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绮台
赵孟舒平常用来弹奏的古琴有两床：一为“枕流”，一名“停云”。两琴均斫于宋代，联珠式，琴身遍布蛇腹断纹，琴音清越圆润，皆为琴中上品。据赵锡光先生说，孟舒所居住的蕉雨山房中，还藏有一床唐琴，乃绝世鸿宝，名为“碧绮台”。这张琴制于唐代天宝年间，为落霞式，琴身镶有金徽，琴背龙池之上，刻有魏碑体的行楷三十六字，填以石绿，不知何人所题。除“春风望野阔，秋痕入梦遥”一句外，其余文字已漫灭不可识读。此琴在明末流入民间之前，一直是宫廷重器，曾是明武宗最为宝爱的三张御琴之一。赵孟舒将这张琴珍藏于蕉雨山房的板壁之中，平常秘不示人。
“我与孟舒可谓管鲍之交，金兰之谊，平生也只见过两回。”赵锡光先生曾这样对我们炫耀说，“一回是陈毅元帅从洲上南渡长江，来听他弹琴。孟舒在广元寺操琴，用《流水》《醉渔唱晚》二曲酬客。第二回呢，就是孟舒死。王曼卿悲不能已，为碧绮台新安了轸弦，弹琴与孟舒永诀。”
赵孟舒自幼学琴，入广陵琴社。与扬州的孙亮祖（绍陶）、南通徐立孙、常熟吴景略、镇江金山寺的枯竹禅师相善，时相过从。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间，赵孟舒北上徐州，在硝烟散尽的徐蚌战场寻访他小儿子的尸骨。返乡时路过南京，积忧成疾，一住就是两个月。等他从南京回到村里，带回了一个精通古琴的妓女，这人就是王曼卿。
当赵孟舒带着这名十八九岁的妓女回到儒里赵村时，村里人都吓了一跳。他们感到惊骇，不光是因为王曼卿妖冶多姿的美貌，还有赵孟舒衰老的速度。不到半年，他的头发全白了，背更驼了，门牙也没剩下几颗。他家唯一的佣人红头聋子朱金顺，逢人就摇头叹息说：“孟舒这么一把年纪，刚死了儿子，又弄来这么一个宝贝，身子骨如何吃得消？”赵锡光对自己的老友也有同样的担忧，但他的话可比朱金顺要文雅多了：“丧子之痛攻于内，狐妖之媚攻于外，血肉之躯，蕉萃殆尽，顿成土崩之势。”
在那段纷乱的年月里，赵孟舒除了陪王曼卿在山房里弹琴自遣外，每天要做的事，就是在想象中追踪他大儿子节节溃败、逃亡台湾的踪迹。当然，他仍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为自己的生命筹划一个悲剧性的尾声——在王曼卿和红头聋子“合算，合算，等于是天上掉馅饼”一类的鼓噪声中，平生不爱田产的赵孟舒，神差鬼使地从他的至交赵锡光手中，接下了百余亩田地和一处碾坊，同时接受下来的，还有儒里赵村仅有的一顶地主帽子。这也导致了他与女儿的彻底反目——她自从嫁到句容之后，几乎与老头子断了来往。到了这个地步，如果说性格孤僻耿介又有点洁癖的赵孟舒，还有一步棋没有来得及下，那大概就是死。
出于对新生的人民政府的愤恨，同时也源于对苍天不公的怨毒，戴上了地主帽子的赵孟舒，别出心裁地对全村人发了一个毒誓：他的脚决不踏上新社会的土地。要践行自己的这个诺言，其实也不难——他只消待在蕉雨山房的二楼，与曼卿厮守终日，弹琴自娱就可以了。每天与书琴和美人为伴，日子也还过得下去。至于说他偶尔要去金山寺与枯竹禅师喝上一杯，切磋技艺，那也不要紧，反正是坐在轿子上，脚不沾地。他想学他老师孙亮祖。可是孙亮祖当年足不出户，是因为日本人占领了扬州。他一连数载不下楼，所表现出的是民族大义和气节。相比之下，赵孟舒的邯郸学步，则多少有一点不自量力、螳臂当车的嫌疑了。好在新上任的农会主任赵德正，已打定主意对他的遗老作风网开一面。
德正曾劝他：“下不下楼，都不要紧。只是你老人家说话千万要当心！不要张口闭口就说你儿子牺牲在徐州。小武当的是国民党的兵，人民的敌人嘛！陈老总来听你弹琴这件事，也别成天挂在嘴上，依我看，以后干脆就不要提。此一时，彼一时嘛！”
但赵孟舒觉得自己出口成章的捷才和满腹的学问，也不能烂在肚子里。他把“黨”这个字拆开来，编了一则谜语，让村里的孩子们去猜：
小字当头，
两手叉腰。
开口说话，
一团漆黑。
猜出了谜底的工作队的队员们，立刻提着枪，到蕉雨山房去绑人。红头聋子左拦右挡，只得一口咬定说，赵孟舒谜语中的党，不是共产党，而是万恶的国民党。“你想啊，他一个儿子，被国民党掳去，当了炮灰，另一个儿子又被他们绑架到了台湾。他对国民党能不恨吗？这事我敢拿脑袋担保！他骂的是国民党，国民党。没事，你们回去吧。”
鉴于朱金顺近乎赤贫的雇农身份，工作队的人一时不便动粗，只得一遍遍地跟他宣讲当时的斗争形势和相关政策，可朱金顺指了指自己的耳朵，一句话就把他们挡了回去：
“免谈。你们跟一个聋子说话，根本就是白费唾沫。”
他手里握着一把劈篾用的竹刀，拦在蕉雨山房的门口，死活不让他们进屋。工作队的侯队长，为了测试一下他的耳朵是真聋还是假聋，用极小的声音对他咕哝了一句：“我听好多人反映，那个谜语，原本是你编的？”
朱金顺一听，立刻勃然大怒，他那锃亮的头皮连带脖子和招风耳，都在瞬间红得像鸡冠一样，仿佛马上就要滴出血来，“放屁！谁在外面乱嚼舌头根子？老子大字不识一个。能编得出这么顺溜的话来吗？”
他这一吼，工作队的人全都笑了。
正在这时，赵德正带着更生、武松和银娣他们几个已闻讯赶到。他们说得口干舌燥，天昏地暗，才算把工作队的人劝了回去。
要说我们村子里的人，在古乐方面的修养，实在是贫乏得可怜。他们听不懂赵孟舒的琴声，毫不奇怪。平常除了推牌九、打扑克之外，最大的娱乐就是听听锡剧和扬剧。那个时候，安徽有一个草台班子，在秋收之后，时常会到村子里来。他们在祠堂外的打谷场上，搭个简易的戏台，演出村民们百听不厌的淫艳古戏。从月亮初升，一直唱到第二天的日出时分，俗称“两头红”。在王曼卿来到村子里之前，雇工朱金顺是赵孟舒鼓琴时唯一的听众。难怪村里会有这样的议论：
“可惜赵先生一手好琴，只能弹给聋子听。”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朱金顺的耳朵并不真聋（聋与不聋，完全取决于他听人说话时的心情好坏），但他显然对赵孟舒弹琴没什么兴趣。他在私底下把赵孟舒自命清高的古琴演奏，戏称为“打算盘”，其比喻倒也贴切传神。
转眼间就到了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按照县里的布置，郝乡长决定在朱方镇的小学操场开一个万人群众大会，把乡里的十三个地主（俗称“十三太保”）全都押去集中批斗。在大会的前一天，赵德正就接到了会议通知。他担心恃才傲物、又臭又硬的赵孟舒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就带了长生和新珍，连夜上门规劝。那天晚上，观前村的周蓉曾，恰好也在蕉雨山房喝茶谈天。任凭赵德正怎么劝，面无表情的赵孟舒始终是一声不吭，被逼急了，就从牙缝里挤出四个字来：
“有死而已。”
什么叫“有死而已”，德正和长生他们都听不太明白。德正说：“这次批斗，既不挂牌子游街，也不用五花大绑，就是走走过场。你老人家往台上一站，在心里打打谱，一会儿就熬过去了。”新珍也插话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好汉不吃眼前亏。若是一味撑硬船，拉硬弓，也不是事。大舅你还是听我们一句劝，好歹去点个卯，应个景。”可赵孟舒依然黑着脸，还是那句话，“有死而已”，弄得赵德正直挠头皮。
最后，他只得把目光转向旁边坐着的周蓉曾：“周先生，你老肚里学问大，帮我们劝劝呗。”
周蓉曾微微一笑，叹了口气，对孟舒道：“我劝你逆来顺受，随遇而安吧。”
好多年后，新珍对当时的情景仍然津津乐道：“真是见了鬼了！那天晚上，我和赵德正苦口婆心，嘴都说干了，还抵不上周先生的一句话。这有学问的人，就是不一样！”
赵孟舒既然答应去开会，接下来的事就好办多了。德正考虑到赵孟舒体弱多病，让他走着去朱方镇多有不便，可坐轿子又太过扎眼。最后，他决定让长生推着一辆独轮车，把他送到朱方镇，并嘱咐新珍在后面跟着，一路上好有个照料。他还特意让新珍带上绿豆汤，以防赵孟舒天热中暑。
第二天下午，当赵孟舒坐在长生的独轮车上去朱方镇开会时，沿途的路人无不为之侧目。不时有小年轻与长生夫妇打趣：“你们这哪里是去批斗地主啊，分明是给劳模颁奖嘛！你们怎么不在他胸前别一朵大红花？”
长生只是憨憨地笑，并不搭话。赵孟舒头戴凉帽，坐在独轮车上，身板笔直，顾盼自雄，只当听不见。
至于说德正为何会对素无瓜葛的赵孟舒另眼相待，村里流传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桑树地事件”。
在合作化初期，德正因见王曼卿体格风骚，弱不禁风，就将她分入老年丙组，让她跟着马老大、老福、老鸭子等几个老太太，干一些诸如选种、养蚕之类的轻省活。但王曼卿的工分却是按甲等劳动力来计算的。德正对曼卿明显的偏袒，不免招来种种闲言碎语。其中流传很广的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
一天午后，村里的社员们都在歇中觉，王曼卿拎着竹篮去村东的桑树地里摘桑叶。她前脚进了桑园，赵德正后脚就跟了过去。这件事从老实、木讷的渔佬柏生嘴中传出，应该不是空穴来风。柏生当时正在菱塘对岸的树林中剥着红麻，“警惕地”注视着桑林里的一举一动。他没有惊扰这对野鸳鸯的好事，却在事后去现场细细查看，据说是捡到了王曼卿落下的一枚发卡。
另外一个说法，听上去合情合理，似乎不容辩驳。
挖树根的赵永贵吐血而死，五岁的赵德正去江北投奔亲戚，“蛇蝎心肠”的舅妈却容不下他，把他赶了回来。德正瘦成个皮包骨头，像个叫花子，在村子里倚东家门，贴西家壁，最后是赵孟舒的一句话，让他在祠堂落了脚，吃上了百家饭。祠堂的管事三老倌提醒他：日后有了出息，不可忘记赵先生的一片慈悲之心。年幼的赵德正当时就对三老倌发誓赌咒说，他要用一辈子来报答这一句话。后来，他为赵孟舒抬轿多年，从来不肯收他一文钱。
