彻底变了形的扭曲的脸。
雪兰说，她还从未见过这么一张恐怖的脸。那不是朱虎平的脸。那不是她平常所熟悉的庞学勤的脸。仿佛是正在经历什么难以忍受的痛楚，豆大的汗珠密密麻麻地堆在他的额头上，汇成了一道水流，从两鬓滑落。他的眉毛全都拧到了一块，喉结一伸一缩，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她。这张脸，贪婪，丑陋，甚至有几分猥琐，看那架势，就像要一口把人吞到肚子里似的。
看着这张脸，雪兰忽然感到有些害怕。这时，她听见虎平在叫她。
“雪兰。”
“嗯。”
“雪兰。”
“嗯。”
“雪兰”
“嗯。”
虎平叫一声，雪兰就应一声。同时，她在心里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只要他豁得出去，我是无所谓的。
可就在这个时候，虎平忽然怪笑了一下，朝她脸上喷出一口热气，松开了她的胳膊。他像是跟谁赌气似的，阴沉着脸，从斜坡上爬起来，弯腰捡起那顶破草帽，按在头上，扛起铁锨，一句话没说，走了。当他走到溪沟的坡顶上，忽然站住了，又回过头来望了雪兰一眼，随后，就加快了步子。
雪兰一个人在榆树下呆坐了半天。清澈的溪水漫过倒伏的水草，淙淙有声。在不远处的一个水潭里，一只刚刚长出新羽毛的野鸭子不时扎着猛子，游得飞快，在水面上划出一道长长的波纹。弯弯曲曲的溪沟逶迤远去，草色旷远芊绵，流水凝碧。
虎平的身影，在河道的另一端，已经走得远了。
在回家的路上，雪兰再次遇见了朱虎平。当时，他正在一块秧田里查找漏水的暗洞。他假装没有看见雪兰。雪兰走过他身边，用小得不能再小的声音对他道：“朱虎平，你放心。我什么都不会跟旁人说的。”
那时的朱虎平，早已恢复了原先的理智、宽厚和温柔。他的那张脸，也重新变得磊落而俊美。他朝雪兰凄然一笑，伸手摸了摸她的头，低声道：
“别那么没大没小，以后见面记得要叫我叔叔。”
朱虎平和蒋维贞育有一子一女。无论是他们的爱情传奇，还是后来的婚姻生活，在我们那个民风放逸的山村里，一时间都堪称纯洁的堡垒。不过，若照同彬的话来说，所谓堡垒，本来就是被用来攻破的。到了一九九二年前后，自从三十七岁的蒋维贞被我堂哥赵礼平带到深圳和珠海去“开拓业务”之后，夫妻俩过起了聚少离多的日子。朱虎平慢慢地就变成了一个酒鬼。
我在二〇〇六年的夏末遇见他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为朱方集团旗下的一个成衣公司看守厂门。酒精中毒所导致的手颤，已让他拿不稳一根香烟了。凌乱的白发在头上飘动，眼神空洞而茫然。只有当马路上的消防车发出刺耳的鸣叫呼啸而过时，他那木讷浑浊的眼球才会突然放出一丝亮光。
我不知道在那一刻，朱虎平会不会想起自己家那台早已被废弃的水龙，想起自己身为救火会会长的那段光辉灿烂的日子。
孙耀庭
工会图书馆是一个两层楼的灰砖建筑，隐没在一片翠绿的杉树林中，紧挨着职工食堂和工会俱乐部。墙砖宽厚、陈旧且结实，长着毛绒绒的碧绿苔藓。在炎炎烈日之中，只要你一走进这座建筑，就会立刻感到一缕迎面扑来的阴凉，令人郁燥顿除，神清气爽。
沈祖英告诉我，这座图书馆建成的时间顶多也就十年。当年，厂里要修建一条通往江边码头的专用铁路，被一座巍峨的团城挡住了去路，主事的人说了声“挖”，筑路工人就在城墙上扒开了一个大豁口。厂部的领导觉得旧墙砖几乎完好无损，丢掉了有些可惜，就用这些城砖盖了这座图书馆。虽然经过了数百年的风吹日晒，这些城砖敲上去仍然当当作响，俨然金铁之鸣，“这样的砖头，我们厂连一块也造不出来。”
