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赶到康复医院的住院部，叔叔在病房门口等我。他说婶子刚吃了药，正在昏睡之中，让我等会再进去看她。他把我带到了隔壁的一个宽敞的休息室里。金花也在那里。她的身旁坐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小伙子，正在低头玩手机游戏。金花让他叫我舅舅，那小伙子白了我一眼，没吭气，金花也没再坚持。房间里还坐着三四个陌生人，他们眉头紧皱，都在抽烟，不说话。大约二十来分钟后，护士夹着一个病历本，推门走了进来。她刚问了一句“谁是呆子”，我立刻就站了起来，把护士也逗乐了。
我跟着护士，来到了婶子的床前，坐在了窗边的一张红色的塑料椅子上。婶子微微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还没说话，两行浊泪就从深陷的眼眶里溢出，顺着脸颊无声地滚落。婶子把叔叔支到门外，以便“让我们娘儿两个，安安静静说说话”。
一听见婶子说“我们娘儿两个”，我心头一热，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婶子抬起她那只插着吊针的手，轻轻地拍了拍床沿，大概是希望我坐得离她更近一些。随后，她用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我喃喃道：
“呆子。呆子。我叫了你一辈子呆子。叫惯了，你的真名叫个什么，我就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我知道你是有名字的，你的大名叫个什么？”
我说，我有自己的名字，我叫赵伯渝，“你要习惯叫我呆子，就呆子吧，没事。”
“没错。是叫赵白鱼。你娘生你的那天，有一条白鱼从燕塘的水码头跳上岸来，你爸爸去河边挑水，捡着了。他是个算命的，大概是觉得吉利吧，就给你取名叫白鱼。白鱼啊，你说婶子怎么就这么倒霉？我吃的都是有机菜，喝的都是矿泉水，不抽烟不喝酒，早晚散步两次。怎么偏偏叫我得这个病？白鱼啊白鱼，婶子得了这个病，也不奇怪。婶子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这病就是报应。对不起，白鱼。对不起。真是天打雷劈。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那苦命的妈妈……”
我一边替她老人家擦去眼角的泪，一边在心里想，婶婶说的这件事，指的会不会是她没给汇来的八百元钱？可听到她说天打雷劈，又觉得不太像。第一次听见婶子一迭声地说对不起，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哗哗直流。
“要说对不起，我第一个对不起你娘。”婶子说，“你娘去了南京之后，没有哪一年不给你寄东西来。糖果啦，饼干啦，本子啦，铅笔啦，小人书啦，什么都有。有时一年寄一趟，有时一年寄两回。要把你娘寄给你的这些东西，堆在一块，准能堆出个小山来。有一回，她还寄过一块手表。是上海产的宝石花。我第一次收到你娘寄来的东西，一时财迷心窍，就没让你爹知道。有了头一回，就有了第二回。糖果和饼干，都被礼平和金花吃到了肚子里，剩下的东西，全都送到皮村的供销社，让魏广国那狗日的代卖。卖来的钱，我和他平分。我既然做了这件缺德事，就该受这场报应。我这个人，就是死了也不值个价。
“白鱼啊，婶婶今天叫你来，不光是要给你赔礼道歉。我是想告诉你一件事。自打你娘离开朱方镇，她一天都没忘记过你。她的肠子一天都没有直过。她的心没有一天不是揪着的。看着她寄来的那些东西，我就知道，她的心一直在你身上。我担心，要是哪天夜里一蹬腿，这世上恐怕再也没第二个人知道你娘对你的好，知道你娘对你的心。我把骨头里的一点力气都给攒下来了，挺着，硬挺着，等你来，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些话。”
叔叔把门推开了一条缝，圆圆的脑袋探进来觑了一眼，又将门关上了。我陪着婶子哭了好一阵，实在拿不准，在这个时候应该如何来安慰她，就问她，这件事，从头到尾，叔叔是不是一直被蒙在鼓里？
“他哪里是什么好人？”婶子舔了舔皲裂的嘴唇，勉强笑了笑，对我道，“你妈妈寄来的那块宝石花手表，现如今还戴在他的手腕上。”
婶婶的遗体火化后，骨殖仍由叔叔带回朱方镇的集体公墓安葬。那时，儒里赵村已完成拆迁，差不多有一半的村民，被安置在朱方镇一个名叫“平昌花园”的小区里。春琴的家也在那里。
落葬那天，堂哥礼平和堂妹金花都没有露面。我在青龙山的采石场央人选了一块上好的大青石，叫了一辆金杯车，把石头运回去，给婶子做墓碑。叔叔站在他们家的单元楼下，正在招呼几个前来诵经放焰口的和尚。他见我和司机把石碑从车上卸下来，就一瘸一拐地赶过来，抢着给司机付钱。
门口还站着一堆人。他们都远远地望着我，都冲着我笑。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领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孩，走到我跟前，问我还认不认得她是谁。一开始，我还以为她是新珍，可仔细一看，又觉得不像。我猜她是老鸭子，可话一出口，自己都觉得有点离谱。那老太太一拍大腿笑了起来，露出了一口稀疏的黄牙齿：
“我看你也快掘墓了。老鸭子，你怎么不说我是马老大！告诉你，老鸭子早八辈子就死了。她是和老福同一天死的，赶了个前后脚。真是贵人多忘事，你真的认不出我来了？我是龙英啊。”
噢，原来是龙英。
龙英望着我笑，我望着她笑，两人都不知道说什么好。龙英催着身边的孩子，叫我爷爷。叔叔悄悄地塞给我一张五十元的钞票，让我给孩子当见面礼。龙英刚走开，我就小声地问叔叔，龙英的男人老牛皋是什么时候死的。叔叔被我的话吓了一跳。他吃惊地望着我，同时放下脸来，对我道：
“谁跟你说老牛皋死了？快别瞎说！人家活得好好的。昨天上午，我上街买菜，还看见他在公园里舞剑呢。莫慌，定邦来了。我去迎迎他。”
顺着叔叔行走的方向，我看见小区的南门口急急地闪进两个人来，被一名保安喝住了。高定邦佝偻着背，挑着一担厨房做饭的炊具，走在前面。在他后面跟着的，是他的儿子高国柱。国柱穿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也挑着一担竹篓，里面装着盆碗杯碟。大概是因为瘦弱的身体稳不住担子的重量，这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一进门就耸着肩膀，翻着白眼，站在保安的岗亭边，原地直打转。
高定邦
早在一九七四年冬天，高家兄弟就已反目成仇。为了平息日甚一日的闲言碎语，高定邦一赌气，就依了马老大的撺掇，与野田里的一个寡妇匆匆忙忙结了婚。但谣言并未就此歇绝。两年后，高定国与梅芳离了婚。知青小付调到朱方中心小学任副校长，夫妻二人在朱方镇上找了个房子住了下来，从此很少在村里露面。村子里有人议论说，如果高定国早一点离婚，或者说，高定邦晚一点和寡妇结婚的话，梅芳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投向大伯子的怀抱。当初，高定邦单身的时候，村里人编出瞎话说，兄弟俩合娶了一个老婆。如今呢，梅芳一个人落了单，与哥嫂同在一个屋檐下，村里人又说，高定邦等于是娶了两个老婆——前半夜和寡妇睡，后半夜与梅芳睡，“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
翻过来，覆过去，闲话一样有的说。
一天晚上，高定邦去野田里岳丈家喝酒。在回家的路上，他醉醺醺地走到便通庵附近，往金鞭湾里撒了一泡尿，心中忽然就生出一个念头来：金鞭湾的水直通长江，如果在便通庵建一个排灌站，把长江水调入新田，再在新田里开挖一条河渠，取之不竭的长江水将会沿着水渠注入全大队的每一寸良田。他让弟媳梅芳帮忙，连夜给公社起草了一份报告。新上任的公社书记陈公泰正在四处抓典型、树标兵，也很想闹出点动静来，当即就拍了板。他亲自出面，和野田里所属的东升公社协商，不到一年，就在便通庵旁修了一个排灌站。剩下的事情就变得极其简单了——高定邦只需在村庄与便通庵之间，开挖一条两三米宽的人工渠就可以了。他对陈公泰夸下海口说，半年之内，就请陈书记来村里为新修的水渠剪彩。
可是这一次，高定邦对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他在祠堂里召集了社员大会，到场的人寥寥无几。定邦又让银娣和新珍去各家动员，所有的人都笑脸相迎，满口答应，可到了开工的那一天，除了大队和生产队的十几位干部之外，只来了三个人：老鸭子、春琴和王曼卿。
那时，年老色衰的王曼卿傍上了她生命中最后一位相好赵柏生，两人搭伙在菱塘养鸭子。王曼卿只干了半天活，下午就溜了号，去菱塘边照料她的鸭子去了。
这天下午，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将开渠的人驱赶到了便通庵中。高定邦坐在一张小板凳上，望着屋檐的雨帘发愣。小武松潘乾贵走到他身边，挨着他蹲了下来，递给他一支烟。小武松说：
“时代不同了。如今田地都分到了各家各户，所谓的大集体早已名存实亡。除了我们这几个老杆子，你说说你还能指挥得动谁？你要修这条日屄的水渠，目的无非是为了防旱排涝，多打粮食，这是好心。大家都看在眼里，不用说。可你想一想，就算是年年风调雨顺，村子里也没人愿意种地了。种地不赚钱，弄不好还他娘的赔钱，邪门啊！我们大队的地，差不多有一半都撂了荒。每个人做梦都想办个厂子，做点生意，一夜发家。就连王曼卿那等货色，也都知道从鸭屁眼里往外抠钱。我劝你不如趁早收手，别再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事了。我的话先说到这里，你琢磨琢磨。”