那天下午，长生用独轮车将赵孟舒送到朱方小学的操场边，就和妻子分了手。他对新珍交代说，德正让他顺便去乡里的物资站，找一下老徐，帮他买一只生铁的犁头、两副牛鼻圈。他说等散会时再来大操场与妻子会合。
三小时的批斗会，倒也没出什么事。天气虽然燠热，但新珍一直担心的中暑并没有发生。赵孟舒在台上挨斗，她就靠在不远处的一棵老槐树下，手里抱着装有绿豆汤的大瓷缸，一直没动窝。等到大会结束，台上的地主们排着队，鱼贯下台，赵孟舒却愣愣地站在原地，纹丝不动。新珍好不容易挤到了他跟前，正要把手里的绿豆汤递给他，却看见赵孟舒满脸通红，焦躁地指了指自己的裤脚管，那样子，又像是笑，又像是哭。滞热的空气中隐隐能闻到一股恶臭。
聪明的新珍脸一红，马上就判断出发生了什么事。
“没事。”她安慰赵孟舒道，“我扶你到学校的茅厕去弄一弄？”
赵先生道：“弄什么弄，一塌糊涂！”
新珍低头一看，可不，稀屎已经把他的裤管印出了褐色的斑印，顺着裤脚一直流到了鞋帮上。新珍一面用“老年人嘛，这种事很平常”一类的话来宽慰他，一面飞快地在脑子里想着应对之策。
她终于想起来，自己在朱方镇有一个表姐。
大约半个多小时后，她领着赵孟舒来到了表姐家院中的一棵枣树下。表姐在柴屋里放了一只大脚盆，烧了一大锅热水，张罗着让赵孟舒去柴屋洗澡。随后，又嘱咐家里的大丫头，去乡粮管站把当站长的丈夫叫回来，让他顺便在集市上买点酒菜。表姐翻箱倒柜，找出了一条丈夫穿的开司米单裤，可怎么也找不出一条底裤来。最后，只得拿了一条她自己穿的花短裤，有些为难地望着她的表妹：
“人家是读书人，女人的短裤，他大概是不肯穿的吧？”
新珍认为不妨事，“反正穿在里边，也看不见，怕怎的？”
表姐让小儿子把干净的衣裤送到柴屋。赵孟舒倒也没有嫌弃（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柴屋里光线太暗，赵孟舒眼神又不太好，他大概根本就没看出那短裤上的红色小花点），穿上衣服，神清气爽地从柴屋里走了出来，朝着表姐又是抱拳，又是作揖。神色虽有几分古怪，但始终带着笑。
新珍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下了。
粮管所的罗站长似乎比表姐还要热情。他从集市上买回了一条鲢鱼，蹲在枣树下收拾干净了，在木桶里净了手，又过去招呼赵孟舒吃茶。太阳快落山时，新珍这才想起自己在物资站买犁头的丈夫。表姐听说了，就催促老罗赶紧去物资站找寻。罗站长在街上找了半天，哪还有长生的人影？
新珍后来回忆说，那天晚上，赵孟舒的心情似乎一直很好。赵先生平时心高气傲，不爱搭理人。可那晚在喝酒时，他还借着酒兴说了一个笑话，尽管大家都没听懂，还是胡乱地跟着他笑了一通。罗站长给他斟酒，赵孟舒也从不推辞，最后反倒是罗站长多留了个心眼，担心他晚上回家，走夜路跌跟头，有意压着点酒劲，不让他多喝。
临走时，罗站长从邻居家借来了一盏马灯，夫妇俩一直将他们送到了镇子外的水塘边。新珍搀扶着他，抄近路走进了夏夜的旷野里。
天上没有一丝风，四周一片岑寂。赵孟舒走不多远，就说走不动了。两人坐在路边的田埂上歇息。宝石般纯净的天宇，横贯着一条璀璨的星河。数不清的金屑，东一堆，西一堆，密密匝匝，铺成绚丽的缎带。不时有流星嗖的一下，像箭一样射向银河，拖着蝎尾似的光带，消失在耀眼的金粉堆里。
赵孟舒指着天上的星星，跟新珍说，这是哪颗星，那是哪颗星，新珍一句也没听进去。此刻，她的心里盘算着这样一个大胆的念头：要不要干脆背着他走一段？虽说有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只要把他想象成自己的父亲，那也没什么呀！可是，一想到王曼卿的年龄比自己还小，居然还与他同床共枕，她的羞怯最终占了上风。
他们又往前走了一段。黑暗中，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响亮的流水声。水禽在河边的草丛中唧唧地叫着。赵先生突然止住脚步，对她叹了口气，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要是能像你表姐那样，守着两个孩子，粗茶淡饭，一家人和和睦睦，过着平平安安的日子，那该多好啊！”
新珍不知道他怎么又想起表姐来了，笑着回答说：“表姐家的日子，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过的日子啊，再平常不过了。有什么好的？我可看不出来。要我说呀，我们这样的人，做梦都想过赵先生的日子呢。呆在小楼里，弹琴作画，好不清闲！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才好呢！”
赵孟舒没再吭气。
无论新珍跟她说什么，赵孟舒总是嗯嗯啊啊，不再接话。一路上新珍都在心里嘀咕：刚才那番话，到底哪儿说错了？
当天夜里，赵孟舒就服了毒。
死者面目焦黑，表情狰狞，尸体停在蕉雨山房那间阴暗的门厅里。在搬动尸体的过程中，他那本来就不多的几缕白发，早已尽皆掉落。看热闹的人走了一拨，又来了一批。王曼卿坐在二楼的琴房里，也不哭闹，只是一声不吭地，望着窗外的一片绿荫发呆。新珍赶到那里的时候，涌向她心头的狂潮，并不是悲伤，甚至也不是惊悸，而是一种难以遏止的愤怒：
“赵先生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假如人人都像你一样，仅仅因为把屎拉到裤子上，就寻了短见，这世上的人，恐怕早就死得一个不剩了！”
她觉得赵孟舒太脆弱，也太矫情了。虽说心里有些想不开，新珍还是没忘了提醒老鸭子和马老大，一定要将死者身上的那条花短裤换下来：
“赵先生是个文墨人。不能让他穿着女人的花裤衩踏上黄泉路。”
赵孟舒在自杀前，曾用漂亮的行书留下遗书半纸。他嘱咐王曼卿，将“碧绮台”琴身的那枚金徽撬下来，送给朱方镇的罗站长夫妇，以谢酒食款待、衣物相赠之情。多年后，小心眼的新珍当着同彬的面，跟我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仍为赵先生的遗嘱愤愤不平，“他愿意把金徽送给谁，我可管不着。可怜我们夫妻俩，好心好意送他去朱方镇，长生推着独轮车，我在后面抱着绿豆汤，末了，他把屎拉裤子上，又带他去表姐家洗澡吃饭，不说功劳，也有苦劳吧？他怎么就忘得一干二净。你可不要误会啊，我倒也不是要与表姐争那个金徽……”
那天，严政委恰好在邻乡的皮村视察防洪工作，闻听赵孟舒的死讯，也吃了一惊。在郝乡长的陪同下，他特地绕路赶了过来，正好遇上傍晚时分的大殓。
王曼卿一身缟素，给“碧绮台”安了轸柱和新弦，在赵孟舒的棺木前，弹了一曲《杜鹃血》，算是为赵先生送行。
赵孟舒弹了一辈子的琴，可村里绝大部分人从未听过碧绮台的琴声。可如今，随着王曼卿扑簌簌掉下的眼泪在琴弦上破碎飞溅，在场的人一致公认，这首《杜鹃血》，大概就是世界上最好听的音乐了。严政委没有惊动大家，他远远地站在蕉雨山房的院门外，默默地听完了这首曲子，两次掏出手绢拭泪。随后，在郝乡长的陪同下，严政委没等遗体入棺，就悄悄地离开了蕉雨山房，消失在夏夜的黑暗之中。
这床名贵的“碧绮台”，在稍后的葬礼中被王曼卿付之一炬。至于赵孟舒留下的另外两张宋琴的下落，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无人知晓，当然，也无人关心。一直要等到十三年之后，“枕流”和“停云”才会重新出世——高定国带人去抄红头聋子的家，从他们家床底下偶然发现了这两件稀世珍宝。同时被搜出来的，还有一张用金丝楠木制成的琴案。
这里顺便说一下，一九七〇年夏末，高定国突然带人去抄红头聋子的家，其实并不是奔着这两床名琴去的。一个让我百思不解的说法是：高定国的真正意图，是为了查抄梅芳写给朱虎平的情书（当然，他最终一无所获）。那么，梅芳为什么会给朱虎平写情书呢？为了避免这个故事的枝节过于芜杂，我们这里先跳过不提。
后来我还听说，鳏居多年的朱金顺，在赵孟舒死后，对王曼卿的美貌产生了不切实际的非分之想。在葬礼后的第二天早上，他“扑通”一声跪在曼卿面前，抱住她的双腿，叫她“嫡亲的亲娘”，叫她“最招人疼的小肉肉”，叫她“勾人魂、摄人魄的前世冤家”，央求曼卿看在他多年对赵家尽心尽责的分上，“两家并一家，从此往后，跟着我一心一计过日子。我为你夏日打蒲扇，冬天暖被窝。”王曼卿冷冷一笑，以“薰莸不同器、主仆不相交”一语，断然拒绝。
就像我们此前所提到的，她有些出人意料地嫁给了独臂的外乡人唐文宽。自从王曼卿搬到唐文宽家之后，蕉雨山房一直空关着，养蛇长草。绿树无人，青苔满窗。
后来，赵德正就来找曼卿商量，不如把那处房子让出来，将来时机合适，他打算将它改建成一所学校。王曼卿倒也爽快，她笑道：“现在是新社会了，不要说房子，就连我这个人也是国家的，你就看着办吧。”
等到儒里小学正式落成，已经到了一九七一年的秋天了。那时，春琴和赵德正所生的儿子龙冬，已经年满四岁。
一时瑜亮
赵孟舒葬礼后的当天晚上，银娣因见赵德正一整天神思恍惚，面露悲戚，就和丈夫小武松商量，置办了几样小菜，请赵德正来家喝酒。除了他们夫妇之外，小木匠赵宝明、朱虎平、更生和我父亲都在场。德正不说话，其他人也都不敢言语。都说是赵德正与赵孟舒情同父子，一点不假。不料，赵德正喝了几杯急酒之后，抹了一下嘴，忽然对我父亲感慨说，假如天假以寿，他要做完三件大事，了却平生心愿。小武松问他是哪三件大事，德正说：“事情办成了，你们就知道了。”