祖英说，几百年来，南京城头旗帜变幻，屡攻屡陷。每一块城砖，都吸饱了兵士们的鲜血，那些疯长的绿苔，正是兵士们的魂魄，“没人的时候，你稍稍凝神屏息，就会听到房子里刀剑相叩，喊打喊杀的嗡嗡声。”沈祖英在向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我已经发现这个人有一个天生的弱点：胆小，且联想丰富。
我刚去图书馆上班的那阵子，正值盛夏，几乎每天午后都会下暴雨。当狂风从屋顶上呼呼地刮过，空旷的房子里的确回荡着一阵阵尖利的嚣鸣。不过，那声音听上去，倒不像刀剑相叩的厮杀和叫喊，更像是一声声满含幽怨的叹息。
按照厂里的规定，图书馆在周末照常开放，只是在每周三的下午，有半天的闭馆休息时间。祖英负责楼上两万多册图书的借阅和编目，而我则在楼下照看报纸和期刊阅览室。除了一些退休职工时常来阅览室翻看报纸和电影画报外，很少有工人来这里借书。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做，打发难熬的清闲，祖英每天都会把家里的衣服拿到单位来洗。等到她把那些衣服洗了又洗，一件件抖开抚平，挂在晾衣绳上，差不多就要花去大半个上午。到了下午，照例是收衣服、烫衣服、叠衣服，沈祖英总有办法让自己一天到晚忙个不停。
沈祖英洗衣服的水房就在走廊的尽头。严格来说，那个水房只是一个天井——地上铺着青砖，水池的上方装有防雨的塑料顶棚，西南两边的砖墙上各有一扇人字形瓦片搭成的花窗。水房里还有一只烧开水用的煤球炉。
两棵高大的枣树筛下一地的浓荫。
在祖英不洗衣服的中午，我也会搬一张折叠椅，躺在满眼翠绿的天井里，嗅着衣服上淡淡的肥皂味，随便找一本书来看。看累了，就把目光投向窗外的野地。透过那些鼠耳状的枣树叶，我注意到，在远处的一片收割后的麦田里，矗立着一座古老的砖塔。一座砖塔孤零零地耸立在麦地里，的确有些奇怪。砖塔后面，是一个月牙形的荷花塘（雪兰刚来的那些天，我曾带她去砖塔下转了转。可雪兰当时心绪不佳，对满塘的荷花和四周幽深古朴的景致无动于衷）。再往前，就是邗桥镇了。祖英的家也在那里。
我到达邗桥已经一个多月了。母亲那边没有任何消息。
有一天，阅览室来了一个人。这人看上去五十来岁，梳着齐耳短发，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衣。她一边翻阅着杂志，一边偷偷地透过鼻梁上方的眼镜，不时地觑我一眼。可她一旦发现我也在打量她，脸色就突然变得很严肃，迅速把目光移向别处，装出没有看我的样子。
我一连试了几次，每次都是这样。
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荒唐的念头：这人会不会就是我的母亲？她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读者的样子，悄悄地溜进阅览室，会不会是为了在暗中观察我，留意我的一举一动？
我正乱七八糟地想着这些事，沈祖英双手蘸满肥皂沫，从水房里悄悄来到我身边，朝我递了个眼色，小声地叮嘱我，让我给那个女人倒一杯凉开水，送过去。除了这个女人之外，当时的阅览室里还有另外的七八个人。沈祖英为什么单单让我给她一个人送凉白开呢？我心里犯起了嘀咕，但还是决定照她的话去做。当我把水杯端到她跟前，她连头也没抬，不冷不热地说了句“谢谢”，仍旧在翻看杂志。我正要走开，忽然听见她向对面坐着的一个老头悄声道：
“村里的青壮年都被敌人抓走了……”
那老头把手里的报纸一抖，抬头看了那个女人一眼，笑了一下，立刻朗声道：
“崔大嫂下落不明！”