那时，高定邦正憋了一肚子火没处发呢，小武松的一番话，句句都戳到了他的痛处。定邦心烦意乱地站了起来，铁青着脸，对小武松道：“如果你不想跟我再打一架的话，就请你滚远点吧！”小武松也不愿示弱，他把头抵到定邦的胸前，挑衅似的笑道：“老哥，别那么不识相。如果我们再打一架，你掂量掂量，谁会赢？”说完，没等雨停，就一把拽过他老婆银娣，回家去了。小武松夫妇这一走，干部们很快也溜走了一大半。第二天来新田的工地上干活的，就只剩下了四个人：高定邦、梅芳、春琴和新珍。
没过两天，新珍从公社的卫生院弄来了一张“腰椎间盘突出”的证明，向定邦告了假。春琴本来就和梅芳不对付，新珍在的时候，她还有个人可以说说话，新珍这一走，春琴总觉得哪儿有些别扭。她在村中遇见了回娘家探亲的赵金花。金花说：“人家大伯子和弟媳妇正打得热火朝天，你一个寡妇人家，硬要搅在里边，碍手碍脚，有意思吗？”经她这一顿抢白，春琴一生气，也就不去了。
当高定邦与梅芳在新田里挖沟的时候，村里的几个二流子就聚在更生家的山墙边，端着饭碗一边吃一边看他们的笑话。这个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那个说，“累了有什么要紧？亲个嘴，加点油，接着干，浑身是劲。”这些话传到梅芳的耳中，她就哭着离开了。
新田的工地上终于只剩下了定邦一人。
春琴的家就在新田的边上。她从窗户里看见高定邦挥锄开渠的身影，心里就有点着急。她知道定邦是在跟自己斗气，知道他跟当年的丈夫赵德正一样，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掉在自己挖好的坑里出不来了。她把儿子龙冬叫到跟前，央求他“好歹给定邦叔叔去做个伴，搭把手”。龙冬倒是很听话，他二话没说，扛起一把铁锹就出了门。可他还没走到新田，就被龙英的儿子小满截住，几个人去祠堂打牌去了。
高定邦没撑多久。他在吐了几口鲜血之后，终于晕倒，被人送到了公社的卫生院。当天晚上，高定邦在病床上醒来，发现除了哭哭啼啼的老婆和眼巴巴望着自己的儿子之外，病房的椅子上还坐着一个人。等到眼前那影影绰绰、重重叠叠的影子终于在瞳孔中聚上了焦，定邦才认出来，那人正是我的堂哥赵礼平。礼平告诉他，他已经垫付了全部的医药费，并从镇江的江滨医院请来了一位专治胃出血的内科主任，“你安心养病。至于新田的那条河渠，你也不用操心，我来替你挖！”
高定邦一听礼平要替他修渠，不由得笑了，“你来挖？你会变戏法？”
礼平道：“这你就不用管了。蟹有蟹路，虾有虾路，我自有办法。”
定邦瞥了一眼堆满床头柜的水果和补品（还有一束鲜花），在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之后，再次笑了起来：
“赵董事长，这么大的人情，我高某人可还不起啊！”
“高书记客气了。”礼平不紧不慢地笑道，“要说人情呢，高书记求我的时候少，我求高书记的时候多。过去如此，将来恐怕还是如此。你好好养病。我们来日方长。来日方长。”说完，礼平站起身来，朝定邦拱了拱手，弓着身子，倒退着离开了病房。
大约半个月之后，大病初愈的高定邦在老婆的搀扶下，沿着刚刚竣工的河渠堤岸漫步的时候，不由得百感交集。他听人说，赵礼平出钱，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几百个安徽民工，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把水渠修得又宽又直。高定邦望着河渠两岸新栽的整齐的塔松，禁不住悲从中来，老泪纵横。小武松说得没错，时代在变，撬动时代变革的那个无形的力量也在变。在亲眼看到金钱的神奇魔力之后，他的心里十分清楚，如果说所谓的时代是一本大书的话，自己的那一页，不知不觉中已经被人翻过去了。
老婆看见定邦哭，也跟着他哭。两人哭了半天，老婆道： “老高啊，自打我跟你成了家，还从来没见你这么高兴过呢。”
高定邦吃惊地回过头，望着老婆瘦小的身躯，心中悲悯难忍，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最后，他噙着热泪，对老婆笑了笑，道：“高兴。高兴。”
这年秋天，高定邦辞去了大队书记一职。他的职务由我原先的小舅子斜眼暂时代理。
但事情还没完。
一年初春，来自福建的一位蒋姓老板，酒足饭饱之后，由赵礼平陪着，在村里村外转悠了一整天。据说，蒋老板对我们村一带的风水赞不绝口。他站在便通庵的那处破庙前，手在空中胡乱地划了一个大圈，要把这一带的土地“全都吃下来”。礼平问他怎么个吃法。蒋老板说：“这好办，我们各出一半的钱，把这块地方盘下来。至于将来做什么，再说。只要有地，我不怕它长不出花花绿绿的票子来。我在朱方镇找地方建造安置房，项目报批和全部的拆迁，你来负责。”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等到了第二年夏末，朱方镇的安置房已悄然封顶，可礼平这边的拆迁仍然一筹莫展。他咬咬牙，将原先许诺给村民的拆迁补偿费提高了一倍，村民们照样不理不睬。礼平一着急，就把刚刚在刑警大队升任大队长的高定国叫到了跟前，责令他找来些虎狼枭獍，动用“非常手段”，给那些冥顽不化的村民们一点颜色瞧瞧，“出了事，我担着。”
高定国哭丧着脸道：“人好办，你要多少，我给你叫多少。可都是本乡本土的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下不去手啊！”
最后，新上任的村长小斜眼想出了一个主意。他的斜眼紧盯着高定国，实际上却是在跟赵礼平说话：“当年高定邦不是在新田修了一条水渠吗？他娘的，一次也没用过，如今正好派用场。干脆，我们来他个水淹七军！”
赵礼平一动不动地望着小斜眼，虽说两个人的眼神怎么也对不上，但他还是笑了。
那时的金鞭湾早已被附近的化工厂污染，浓稠的黑水顺着高定邦下令开挖的水渠倒灌进来，很快就将整个村庄变成了一片汪洋泽国。水退之后，地上淤积了一层厚厚的柏油似的胶状物，叫毒太阳一晒，村子里到处臭气熏天。燕塘的水面上漂着满满一层死鱼。青蛙和蛇类也都自暴自弃，翻起了白肚皮，在树林里静静地腐烂。就连井里的水，喝上去也有一股刺鼻的火油味。
没有任何人责令村民们搬家，可不到一个月，村庄里已经是空无一人了。
吃了暗亏的村民，并不怎么憎恨赵礼平。他们在大街上看见赵礼平那辆插着国旗的宝马车远远驶来，仍像往常那样纷纷让道闪避；当赵礼平的形象出现在当地的电视新闻中，他们仍然念念不忘，用“一个劁猪郎如何变成亿万富豪”的励志故事，来教育他们昏昏噩噩的子女。他们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到了高定邦的头上——定邦当年提议开挖水渠，仿佛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在拆迁的僵局中给予村民最后一击。他们一刻不停地咒骂高定邦，咒骂他痰中带血、尿中带血，咒骂他全家死光光。
高定邦育有一子，取名高国柱。孩子长到十六七岁时，老婆苦口婆心地劝定邦“放下臭架子”去求求赵礼平，好歹给孩子在朱方集团谋个职位。高定邦用“除非我死了”这样的狠话让老婆闭嘴。至于说孩子的前途，定邦早已经为他谋划好了。一旦他年满十八岁，就让他去部队当兵，因为据他说，“部队是个大熔炉，最能锻炼人”。
高国柱连续两年参加了新兵入伍的体检，两次都因身体单薄（外加哮喘）被刷了下来。最后，定邦就把自己在部队时练就的一手做菜的本领传授给了儿子。父子二人挑着锅碗瓢盆，在朱方镇走东家，串西家，靠给人烧菜做饭，勉强度日。
同彬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同彬的生活中一下子出现了两位“绝世美女”。她们都是丹徒缫丝厂的女工，一个来自高资，一个来自新丰。这两个女孩同样的貌若天仙，同样的性格温婉，同样的聪明过人，就连名字都一样，她们都叫莉莉。
同彬看着这个，脑子里又想着另外一个，一时间难以割舍，委决不下。选择的痛苦如同热病一样，很快让同彬感到了甜蜜的眩晕，就像迷了路的蜜蜂，不知该到哪一朵花蕊中去采蜜。
最后，他决定将这个难题交给母亲。
听了儿子眉飞色舞的比划和介绍，新珍很快就被他弄糊涂了。她不得不频频打断儿子的讲述，问他：“等等，你说的这个莉莉，到底是哪个莉莉？”或者：“丁莉莉是哪个莉莉？”为了不让两个莉莉在脑子里打架，新珍很快就想出一个聪明的办法——她把其中的一个定义为高资莉莉，另一个，自然就成了新丰莉莉。
得知了儿子幸福的烦恼之后，新珍立刻暗中托人去高资和新丰两地寻访，分头打探两位姑娘的家世背景。高资莉莉的父亲是县委办公室的副主任，哥哥是肉联厂的厂长。她还有个舅舅，在镇江市某一个“要害部门”当局长。家境殷实，社会关系也相对比较复杂。而新丰莉莉的父母都是镇供销社的普通职工，为人正派，待人谦和有礼。在得知上述信息之后，略一思索，新珍就在儿子的肩上拍了拍，对他道：“一闭眼，就她了！”
这回该轮到儿子心里犯嘀咕了。他迷惑不解地看着母亲，小心翼翼地问道：“等等，您说的那个她，指的是，哪个莉莉？”
按照新珍内心的想法，她比较看重高资莉莉远为显赫的家世背景。市里县上，都有人做官，攀上这么一户人家，别的不说，儿子将来的前途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在做出最终的决定之前，为谨慎起见，新珍去了一趟丹徒，嘱咐儿子将两个女孩都约出来，到工厂对面的一家饭馆吃饭，让她这个当婆婆的最后“相相面”。
他们一行四人出了厂门，准备过马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使选择的天平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倾斜：高资莉莉一刻不停地跟儿子说笑，而新丰莉莉则始终拽着新珍的胳膊，在满街的车流中左右躲闪。
新珍的心里起了波澜。