关于赵德正要办三件大事的说法，我儿时也有所耳闻。本来是酒后闲话，没人认真地当回事。时隔多年，在龙冬的满月酒宴上，小木匠赵宝明多喝了几杯，却又旧话重提。他一只手揽着德正的肩膀，老哥、老哥地叫了半天，还亲热地用脑袋去蹭他的脸，把耳朵上的半支铅笔都蹭得掉在了地上，“老哥，我记得你说过，这辈子要办完三件大事。可如今，不要说三件，五件事也都办完了。你盖了三间新房子，这要算一件吧？你和春琴成了家，可不是第二件？这第三件，就在眼前。龙冬过了满月，你们老赵家，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我劝你赶紧下台，把大队书记的位置让出来，我来过过瘾如何？”
赵德正笑而不答，两眼眯成了一条缝。
他与宝明一口气喝了三杯酒之后，这才正色道：“你说的这些都不算。我要办的那三件事，一件都还没影呢！”
德正跟春琴结婚后，性情大变，里里外外都像是换了一个人。从前，他总是蓬头垢面，衣服邋里邋遢，几个月也不洗一回澡。村里人要去向他汇报工作，因受不了他身上那股酸味，同他打个照面都要后退三步。如今呢，他那笔挺的中山装口袋里，总是插着一支钢笔，皮鞋锃亮，走到哪一阵风过，空气里都是一股好闻的胰子味。在过去，他自己走路撞了人，都要骂人家“婊子养的，瞎了你狗眼”。可现在呢，他给社员作报告，被婴儿的哭闹声打断，抓破了头皮也想不起“最后一点”到底该怎么说时，也只是憨厚地一笑，提前宣布会议结束。
村里人不得不对那个半塘嫁过来的小丫头刮目相看。
可春琴也有她的烦恼。有一年冬天，她来我家帮我拆洗被褥，坐在脚盆前洗着洗着，一双手就停在了搓衣板上，呆呆地出了神，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抛抛滚滚。我见她哭得伤心，就赶紧放下碗筷，蹲在她跟前，问她想起了什么伤心事。春琴猛地愣了一下，立刻板起脸教训我说：
“吃你的死人饭！大人的事你少管！”
其实她不说我也明白，她的烦恼多半与王曼卿有关。德正和春琴成亲后，仍与王曼卿暗中往来。有一次，社员们轮流在长江大堤上值夜巡逻，德正和曼卿在老鸦窝渡口的一个草棚里苟且，被春琴逮了个正着。她去找老福诉苦。老福纳着鞋底，不说话，只顾笑。春琴又向她讨教让男人收心断根之法。老福道：
“断不了啊。那骚货的大白屁股远近闻名。不知祸害了多少良家子弟。文宽倒是眼睁眼闭，不知他们两口子演的什么戏！要说收心，也没什么好法子。只有熬，熬到他胡子白，熬到他走不动道，熬到他连尿都撒不出一滴的那一天，不用你管，他自己就收心了。”
除了王曼卿这块心病之外，春琴也对德正另一件“邪门事”担着不少心。德正有事没事总爱背着手，去磨笄山转悠，成天在荒草乱石间“游魂撞尸”，就像是前世的魂丢在了那座鬼山头上一样。有一天晚上，外面下着大雨，他在床上睡得好好的，不知是想起了什么事，一骨碌爬起来，提着马灯就上了山。直到第二天早上，春琴抱着龙冬，找遍了每一个山包，最后才在便通庵的一间破屋里找到了他。
德正当着大队书记，还兼革委会主任一职，可大小事务，一概不管不问。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他往往也避而不见。就连两次去省城南京参加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的机会，他都让给了梅芳和高定邦。当梅芳拿着在南京拍摄的几张照片在村里四处炫耀，跟人说这是“朱鹊桥”，那是“乌衣巷”的时候，春琴的牙根恨得直痒痒。
春琴的怨气，有时候也会劈头盖脸地发泄到我的头上：
“都是你那短命的爹干出来的好事！他装神弄鬼给我算命，害得我嫁给这么一个糟老头子，简直是跟鬼过日子！他这个大队书记，我看也当不长，迟早要给人撸下来。”
在春琴为丈夫的怪异举动忧心如焚的同时，大队会计高定国已经在干部大会上公开指责德正“占着茅坑不拉屎”了。
那年冬天，梅芳约了龙英去朱方镇洗澡。两人从澡堂出来，梅芳问龙英，敢不敢跟她去一趟公社？她要去郝乡长跟前，告德正一状。龙英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可当两人来到公社大院的门口，龙英忽然就变了卦：
“不行不行不行。郝乡长那么大的人物，我一个不识字的人，怎好去见他？你摸摸我的心，嘣咚嘣咚，都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你去吧，我在外面等你。”
梅芳把脸一板，眼一瞪，说了句：“有我呢，怕什么！”
龙英要是成心耍起赖来，你也拿她毫无办法。她往门口的红墙上一靠，哧溜一下，就蹲在墙根下不动了。任凭梅芳怎样去拉拽，就是不起身。梅芳没辙，只得撇下她，一个人进去了。
差不多一个时辰之后，梅芳心思重重地出来了。她走到门口，对龙英怒气冲冲地喊了声“家去”，一个人头也不回地先走了。
一直到了供销社的门口，龙英这才追上了她。她问梅芳状告成了没有，郝乡长怎么说。梅芳道：
“我把赵德正的革命意志薄弱、享乐主义、取消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向他作了汇报。可郝建文竟然为他百般开脱，我跟他分辩了几句，嗬！郝大炮反倒批评起我来了！口口声声，让我要警惕小资产阶级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
龙英笑得直不起腰来，“你一句话里面，有那么多主义，谁能听得懂？不过，要我说，你这告状等于白费劲。你想想看，人家赵德正是严政委一手提拔起来的。严政委又在地区行署当着大官，你这里要把德正拿下，不是给郝乡长出难题吗？俗话说嘛，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理？”
梅芳想了想，又说，她最生气的还不是挨了郝乡长的一顿骂，“他在跟我说话时，把嘴里的假牙一会抠出来，一会又塞进去，恶心死了！临了，还用他那脏兮兮的手，在我背上好一顿摸……”
见她这么说，龙英差一点没笑晕过去，“在背上摸几下，有什么呀？我看他未必存了什么坏心。领导嘛，摸你两下，那是关心你！隔着棉袄呢，又不是贴皮贴肉，横竖让他摸两下就是了，你也没少什么。”
最近一段时间，龙英忽然与梅芳走得很近，是因为她们都对春琴怀有刻骨的仇恨。龙英与春琴结怨，起因还是为了老牛皋的那口棺材。
诸位也许还记得，我父亲死后，因一时寻不到合适的棺材，定邦就做主，让牛皋把那口现成的棺材让了出来。那年秋天，老牛皋的哮喘病再度发作，龙英就找到了高定邦，让他兑现当初的诺言，新做一口棺材还他，“要快，我看他怎么也挨不到十月底了。”
定邦说：“这件事当初是我做的主，我认。但集体的事，还得请示赵德正。你去找赵书记吧，只要他点头，我马上就找人去伐树。”
龙英一听，定邦的话句句在理，就回过头来，在磨笄山上找到了正在闲逛的赵德正。德正说：“棺材的事别慌，你帮我先拉一下皮尺。”龙英就和德正拽着皮尺，在磨笄山上量起地来。龙英跟着他，在山上的荒草乱石间走了半天，累得腰酸背疼。眼看天就要黑下来，她问起棺材的事，德正笑道：“放心，你们家牛皋一时还死不了。别的话我不敢说，他肯定比我要活得长。你先回去吧。”
龙英果真就一声不吭地回去了。
几天后，龙英又在大队部门口截住了赵德正，“这人眼看就要出尸斑啦，你就行行好，赶紧把棺材还给我。”德正还是那句话：“废话少说。他什么时候咽气，我什么时候给他做寿材，误不了事。”
龙英在红头聋子朱金顺的怂恿下，一怒之下就跑到了赵德正家，把他们家的板凳桌子，连同一个五斗橱都搬回家去了。
春琴从娘家回来，还没进村，就被正在除草的银娣拦在了风渠岸边。银娣先是把龙英去他们家搬东西的事说了一遍，最后又补了一句：“那骚货好不晓事理！若不是我骂了她两句，只怕连你们家的房门都要被她拆了扛走。”
春琴那会儿正为家里的诸事不顺压着满腹的无名火，一听银娣的话，那张白皙的脸，慢慢就紫了。她愣愣地望着银娣，呆了半天，忽然就把手里的孩子往银娣的怀里一塞，从她手里抢过锄头，“咚咚”地径直往龙英家跑。银娣一看要出事，就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后悔莫及。可是她手里抱着龙冬，又不好去追，一个人急得直跺脚。
春琴一口气跑到龙英家，挥舞着锄头，把他们家灶台上的两口大铁锅，连同碗碟，一股脑捣了个稀烂。她觉得还不解气，顺手一锄头，把水缸也砸了个粉碎。满满一缸水，哗的一声泻得满地都是。龙英手里端着一碗汤药，脸吓得煞白，僵在房门口，浑身上下抖个不停。
事后，胆小的龙英跑到了赵先生家，跟冯师娘哭诉说：“我当时要是伸手拦她一下，这婊子保准一锄头把我脑袋给锄下来，你信不信？这是从哪冒出这么一个蛮子来，你不让她点灯，她立马就要放火烧房子，是个见狗杀狗、见佛杀佛的货！”
后来，德正掏钱，让小武松去公社供销社，给龙英家买回了两口铁锅，又让窑头赵的骆金良给他们家专门烧制了一口新缸。龙英也央求红头聋子，把桌子、板凳和五斗橱都还了回来，这事总算平息。随着老牛皋的病渐渐好转，棺材的事，龙英再也没敢提过。不久之后，牛皋能下地了，又在村里四处走动。他走到更生家门首，对正在竹匾里晒芝麻的老鸭子苦笑说：“真是晦气！那口棺材再要不回来了。据说要搞什么日屄的殡葬改革，人死了，不让睡棺材，往火葬场一送，挫骨扬灰……”
若要论起梅芳与春琴之间的过节，那话说来可就长了。
自从德正当上大队书记之后，梅芳一直将反对德正的一切命令、计划和决策看成是自己唯一的使命。德正成亲后，诸事不管，由着她丈夫高定国和大伯子高定邦发号施令，她又骂德正：“太阳高高升树梢，从此君王不早朝。”（梅芳有引用古典诗词的习惯。可说实话，就我所知，没有一次用对过。）她与春琴差不多同时怀孕，龙冬如今一天天长大，她却因流产伤了胎气，再也没能怀上。看着又白又胖的龙冬满地乱跑，她也只能用“恨不得一脚把他踹到河里”一类的狠话来撒气了。