随后，老头起身走开了。他独自走到窗边一个静僻的角落里，背转身坐了下来，跷起二郎腿，继续看报。
坦率地说，我当时被他们之间的对话弄糊涂了，心里想，像唐文宽那样喜欢说怪话的人，原来哪儿都有啊。我悄悄地来到水房，把这件怪事和祖英说了说。她在搓衣板上使劲地搓着一条灯芯绒裤子，不吭声，只是笑。等到她把那条裤子在脸盆里投干净，让我帮她拧干，这才甩了甩手上的水，小声对我说：“那人是个疯子。你要留点神，千万别去招惹她。要是她发作起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说起来，人的意念有时候十分可笑。你要是对某个事情动了念头，即便你明明知道这个念头是错的、荒唐的，但要消除它在心里留下的印记却绝非易事。你大概还记得，在我小时候，是以王曼卿的样子来想象母亲的。自从我在图书馆见到那个疯子之后，就开始以这个疯子的形象，来想象母亲年老后的样子。毫无办法。后来，我知道她就是孙耀庭的前妻，知道这人姓秦，知道她在文革时期，作为南京戏剧界的一代名伶，曾一度头角峥嵘，风光无限，但这个疯子，仍然会盘踞在我的记忆里继续扮演母亲的形象——夜半时分，当我大汗淋漓地从梦中醒来，在黑暗中试图要挽留住母亲那正在消退的虚幻面容时，每次拼合出来的，总是那个疯子的形象。
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两个月之后。
八月末的一天中午，厂办宣传科的小于来图书馆找我。他笑嘻嘻地通知我，下班后去一趟厂长办公室，孙耀庭有要紧的事要跟我谈。
那时，我已经预感到，孙耀庭终于要跟我谈母亲的事了。
经过整整一个下午的反复思量，我在心里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假如母亲提出来要和我见面，我不应该立刻答应。到了这个时候，怎么也得端一端架子。她晾了我足足二十一年。二十一年音信全无。我也应该晾她一晾。假如她一招手，我就像只哈巴狗似的，摇着尾巴冲她跑过去，也许反而会被她瞧不起。当然，如果她再三哀求，我最后还是会让步的。因此，你大概可以想见，当孙耀庭在办公室里跟我一见面，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母亲去世的消息时，我当时首先感到的并不是晴天霹雳的悲伤，而是一种痛彻肺腑的羞惭和难以置信。
孙耀庭给我泡了一杯茶，刚刚在对面的椅子上坐定，就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告诉我，我母亲已经走了。就在五一劳动节的第二天。她被人推入手术室之后一直昏迷。事实上，她的喉管被切开后，又在监护室挺了两个多月。
孙耀庭说，他之所以拖那么久，才将这个事情告诉我，也是为我好。他担心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猛然得知这个消息，人会受不了。他还说，母亲过世之后，他也曾考虑过，要不要派人去乡下报个信，但后来还是决定放弃。一来是路远，二来，自从首长得了老年痴呆症之后，部队的那户人家一下子拥来了很多陌生的亲戚，都不太好打交道。他们自己弄了一个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就在殡仪馆，没有通知任何人。
“这么说，我母亲已经不在了？”我眼巴巴地望着孙厂长。
“是的，不在了。”
孙耀庭说，我母亲去世时，留给我一堆遗物，被装在一个大纸箱里，搁在她南京的家中，已经很久了，“过几天我让小于给你送过去。”