在稍后的饭桌上，高资莉莉阿姨长、阿姨短，嘴巴涂了蜜，像小鸟一样聒噪着，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还时不时往新珍的碗里夹菜（新珍心里道：这姑娘倒也能说会道，跟儿子倒是一路货）。再看看那一个呢？静静地坐在一边，低着头，目光就像受了伤的小动物一样，楚楚可怜，惹人怜爱。每当新珍看她一眼，新丰莉莉都报之以微微一笑，且顷刻间就红了脸。新珍的目光在两个姑娘的脸上跳来跳去，一时间也有些犯晕。最后，经过痛苦的权衡，新珍在心里暗暗地打定了主意：去他妈的！就她了。
在这一年的国庆节，同彬与新丰莉莉结了婚。
问题是，这个看似柔眉顺眼、门风谨严、家庭关系相当单纯的女孩，其实也颇不简单。结婚还不到半年，深谙床笫之事的同彬，就从妻子身上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疑点，从而挖出了埋在他们婚姻生活中的一枚危险的地雷。这个姑娘在十四岁那一年，就与他们学校的班主任有过一段不伦之恋。最让同彬不能忍受的是，新丰莉莉甚至在与自己结婚后，仍与中学教师暗中来往。在妻子借口回娘家探亲的许多个夜晚中，至少有两个晚上是在班主任的宿舍里度过的。莉莉向同彬发誓赌咒说，她和班主任之间的关系，“就像刚摘下的新棉一样纯洁”，她从未允许那个年届五旬的老师进入过自己的身体，最多也就是和衣躺在床上“温存温存”而已。
妻子口中的“温存”一词，给了同彬太多的遐想空间。他有一次跳着脚，向我咆哮道：“你说，什么是他妈的温存？温存，是他妈什么意思？用严格的法律术语来说，不就是肮脏的猥亵吗？”
同彬从妻子口中逼问出实情之后，立即雇了一辆摩托车，怀里揣着一块红砖，来到了新丰镇，找到了那个班主任。同彬在心里盘算好了，一旦班主任向他低头认错，并保证以后不再纠缠，他就会大度地饶恕他。可班主任却摆出一副教训人的架势，搂着同彬的肩膀，咬文嚼字道：
“小伙子，别冲动。听我把话慢慢说完。这个，世界呢，是复杂的。有时候呢，甚至是相当复杂的。人的感情也是复杂的，有时候呢，是相当的复杂的。人对于自己的行为，有时候呢，并不能完全控制，或者说，不能控制。打个比方说……”
同彬没让他把那个比方说完。他将老头按在体育场杂草丛生的沙坑边上，举起红砖，朝他脸上一顿猛砸。他这一疯狂的举动，似乎仅仅是为证明老头刚才的那句话是正确的——人在某些时候，对自己的行为不能完全控制，或者，不能控制。
事后，同彬在拘留所呆了几个月后，被判刑四年。他在溧阳监狱服刑的那段日子里，妻子每逢星期三都会探视。有一次，她还带来了班主任写给他的一封信。在信中，老头承认自己与莉莉的交往有悖伦常，但“从不为此事感到后悔”，也没打算向他道歉，因为据他说，“如果没有激情，人活在世上不过是行尸走肉，而激情总是危险的，阴暗的”。仅仅为了让此事有一个最终的结果，他决定不再与莉莉有任何往来。他嘱咐同彬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减刑出狱。在这封信的末尾，老头这样写道：
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倏忽复明，人皆仰之。
这句话的意思没有什么难解之处。同彬唯一不明白的地方在于：他信中所说的君子，指的是同彬呢，还是他自己？
同彬出狱后不久，在船舶学院西门外的林荫大道上，他和另一个莉莉迎面相遇。那时，高资莉莉已经嫁给了句容的一个装修公司老板。高资莉莉听说同彬已被缫丝厂除名且情绪低落，就建议他去丈夫的公司帮忙。当天晚上，他们两人在汽车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第一次赤裎相见。高资莉莉于星眸半睁、娇喘鼎沸之际，仍没忘记这样问他：“两个莉莉，哪一个更好？是她，还是我？”
同彬一心想着在这具丰腴的躯体上报仇雪恨，恨不得将自己这段日子所有的屈辱和不顺，都一股脑地打进她灵魂的深处。他嘿嘿地笑着，一迭声地道：“你好，你好。”
他的耳边又响起了班主任“激情总是危险的，明暗的”这句话来，要命的是，现在看来，这句话也是对的。
同彬在句容只呆了不到两年。厚道、迟钝却意志坚定的句容老板，终于从妻子与同彬刻意维持的淡漠关系中，看出了相反的内容。他客客气气地请同彬吃了一顿饭。饭后，他从黑提包里拿出了一大堆的钱，整整齐齐地在饭桌上码好，推到同彬的跟前，让同彬“行个方便”，就此从句容消失。同彬及时地想起了童年时祖父赵锡光对他的一句忠告：
对老实人的威胁决不能置之不理。
他没有碰那笔钱，第二天就离开了句容，回到了妻子身边。
不过，同彬在句容的两年没有白待。高资莉莉的陪伴，帮助他熬过了出狱后最危险的那段年月，同时，他对装修这个行当的生财之道也早已谙熟于心。他很快就把家搬到了南京，在两位叔叔的资助下，在南京成立了自己的装修公司。
那已经是九十年代初的事了。
同彬到了南京之后，常常来邗桥看我。有一段时间，因他来得太过频密，我就配了一把房门钥匙给他。往往在一个月中，总有那么一两天，我下班回家，看见他躺在我的床上呼呼大睡。在开头的几年中，同彬每次来，都会提到妻子和那个班主任的往事，直到多年以后，这个班主任因肝癌去世。
班主任病故的消息传到南京，妻子一连几天茶饭不思。同彬咬咬牙，主动提出来，陪妻子去了一趟新丰，参加班主任的遗体告别。看着玻璃棺中那张毁损的脸（由于牙齿被打落了六七颗，他的整个面部瘪塌塌的，呈现出刺目的扭曲），同彬第一次感到了深深的自责。实际上，只要把班主任与妻子之间的所谓“温存”，理解为拉拉手，摸摸头，乃至搂搂肩膀之类的亲昵，他觉得自己并非不能原谅他。就算他们之间真的有过什么，那又怎样？反正这人已经死了。
从窗口忽然吹进来一缕清风，夹带着窗外桂花的馥郁的香气，同彬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恭恭敬敬地给死者鞠了三个躬，就把这事彻底丢开了。
同彬如果白天到邗桥来，也会直接到图书馆来找我。他和沈祖英很快就混熟了。每当他口若悬河，半真半假地与祖英打趣逗乐，祖英总是笑得前仰后合。她称同彬为“话痨”，时常不无遗憾地对我说：“那个话痨，这么好的脑筋，不去做学问，真是太可惜了。”相较之下，同彬对祖英的看法却让我有些吃惊：
“这人不简单。一看就是在云上翻过筋斗的角色。说来也怪，这人怎么看，都有点梅芳的影子。”
梅芳
早在一九七五年初，高定国与梅芳的婚姻就出现了明显的危机信号。随着“离婚”这个词在丈夫的叱骂声中频频出现，梅芳不得不认真地去思考这个可以预料的后果。在高定国甜黑的鼾声中，梅芳一遍遍地这样问自己：就算离婚，可怕吗？
每一次的答案都是“不可怕”。
也就是说，让梅芳整夜殚精竭虑、夜不成寐的，其实并不是可能的离婚，而是这样一个疑问：一直单身的大伯子高定邦，对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当她在心里成功地证明高定邦对自己多少有那么点意思的时候，她又觉得过于虚幻和异想天开。反过来说，当她痛恨高定邦在男女之事上不怎么开窍的时候，又会觉得大伯子的某一个语调、手势和眼神显得意味深长，让她心底里暗暗滋长出朦胧的希望。
她这样考虑，是有根据的。
一天晚上，她和高定邦从公社开会回来，走到十八亩的一处池塘边，天已经完全黑了。在跨过一个水沟的时候，定邦伸手拽了她一把。他们跨过水沟继续往前走，大伯子的手至少有半分钟没有松开。在静谧而神秘的夜色中，在流水和蛙鸣声中，她不安地想到：如果定邦一直不松手，甚至做出进一步的试探举动，自己应该怎么办呢？她在心里做出了一个疯狂而危险的决定——搞腐化就搞腐化！哪怕天塌下来，也顾不了那许多了。
可大伯子的手很快就丢开了。他没事人似的抬头看了看天色，装模作样地对弟媳妇道：“天上的星星这么密，说不定明天会下雨。”
当梅芳将这个场景在脑子里想过无数遍之后，她觉得离婚没什么了不起，说不定反而是一件好事，谁知道呢？她终于明白，自己当年之所以会嫁给高定国，或许仅仅是为了离定邦更近一些罢了。一旦定国向她提出离婚，她会立即向高定邦敞开心扉，把自己积压多年的思念向他一吐为快。至于村子里可能会有的闲言碎语，梅芳全不放在心上。让他们嚼舌头去好了。可是，在这一年的年末，高定邦闪电般地与野田里的一个寡妇结了婚，梅芳那些早已想好的词句，只能沤在了心里，变馊，发霉。
野田里来的这个寡妇，对于兄弟俩与梅芳之间的闲话想必也有所耳闻。为了防微杜渐，过门没几天，就找来娘家兄弟，将堂屋的大门用乱砖砌死了。从此高家大院一分为二：高定邦夫妇走前院，梅芳由后院出入，两家各立门户，互不往来。
这时，梅芳只有在想起朱虎平的时候，烦乱的心才会获得暂时的平静。还好，她总算还有一个朱虎平。
她觉得在任何时候，朱虎平都不是问题——她只要朝虎平勾一勾小拇指，他就会像一条小狗一样摇头摆尾地向她跑过来，真正的障碍是他那脾气古怪的父亲朱金顺。
她找到了龙英，让她“旁敲侧击”地去试探一下红头聋子的口风。红头聋子一听龙英提起这个话头，愣了半晌，眼圈就红了。等到他终于平静下来，就往地上吐了口痰，随口说了一个谜语，让龙英去猜：
原本青枝绿叶，
如今面黄肌瘦。
不提起倒也罢了，
一提起眼泪直流。
龙英没敢把这个谜语告诉梅芳，只是用“好牛不吃回头草”一类的话，来好言规劝。可梅芳还不死心。正当她打算找时间与虎平本人直接摊牌的时候，一个名叫蒋维贞的少女突然出现在了她的视线之中。说来奇怪，梅芳第一眼见到蒋维贞的时候（当时，她们在观前村的大晒场看电影。蒋维贞穿着一件肥大的的确良衬衣，靠在草垛上，漂亮的大眼睛，一会儿盯着银幕，一会儿偷偷地打量盘腿坐在水龙上的朱虎平），心里就是“咯噔”一下。凭着女人特有的敏感，她意识到，自己的最后一块立身之基，已经在“咔咔”转动的放映机胶片声中轰然坍塌。
朱虎平和蒋维贞结婚后，梅芳终于看清楚了这样一个事实：原来，一直在暗中跟她作对的，其实并不是哪个具体的个人，而就是命运本身。缤纷的阳光，已经悄悄越过她的头顶，走在了她的前头，将她一个人留在了黑暗之中。