一年冬天，公社在魏家墩开挖昆山河，马老大见春琴伤风未愈，嗓子里咳个不停，料想她肩上是压不得担子的，也没向大队干部请示，就拉春琴在工地的窝棚里帮着做饭。中午收工开饭，梅芳一见春琴不去工地挑土方，却跟着几个老太太围着锅台转，就窝了一肚子火。这倒也罢了，梅芳到伙房讨水喝，春琴按住锅盖，冷冷地说了句“水还没开”，竟然立刻转过身去，跟正在烧火的妓女王曼卿有说有笑。
梅芳一个人吃着饭，越想越气，就用筷子敲了敲碗边（那意思，是让大伙都安静下来，听她说话。高定国已经提前知道他老婆要发作了，一个劲地朝她递眼色，梅芳视若无睹），扬声道：“哎，这正宫娘娘和皇妃，都知道躲在伙房里图轻省，难道我们这些做丫鬟的黄脸婆，天生是累死累活的命？”
她这一喊，正在吃饭的赵德正不由得停住了筷子，呆了呆，终于没说话。春琴手里拿着一把烧得通红的灶铁，早从伙房里窜了出来，“看我不把她那张屄嘴捣烂！”被马老大和鸭子死死抱住了，还发了疯似的吱哇乱叫。
小武松见这么闹下去也不是事，就劝德正赶紧出来说句话。谁知赵德正把碗一丢，打了个嗝，谁都不理，跑到屋外抽烟去了。
这时，平常在村里一贯老实巴交的更生，开了句玩笑：“打嘴仗有个屌意思。你们两个不就是谁也不服谁吗？不如省省劲，两个人下午都去工地上挑土方，分出个高低胜负。”
本来是一句打圆场的俏皮话，没想到两个人都当了真。
宝亮和宝明兄弟两个，存心起哄看热闹，也在一旁煽风点火。比赛规则很快就定出来了：两人每从河床下挑上一担土，就从新珍手里拿一只竹筹，以两个小时为限，竹筹多者为胜。
银娣倒是多了个心眼，她悄悄地把赵德正拽到一边，“梅芳那人，有一把蛮力气！不要说在我们村，就是在全公社，也是数数的。你们家那口子，身子骨那么单薄，伤风还没好利落，哪是人家的对手？明摆着让人看笑话。你赶紧劝劝，不要由着他们去胡闹。”
德正笑道：“要说我们家那口子，简直就是个野人，连阎王老子都不放在眼里。我怎好拦她？让她去吧。吃点亏，有个教训，也好。”
春琴和梅芳都是心高气傲的人。她们惟恐土装少了，让对方瞧不起，都拼了命地往柳条筐里装土，实在装不下了，还要在筐上拍个塔尖，仿佛一心跟自己过不去。当她们两个挑着第一担土，顺着河床的长阶往上攀爬时，河岸上早已坐满了人——他们可算是找着了一个不干活的借口，一溜烟地坐在扁担上，用草帽扇着风凉，谈天说地，胡乱地喊着号子。在伙房里做饭的几个老人，也都丢下了满桌的碗筷不洗，聚到河边一探究竟。就连隔壁大队的几个小年轻，也干脆歇了工，聚拢过来看热闹。
公社派来督工的袁副书记，手里提着一只铅皮喇叭，“注意了！注意了”地喊个不停，挨个催促他们起身干活，可惜无人理睬。最后，袁副书记一把拽住了小武松，再一次问他：“见了鬼了！你们大队的干部们，怎么一个都不见？”正为春琴捏着把汗，恨不得自己上去替她教训一下宿敌的小武松，凶狠地瞪了袁副书记一眼，吼道：
“我他妈怎么知道？！”
大队干部们那会儿也都正忙着呢！
渔佬柏生对着河床的淤泥撒尿，瞥见一段旧河道中的水潭里，突然露出了“大草笨”黑黑的脊背，尾巴一甩，倏然不见了踪影。巨大的鱼信漩涡，在浑浊的水面上一圈圈地漾开。凭着多年捕鱼的经验，柏生对闻讯赶来的德正和高家兄弟十分肯定地说：“这条草笨，怕是成了精，往少里说，也有七八斤。若是把它逮上来，比赛的奖品就有了，怎么样，干不干？”几个人似乎都没有心思搭理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片水潭，不约而同地脱起了衣服。等到公社的袁副书记找到这里，这伙人已经满头满眼全是污泥了。
春琴很快就落了后。
当梅芳挑完第四担土，一路小跑回到河床下，春琴的第三担土才刚刚开始装筐。银娣不动声色，悄悄地走到了正在人群中探头探脑的王曼卿身边，拽了拽她的袖子，指了指正在发筹子的新珍，压低了声音嘱咐她道：
“你人不知，鬼不觉，走到新珍那儿，咬着耳朵告诉她，今年过年，我许她一只大猪蹄熬汤喝，让她卖个人情，悄悄地多给春琴几只筹子。”
王曼卿笑了笑，对银娣翻了翻白眼，道：“那我呢，你拿什么谢我？”
银娣道：“一样。也是一只猪蹄子，一言为定。”
王曼卿果然晃动着她那柔软的肥臀，摇摇摆摆地来到新珍身边。先是嫂子长、嫂子短的，套了半天近乎，这才蹲下身子，把银娣的话对她说了一遍。
新珍平常对王曼卿就十分厌烦。就算是在路上碰到，也从不跟她搭话。她耐着性子，与曼卿唠着不搭调的闲话，心里已经火苗乱蹿了。一听说她要让自己卖人情，做手脚，立刻就阴沉下脸来，怒道：
“既然是赌东道，那就要公平合理。青天白日在上，哪能做这般营私舞弊的勾当？我也是有儿子的人，怎能做这等伤天害理的事？”
曼卿吃她这一番数落，面子上有点挂不住，强作笑脸，又道：“怕什么？不就是赌个东道嘛，本来就是个玩笑，嫂子也别太当真。”
新珍道：“这筹码在我手里，我就是法官。法官都能弄虚作假，这世上恐怕再没天理了。你舔谁屁眼，我管不着，我眼里却揉不得沙子。你现在从我这里走开，我就当没这回事，大家都留点面子。你要再敢啰嗦一句，我就喊出来，到时候不光是你，就连你那幕后的主使，脸上也不好看。窑子有窑子的规矩，我们也有我们的章法。由不得你胡闹。”
王曼卿被新珍结结实实地抢白了一顿，脸臊得绯红，一赌气，也没去银娣那里回话，一个人抹着眼泪径自往伙房去了。银娣看见王曼卿斜着身子往伙房跑，一路上不停地抬袖拭泪，就知道她出师不利。一想到事情没弄成，反倒送了一个把柄在人手里捏着，心里又气又恨。正在心烦意乱之中，忽听得嘴里镶着一枚金牙的老鸭子突然咕哝了一句：
“梅芳怕是要输！”
银娣他们几个“呼啦”一下，就把老鸭子给围住了，“怎见得？你老人家别是看错了眼，认错了人吧？”
鸭子道：“依我看，梅芳一准要输。别看她多挑了两担土，抢了风头，你们要看她那双脚。挑着空担子下河床，脚底下已经在开始扭麻花了，这不行。你们再看看那一个，起头是多大的步子，这会儿还是多大的步子，稳稳当当，不急不慌，一看就是个翻过筋斗的人。梅芳这丫头，打小就凶蛮，从没服过谁。可这一回，她算是遇上对头了！”
老鸭子的话很快就得到了验证。
春琴最后所获得的筹码，比梅芳多出了宝贵的两枚。
那天傍晚，春琴收工回到村里，似乎还觉得意犹未尽，趁着天还没全黑，又一口气往自留地里挑了好几担粪。
而梅芳当晚就发起了高烧，第二天又开始尿血了。
那尾作为奖品的大草鱼，重达九斤四两，春琴并未一人独吞。她将草鱼切下一半，又匀出一块豆腐和一把香葱，让我送给梅芳去熬汤喝。还没等我说明来意，梅芳就劈手从我手里抢过竹篮，直接扔在了门前的灰堆里。
梅芳的病经久不愈，她妈妈和娘家的一个表哥从窑头赵村赶了过来，要去春琴家“讨个说法”。他们走到巷子口，硬是被新珍和长生拦了下来。新珍道：
“自古以来，愿赌服输。这事双方自愿，那天在场的人，包括你们家定国都可以作证。人家本来就没错，能给你个什么说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嘛，输赢并不要紧。”
当时，赵锡光也在场。他用“一时瑜亮”这个典故，对儿媳妇的话做了一番补充，可并未起到什么实质性的效果。眼看着这两个娘家人不依不饶地大呼小叫，师娘冯金宝一句话就把他们镇住了：
“那两口子，一个韩世忠，一个梁红玉，那是什么身手？别说你们两个，就是再来十个八个，打上门去，也不见得能讨到什么便宜。”
后来，梅芳的母亲远远地站在巷子口的一棵大杨树下，跳着脚骂了半宿，见无人出来搭腔，只得悻悻离去。
猪倌
我父亲死后，叔叔见我孤贫无依，早早就动了心思，有意栽培我当一名猪倌，赶着大猪郎，走村串户，去给母猪配种。他说，等我再大一点，再把他那一手劁猪的绝活传授给我。他的腿脚有毛病，每到阴雨天，大腿的膝盖犹如“针刺锥凿”般痛不可忍。婶婶劝他“不能忍，也得忍”，好歹再坚持几年，“眼睛一眨，孩子就大了。大的要娶亲，小的要嫁人，你把这门好手艺交给人家，钱从哪里来？”
那会儿，堂哥礼平已经认了赵宝明做师傅，跟他学木匠。金花是个女孩，总不能让她去干配种劁猪一类的龌龊事吧。因此，见叔叔铁了心地要提携我，婶子后来也就不说什么了。叔叔赶着猪郎去外村配种，总要特地让我跟着去“熟悉业务”。说实话，虽说我当时年幼无知，但毕竟还跟着赵先生读过几年书，知道给猪配种算不得什么特别光彩的营生。说句不好听的，我总觉得给母猪配种，与妓院里拉皮条的老鸨、淫媒一类的勾当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整整一个夏天，我心里郁郁不欢。每天看着那头大猪郎，晃动着两个硕大无比的卵子，刚从一头母猪的身上下来，呼哧呼哧，又跳上另一头母猪的臀背，好一阵胡捣乱捅，心里总有一种难以忍受的耻辱和悲凉：假如让我一辈子都干这种事，还不如趁早死了好。
我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迈不过去的坎。心中那个惨然，不说也罢。不知怎么，我忽然就想到了父亲——他那么冷静地在便通庵悬梁自尽，也一定是遇到了什么迈不过去的坎吧。
有一天，我在燕塘边遇见了正在码头上淘米的春琴。她见我一个人在河边发傻，就伸手勾了一下我的鼻子，笑道：“你还真要跟你叔叔学配种啊？要是干上了这一行，长大了连老婆都娶不到。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听她这么一说，我当时真的恨不得一头扎到河里去，死了完事。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礼平在宝明家当学徒不到一年，就闹出了一桩让人难以启齿的丑事来。
我曾亲耳听见宝明对叔叔这样说（他在大队部门前拦下我们，满脸怒气）：“要不是看在你老哥已经瘸掉一条腿的分上，我非得把那杂种的一条腿打折了不可！”他既然如此说，表明这件事的严重性显然非同小可。可到了同彬的口中，这事就变成了：“礼平那小子，把丽华按在灶堂里，霸王硬上弓。丽华人事不省，被人送到医院，缝了十七针。”