我问他母亲死后葬在哪里，能不能带我去她的坟前看看。孙耀庭想了想，叹道：“没有坟。你母亲去世后留下遗嘱，让人把她的骨灰撒入扬子江中。至于他们撒没撒，我就不清楚了。”
我记得，那会儿天已经差不多黑了，可孙耀庭并没有开灯。他大概觉得，谈论这种事，待在黑暗中，我们彼此都会更自在一些。头顶上方吊着的一个摇摇欲坠的电风扇，晃晃悠悠地转动着，发出“吱吱”的刮捎声。热风吹在我脸上。屋子外面起了一层薄雾。
“我听说，你在乡下有一个老婆？”孙耀庭点了一支烟，问我道，“去年，部队的人回来说，你是单身啊，哪里来的老婆？”
“那时还没有，后来就有了。”
“人死如灯灭。你妈妈的事，我们就先不说了。”孙厂长像是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提高嗓门对我道，“这样吧，我给你放一个礼拜的假，你回一趟老家，休息两天，把老婆接来。你妈不在了，你的事我来管。老婆的事也管。她什么时候来厂，我什么时候给她安排工作。一直想请你吃个饭，总抽不出时间，忙啊！你看这样好不好，等你把爱人接过来，我就在南京为你们接风。”
宣传科的小于将母亲的遗物送到家中时，我正在图书馆上班。箱子是雪兰接的。她事后曾告诉我，是有这么个箱子。里边“除了账本似的黑本子之外，没什么稀奇东西”。她记不得将它塞在哪儿了。当然，房子就这么大，如果我真的想找，一定能找得到。为了不让雪兰对我们未来的生活感到完全绝望，从一开始，我就决定向她隐瞒母亲已离世的真相。直到她在隔壁的钢铁厂找到新的工作并时常夜不归宿，我才重新想起了母亲留给我的那箱遗物。我在墙边堆放蜂窝煤的一堆杂物中找到了那个箱子。
伤痛依旧新鲜锐利。
除了十四本清一色的硬面抄之外，母亲留给我的遗物，还包括一只墨绿色的绒面眼镜盒，一柄放大镜，一枚刻有“章珠之印”的塑料图章，一双穿坏了的鞋子，还有一个用泥土烧制而成的哨子。哨子的形状是一头小猪，从上面“皮村李”的字样来判断，这枚哨子是从皮村的集市上买的，至于她为何将这枚哨子带在身边，我不得而知。
我应当坦率地承认，尽管多年来我对母亲的离开一直抱有怨恨，但我在阅读她写给我的这些信件时，眼泪从未断过。有时我端着一盆饭，一边吃，一边看信，看着看着，天就亮了。母亲所写的每一个字都在燃烧。正是那些正在燃烧的字迹，照亮了她那张缥缈不真的脸。她那忧郁、痛苦的形象，终于穿过时间的铁幕，具体而真切地呈现在我面前。我知道哪里是她的脸，哪里是她的身，哪里是她的手，哪里是她的呼吸，哪里是她默默看着我的慈祥而哀矜的目光。
那是一个初冬的午夜，我读完了母亲的全部信件，拉开门，悄悄地走到了院子里。东方未晞，残月在天。满地的梧桐树叶上覆盖着雪白的寒霜。瞻望四方，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已是孤身一人。
我朝东边看
我朝西边看
我朝南边看
我朝北边看
不管朝那个方向眺望，我在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亲人。
妈妈，妈妈。
妈妈，妈妈。
妈妈，妈妈。
妈妈，妈妈。
我沿着厂区的那条铁轨往西走，抱着一种“看看到底能够走到哪里去”的麻木，终于在天亮之前来到了江边的货运码头。我找了个静僻的地方坐了下来，呆呆地看着滚滚东流的扬子江，看着晨风中吐着白絮的芦苇，看着初升的太阳将江水染成一片波光粼粼的金红。
如果他们真的把母亲的骨灰撒到了扬子江中，它一定会顺流东下。它一定会绕过西塞山的古炮台，飘过燕子矶，流经焦山的古塔，穿过甘露寺和瓜洲古渡外的汀洲，一路来到我的家乡。随着江水在圌山一带分流，母亲的骨灰将经由数不清的河湖港汊，最终抵达她的出生之地兴隆镇，停在她家茅屋西侧的河道中。