一天清晨，梅芳像往常一样起了个大早，去新田里开渠。在深秋的浓雾中，她看不见高定邦的身影，但她知道他就在不远的地方。等到晨雾被初升的朝阳驱散，她看见了他，也看见了更生家的山墙边上聚着的一伙人——他们端着饭碗，小声议论着什么，不时传来一阵阵窃笑。梅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知道他们为什么笑。不过，梅芳并没有觉得自己受到了多大的伤害，反而在心底生出了隐隐的快意。那伙人的笑声越是淫荡、肮脏，她的心里就越是畅快，伴随着一种无声的幽怨。
定邦的反应却完全不同。
村人的议论和窃笑传到定邦的耳中，很快就化为越来越沉重的叹息和恼怒。终于，他扔掉了手中的铁锨，大踏步地走到梅芳跟前，朝村头看了看，阴沉着脸，恶声恶气地吩咐她：
“这里没你什么事，你回去吧。这条渠，我一个人来修！”
梅芳怔怔地望着他，小声道：“都成孤家寡人了，还逞什么能！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这一次，大伯子对弟妹的愚忠完全失去了耐心。他没有心思再和她费什么口舌，直接从梅芳手里抢过铁锹，往地上一扔，在她的胳膊上推了一把，恶狠狠地骂了一个字：
“滚！”
梅芳勉强笑了一下，捡起铁锹，慌不择路地朝家里走去。回到屋里，掩上房门，这才把头蒙在被子里，放声大哭。等她哭够了，去灶下洗脸的时候，忽见儿子小新生将门推开一条缝，呆呆地望着自己。她第一次意识到了“新生”这个名字所蕴含的奥义。
梅芳把儿子搂在怀里，摸了摸他头上柔软的细发，再次泪如雨下，“你就是上天派来的救星。若不是因为你吊着我这半口气，妈妈早已不在人世了。”
如果说，梅芳在离群索居的生活中，还有一个时相往来的朋友的话，这个人就是龙英。梅芳与龙英保持着最低限度的交往，两人比邻而居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在梅芳看来，龙英是一个没心没肺、头脑简单的人，与这样的人打交道，无需耗费什么脑力。不过，表面上头脑简单的龙英，其实也有很不简单的一面。
龙英和牛皋有一个独子，名叫小满。小满娶了一个来自四川的幼儿园老师，生下了国义。国义后来与邻村的一个瘸腿姑娘结婚，生下了豆豆。算起来，龙英一家也算是四世同堂了。世纪之交的一个下雪天，国义被朱方集团旗下恒生造纸厂的一辆大卡车撞成了重伤，送到医院没多久就咽了气。交管部门不顾国义被撞死在斑马线上且肇事司机逃逸这一简单事实，认定事故是由于国义在急转弯处强行横穿马路（雪天路滑，卡车司机来不及刹车）所致，应自己承担主要责任。小满去造纸厂闹过一回，被人关了四五天才放出来。门牙掉了两颗，整个人都脱了形，不论你跟他说什么，他总是神思恍惚地望着你，傻傻地笑。
国义下葬那天，全村的人都到龙英家去吊香，梅芳也在其中。那时，小豆豆只有两岁。他头上缠着白色的孝布，由瘸腿的母亲抱出来，给父亲的骨灰盒磕头，全村人尽皆落泪。当老牛皋扶着墙从屋里颤巍巍地走出来，哑着嗓子，发出“天，你不分好歹何为天”这样撕心裂肺的吼叫声，一下触动了梅芳的伤怀。
她转身从龙英家的厨房里拿来一把菜刀，生平第一次说了脏话。
她举着菜刀，指着自己唯一的朋友龙英道：“你妈屄。要是有种，你就给我前头带路，我们这就去造纸厂。我来替你讨个公道。”
站在一旁抹眼泪的春琴，也把脚一跺，说道：“大不了就是个死，我跟你们一块去。”转身也从屋里捡起了一把镰刀。一见梅芳和春琴挑了头，村里的男人也都红了眼，抄起扁担、钉耙，就跟着她们上了路。就连年近八旬的红头聋子，也梗着脖子，提着一把竹刀，在后边远远地跟着。
这是梅芳最后一次在公共场合出头露面，也是儒里赵村的村民最后一次以“集体”的名义共赴急难。当这伙人顶着北风，踩着薄雪，拥到造纸厂门口时，刑警大队的人早已先期抵达，列阵以待。他们全都背着手，神色肃穆，在厂门口的铁栅栏前站成了两排。
在恒生造纸厂办公楼四层的一间会议室里，高定国透过一面巨大的茶色玻璃，远远地注视着厂门口剑拔弩张的一幕。当他认出挑头闹事的正是他的前妻梅芳时，不由得心里暗暗叫苦。他把烟头朝地上一扔，心事重重地对自己亲手提拔起来的刑警队队长曹小虎说：
“这事不太好弄。”
站在一旁的曹小虎手执对讲机，扭过头来，迷惑不解地看着高定国。和他的父亲曹庆虎一样，曹小虎的脸上也有一颗大黑痣，只是没长在下巴上，而是被移到了眉心。当时，正在会议室里扫地的赵芦花（永胜的二女儿），听到了两个人的如下对话：
曹小虎：“怎么不好弄？他们全都带着凶器，你没看见吗？这是在公然对抗国家机器。没什么好说的，把他们全都抓起来，关几天再说。”
高定国：“抓不得。”
曹小虎：“怎么就抓不得？”
高定国：“挑头的那个人，是我的前妻。”
曹小虎（先是一愣，继之以笑）：“没事。先抓。前脚抓，后脚放，做做样子。你放心，我不会动她一根手指头。我保证在天黑之前，派专人把她送回家去，你看行吗？”
高定国：“我不是这个意思。她是个有名的活阎王。站在她旁边的那个人，名叫春琴，也是个见佛杀佛的货。有这两个人在，不好弄。”
曹小虎：“不就两个老娘们吗？你想多了。”
高定国：“你如下令抓人，弄不好会出人命。”
曹小虎：“有这么严重吗？”
高定国（明显有点生气）：“你回家问问你老子曹庆虎，他当年去我们村抓捕赵德正，两根肋骨是怎么断的？”
曹小虎：“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高定国：“给集团总部打电话。”
曹小虎：“为这点小事，怎好惊动董事长？”
高定国：“你不打，我来打。”
大约四十分钟后，一辆白色的路虎越野车流星一般急急驶入厂区，溅起了一绺绺肮脏的雪泥。赵礼平身穿柔软的驼绒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大红羊绒围巾，从越野车上下来，径直走到了梅芳的跟前。他看了看梅芳，看了看春琴，随后又扫了一眼正对他发出胆怯微笑的龙英，目光最后落在了头扎孝布的瘸腿遗孀的脸上，不动了。
礼平盯着这个瘸子，看了半天，直到后者红了脸，低下头去，这才清了清嗓子，说了一句话：
“你要多少钱？”
遗孀不好意思开口，扭扭捏捏地往后挪了两步，抬起眼皮，可怜巴巴地看着她的婆婆龙英。龙英咬了咬牙，接话道：“在医院抢救就花了三万五，殡仪馆的丧葬费有一万多，另外还有些杂七杂八的花销，要论赔，怎么也得有个十万八万吧。”
赵礼平这才转过身来，对龙英皱了皱眉，生硬地问道：“你是她家什么人？”
龙英道：“哎，礼平，你真是贵人多忘事，我是龙英啊。”
礼平严肃地朝她点了点头，然后，伸出右手，张开手指，在龙英的眼前晃了晃，道：“我只能给你这个数。乡里乡亲的，什么事不好商量？非要如此信人挑拨，大动阵仗！你把人带回去，我下午就派人把钱送来。”
当天下午，在安葬了孙子之后，龙英从坟上回来，赵董事长派来的人已经在家门外等候多时了。
让龙英有点不敢相信的是，赵礼平给她送来的钱不是五万，而是五十万。饭桌上码得高高的那堆钞票，在视觉上有一种令人震撼的冲击力，龙英的心中又是高兴，又是惊愕，又是那个惨切。来人还向龙英传达了赵董事长的一个口信。国义死了，孩子才两岁，将来的生活没有着落。董事长有意为国义的妻子安排一个工作。因她腿脚不便，就安排在集团的办公室，过了年，就可以去上班了。
已经到手的这五十万块钱，加上从天而降的这一喜讯，让牛皋和龙英激动得一夜没合眼。牛皋说：“今天早上，我听见门前槐树上的喜鹊一直喳喳地叫个不停，心里就知道有好事，没想到应在这里了。”
到了来年的正月初五，龙英和老牛皋就商量着要办几桌像样的酒席，来答谢全村人的两肋插刀。那时，小满的身体也已康复，见到谁都是笑眯眯的。
牛皋说：“赵董事长给小满的儿媳安排了工作，按理也该请请他的。”
龙英说：“只是他那么大的一个人物，不知道肯不肯踏进我家这破门槛？”
牛皋道：“你托人把他个信，来不来，随他。”
龙英托高定国给礼平打了电话。赵礼平倒是爽快，不仅满口答应，还让司机提前给他们送来了两箱“梦之蓝”白酒。龙英虽然不识字，可年前闹事那天，赵礼平“信人挑拨，大动阵仗”那句话还是让她颇费思量。她对牛皋说：
“梅芳是挑头闹事的。赵董事长能不记恨？办酒那天，若是梅芳与赵董事长在酒席上撞见了，脸上一定不好看，怎么办？”
牛皋道：“是呢。梅芳这个人，如今越活越糊涂。成天拉着个脸，就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欠了她三百吊。这人是上不了台面的。不如隔一天，我们拿办酒席剩下的菜回锅热一热，专请她一个人来，也不亏待她。”
龙英道：“还是你想得周全。”
到了正月初八那一天，龙英大宴宾客，独独漏掉了梅芳一人。
一九九三年夏天，梅芳收养的观前村那个孤儿新生，考取了北京语言学院（后更名为中国语言文化大学），毕业后与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侨留学生结了婚，后来举家迁往新加坡。新生夫妇一直想把梅芳接去南洋共同生活，梅芳没有同意。
她是个闲不住的人。村庄拆迁后，她在朱方镇的环卫公司找了一份工作，每天天不亮就套上橙红色的马甲，扛着扫帚，去街上扫马路。
沈祖英
土鳖、花大姐、臭大姐、百脚、金天牛、斑点天牛、壁虎、蜥蜴、螳螂、蝈蝈、蟋蟀、潮湿虫、鼻涕虫、放屁虫、蜜蜂、马蜂、灰蛾、蟑螂、毛毛虫、蚂蚱、独角牛、蝇虎、蜘蛛、蝎子……
有多少种虫子，沈祖英就会发出多少种恐怖的叫喊声。
每年仲春至冬初的这段漫长的日子里，数不清的小虫会从门缝钻到图书馆里来，有时候也会顺着爬墙虎直接进入二楼的书库。每当祖英发出凄厉而夸张的尖叫时，我就知道，她如果不是看见了虫子，那也一定是发现了虫子的尸体。久而久之，我往往能够通过她尖叫声的高、低、缓、急，大致判断出这些小动物的种类和大小。
不过，这事也不能一概而论。
有时候，她发现了壁虎、蜈蚣，甚至烙铁头一类丑陋而凶猛的动物时，声音反而会小得多，甚至有些像耳语。据说，她担心自己的大喊大叫会惹怒这些动物，进而向她发起致命的攻击。通常，我一听到她的叫声，就会立即放下手中的一切事务，寻声赶到她身边。她那惊恐万状的脸上，满是讨好、央求的温柔神情，重现少妇般的娇羞以及少女般楚楚可怜的无助。