真不知道“缝了十七针”这种言之凿凿的说法从何而来。我所了解的事实是：趁着家里没人，礼平强行搂着宝明家的大闺女丽华亲嘴，把人家的嘴唇给咬破了。后来，伤口结了痂，留下一条细细的疤痕（猛一看，还真看不出来！），可以佐证这一说法的可靠性。礼平的木匠生涯戛然而止，被人家轰了出来，只得兔回旧窝。婶子当即决定，干脆让他取代我的位置，子承父业，独当一面。
至于说我的前途，婶子以“车到山前必有路”一语加以宽慰。她殷切地勉励我说：“你就好自为之吧。社会主义饿不死人。我劝你横下一条心，到革命的大江大河、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
那些日子，春琴每次见到我，都要说上一箩筐婶子的坏话。什么无情无义啦，什么自私自利啦，什么小人之心啦，唠叨个没完。我被婶子遗弃这一事实，促使春琴坚定了将我纳入她羽翼之下加以保护的决心。她说服小武松潘乾贵，将生产队的一头耕牛，交给我来饲养，每年额外给我计上八百个工分，来报复婶子对我的刻薄寡恩。春琴所不知道的是，我对婶子默默的感激是发自内心的，毫无保留的。她的一个小小决定，就立刻使我从无边的苦海中超拔出来，重获名誉和自由，我当然求之不得。至于说她性格中的那一点冷漠、吝啬又算得了什么呢？这就好比说，一个拥有生杀予夺之权的君王，一纸圣谕，就慷慨地免除了你的凌迟之罪，他的眼睛有点斜，鼻子有点歪，又关我什么事呢？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这个世界上果然存在着所谓的幸福，那它一定就存在于某个看不见婶子的地方。换句话说，婶子和幸福不能同时待在一块儿。所以，在一个下着濛濛细雨的早晨，当我睡眼惺忪地赶到叔叔家，打算跟他去野田里配种，却被突然告知“以后你就别去了”这一从天而降的喜讯时，你可以想象我当时如释重负的狂喜。
峰回路转，天地一片空阔。
我记得，我没有立刻回家，而是独自一人在雨中走了很久，来慢慢消化心里秘密的喜悦。当我看到肥硕的杏子和梅子在雨中悄然发了黄，看到斜雨在河塘里腾起一片濛濛轻烟，看到远处田野里雪白的麦花向天边伸展，似乎觉得压抑了我两个多月的羞耻和烦恼，被呼呼刮过的春风荡涤一空。
出了这桩丑闻，堂哥倒也没觉得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相反，他走到哪里都梗着脖子。他看人的眼神，变得更加阴沉、乖戾，就像一头凶狠的小兽，仿佛在咬牙切齿地警告每一个他所遇见的人：“你们都给我等着吧！”村里的女孩子一看到他赶着猪郎出现在视线之中，立刻就会远远地躲开。同彬和我也很少与他来往。就连叔叔见到他，也绕着道走，有点怕他。
据说，出了那件事后，叔叔照例拿着一根棒槌，将礼平关在猪圈里暴打。开头几下子，礼平一声不吭地忍了下来，后来，他见父亲当真要往死里整他，就突然“哼哼”怪笑了一声，对父亲道：“我念你是个瘸子，不和你计较，让你打几下算了。可你这老狗，这么不识相，居然得寸进尺！你他妈再不收手，就不要怪老子不客气了。”叔叔被他一吓，呆呆地在墙上靠了半天，气得整个人都瘫软在地。
事后，他仍然没忘了逢人就为儿子的丑事辩解，说他“本质上是个要求上进的好青年，一时鬼迷心窍罢了。只要他痛改前非，浪子回头金不换”。
说到同彬与礼平的疏远，其实也不完全是因为丽华那件事。同彬曾多次提醒我，“你那狗日的堂哥为人险恨，又一肚子坏水。对他来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规矩’二字。我们惹不起他，倒还躲得起！”他对礼平的看法与父亲生前的预料如出一辙。
有一次，我和礼平、永胜、同彬四个人在一起打升级。我与同彬合家，永胜与礼平一伙。礼平摸了一手无分牌，说了句“造反”，就将牌往桌上一摊。同彬是个细心人，怀疑有诈，就一张一张地查验，最后发现了一张藏着的“梅花五”。同彬跳起来，骂他耍赖。礼平倒也不急，只是淡淡地道：
“这老规矩也该改一改了。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嘛！五分也可以造反！”
随后他又威胁说，如果不让他造反，他立刻起身回家睡觉。同彬眼见好不容易聚起的牌局要散，只得咽下这口恶气，同意礼平修改规则。可是，没过多久，同彬也摸到了一手五分牌，便摔牌造反。礼平要比同彬大气得多，他根本不屑于去查牌，只是冷冷地说：“你又不是造反派，他妈的造什么反！你们家本来就是漏网地主，根本没资格造反。赶紧把牌拿回去，我们接着打。否则的话，我们即刻散伙回家。”
贪玩的同彬权衡了一下利弊，再次决定忍气吞声。那天晚上，由于心里别扭，怎么也压不住屈辱的邪火，我和同彬输得一塌糊涂。我输掉了两张珍贵的“中华”牌烟壳，同彬那顶别着五角星的草绿色军帽，最后也戴到了礼平头上。
还有一次，我们四个人加上雪兰和堂妹金花，在一起躲猫猫。
礼平、金花和永胜先躲。他们藏在红头聋子家和老福家夹墙的甬道里，我们三个人没费什么力气，就把他们找了出来。轮到我们躲了，正撞上更生从唐文宽家下棋回家。他远远地朝永胜喊了两声，永胜正与礼平悄悄地商量着什么事，没顾上理他。更生就叉开大步走了过去，也不说话，照着儿子的肚子就是一脚。随后，不由分说，揪住永胜的耳朵，将他提溜回去了。
天空忽忽地打了两道闪，滚过一阵响雷。一阵风过，地上的树叶随着尘土打起了旋子，闷热的天气陡然间变得凉风习习。雪兰看了看天色，说：“好像要落雨了，不如散了。我明天一大早还要跟奶奶去皮村卖花生呢。”
可礼平不让，“两个小时之内，如果我找不到你们，等明天卖棒冰的人来了，我输你们每人一根赤豆棒冰。”
听他这一说，同彬就来劲了。他督促礼平和金花冲墙站着，高举双手，以标准的行刑枪决的姿态紧贴在墙面上，十分钟之内不准回头。为了防止他们偷看，我们故意先向东边的桑树林里跑，中途又悄悄地返回，沿着燕塘对岸的河堤，重新潜回到村中。最后，我们翻过蕉雨山房的一段倾颓的围墙，来到了死鬼赵孟舒杂草丛生的院中。
我们先在院中堆满太湖石的凉亭里躲了一会儿，后来，同彬又建议我们干脆躲到楼上去（谁都知道，那里是赵先生服毒自杀的琴房）。因为这样一来，即便兄妹俩找到了蕉雨山房，“借给他一万两千八百个胆子，也绝对不敢到楼上来。”虽说当时心里有点害怕，但见雪兰没说什么，我也不好意思反对。由于担心踩到毒蛇，我和雪兰跟着同彬，用树枝开路，蹑手蹑脚地来到了二楼琴房的窗下。
透过破碎的窗纸，我看见琴房里漆黑一片。有几只萤火虫，绕着梁柱间的蜘蛛网，飞来飞去。当闪电的龙爪颤抖着扑向我们的瞬间，我无意中看见，琴房的墙上挂着一幅赵孟舒先生的画像（我还是第一次对赵孟舒的长相有了清晰的概念）：他身穿中式棉袄，略胖，表情威严。赵先生的面容虽说一闪而过，却在日后的许多个夜晚一直映在我的脑子里。不知为什么，在我以后的生活中，我总是用他的样子来想象鬼魂一类的形象。或者说，正因为有了这幅画像作参考，那原本是无形的鬼魂，立刻有了具体可感的样貌。
我执意要下楼。
雪兰哆哆嗦嗦，原本也是打算跟我下楼去的，但同彬一把拽住了她。
我一个人来到楼下，背靠着一根圆木廊柱，坐在门厅前长满苔藓的台阶上。伴随着不安的心跳，我竭力想把赵孟舒的影子从脑海里赶出去。可我急于想忘掉他，只能使他的样子在我的脑子里镌刻得更为清晰。不久之后，在凉爽的夜风中，我终于感到困倦了（在不断袭来的甜蜜的睡意中，我感到那张让人害怕的脸终于变得模糊不清，心中略感安慰），就靠在柱子上打起盹来。
在迷迷糊糊的睡意中，我能感觉到下了一场疾雨（密密的雨点打在芭蕉叶子上的飒飒声也让我感到安宁），不过，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后来，我又听到雪兰的奶奶在很远的地方喊她回去睡觉。因无人应答，老太太原本充满慈爱的叫喊声，终于转变为愤怒的咒骂和威胁（“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你！我要让你的屁股烂得能种菜！”）。不过，不管她怎么叫唤，雪兰似乎铁了心，躲在楼上一声不响。
我被雪兰奶奶的叫喊声惊醒，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心头不由得一紧，下意识地趴在一丛鸡冠花的背后。
我马上意识到，雪兰在楼上对她奶奶的呼喊充耳不闻，是有原因的。
我们是第二天凌晨离开那个院宅的。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我们经过那处爬满茑萝青藤的凉亭时，我看见圆桌边的四张石凳上，有两张铺着旧报纸。东边的天空朝霞欲燃，一条宝石般的曙光河流，浮现在树木的顶端。我不安地想到，这个清风拂面的黎明，究竟藏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第二天我和同彬在磨笄山下遇到了金花。
当同彬得意地向她炫耀昨天的壮举时（“猜猜我们躲在哪儿？你和礼平昨晚一定找得很苦吧？”），金花提着满满一篮子番茄，也不搭理他，只顾笑着往前走。同彬追上她，问她有什么好笑的。金花终于决定告诉他真相：
“你们三个人都是傻瓜。不折不扣的傻瓜。傻得没法说。天底下再也找不出第四个。告诉你们，昨晚你们刚走，我哥哥就拉着我，立刻回家去睡大觉去了，一分钟、一秒钟都没耽搁。昨晚你们躲在桑树地里，一定被暴雨淋成落汤鸡了吧？”
同彬就是从那时决定与礼平绝交的。
很多年后的一个初秋，同彬来南京出差，我俩在邗桥镇一个肮脏的小酒馆里喝酒。说起礼平的近况，同彬仍为那晚的事感到愤愤不平，“礼平是属于那种既能把游戏变成阴谋，也能把阴谋变成游戏的人。今天的世界，正是人家的天下。”