在最后一封长信中，母亲仍把她儿时的故乡视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她详细地记录下了多年前的一个午后。母亲说，那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天，我外公带着她们姐妹四人去河里采菱角。外公为了逗她们笑，故意把小船踩得左右摇晃。小船在剧烈地晃动，天空中的云朵和水面中的倒影也跟着晃动。外公摇啊摇啊，她们笑啊笑啊。没人知道几年后她们姐妹四人就将天各一方。
惟有小姨妈留下来的那双被穿坏了的绣花鞋，恰如其分地说明了母亲悲剧性的一生。
二〇〇一年的秋天，我抽空专门去了一趟母亲的老家兴隆。茅屋早就不见了，曾经长满菱角的河道也被填平。上面盖了一座电镀厂。污水四溢，蒿草遍地。
一个小孩在厂门口拉屎。
在邗桥的二十多年里，我与孙耀庭见面的机会其实并不多。他把家眷安顿在南京市区，待在厂子里的时间本来就很少。我刚进厂那阵子，孙耀庭不管到哪里，都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后来，自行车就换成了“波罗乃兹”，再后来，“波罗乃兹”换成了桑塔纳。等到他终于坐上了奥迪之后，连开关车门都由司机代劳。
一九九六年，邗桥镇四周的山峦被附近几家砖瓦厂夷为平地之后，因烧砖的原料难以为继，我们厂开始了第一次转型，成了一家生产钢门钢窗的股份制企业。孙耀庭在第一时间就告诉了我工厂改制的消息。那天，他穿着一件崭新的皮夹克，带着小于，来图书馆找我，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南京的公司总部做秘书。那时，沈祖英已在一年前退休，我一时找不到个人商量，就对孙耀庭说，能否容我考虑两天。说实话，我还真的有些舍不得离开图书馆这个安静的地方。
差不多三个月后的一天，图书馆突然来了几个穿西装的中年人。他们把楼上楼下转了个遍，一边东张西望，一边煞有介事地点头，什么话都没说就走了。再后来，我就接到了厂部“图书馆全部腾空，改作他用”的通知。当几个身穿工装服的人来到图书馆，将楼上那两万册图书成捆打包，运往纸浆厂回炉的时候，我才听说，原来，这座用旧城砖盖起来的建筑，被新上任的董事长看中了，他要把一家老小都安顿在这里。
我被人从图书馆扫地出门之后，又过了一个月，才在公司的园林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负责照料厂区的花木和草皮。有一天，孙耀庭陪着董事长夫人来园林科挑选花木。在跟他握手的时候，我暗暗地加了把劲，心里很希望他能“猛然想起”当初让我去南京当秘书的承诺。不过，孙耀庭仅仅在我肩上拍了一下，笑道：
“还好吧？什么时候有空？我们一起聚聚。我还欠你一顿饭呢！”
几年后，改制后的公司因经营不善、连年亏损，再次陷入困顿之中。在年末的职工大会上，孙耀庭在与职工代表对话时，被人打伤，住进了医院。他让小于传话给我，希望见我一面。我买了一兜子红富士苹果和一箱猕猴桃去医院看他。他头上缠着绷带，把正在给他喂汤的护工赶到门外的楼道里，这才神神秘秘地问我：认不认识一个名叫赵礼平的人。
经他这一问，我才反应过来，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即便是在南京的地面上，堂哥赵礼平都已经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了。