在我与她共事的十几年里，我也曾成功地教会她去辨识一种可爱的小昆虫，帮助她摆脱对昆虫的恐惧。那是一种在我们这一带非常常见的甲虫。有人叫它跳水虫，也有人叫它磕头虫。这是一种体型漂亮的硬壳虫，身体扁瘦、油黑，爬起来动作夸张，身手敏捷，性情十分淘气。如果你想让它安静一会儿，只消把它的身体翻过来，让它仰面躺着就可以了。表面上，它温顺地躺在桌面上想心事，细长的小脚在胡乱蹬踢，实际上却在暗中运气。用不了多久，它脖子一梗，胸前的两截硬甲兀然挺立，随着“啵”的一声，身体飞速弹起一二十公分，并在空中完成转体，落下来的时候爬得更快，颇有一种“岂能奈我何”的轻蔑。
沈祖英很快就迷上了它。没事的时候，她也会在二楼的办公桌上逗它玩。有一回，我正在楼下睡中觉，忽然被祖英推醒了。她笑嘻嘻地告诉我，她刚刚捉住了一只个头很大的跳水虫，但任凭你怎么让它四脚朝天，它总是懒洋洋的，不肯弹跳。她让我上楼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跟着祖英来到二楼的窗前，看见那只虫子被她罩在一只玻璃茶杯里，绕着倒扣的杯沿爬得正欢。为了防止沈祖英发出尖叫，我用杯底将它按死，并撕下一块报纸，将它的尸体包好扔进纸篓里之后，这才告诉她，她刚才捉住的可不是什么跳水虫，而是一只黑翅蟑螂。祖英吓得面无人色，差点昏厥过去。她一把抱住我的胳膊，命令我即刻把纸篓中的垃圾拿到楼下去扔掉，扔得越远越好。至于那只玻璃杯，“你拿去水房洗一洗，自己留着用好了，不用还我了。”
正是因为那些昆虫和小动物的存在，在工会图书馆工作的那些年中，我和沈祖英始终维持着一种轻松、自然而亲切的关系。但我内心也十分清楚，祖英并不是一个很好打交道的人。即便是她在对我最好的时候，我仍能感觉到我们之间那段无形的距离。若是碰上下雨天，图书馆没什么人来，我闲极无聊，也会上楼去找她聊天。我们之间的谈话，就像钟摆一样，只能在一定的刻度之内来回摆动，有太多的话题我都无法触碰。不过，就算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问了什么不该问的事，祖英也从来不会生气，更无疾言厉色，通常只是淡淡一笑，不置可否而已。
有一天下午，我捧着一本金庸的小说，偷偷地躲在一个墙角里读得天昏地暗。沈祖英手里拿着一把鸡毛掸子，拂拭书架上的灰尘，悄悄地走近我身边，远远朝我的书上瞄一眼，居然就知道我正在读《书剑恩仇录》。她煞有介事地教训我说：“把大好的光阴浪费在一个三流的作家身上，实在是可惜。”我有点赌气似的反问道：“如果连金庸这样天下闻名的大作家都是三流的，那还有什么样的作家可以被称为是一流的呢？”祖英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看都不看，就朝我扔了过来。
我接住一看，居然是《奥德赛》。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把这本《奥德赛》带回到邗桥新村的房子里，一连读了两遍，怎么也没觉得它有什么好。剩下来的只是这样一个疑问：一个有资格推荐荷马史诗的人，想必绝非等闲之辈吧？
我只知道她老家在天津，父亲曾是天津一家纱厂的老板。至于说她因何流落到江南，在邗桥砖瓦厂当一名图书管理员，则不得而知。尽管她的家就在邗桥镇，奇怪的是，在我们共事的这些年中，她从未请我去他们家做客，也从未向我提及她的任何一位家庭成员。同彬说，祖英应该没有结过婚（否则的话，五十多岁的人，不可能保持如此完美的身材），不知真假。我想，祖英一直刻意避免谈起她的身世，或许并不是因为她的过往经历有什么难言之隐，而是在她看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想状态，本应如此之淡。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起过，每个人都是海上的孤立小岛（这个比喻来自《奥德赛》），可以互相瞭望，但却无法互相替代。这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奔自己的前程，也在奔自己的死亡。”从她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俗谚中，我们可以隐约窥见她对生活的基本看法：
朝骑鸾凤到碧落
暮见桑田生白波
一九九四年冬，我偶然听说，祖英要在年底前退休，心中不由得七上八下，惘然若失。年末时，我接到了龙冬打来的一个电话，说他打算在来年的正月初二结婚。新娘姓夏，是皮村人。春琴对这门亲事横加阻拦，至今还不肯与他的未婚妻见面，成天躺在床上哭，“家里闹成了一锅粥”。龙冬问我能不能提前几天回乡，帮他张罗一下婚事。我向厂里请了假，提前一周返回了乡下，没来得及赶上工会为祖英安排的茶话会。
等到我从乡下回来，图书馆早已人去楼空。正当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她时，祖英却笑嘻嘻地来了。那是上班后的第三天，正好是元宵节。她手里拎着一只竹篮，上面盖着一块毛巾。一进门，她就嘱咐我去水房里生炉子，等水烧开了，她来下汤团。那天中午，当我们两个人坐在空荡荡的阅览室里，吃着热气腾腾的汤团时，我忽然记起来，十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与她在一个桌上吃饭。
沈祖英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即便她来看我这件无需解释的小事，她也一定要让它条分缕析，明明白白。她来看我，是因为一事未了——她还没有正式向我告别（“你回家去了嘛！”），而不辞而别对她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她之所以会带汤团来，是因为当天恰好是元宵节，而我单身一人，“恐怕早已忘了元宵是什么味了”。
在那个静谧的午后，祖英一直都是高高兴兴的，但“轻松”两个字，在她的言谈中被重复得太多，反而有点让人生疑。炉子上的水已经烧开好一会儿了。水蒸气顶着铝盖，发出“噗噗”的滋水声。她坐着没动，我也没动。阅览室里光线暗淡，就我们两个人。透过玻璃窗，可以看见屋外艳阳高照，缤纷的阳光把树林里尚未融化的积雪衬得晶莹剔透。在远处的什么地方，年节将尽的鞭炮声静静地传来，听上去更觉落寞和伤感。
我问她退休后打算做些什么，祖英笑着反问道：“还能做什么？”随后，她叹了口气，引用了黄庭坚的两句诗，来说明她退休后的心境。
见我半天没说话，她随即就起身告辞。
除了沈祖英之外，还很少有什么女人让我产生过如此深的依恋之感。我喜欢她干干净净的样子，喜欢她的胆小和恬静，喜欢她脸上那种充满揶揄却欲言又止的神情，喜欢她身上让人无法接近的深切的悲伤。
祖英离开后，我一个人在桌前坐了一会儿。太阳快要落山时，我来到了二楼，在书架上找到了一本《黄庭坚集》，很快就查到了沈祖英刚刚引用过的那首《登快阁》：
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
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沈祖英，也没有听到过关于她的一丁点消息。我有一种无法说明的感觉：这个世界上或许存在着两个沈祖英。我所见到的这一个，不过是另一个的阴影而已——那么，那个处在明亮的阳光中，果敢、轻率、稚拙、任性而充满活力的沈祖英，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当她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中变得越来越模糊时，我能记住的，就是她跟我说过的一两句话，一两个手势。楼上再也不会传来发现昆虫的尖叫；夏天的中午，每当我在躺椅上睡觉时，也不会有人在我身上盖上一件工作服；当那个发了疯的京剧演员来图书馆看书时，再也不会有人悄悄地走到我身后，用胳膊轻轻推我一下，用半开玩笑的语气对我说：“快看，你妈妈来了。”
赵礼平
堂哥礼平看上了赵丽华的妹子赵丽娟，托马老大上门说媒。马老大原是便通庵的一名尼姑，因与摸骨师吴其麓的私情败露而被迫还俗，几十年来说媒无数，可做人还是讲原则的。她平常看不惯礼平的小人得志、飞扬跋扈，就找出两条理由来，对找上门来的婶子推托说：
“做姐姐的都还待字闺中，倒是把个妹妹先嫁了出去，没这规矩。再说，那赵宝明，是个气恨大的人，因着多年前的那桩狗屁倒灶的事，见了礼平，连话都不说。老身若是上门提亲，明摆着是讨骂，你们还是另请高明。”
婶子转而又去央求新珍。新珍说：
“快别提这事。那赵宝明最守古礼。他早早地有言在先，同姓不相婚配。说的也是，两个姓赵的，又在同村，百十年前本是一家人，怎好联姻？”
最后，婶子备了重礼，去找银娣。银娣一口答应下来，第二天就换了一身新衣裳，来到宝明家，卖弄嘴皮子。银娣说：
“宝明兄弟，你难道糊涂了不成？当初那赵月仙倒插门，去了丈人家，做了上门女婿，礼平这孩子，按理说，本该姓杨，他不姓赵。何来同姓婚配一说？你要是忌讳他姓赵，那也好办，让礼平去公社找一下陈公泰，把姓改回来就是了。”
那时，宝明已隐隐听得一些风声，知道赵礼平将他大女儿的名声糟践完了之后，居然又在动他小女儿的脑筋，要来挖他这块心头肉。他耐着性子听银娣说完话，蓦然站了起来，仰着脖子，咬牙对银娣道：
“你替我往他们家带句话。那小狗日的，要是肯脱得一丝不挂，绕着村子爬上一圈，一直爬到我们家门口，给我磕上三个响头，我就让姑娘嫁给他。”
银娣道：“哎呀喂，这是什么话！常言道，买卖不成情义在。两军交战不辱来使。你这样倚疯作邪，恶声恶气，我在你屋里的板凳上怎么能坐得住？”
宝明不紧不慢地道：“你坐不住，随时可以走。门是开着的呀！”
至此，赵宝明与银娣结下了冤仇，连带着小武松也与宝明失了和。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赵礼平身兼两个厂的厂长，又靠倒卖废旧钢材狠狠地赚了一大笔钱，可是，就村里的一般舆论而言，大家似乎仍然看不上礼平的为人。尽管婶子到处吹嘘说，礼平一人的资产就抵得上二十个万元户，可他们家的势力，还远远未到呼风唤雨的程度。银娣在宝明家碰了一鼻子灰，并未改变婶子对宝明一家的态度。婶子在村子里遇见宝明两口子，仍像往常一样笑脸相迎，张口闭口“好兄弟”、“好妹子”，叫得宝明夫妇心里直打鼓。