在往后的岁月中，仿佛就像梦中注定了似的，我和雪兰将会再次回忆起这个七月的夜晚，搜寻黑暗中的吉光片羽，咀嚼着飞速向前的时间留给我们的隔世之感。如果说，那个传说中闹鬼的蕉雨山房，院中的假山、凉亭和一草一木，在回忆中已经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和意义，也许仅仅是因为，在那个雷电交加的夏夜，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礼平当上猪倌后不到半年，他的事业就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赵锡光一改过去对堂哥的厌恶与不屑，逢人就夸他是一个有出息的好青年。礼平劁猪的名声，不仅让他的父亲自叹不如（用赵锡光先生文绉绉的话来说，叫做“有出蓝之概”），甚至完全盖过了公社兽医站大名鼎鼎的徐海靖。由于他刀法精纯，动作迅捷，劁猪取卵犹如探囊取物一般。绝大部分公猪在毫无痛苦、全无知觉的情况下，就被他割走了睾丸，模糊了性别。那些日子，礼平有一句口头禅，常常挂在嘴边。原话我记不太清楚了，大意是说，他如此好的刀法，只能施于畜生之身，简直是人才的浪费。
是啊，在一个没有了太监的年代，堂哥多少有点生不逢时。
若说起礼平在给母猪配种方面的一系列发明，更是令人瞠目结舌。他跟赵宝明做过一年的木匠，虽没有满师，却也略知鲁班之法。在他赶着公猪前往邻村配种的路上，手里总是挽着一个自制的折叠木架。在公猪扑向母猪的瞬间，这个木架即被迅速地放置在母猪的脊背与公猪的前蹄之间。这虽不能说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发明，但却极大地缓解了母猪在交配过程中所承受的巨大冲击力。如此一来，母猪们通常在一种安静、貌似愉悦的状况下，一动不动地完成交配。过去那种因交配导致母猪后腿骨折的事不再发生。后来，堂哥大概是觉得赶着公猪走村串巷，有点太过费事，就开始研究人工授精法。
我婶子虽然对儿子的“聪明绝顶”很有信心，但她认为所谓的人工授精，纯属异想天开，“你想啊，这新郎官和新娘子都不拢边，不到一张床上睡觉，怎么能怀上小宝宝呢？”礼平对母亲的担忧和劝告完全不予理会。他用废木料做成了一只假猪，盖上一张完整的母猪皮来冒充真猪。公猪倒也管不了许多，照样呼哧呼哧，卖力地交配——它的精液通过特殊的装置，被采集到一个玻璃瓶子里。这项发明的成功，不仅减少了工时、大大提高了致孕率，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堂哥的个人形象：他身背帆布挎包（里边装着盛有精液的瓶子、一段带有气囊的橡皮管），穿着雪白的的确良衬衫，手腕上戴着闪闪发亮的“钟山”牌手表，骑着全村第一辆自行车，在清脆的铃声中，风驰电掣地出入村庄。他看上去已经不再是一个牵着公猪到处给人配种的猪倌，更像是一名形象清新的农业技术员。用婶子的话说，儿子所经之处，“连风都是香的”。
人工授精法的成功，被作为一项重大的发明，由高定邦及时地上报给了公社的郝乡长。堂哥当年就被评为公社的先进生产者，郝乡长亲自给他佩戴了一朵大红花。第二年春天，公社在我们村举办了一次人工授精现场交流会。县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副书记、公社书记郝建文、兽医站站长徐海靖悉数到场。邻近大队的书记和主任们，也都慕名而来。就连平时不爱凑热闹的赵德正，那天也穿了一件崭新的中山装，笑嘻嘻地站在龙英家的猪圈门口，亲自出面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宾朋。
由于人来得太多，我和同彬、永胜他们几个不得不爬到龙英她们家猪圈的围墙上，目睹这一激动人心的新生事物。可惜，大概是因为人多而受了惊吓，龙英家的母猪不怎么愿意配合，似乎有意要给礼平难堪。手执玻璃瓶和橡皮管的礼平，刚跨入猪栏，老母猪朝他又拱又顶，在木栅围栏里到处乱撞乱跑，四蹄溅起的猪粪，弄了礼平一脸。
那天也多亏了德正在场。他瞅见可怜的礼平在猪圈里跟着母猪绕圈子，就是近不了身，担心给全村丢脸，就果断命令小武松、朱虎平两人前去帮忙。小武松身手敏捷地跳入猪栏，一下就把母猪掀翻在地。虎平也赶紧过去帮忙，两个人将母猪死死按住，惊魂未定的礼平，这才顺利地完成了配种。
站在一旁看热闹的王曼卿，对眼前的情景大失所望。她不失时机地评论说：“这哪是什么人工授精，分明就是强奸嘛！”
她这一说，一脸严肃的县革委会副书记，憋了半天，终于忍不住“噗噗”地笑了起来。
新田
儒里小学（第二年更名为向阳小学）建成后，魏家墩、窑头赵和观前村的孩子们都来这里上学。老菩萨唐文宽和赵宝明的哥哥赵宝亮，成了学校的第一任教师。赵宝亮是个厚道人，早年跟着周蓉曾读过几年私塾。他知道，大队革委会最初议定的校长人选是唐文宽，只是由于后者的坚决推辞，校长这顶乌纱帽才最终落到了他的头上。他在心底里对唐文宽的感激与敬重可想而知。虽说学校当时只有两位教师、三十七个学生，可每当宝亮听见村里有人恭敬地称他为“赵校长”，还是笑得合不拢嘴。他更加卖力地干起了巡夜、打扫操场、清洁厕所一类的杂活。他对唐文宽言听计从，学校的大小事务，仍由唐文宽一人定夺。
没过多久，赵宝亮就有了一个响亮的绰号，叫做“二菩萨”。
赵锡光对于学校的落成怀着嫉恨。这么大的决策，关系到儒里赵村千秋万代的文脉传承，大队的干部居然没来找他商量，征询他的意见，“好不令人憋闷！”这倒也罢了，把好好的一个学校，交到死敌唐文宽手里，赵先生实在有些想不通，“他唐文宽是个外乡人，胸无点墨，懂个什么尧舜禹汤、成武周康？纯属误人子弟。我看他不过是换了地方，给孩子们讲小人书罢了。”
“你实在是太老啦。牙也掉了，嘴也歪了，还要去管这等鸟事！”师娘冯金宝劝慰他说，“去年你在菱塘放虾网，一跤跌到河里，若不是小木匠拼了命把你救上来，早就做了落水鬼了。省省心好不好？”
当然，对新建的学校怀有仇恨并冷嘲热讽的，不只赵先生一人。梅芳对龙英这样抱怨说：“建学校，本来是桩好事。这个是不用说的。可你想想，这学校早不建，晚不建，等到他们家龙冬长大了，眼看到了入学的年龄，嘿，这学校也像变戏法似的建成了。你说说，怎么就这么巧？”
这一次，龙英对梅芳的冷言冷语未予理会。因为，学校正式开学时，她的儿子小满与银娣家的小斜眼一起，成了儒里小学的第一届学生。
可那年九月，开学后没过多久，学校就发生了一件蹊跷事。
龙英提着一把菜刀，不顾赵宝亮的拼命阻拦，发了疯似的冲进了教室，对着正在给学生绘声绘色讲解“三打祝家庄”的唐文宽一顿猛砍。其实，早已被吓傻的唐文宽站在讲台前一动没动，但龙英砍出的十三刀，却刀刀落在了讲台上，唐文宽本人毫发未伤。
春琴诱导龙冬讲出实情的时候，我和德正都在场。龙冬说：
“那天我们在上课，唐先生说，祝家三兄弟本领好生了得，正说得高兴，就见龙英姑姑举着菜刀闯了进来，要杀唐先生。她不朝人身上砍，光砍桌子，真是怪事！龙英姑姑问，我为啥要砍你，你狗日的可晓得？唐先生赶紧说，晓得的，晓得的。然后，唐先生‘扑通’跪了下来，哭丧着脸，说，你今天饶我一条狗命。哈哈，他说他自己的命是狗命。你今天饶我一条狗命，我来世给你当马骑。后来，宝亮伯伯就冲了进来，把姑姑拖走了。再后来，再后来就没有了。”
春琴还要追问什么，德正就给她递了个眼色：“这件事大队既然已经处理了，你就不要再提了。”
德正站起来，往我杯中倒上了酒（我心头一热，差一点落泪。因为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有长辈像模像样地给我倒酒），嘱咐我说：“生产队的牛既然交给你养，你得用点心才好。你父母都不在了，往后这就是你的家。你有什么委屈尽管跟我说，我来替你做主。你婶子这个人，有点小心眼，也是人之常情，你不要记恨她。”
从德正当时的神情来看，他已经知道龙英和唐文宽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他给我倒酒，不过为了转移话题罢了。奇怪的是，对于这件事，各怀心事的大队干部们极为难得地统一了口径，迅速达成了某种一致意见，村里的大人们也口风极严，讳莫如深，将这件事封得严严实实。到了第二天，再也没人提及，就像这事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样。
同彬挑着一担粪，在龙英家门口歇脚。他笑着向躺在椅子上半死不活的老牛皋打听这事的始末。没想到，气息奄奄的老牛皋，一骨碌从椅子上翻身坐起，勃然大怒，指着同彬的鼻子骂道：
“这事是你该管的吗？快给我闭上你那张臭嘴！”
同彬吓得赶紧挑起担子就跑，粪汁洒了一路。
随着学校的落成，德正所谓的三件大事，总算是完成了头一件。龙英大闹学校事件发生后不久，第二件大事也开始浮出水面，并被立刻付诸实施。
我记得，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德正召集大队干部以及部分村民，在祠堂里召开了一个扩大会议。附近几个村也派了代表来参加。我被春琴叫去，在伙房的灶下烧火，她和银娣两个人，则忙着给与会者端茶倒水。
原来，赵德正这些年来成天在磨笄山上转悠，并不像梅芳所讥讽的那样，只是“饭后散步消食”；也不像春琴所咒骂的那样，“去那荒山野岭寻他那前世的魂”；更不像老福奶奶所担忧的，“被腊保的魂迷住了心窍（至于腊保是谁，我当时一无所知）”，而是在酝酿一个野心勃勃的庞大计划。