孙耀庭说，厂里经营困难，几千张嘴都冲着他张着要饭吃。如今他连跳扬子江的心都有了。唯一能救他的人就是我的堂哥赵礼平。他在省委党校的一个礼堂里见过礼平。孙耀庭递上名片，态度谦恭，堂哥连一句话都没有跟他说，转身就走了。孙耀庭让我看在死去的母亲的分上，无论如何要帮他这个忙。
“你看这样好不好，等我伤好了，你，你堂哥，一块坐下来吃顿饭，好不好？只要他答应来，我就派专车去接他。”
从医院出来，我就给堂妹金花打了个电话，问她能不能请堂哥来南京见个面。金花说：“见什么见，他人还在蒙特利尔呢！”我给孙耀庭回了话，他在电话中“噢噢”了两声，没头没脑地问了我一句：
“蒙特利尔是个什么鬼地方？”
我最后一次见到孙耀庭，是在二〇〇二年的冬天。那时，我已经在公司里办理了退休手续，买了一辆旧红旗，在邗桥开出租车。有一天，在中华门附近的一个酒楼门口，一个身穿白色西服的年轻女孩拦下了我的车。她手里扶着的那个喝醉酒的老头，正是孙耀庭。在我认出他的同时，我相信孙耀庭也认出了我。他横下心来，装出不认识我的样子，对我们双方都好。说实话，其实我也很担心，我的这位老熟人会在车上突然跟我寒暄起来，真担心他嘴里突然冒出一句这样的口头禅：
“哪天有空，我请你吃个饭。”
我的车开出去没多久，孙耀庭就很不客气地喝令我停车。他和那个女孩下了车，很快又拦下了另一辆出租车，从我车旁嗖地一下，过去了。
婶子
一九八一年九月，我从薛工的宿舍搬到了邗桥新村的新工房里。我的那个单元在一楼，靠西，只有一间半，不过一个人住也足够了。我是那种只有在独处时才会感到轻松自在的人。只要有扇门，我就可以把整个世界关在外面。除了冬天的风雪和夏日的蚊虫，平常很少有谁光顾我的小屋。直到五六年之后，我的住处才终于迎来了两位访客。
当我的婶子带着堂妹金花找到这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应当说，不论是对我的婶子，还是堂妹金花，多年来我一直没有什么好印象。不过，说实话，离家多年后，我第一眼看见婶子，心里还是挺高兴的，甚至有些激动。可我的好心情没能持续多久。我正打算问问婶子，大老远来找我有什么事，婶子像是看穿我心思似的，抿嘴一笑：
“我来看看你在城里过的是什么好日子！”
她进了屋，东看看，西瞅瞅，很快又感叹了一句：
“我还当你在城里过上了什么好日子！”
初一听，这两句话差不多，仔细一琢磨，意思完全不同。
不久前，我曾收到过一封龙冬寄来的信。他告诉我，我们家的那处空房子被堂哥占了。赵礼平没跟任何人商量，就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加盖了几间房，在那里办了一家五金配件厂。高定邦出面阻止，说了几句公道话，被婶子指着鼻子好一通大骂，最后，定邦也只得由他们去了。“有什么办法呢？”龙冬在信中感慨说，“不要说高定邦一个小小的村长，就连乡长陈公泰都在走他们家的门路，抢着给赵礼平拎包呢！”
我判断，婶子和金花大老远从乡下找到邗桥来，多半与房子的事有关。果然，当我们三个人围着过道里的小方桌坐定之后，金花就从包里取出一份房屋转让合同，让我在上面签字。婶子说：