在这之前，赵宝明已经为丽娟相中了一门亲事。小伙子是魏家墩人，也是个木匠，人长得讨喜，手脚又勤快，手艺更是没的说，两家去年就订了婚。按照宝明的盘算，他打算先把丽华嫁出去，再将那个小伙子招到家里来做上门女婿，后半生也好有个依傍。本来好端端的一桩姻缘，被赵礼平插了一杠子之后，陡然生变。
没过多久，男方派来了一位嘴里镶着金牙的妇人，没有说明任何原因，就把这门亲事给退了。宝明见那女人横眉怒目、气势汹汹，知道她不好招惹。既然对方执意要退亲，宝明只得向来人赔笑说：
“现在手上不宽裕。等过上个两三个月，把各处欠我的账收一收，定将彩礼如数奉还，分文不少。”
让宝明大为意外的是，对方竟然连送出去的彩礼都不要了。大金牙一手叉着腰，跳着脚对宝明夫妇道：“遇上你们这样的人家，算我们晦气。那些钱就不要提了，你们留着买药吃吧。”
大金牙走了之后，宝明和老婆如坠雾中，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想从对方的脸上寻找答案。
他们很快又托人为丽娟介绍了另一门亲事。男方是乡卫生院的一个外科大夫。宝明夫妇俩假装看病，先去朱方镇的卫生院给未来的女婿相面。见小伙子仪表堂堂，聪明伶俐，两人都高兴得合不拢嘴。用宝明的话来说，“这小伙子，比起魏家墩那一个，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再说了，木匠这个手艺，如今也不怎么吃香了。我们家丽娟本来就是赤脚医生，现在嫁个大夫，正好互帮互学。”
两人兴冲冲地从卫生院出来，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村里的诊所，探听丽娟的口风。丽娟正守着煤球炉，用一只大号钢精锅煮针头和注射器。她把口罩往下一拉，对她娘笑道：“叫你们别管我的事，偏要到处瞎忙！我去年春上就和礼平领了证，早就是合法夫妻了，怎好再与别人相亲？不瞒你说，肚子里的这个孩子也已经三个多月了。”
从诊所里出来，赵宝明眼前一黑，在池塘边跌了一跤，就病倒了。在往后的几个月中，赵宝明成天躺在床上，拍胸打肚，长吁短叹。等到他重新在村里露面，早已须发尽白，人也明显地瘦了一圈。夫妻两人想来想去，不得不回过头来找新珍，央求她以媒人的身份，去婶子家正式提亲。新珍在两家之间跑了七八趟，终于商定，在来年的正月初五，为这对新人补办婚礼。
宝明没脸在丽娟的婚礼上露面，全由老婆一人红着眼眶，人前人后地跳上跳下。隔天新女婿上门，宝明和丽华一大早就躲了出去，由赵宝亮出面，陪新女婿喝了回门酒。
一年以后，在我婶子的极力怂恿下，宝明夫妇为丽华也找了个婆家，把她嫁给了皮村开小店的一个江北佬。这人名叫魏光国，刚死了老婆，算起来，年龄比宝明还大两岁。“爸爸”这个称呼，叫的人别扭，听的人也别扭。既然宝明称女婿为“老魏”，魏光国也就顺水推舟，将丈人尊称为“老赵”。翁婿两人脾气对路，也都好口酒。几年后，魏光国在丹阳开了一家超市，宝明和老婆就把家搬到了丹阳，帮着大女婿看店去了。
丽娟的童年和少女时代，都是在村人艳羡的目光和众口一词的赞美声中度过的。丽娟与丽华，互为镜影，遥相映衬——丽华有多么落寞、阴郁、病态，丽娟就有多么风光、活泼和明亮。丽娟对自己的聪慧和美貌，多年来一直有着牢固的信心。可自从她嫁给赵礼平之后，两者都遭遇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她目睹了丈夫的企业，从两家不足三四十人规模的小厂，变成集造纸、化工、房地产和通讯器材为一体的朱方集团公司的全过程。开始的那几年，她也曾试图参与所有的企业决策，但她的意见，每一次都与丈夫截然相反。那些在丽娟看来荒谬、危险的投资决定，每一次都给企业带来了滚滚财源。很快，她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那点小聪明，和丈夫赵礼平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比起来，简直就是高山之侧的一粒微尘。渐渐地，丽娟对礼平产生了一种死心塌地的依附感。随着财富的急剧增加，她的自我怀疑也日甚一日，最后终于变成了一个性格多疑、猜忌、乖戾、畏首畏尾，且心事重重的女人。
当然，她引以为傲的美貌也在迅速贬值。
据说，对女人，礼平有一种奇怪的理论。他认为，女人的魅力与对女人的熟悉程度恰成反比。他很难对一个认识时间超过两个月的女性发生兴趣。正因为如此，礼平在私人生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怪异癖好，一直是公司花边新闻中最引人入胜的段落。有一次，他在出差途中住进了一家宾馆，偶然瞥了一眼正在为他办理入住手续的服务员（按照他的理论，由于刚刚见面，服务员的神秘感和魅力都没有任何的损耗），发现她笑起来的“梨涡”，有一种沦肌浃髓的美，就当即决定聘请她出任公司人力资源部的主任一职，并在见面后的十二小时之内提取她身体的全部秘密。另一次，他在大市口的一家麦当劳餐厅与朋友吃饭，结账时，看到收银台出纳微微上翘的嘴唇的曲线“有些撩人”，两个小时后就将她约到了宾馆，云收雨散之后，把她带回公司做了一名会计。
还有一次，赵礼平和丽娟从沃尔玛超市出来，见广场上有一对父女正在卖煎饼。女孩淳朴、孝顺，可怜、无助而又楚楚动人。她的贫穷，以及那种未经雕琢的健康与活力，都让堂哥如痴如醉。那么，他可以为这对在冷风中瑟瑟打抖的贫寒父女做些什么呢？他出了一笔钱，帮那女孩开了一家美容院，很快就把这个孝顺、淳朴、健康的女孩，改造成了一个浓妆艳抹、任性撒泼且动不动就对老父恶语相向的老板娘。
不过，礼平的这些匪夷所思的猎艳行径，通常并不能对丽娟构成直接的伤害。这是因为，当丽娟费尽心机，终于抓住了丈夫与某个女人偷腥的把柄时，礼平多半早已对这个女人失去兴趣，将视线投向了下一个目标。
一天夜里，丽娟与礼平不知因为什么事发生了争执，两人进而大打出手。明显吃了亏且无计可施的丽娟，拿出一把水果刀，发疯似的要和三个孩子同归于尽。赵礼平一生气，就选择了自我消失。当他失踪四十多天之后，心高气傲的丽娟终于冷静了下来，不得不低眉顺眼地去向婆婆认错，顺便向她探听丈夫的下落。
我婶子对礼平的行踪绝口不提，教训起儿媳妇来，倒是一点都不含糊：
“夫妻俩吵架，是常有的事，我也不好说你的。半夜三更，动刀动枪地吓唬孩子，要让我们家断子绝孙，还连带着骂我们做上人的娼门无道，什么道理？我改天倒要去问问你娘老子，他们打小是怎么教导你的？顺便也让她点拨点拨我……”
丽娟灰头土脸地挨了婆婆一顿训斥，只得强咽下这口恶气，回过头来去找丈夫的亲信小斜眼。
小斜眼与丽娟是同一年生的，说起来还比丽娟大了三个月，可他仍愿意亲热地称丽娟为姐姐。两个人在朱方镇的一间茶社里坐定了，正是中秋月圆的时节。小斜眼把丽娟递过来的一块月饼吃完，连手里的碎末都舔得干干净净，这才对丽娟笑道：
“姐啊，你也别老盯着什么麦当劳的服务员、卖煎饼的小姑娘，这些个人，董事长尝个鲜，过后就忘。你如果总在提防这些下三滥的人，当最凶险的敌人在身边出现时，反而浑然不觉。我不是吓唬你，这一回，恐怕要祸起萧墙了！”
丽娟一听对方话中有乾坤，不觉吃了一惊。她身体向前凑了凑，对斜眼道：“老弟，这话怎么说？”
斜眼双手相扣，箍住方方的脑袋，半靠在对面的墙上，有心给丽娟指点迷津：“你这时候去一下朱虎平家，看看他老婆蒋维贞在不在。”
斜眼的话说得很含蓄，聪明的丽娟马上就有了正确的反应：“你是说，董事长和蒋维贞双宿双飞？”
小斜眼哈哈一笑，点了点头。
“不会吧。”丽娟道，“那蒋维贞号称是世界上最贞洁的女人，就差让皇帝在他们家门口竖一个贞节牌坊了。再说了，她与虎平两口子夫唱妇随，日子过得好好的，怎么也往这条道上走来了？”
斜眼道：“人人都说她蒋维贞是固若金汤的城池，你信，我信，可董事长他不信呐！”
丽娟略一思索，便决定不再纠缠这些细枝末节，“告诉我，他们俩，人在哪里？”
“莫非你要去捉奸？”
“就算帮姐姐一个忙。”
“要我帮忙，这倒也不难。”斜眼道，“只是，姐姐你也得帮我一个忙。这些年，我对姐姐怎么样，你心中有数。我有一桩心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白天想，夜里想，一觉睡醒了，还在想，想忍，可忍不住啊！姐姐，你也可怜可怜我，今天就成全了我吧。”
丽娟一见斜眼涎皮涎脸地望着自己，色迷迷地笑，顿时气得浑身哆嗦，羞愧难当，手脚冰凉。小斜眼的眼睛好像是盯着窗外的一轮圆月，但丽娟清楚，他眼神的焦点是在她的大腿上，下腹部不由得一阵阵抽搐。她本能地将裙子往下拉了拉，强忍着心中的屈辱、厌腻和愤怒，正琢磨着如何应答，小斜眼决定再往火堆里添把柴禾：
“姐啊，说一句不怕你生气的话，董事长不在的这些日子，你也没闲着吧？你和司机小蔡好，那是你的私事，我管不着。只是别在车里缠绵，叫人撞见了，影响不好。”
丽娟半天没有说话，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她默默地把手里的茶杯转了许久，最后叹了一口气，问道：“这事，董事长知道不知道？”
“可以知道，也可以不知道。”斜眼笑道。
丽娟此刻在心里迅速地下定了一个决心。她知道，除了把心一横，由他去轻薄一回，暂时没有什么好办法。她偷偷地打量了一下小斜眼，发现对方那可笑的眼神在屋里昏暗的灯光下竟然也有几分迷离。她终于找到了一条让自己“豁出去”的理由：小斜眼这个人除了眼睛有点歪斜之外，其他方面都还好。比如说，他衬衫的领子看上去还是挺干净的……
丽娟正在胡思乱想、不知所措之际，小斜眼终于决定向她摊牌。他坐直了身体，两手平摊在茶几上，一字一顿地对丽娟说：