他的足迹把磨笄山丈量了无数遍之后，画出了百十来张草图，精确地计算出，如果把磨笄山推平，余土填入沟壑，可以凭空多出多少亩的良田。而且，按照他的反复演算，沟壑被填平后，“恰好”与便通庵的墙根持平。他说，磨笄山现有荒坟五十多座，且大多数属于“五服”之外的无主坟，可随时清除。山上埋有大小岩石“最多不超过七十多块”。他昨天去了一趟青龙山矿场，找来了几个技工实地查看。技师们说，那些岩石并不难弄，爆破工作全部由他们承担。接下来，德正仔细地报出了一组数字：磨笄山被推平后，这凭空多出来的一大片土地，按每亩七百多斤来计算，每年可以多打多少万斤粮食，“我们把其中的一半上交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剩下的一半，就可以解决大队春夏之交的饥荒问题。”赵德正还向与会者公布了他所计算的土方量，投入的劳动力，以及完成整个工程所需的时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最迟后年春节，我们就可以用磨笄山上出产的小麦来蒸馒头了。”
最后，赵德正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他的报告：“事情呢，就是这么个事。如果大家说行，可以干，现在正是农闲时节，事不宜迟，我们明天就上山。要是大家说不行，我刚才说的话就算是放屁，我们马上散会，大家回去睡大觉。”
德正话音刚落，大队会计高定国第一个站起身来，把膝上那顶新买的蓝绒鸭舌帽往头上一戴，不耐烦地说了句：“我这就回去睡觉。还当是什么事呢，兴师动众，一惊一乍的。”头也不回地走了。
梅芳倒是没走。不过，她对赵德正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个人英雄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就算你的计划是可行的，也要事先上报公社和县委，由上级部门统一决策，统一布置，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仅凭长官意志，一拍脑门，任意胡为！”
经她这一嚷，朱虎平、龙英、小木匠赵宝明和更生他们几个，都表示反对。红头聋子低声嘀咕道：“你这是在说梦话呢！这磨笄山，自古以来就是村里先祖殡葬的吉地。我还巴望着将来死了，能把骨灰葬到山上去呢。你说平就平了，成何体统！”说完站起来，把身上的棉袄掖了掖，也走了。
同彬当时也在场。他张着手，绷着一扎绒线。见他母亲新珍低着头，一声不响，只顾飞快地绕着绒线，同彬就用脚尖轻轻地踢了她一脚，大概是想怂恿他母亲发言。
后来，同彬告诉我，前天上午，德正和春琴专门到他们家去过一次，让新珍在德正发言完之后，抢先表示赞成，以“主导舆论走向”。新珍当时是爽快地答应了的。可是，到了会上，她瞅见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就吓得不敢说话了。她不会不知道，此时的德正，坐在台上，一个劲地朝她扬脖子、眨眼睛，似乎在哀求她发言。正在心烦意乱之间，被儿子一催促，就突然恼怒起来，高声骂道：
“你个兔崽子，没事踢我干啥？”
祠堂里早就乱成了一团。朱虎平和小木匠他们几个，已经在凑打牌的搭子了。从魏家墩、窑头赵等几个自然村来的干部，此刻也准备离开了。他们用同情的目光看着德正，笑道：“赵书记，天太冷，路又远，先走一步了。这事咱们从长计议，急不得。”
眼看开会的人纷纷散场，坐在德正旁边、脸色阴沉的高定邦突然把手举起来。
他没有马上说话，而是在等待人群慢慢安静下来。一直等到会场上鸦雀无声，正准备离去的几个外村的代表重新落了座，他这才看了一眼会场，大声道：“这个事，我赞成。谁要不想干，谁他妈滚蛋！”他又瞅了一眼坐在一边的赵德正，板着脸，像是跟谁赌气似的说道：“明天一早，咱哥两个就上山平地。本来嘛，愚公移山，也用不了那么多人。”
应当说，高定邦那晚的举动，出乎所有人意料。它直接印证了半年来村子里一直在议论的“兄弟反目”的传言。
那天深夜，春琴在厨房的灶下洗茶杯，如释重负地对我说：“你刚才注意到没有，高定国开会时，没有与他哥哥坐在一起，而是独自一人靠在门边的一张竹椅上。这是破天荒头一遭。”
第二天，我跟几个老太太在仓库里选稻种。马老大忽然说，据她所知，高家兄弟突然失和，是因为“有一回定邦不敲门就直接闯入了弟弟的房间，而当时梅芳一丝不挂正在洗澡”。她还说，兄弟俩闹翻之后，高定国一怒之下，把堂屋通往前院的门用砖头砌死了。定国与梅芳从此由后门出入，与住在前院的高定邦“牛头不见马面”。
不过，马老大的这番话很快就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不久后的一天下午，老福奶奶让我去梅芳家借定盘秤卖兔毛，我亲眼看见他们家堂屋的门不仅没有堵死，门板上还新刷了桐油，上面贴着这样一副对联：
近水楼台先得月
向阳花木早逢春
由于高定邦的意外表态，赵德正差一点胎死腹中的计划终于重现生机。小武松潘乾贵、银娣、我叔叔赵月仙和新珍，都相继发言表示支持。就连手腕上绷着绒线的同彬，也站起来凑热闹。
德正一看同彬要说话，立即拍了拍手，示意大家安静，听“革命小将”来发言。可让德正这么郑重其事地一喊，同彬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朝他娘看了一眼。新珍手里绕着绒线，嘴里道：“有屁快放！”
同彬说，如果磨笄山被推平了，村庄与大港镇的直线距离“立即”被缩短了“十分之七八”（新珍插话：吹牛吧你！若说缩短了三分之一，还差不多！），从后村就可直插江边码头（新珍插话：你去轮船码头充军看电影，倒是方便了），如果走得快一些，他去码头看电影（新珍插话说，可不？），半个小时就可以打个来回（新珍插话说：你飞呀？），那可好咧！（新珍插话：好什么好？）
听着母子俩像说相声似的一唱一和，坐在他们旁边的王曼卿，笑得把嘴里的瓜子壳都喷了出来。这时，在墙角旮旯一张梯子上抽旱烟的赵宝亮忽然提出了他的问题：“磨笄山推平之后，地势仍要比平陆高出许多，这水引不上去，怎么种粮食？”
“你不要死脑筋！”我婶子插话道，“我们可以先种些耐旱的红薯啦，玉米啦，花生啦，土豆啦，连公粮都可以省了。你要是把花生、红薯送到粮管所，粮管所也不收啊！我们正好吃独食。”
来自魏家墩的一个干部听婶子这么说，就出语讥讽道：“这还没开工，有人就打定主意要吃独食了。既然你们一个村想独吞，大晚上把我们叫来干什么？”
可我婶子并不打算就此让步，她一手叉着腰眼，一手拿着线板，胡乱地挥了挥，回敬道：“谁请你来的？笑话！脚在你身上，你爱来不来。”
高定邦这时出来打圆场，拍了拍那个干部的肩，让他坐下来，“至于分配的事，以后再商量。不过别担心，我们牙缝里剔出来些碎末末，就够你们吃的了。”
到了最后，梅芳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不再坚持原先的意见，只是说，这么大的事，还是先请示一下公社为好。德正就顺水推舟，责成她赶紧起草一份报告，明后天就去公社，向郝乡长当面汇报。深知郝建文为人的高定邦，没忘了提醒自己的弟媳，到时别忘了给他买一条“丰收”牌香烟，最好再给他买上一斤桃酥，“郝乡长牙口不好，他喜欢把桃酥泡软了再吃。”
随后，德正宣布散会。
两天后，郝乡长看了梅芳的报告，既没有反对，也没有表示支持，只是说，有些事说得做不得，有些事做得说不得。“你可懂我的意思？”
梅芳说：“懂，懂，我懂。郝乡长心里是赞成的。”
郝建文就朝她跟前凑了凑，手搭在她背上，笑道：“你能看出我的心，我怎么就看不出你的心？”
梅芳一听他的话有些变味，就赶紧跟他道了再见，溜出了公社大院。
远在地区行署的严政委，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专门给德正写来一封长信，明确予以支持。这封信，当年赵德正让我给他念过几遍。可他到底写了些什么，我现在已经差不多全忘了，只记得在这封信的结尾，严专员引用了毛主席的诗，那是《七律·到韶山》中的两句：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等到磨笄山最终被推平，新垦的土地上长出了第一茬油菜，漫山遍野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在沁人心脾的花香中酿蜜，已经到了一九七三年的初春。那时，从合肥来的几个插队知青，已经在村里落了户。
赵德正把便通庵修葺一新，作为知青的宿舍。随后，他又在知青点边上新盖了七八间矮平房，建了一处养猪场。我叔叔和红头聋子一起，被派去养猪。起先，梅芳别出心裁地给这块新垦地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狼窝掌”，但遭到了老福奶奶的一顿啐骂——她唯一的儿子腊保，十二岁那一年，在磨笄山上遭到两头灰狼的围攻。他的内脏被吃空以后，尸架由德正背了回来。
她听不得“狼”这个字。
于是，大家就把那块新开垦出来的高地叫做“新田”。
曼卿的花园
透过阁楼朝东的木窗，赵锡光先生家那幢青砖黑瓦的大宅院就可尽收眼底。三个灰扑扑的屋顶的斜坡和一面乱砖墙，围成一个长方形的庭院。在庭院的东北角，有一棵年代久远的西府海棠。亭亭如盖的树冠高出瓦楞之上，深黑色的虬枝疏朗地探向院外，将东边那间厢房遮去了一半。到了每年的三四月间，在春风的梳拂下，那株海棠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开放。花苞初呈秾丽的胭脂色，丝丝缕缕，有一种黯然神伤的幽逸。但空濛的春雨很快将它的颜色洗淡，绽放出一派饶有风韵的粉白。花瓣层层叠叠，累累纷披，在初生柔叶的映衬之下，独立斜风细雨，瞻望四方，蹙然有思。