“这处房子，原本就是老赵家的祖产。当初分家时，你爷爷如果不偏心的话，应该一碗水端平，两兄弟一人一半。可怜你那瘸腿的叔叔，人老实，又拙智，净身离了门户，连根针都没带出来，招到我们家做女婿，这些事，一场一节，你都是晓得的。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不提了。现如今，你在南京立住了脚跟，吃上了公家饭，乡下那个房子你也住不上，难道一直空关着养蛇不成？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房子不让给至亲的骨肉，难道还要让与外人？老刀笔不在了，这个文书我是请他儿子长生做的。八百块钱的转让费，一分一厘不会短少。你今天签了字，我明天回家后就把钱给你汇过来。”
婶子的一席话，说得我心烦意乱、焦躁不安。为了压住心头那不时蹿动的火苗，不至于立刻与婶子翻脸，我只得赌气似的在合同上签了字，希望此事尽快了结。签字之后，心里忽然又觉得隐隐作痛。我知道，一旦房屋出手，我跟家乡之间的最后一点联络也被切断了，心里就觉得空落落的。可这些话，我一句也没跟她们说，说了她们也不会懂。我接连抽了两根烟来平复心情，然后，猛吸了一口气，装出高高兴兴的样子，请她们去邗桥镇上找馆子吃饭。我原打算吃完饭后，顺便将她们安顿在工厂的招待所里，可婶子执意不肯。她说不如在家随便弄点吃的，对付一晚，第二天一早她们就走人，“你们家，总不至于连挂面都没有吧？”
婶子在厨房里忙着下面，我和金花就坐在过道的桌边聊天。
金花那时已嫁给了宜兴的一个老板，说起话来带着一点无锡腔。金花说，早些年，生产队的田都分到了各家各户，现在村子里几乎没什么人种地了。这也难怪，一年忙下来，累个半死，一亩地只有五六十块钱的收入，谁愿意干？大家都忙着办厂，政府也鼓励村民办乡镇企业，“除了我哥之外，宝明放下好好的木匠不做，办了一个模具厂。宝亮也从学校辞了职，办了家五金电配厂，生产灯头底座和电烙铁的手柄。小武松潘乾贵和银娣两个人，张罗了一个酱菜厂，酱萝卜、酱黄瓜、酱大头菜、酱生姜芋，说起来，大小也是个老板了。就连王曼卿也懒得种地。她和柏生合伙，在菱塘养了几百只鸭子。老菩萨呢，成天拎个录音机，叽哩哇啦地去各个学校门口转悠，专门帮人家补习英语，钱也没少挣。夫妻俩去年还买了一辆摩托车。你还别说，王曼卿开起摩托来，也是一把好手。成天神气活现的，到哪里都是突突突，一阵烟。”
我明明记得，武松和银娣两个人都已跟着雪兰去了上海，怎么会又在老家开起了酱菜厂呢？
金花说：“上海倒是去过。后来小武松失手将亲家翁打成了重伤，夫妻两个又回来了，靠着儿子小斜眼，一块过日子。”
我问武松因何与亲家发生争执，堂妹只是笑，不肯说。正在这时，婶子把满满一盆西红柿鸡蛋面放在桌上，在围裙上揩了揩手，接话道：
“你别瞎说，不是这么回事。听银娣说，小武松根本没动手，他只是在亲家的耳边吼了一声，那老头的耳朵就聋了。”
吃过饭，婶子和金花就挤在我那张小床上睡了。我仍旧回图书馆过夜。
第二天早上，我在厂门口的路边店里，买了包子、油条和茶鸡蛋，准备回家招呼婶子她们吃早饭，没想到，她们一大早就已离开了。从那以后，直到婶子去世之前，我与她再也没见过面，转让房产的那八百块钱，也终于没有寄来。我听说，堂哥的生意做大之后，在深圳和珠海都买了房子。婶子有半年住在宜兴的女儿家，另外半年就呆在深圳，像候鸟一样在两地飞来飞去。
二〇〇三年末，我开车去南京禄口机场接人，在途经郊外的一座石桥时出了车祸，在医院里躺了十多天。我不得不另谋出路。半年后，几经周折，我终于在青龙山采石场的传达室找到了一份新差事。
一天中午，我接到了叔叔从镇江康复医院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中没说有什么事，只是让我尽快去一趟。此前，我已经听说，婶子病得很重，已经从深圳回到了朱方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