“董事长抬举我做村长，我现在，大小也是个官。可是平常在村里，没他娘的一点威信，为什么？你想啊，村子里有不少人都买了汽车，就连老菩萨唐文宽都买了一辆摩托车，一踩油门，吱的一声，就蹿到了皮村，多威风！可我呢，作为一村之长，还得骑辆破自行车在村里晃荡。手里没把汽车钥匙捏着，我潘宏武一说话，人就矮了半截，如何让我服众？我这个人，姐姐你是知道的，平常没别的什么嗜好，就是喜欢个车。白天想，夜里想，一觉睡醒了，还在想，想忍，可忍不住啊！姐姐你随便牙缝里抠下来点碎末子，就能了却我的一桩心事。你要是肯赞助我十万八万，我哪天也买辆车来开。”
丽娟听到斜眼“白天想，夜里想，一觉睡醒了，还在想”这一句，早已笑得趴在了桌子上，双手兀自拍打着玻璃，一口气差点没掉下去。小斜眼被她笑得心里发毛，狐疑道：“你个死娟子，别光顾笑，倒是给我句痛快的，这车，你是买，还是不买？”
丽娟拢了拢耳边的头发，赶紧对小斜眼道：“买，买，明天就买。”
第二天，丽娟就给了小斜眼一笔钱。斜眼托人买了一辆二手的“奔驰”，改了漆，调装了音响，在车上架了低音炮，每天开着它，一路放着摇滚乐，在大街上“叮咚，叮叮咚”地招摇过市。
据说，蒋维贞被礼平带到深圳之后，尽管已单独与礼平在宾馆住了几天，可任凭礼平如何甜言蜜语、软硬兼施，到了“最后一步”，蒋维贞死活不肯就范。看来，蒋维贞多年来被村里人视为“贞洁”的样板，绝非浪得虚名。最后，赵礼平只得偷偷地在她的茶杯中下了药，使用了蛮力。
当丽娟按照小斜眼提供的地址，心急火燎地赶到深圳的时候，礼平和蒋维贞已去了珠海。丽娟追到了珠海，他们俩已经到了澳门。
丽娟没有出境的通行证，只得干瞪眼。
在离开澳门的前夜，赵礼平关切地问蒋维贞，“心肝，如果不带避孕套的话，会不会弄出个孩子来？”这时的蒋维贞已经开始反过来宽慰对方了：“我是上过环的，董事长你放宽心。”
婶子去世后，我在康复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曾经见到过赵礼平。那时，太平间的运尸工正忙着将婶子的遗体搬到地下室的冰柜里冷藏。在那个场合，我和礼平不便寒暄，只是彼此点了点头而已。后来，在下楼时，我在电梯里又遇见了他。因为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不说点什么，似乎有些不近情理。于是堂哥就把墨镜摘了下来，对我道：
“听说你在青龙山采石场看大门？”
我点点头。他那么一个大人物，居然还记挂着我的行踪，一时间让我惶愧交加。
“你这个人，一点没变，就是好摆个臭架子。人再穷，架子不散。”堂哥道，“以后若有用得着我的时候，打个招呼。”
电梯下到一楼，我们在道别的时候，堂哥突然让我在大厅里等他一下，因为他有件礼物要送给我。我在大厅门口等了七八分钟，堂哥让司机给我送来了一本书，他本人没再露面。那是一本由自传、讲演录、励志格言、国外旅行见闻和打油诗拼凑而成的出版物。
在返回青龙山的公共汽车上，我翻看着堂哥所杜撰的那些格言警句，总觉得在哪儿见过。也就是说，用不着看这本书，这些滥俗的句子，我也耳熟能详——因为它们常常出现在电视里、电台里、公益广告牌上。这些格言警句，早已无关世诫，也无关警劝，读起来，倒更像是对这个世界露骨的讽喻。
我能记住的格言，包括以下几则：
在一个喧嚣的时代里，最重要的就是要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
公平正义是社会的基石。
我们不光是创造财富，也创造全社会的共同价值。
让诚实与纯洁成为我们的天性。
守分身无辱。
像保护眼球一样呵护地球上的一草一木。
唐文宽
唐文宽同性恋身份的首次暴露，还要追溯到一九六九年的秋末。那天早晨，龙英举着一把菜刀冲进学校喊打喊杀，成为轰动乡里的大事。村民们只听说龙英要杀唐文宽，但并不知道这一疯狂的举动背后，究竟藏有怎样的秘密。赵德正在第一时间就觉察到了事件的严重性。当天晚上，他派人将唐文宽叫到了大队部，由他本人和高定邦、高定国兄弟出面，向唐文宽询问整个事件的始末（出于对事情结果的敏感和预判，赵德正没有通知梅芳参加）。
如果说唐文宽一进门就跪在地上自打耳光的行为，已足以让三个人面面相觑，心惊肉跳，他接下来所供述的那桩丑行，更是让人目瞪口呆，神魂出窍。三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不约而同地挠起了头皮。
高定国将唐文宽斥退之后，立即就要给公社党委打电话，遇事老成的高定邦拦住了他：“先别急，听听老赵怎么说。”
赵德正抽光了烟盒里的烟，又向定邦讨了一支，叼在嘴上，这才道：
“这种丑事，要报上去，文宽的命就保不住了。常言道，人命关天。他一个外乡人，丢了一条胳膊，投奔到我们村里来，虽说做出了这等伤天害理的事，但也没到挨枪子的地步。他这一死倒是一了百了，可小满还是个孩子，少不得要受些牵扯。若是文宽被抓，拔出萝卜带出泥，这事就包不住。日后让小满如何做人？再说，出了这事，我们大队连续五年的先进集体、连续三年的流动红旗，统统都得泡汤。两位将来的政治前途难免不受影响。这事还得好好琢磨，事缓则圆嘛。”
说到将来的政治前途，会计高定国也安静下来，陷入了沉思。最后，兄弟俩都拍着胸脯向赵德正保证：此事如何处置，全凭赵老哥一句话，“这一回，我们哥俩都听你的。”
德正道：“得把这件事整个兜住。要是以后鼓了包，漏了水，责任由我一人承担，与你们两兄弟不相干。趁着这事还没有传扬出去，当务之急，得赶紧想法子，将龙英的那张嘴封上。你们两个马上去找龙英和牛皋，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事不宜迟。”
当天深夜，高定邦独自一人，敲开了龙英家的大门。
思路缜密的高定邦，想得比赵德正还要远得多。他私下里许诺龙英说，到了年底，大队会多分给她家一百斤红薯，让她无论如何严守秘密。龙英满心欢喜，一口答应了下来。可高定邦还不放心。他问龙英用什么法子死守秘密。龙英说：“那还用说！既然高主任发了话，就是上刀山，下油锅，打死我也不吐露半句实情。”
定邦说：“这不行。俗话说，纸包不住火。你越是遮遮掩掩，人家的胃口反而会被你吊起来，那样反而坏事。”
龙英仰着脸，朝定邦跟前凑了凑，柔声细气地问他：“那我该咋办呀？”
“告诉他们一个假秘密。”定邦顺势将龙英的肩膀扳了过来，把嘴贴在她耳朵上，嘱咐她道：“要是有人问起，你就说，小满在学校里淘气，惹恼了唐文宽。那狗日的教训孩子不知轻重，一脚踢在小满的小肚子上，小鸡巴肿得像腊肠一样，几天撒不出尿来。”
龙英也把嘴巴贴在高定邦的耳朵上，微微红了脸，漾漾地笑道：“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绝没二话。时候还早，高主任再坐坐？”
高定邦因听见里屋传来老牛皋的咳嗽声，呆呆地僵了一小会儿，硬起头皮道：
“不坐了。”
第二天一早，社员们在村东的地头拔黄豆时，新珍和银娣等几个好事的妇女都围着龙英，问这问那，变着法子从她嘴里套话。龙英的确很有表演天分，一提起小满，她的泪水就夺眶而出。哭了半天，又将高定邦教给她的那个故事及时抛了出来，害得新珍和银娣同时搂着她肩膀，好言好语地劝慰她。银娣说：
“踢一脚，算是硬伤，消了肿就好了。不妨碍将来生儿育女。”
新珍还介绍给她一个偏方：将樟木树枝放在锅里煎，将水倒在一只尿壶里，在壶口蒙上个毛巾，给小满熏一熏，“立马就能见效”。
正像高定邦所预料的那样，他信口胡编的这个故事，日后就成为了解释这桩奇闻的标准版本。事情很快就平息下来。不过，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唐文宽本人都一直生活在提心吊胆的恐惧中。他整日整夜睡不着觉，在梦中反复出现的画面只有两个：其一，公安干警拎着手铐，突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其二，他在刑场上被五花大绑执行枪决的时候，突然想撒尿。
唐文宽有事没事总爱到大队部门前来东张西望，查看动静。只有当他看见赵德正稳稳当当地向他点头微笑时，心中的那种濒临崩溃的悸动不安才会暂时平复。他越是渴望如释重负的感觉，就越加频繁地去大队部门口踅探，就这样恶性循环，难以遏止。可他并不知道，当时的赵德正，也像他一样，日复一日地生活在莫名的焦虑中。知情不报，或窝藏罪犯，都是天大的责任，不仅有违起码的组织原则，实际上也触犯了国家的法律。除此之外，德正的忧虑还有：既然唐文宽有龙阳之癖，你很难保证，这事过去之后，他就不会去动别的孩子的脑筋。又不能无缘无故地将他从教师的岗位上撸下来——除了唐文宽，他到哪儿去找这么一位什么都能教的先生？思前想后，疑窦丛生，从此落下一块心病。平时挨着枕头就鼾声如雷的赵德正，竟然也因长期的失眠，不得不去公社的卫生院找荀大夫开安眠药。
几年后的一天，当高定国找到唐文宽，将设计捉拿赵德正的计划向他交底，并命令他配合的时候，唐文宽一口拒绝。
高定国可没工夫跟他磨嘴皮。他直截了当地对文宽道：
“我与赵德正没鸡巴仇。是公社书记郝建文想弄他。这是严肃的政治任务，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按我说的去做，否则的话，后果你是知道的。”
高定国做了一个朝自己的太阳穴开枪的动作，随后扬长而去。惊魂未定的唐文宽哭丧着脸去和老婆王曼卿商量。曼卿说：“这事明摆着：你不干，就是个死；干了，也是个死。你想想看，赵德正落了难，被人抓去一拷问，少不得把你牵出来。既然都是个死，我劝你别干。就是死了，也值个价。”
可唐文宽最终还是选择了与高定国合作。
听春琴说，在德正死后，唐文宽一反常态，扑在德正的坟头号啕大哭。每年清明节，他都会一个人去村东的桑树地为德正上坟。在赵德正最后的日子里，唐文宽自觉没脸去医院探望他，只有等他死后，通过清明节的祭拜，来默默地表达对死者的尊敬与愧疚。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唐文宽的同性恋身份不再是秘密。那时候，村子里的人都忙着做生意，办厂子赚钱，对于一个外乡人特殊的性取向并不十分在意。应当说，即便到了那个年代，村里人对于同性恋的知识简直贫乏得可怜。就连见多识广的赵同彬，也把男人之间的性行为比喻为“拼刺刀”，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到了一九九八年，随着我们乡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在魏家墩被查出，村里人出于对这种致命病毒的过分恐惧，错误地将同性恋与艾滋病划上了等号。唐文宽知道自己在村庄里待不下去了，就和王曼卿商量，变卖房产、转让田地，举家搬到了江都的邵伯，去投奔他的一个表弟去了。