当然，赵锡光先生家的庭院中不光有海棠。
每到盛夏七月，绚丽的大烟花迎风怒放之时，那些妖冶多姿的绛红色、紫色或白色的花朵，挤挤攘攘，织成一块色泽斑斓的云锦。这些传说中的销魂之花，仿佛一心要为自己洗去莫须有的恶名，使出浑身的解数来涂脂抹粉，顾盼之间，流波横溢，摄人心魄，为这座古旧、冷清的院落平添一抹活泼的明丽。
赵先生偷种罂粟的名声，早已远播乡里。到了一九七一年夏末，郝建文书记专门把德正叫到公社，拍着桌子对他说：“我不管你狗日的用什么办法，三天之内让老东西将烟花自行铲除，否则，县公安局直接下来拿人！”赵德正倒也没去麻烦赵先生和冯师娘。他瞅准了赵锡光出去放虾网的空当，让小武松带了七八个人，强行冲进赵先生的后院，将刚刚结果的大片罂粟，铲得一株不剩。
赵先生用完了往年囤积的烟膏之后，接连撞了几回墙，终于一病不起。不过，冯师娘说，他一时半会还死不了。“这老不死的，不好这口好那口！他倘若不把手里的几文钱，一个子不剩地交到那个冤家的手里，他是咽不下这口气的。”
师娘口中的那个冤家，谁都知道，指的就是龙英。
如果把目光从赵先生家庭院上空移开，稍稍偏向东南，就可以看见王曼卿家的花园了。与方伯府邸繁复而精巧的宅院不同，曼卿家的园子，不过是用蔷薇花枝密密匝匝地编织而成的一个篱笆院落。桃、杏、梨、梅，应有尽有；槿、柘、菊、葵，各色俱全；蚕豆、油菜、番茄、架豆，夹畦成行；薄荷、鸡冠、腊梅，依墙而列。花园外，就是一望无际的桑林和麦田，斜斜的坡地一直延伸到菱塘那弯月形的波光水线。
唐文宽曾搬出古本小说中的句子，吹嘘自家的花园有经年不败之景，四时不谢之花，其实并不夸张。每当春和景明、蜂飞蝶舞的时节，这座不事修饰、杂乱无章的园子，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盎然生机。当浓艳、清冽的花香，随着黑暗中的微风，潜入你阁楼，进入你梦乡的时候，你能分辨得出，哪是蔷薇的迷离，哪是丁香的清芬？哪是菜花的甘甜，哪是桃李的浓烈？
在我看来，正是这春天的芳香，将这座迷人花园的精华萃取出来并加以提纯，最终变成了尘世声色的某种象征。正如王曼卿自从有了“逢人配”这个雅号以来，她的美貌和风韵，在各种或真实或虚幻的传说中，也被勾兑成一杯琥珀色的美酒。你从中看到的不光是她的姿容，还有自己隐秘的欲望。当她摆动着柔软的腰肢，从菜地里直起身来，朝你嫣然一笑之时，你可以想象，这座花园藏埋了我们多少青春期的缤纷忧伤！
正因为如此，你完全可以想见，等到有一天，赵同彬坐在我家的阁楼上，喝着我给他新泡的“雀舌”茶，对我说出“其实王曼卿的身体，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花园”这句话时，我当时可能会有的魂飞魄散。
我知道同彬话中有话。我同样知道，根本用不着我催促，过不多久，他就会把整个事情向我和盘托出——他面有得色，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正是为了让我分享他“天崩地陷、宇宙爆炸”般的狂喜。
且让我慢慢道来。
礼平凭借着劁猪配种的手艺，当上了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很快，他又被任命为公社兽医站的站长，接替老眼昏花、劁猪时手会发抖的徐海靖。用我婶子的话来说，礼平“大小也是个官了”。他拥有了全村第一辆自行车、第一块手表之后，又给我婶子买来了漂亮的“蝴蝶”牌缝纫机，给我叔叔买回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堂哥与叔叔的位置调了个个——礼平以发号施令、说一不二的家长自居，而我的叔叔则变成了低声下气、事事征求他意见的儿子。我叔叔不管走到哪里，都带着那台收音机。电台里播送的京剧唱段和扬州评话，无时无刻不在塑造并强化着堂哥“成功者”的形象。
对于当年礼平被小木匠赵宝明斥退之事，村里的舆论也有了全新的说法。一些人开始在背后讥讽小木匠的“失算”，嘲笑他没有“识人之敏”，“好好的女婿不要，事到如今，你就是用八抬大轿，将丽华送到人家门上，礼平连看都未必会看她一眼。”而作为受害者的丽华，本来就生性腼腆，不爱说话，现在她在村里人同情和惋惜的目光注视下，反而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显得更加木讷可怜。每当我看见堂哥的自行车叮叮当当地从弄堂里穿过，正拎着一篮子衣服去河边的丽华，吓得赶紧躲到墙边，给礼平让道的时候，心中总会有一种难言的凄恻不忍。
俗话说，风水轮流转。过不多久，在村中显赫一时的堂哥礼平，忽然有了一个新起的竞争者，此人正是赵同彬。
同彬在南京工作的叔叔，替他在县城的缫丝厂谋得了一个质检员的职位。两个月之后，能说会道、口若悬河的同彬就引起了厂领导的注意。他开始跟着一位副厂长跑起了供销。不到一年，他的足迹已经遍布差不多大半个中国。他去过东北的佳木斯、西北的乌鲁木齐、南方的昆明、北方的呼和浩特。据他说，“青海湖边的太阳，要到晚上九点才开始下山”，而“到了冰天雪地的隆冬腊月，海南岛的西瓜才刚刚成熟”。
对于同彬的突然发迹，我的婶婶根本不屑一顾。她认为同彬是仗着亲戚走后门，才捞到这么一个“四处充军”的职业，“我们家礼平，靠的是自力更生，白手起家。根本不是一回事，比什么比？”不过，村里的一般议论稍有不同。在他们看来，礼平虽然当上了站长、劳模，私下也攒了不少钱，可毕竟还是一个“拽着猪尾巴”的乡巴佬。同彬则是摇身一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城里人”：不仅装束、做派有城里人的风范，一开口，也都是标准悦耳的普通话。
我还记得，起先，当同彬的红唇白齿间一嘟噜一嘟噜往外冒普通话的时候，还有点心虚脸红，总要事先来一段开场白：“这些日子，在外面东跑西颠的，成天都说普通话，说惯了，连家乡话都忘得一干二净。”他不断重复这段开场白，以使他的普通话腔调合法化。其实，他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说不说普通话，跟“家乡话是否忘得一干二净”本没多大关系。在我们村里人看来，普通话是一种资格——既然他如今成了城市人，理当说普通话。
同彬有两件厂里发的汗背心。红背心上印着白色的“丹丝”字样，白背心上印着红色的“丹丝”字样，在回家探亲的夏季，轮换着穿。当他跷着二郎腿，手摇檀香折扇，在大门口的场院里，给村里乘凉的人海阔天空地讲述各地的见闻（他耐心地告诉龙冬：“黄山的天都峰，有一半在云里头。”）时，我们吃惊地发现，他的塑料凉鞋里边居然还穿着丝袜。龙英笑着问他“大热天穿袜子热不热”，同彬这样回答：“恰恰相反。夏天穿袜子，不仅不会热，反而有助于排汗。”
就这样，同彬一劳永逸地取代了老菩萨唐文宽的地位。唐文宽就算接连不断地向孩子们兜售那些谁也听不懂的怪话，再也无人发笑。那些令人昏昏欲睡的《水浒》、《三国演义》和《小五义》故事，开始让位于同彬口中那些让人心惊肉跳、呼吸急促的《梅花党》《一把铜尺》《绿色尸体》以及全国各地的离奇见闻。
如果说，村里有一个人对同彬的故事具有天生的免疫力，这个人就是更生。他时常去找唐文宽下棋，路过同彬家门口，偶然也会停下脚步，听上一耳朵。他离去时，嘴里照例会发出“呵呵”、“呵呵”两声干笑，听上去多少有点奇怪，不知是赞赏呢，还是不屑。直到有一天，他听到同彬说“据可靠消息，就在不久前，美国人已经坐着飞船跑到月亮上去了”，更生不由得抬起头，看了看天上的一轮满月。这一次，他没再发笑，而是拉下脸来，一本正经地教训同彬说：
“年轻人，你编出这样狗屁不通的故事来逗人开心，不觉得害臊吗？你去过北京、沈阳、齐齐哈尔，我们没去过，只能听你瞎吹。吹牛可以，但也不要豁了边。天上又没有水，怎么还要坐船？你这不是明摆着胡说八道吗？”
说完，更生倒剪着手，气呼呼地走了。
有一天，同彬眉飞色舞地讲到，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特务，如何将一枚定时炸弹装在橡皮婴儿的腹中，妄图炸毁南京长江大桥，地上忽然卷起一阵怪风，一粒沙子钻进了他的左眼。同彬揉了揉眼睛，硬撑着又讲了一小段，最后不得不提前结束他的“夏夜故事会”，回屋里找他母亲翻眼皮去了。
新珍凑在油灯下，翻开他的眼皮找了半天，也没看见什么沙粒，就嘱咐他早点休息，“没准睡一觉，沙子就化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同彬悲哀地发现，沙子不仅没有化掉，伴随着钻心的疼痛，他的左眼已经肿得睁不开了。那会儿，他母亲新珍出早工，去磨笄山给挑土方的人发筹子去了。同彬只能去找老福。老福用一根火柴棍将他的眼皮翻开，见眼球红得厉害，就建议他去找王曼卿——谁都知道，妓女出身的王曼卿，拥有两个非同一般的绝活，一是给人翻眼皮去沙，一是用针给人挑刺。
同彬捂着左眼，一口气跑到磨笄山上，去找王曼卿。正在给社员们舀大麦茶的银娣告诉他，曼卿早上倒是来过，只是她挑了两担土之后就喊肚子疼。“大概是回家睡大觉去了。她这个人，简直没法说！只要为了逃避劳动，什么借口都找得出来。”说完，又是摇头，又是撇嘴苦笑。
同彬只得又回头去了她家。
曼卿倒也没在屋里睡懒觉。她正戴着一顶破草帽，蹲在自家花园的菜地里，用木勺给茄子浇水呢。
“她说肚子疼，全是鬼话。”在我们家的阁楼上，同彬笑着对我说，“我看见她一手拔着地上的杂草，一手给茄子浇水，嘴里还哼着歌呢。我隔着篱笆叫了她一声，没想到把她吓了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