最后送他们去江边码头的，是渔佬柏生。
唐文宽夫妇离开后，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疑问：平常总爱去找唐文宽下棋的更生，是否也有同性恋的嫌疑？
顺便说一句，更生是在孤独和屈辱中离世的。唐文宽走后，原本一直躲在暗处的更生，终于被人推到了前台，成了肮脏、变态和猥琐的象征，受尽了村人的冷遇和家人白眼。更生死后，儿子永胜独自一人将他的遗体送去殡仪馆火化，家里众多的亲戚无一到场。
斜眼
斜眼出生的时候，正赶上儒里赵村百年一遇的大洪水。银娣在磨笄山顶的一个草棚里生下了他。为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小武松给儿子取名为“洪武”。赵锡光在燕塘边放虾网，遇见了正在秧草地里耕田的小武松，就远远地朝他喊了一句：“老弟，‘洪武’这个名字，可不能随便叫啊！”
至于这个名字为什么不能随便叫，赵先生可没说。
小武松就让老婆银娣去请教读过私塾的赵宝亮。宝亮一听，满不在乎地哈哈一笑，“现在是新社会了，不讲究名讳那一套。我看洪武就顶好。”
潘洪武到了四岁那一年，染上了一场脑膜炎。银娣抱着他四处求医。命是救回来了，却落下了一个眼睛歪斜的后遗症。至此，村里人开始叫他“斜眼”。因为他那斜眼看人时，眼白的成分居多，也有人叫他“斜白眼”。后来，斜眼自己读了书，识了字，知道洪武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年号，就自作主张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宏武”。到了九十年代初，小斜眼当上村长以后，村民们觉得“斜眼”这个绰号有点叫不出口了，但他们也不愿意叫他“洪武”或“宏武”，干脆就直接叫他“皇帝”。
斜眼嘴上不说，心里对这个新绰号还是挺受用的。他手下的那些跟班随从，一旦要怂恿他做些出格的事，也用这个新绰号来激励他，“皇帝嘛，一言九鼎，你说了算！”
陈公泰退休之后，县里从外地调来了一个姓邵的人当乡长。此人名叫邵明堂，据说是个眼睛里揉不得沙子、极其清正廉明的好官。到任没多久，“邵青天”的令名就开始远播乡里。邵明堂上任始伊，决意要好好整治一下人心涣散、腐败成风的干部队伍。经人指点，他打算先拿我们村的小斜眼来开刀。
乡里派出的调查小组到村里一查账，好嘛，光是每年吃喝花掉的公款，就高达十五六万。加上贪污和索贿，特别是在村庄拆迁过程中所吃的回扣，小斜眼的贪墨所得，少说也有个百十来万。奇怪的是，乡里派来人查他的账，早早放出风声要来抓他，可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小斜眼除了被宣布接受调查之外，再无下文，就连村长一职也未被正式罢免。斜眼只能这样认为：邵明堂没有立即抓他，是在等着他上门送钱。
他借口去医院看病，去了一趟上海，找他的姐姐雪兰借钱。可雪兰原先在普陀区的家，据说早已搬到了虹口区，姐姐和姐夫手机均无人接听。斜眼在上海瞎转了四五天，最后连姐姐的面都没见上，就灰溜溜地回来了。
他只得去找父亲小武松。
小武松潘乾贵那时已经重病在床。他的酱菜厂因经营不善，也濒临倒闭。他喘着粗气，将儿子大骂一通，末了，还是给他指出了一条生路：“事到如今，只有一个人能救你了。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斜眼那时已无法知晓赵礼平的行踪，就去找我的堂妹金花。金花说：“我哥这阵子正在尼泊尔的一个寺庙里闭关修行呢，谁都不见。”
斜眼请高定国吃了一顿龙虾，由定国出面，他总算是见到了集团的总经理赵丽娟。丽娟正忙着去开董事会，在通往会议室的楼道里走得飞快。在橐橐的高跟鞋声中，小斜眼一路小跑地跟着她。最后，丽娟在会议室门口总算站住了。她回过头来，白了他一眼，不紧不慢地道：
“你既然已经告诉了我深圳的地址，怎好又打电话通知他们远走高飞？我追到深圳，你让他们去珠海；我撵到珠海，你又让他们去澳门……过去的事就不说了。你放心，我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你当初从我手里勒逼去买车的八万五千元钱，调查组若来找我，我一个字也不会说。”
说完了这句话，丽娟夹着文件包，头也不回地走进了会议室。
斜眼灰头土脸地离开了朱方集团，心里反而又多了一个恐惧：要是丽娟把他索要买车款的事说出去，没准他的刑期又会增加两年。
随着“即将被捕”的紧箍咒在他头上套得越来越紧，斜眼的最后一点理智也终于丧失殆尽。他决定走一步险棋——在自己的问题形成正式结论之前，不如先下手为强，抢先告发乡长邵明堂。
朱方集团旗下的造纸厂偷偷地向长江中心排放污水，此事经媒体曝光后，邵明堂当即带人去恒生造纸厂调研。他在收取了造纸厂八十万元的礼金之后，决定对此事不予追究。在当天晚上的酒宴上，邵明堂还向造纸厂的陪同人员说了一句俏皮话：
“笑话！废水不往江里排，那往哪里排？长江水，流得急，水一冲就到了上海。这污水反正我们也喝不着。”
在给有关部门的检举信中，斜眼列出了可以为他作证的每一个人的姓名，并连用两个“千真万确”，来强调此事无可置疑。小斜眼还揭露说，邵明堂之所以被当地人目为“邵青天”，唯一的原因仅仅在于，此人在“哄老百姓高兴”方面很有表演天赋。另外，他的私生活也十分糜烂。广大干部表面上戏称他为“邵青天”，暗地里都叫他“笑面虎”。他们还编了一个顺口溜，来形容他平时的做派和为人：
大衣一披，
走东窜西。
不是开会，
就是日屄。
这封信寄出去没两天，斜眼就被人带走了。
他后来被判刑四年。关押他的那座监狱，也曾关过赵同彬。
小武松很快被医院查出患了肠癌，且已扩散到胰腺。他被两家大医院拒收之后，想起了“生命在于运动”那句人人皆知的格言。他试图通过大汗淋漓的跑步“将癌细胞逼出体外”，当然是异想天开。他天不亮就起来跑步，银娣在后边远远地跟着，尽量不让丈夫看见自己在偷偷地落泪。小武松坚持了五六天，每天的路程以几何级数急速缩短，最后他连路都走不动了，仍坚信自己可以活到小斜眼出狱的那一天。他要把自己这么多年来辛辛苦苦建起来的酱菜厂交到儿子手中。
一个眼睛歪斜的儿子，一个对父母凶神恶煞、不屑理睬的儿子，一个正在监狱里服刑并让他的晚年蒙受羞辱的儿子，毕竟也还是一个儿子。
斜眼小时候，武松常常将他抱在腿上，用硬胡茬去扎他的脸，扎他的小胸脯，扎他的小胳膊。他的胳膊又嫩，又细，又滑溜。他每扎儿子一下，斜眼都会咯咯地笑个不停。在儿子一刻不停的笑声中，在时钟回拨的某一个缤纷虚幻的时间节点上，小武松那曾经强大无比的心脏终于停跳，不再为他甜蜜的回忆之路提供动力。
高定国
我父亲去世前不久，曾经和我一起评论村里所有的人物。说到高定国，父亲的评价只有简单的五个字，叫做“算盘打得好”。每当我想起高定国这个人，就会想起父亲的那句话。其实，仔细琢磨一下，父亲的这五字断语也很耐人寻味。“算盘打得好”，固然是说高定国聪明、精细、会做账，这些都在明处。可要往暗里说，他肚子里也藏着一副算盘，打起来寂静无声。
如果我们把人的一生比喻为布满陷阱的沼泽地，高定国在沼泽地里跳来跳去，跨出去的每一步，都能让他免于陷溺。
他没有过大富大贵的时刻，可从来也和灾厄无缘。
他长年在生产队和大队担任会计一职，后来在公社的武装部当了几年部长。再往后，他去派出所担任了几年指导员之后，就到刑警大队当起了大队长。他还曾被派驻北京两年，专门负责拦截那些去京城告状的百姓，且屡获嘉奖。最后，到了人生的晚年，适逢我们乡成立老年协会。他以七十高龄，又获返聘，重新担任会计一职。他的一生，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起点。
人们仍叫他“高会计”。
他和安徽知青付瑞香生了两儿一女，三个孩子都很孝顺。晚年的高定国，没有高血压，没有高血脂，没有糖尿病。能吃能睡能打牌，连牙齿都一颗不少。每天晚上看过新闻联播之后，他总爱和妻子手挽手在街心公园里散步。
老福
老鸭子去世后，更生让永胜去请老福来家，帮着穿寿衣。永胜赶到老福家，敲了半天的门，无人应答。他推开门进去一看，发现老福奶奶穿着一身新做的蓝布褂子，脸上盖着一块洁白的纱布，在床上已经咽了气。
她显然已经预料到了自己的死亡。
早在一个多月前，小斜眼带着拆迁办的人登门拜访，她正在给院里的菜地浇水。斜眼征询她对拆迁的意见，老福奶奶笑眯眯地望着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就不麻烦你们了。”对于她的这句话，小斜眼有点摸不着头脑：她是同意拆呢，还是不同意？
她把家里最后一只大公鸡送给了隔壁的蒋维贞。
她为自己做了一身新衣裳，一双新鞋子。
她洗了澡，梳了头。
她将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
为了使自己的遗体保持洁净，她穿戴整齐后就不再进食。
写到这里，请允许我暂时搁笔，为亲爱的老福奶奶放声一哭。
永胜
从八十年代起，永胜一直在朱方镇的一家餐馆里做厨师。后来，他和老婆开了一家小吃店，折了本，就在大街上摆摊炸油条。除了城管的骚扰让他们疲于应付之外，据说生意还不错。再往后，永胜的年纪大了，他的油条摊子就由大女儿芦红和女婿接了手。
永胜夫妇也住在平昌花园小区，与二女儿芦花生活在一起。芦花在恒生造纸厂做保洁员。
多年后，我从青龙山采石场辞了职，回朱方镇定居，偶尔也会去找他喝酒。
牛皋
还活着。
春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