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彬说明了来意，王曼卿站起身来，朝他讪笑了一下，道：“噢，到这时想起我来了，偏不给你弄！回家找你那世上最正直、最贤良的老娘去，她不是说眼里揉不得沙子吗？你眼里的沙子是哪来的？”
话虽这么说，她还是赶紧丢下手里的木勺，去铅桶里净了净手。她将同彬拽到了墙边的一张木凳上坐下，让他头靠着墙。然后，她从头上拔下一枚黑色的发卡，咬在嘴里，翻开同彬的眼皮看了看，很快命令他：“别动，看见了。”同彬乖乖地靠在墙上。他能够感觉到，大太阳光穿过树荫热烘烘地照在身上，带着一丝青草的香味和薄荷的苦味。
“园子里真他妈静呐！我都能听见蚯蚓在地里松土的声音。她整个身子都扑在我身上，我当时真以为自己会被她身上的香风熏化了呢。说实话，我是多么希望她慢一点找到那粒沙子，就算眼睛瞎掉也没关系。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这么挨着她，挨着她垂到我鼻尖的胸脯。可事与愿违。她翘着兰花指，用那枚发卡的圆头在我眼睛里轻轻一捋，那粒砂子就已经到了她的指尖上。随后，她往我眼睛里‘噗’地吹了一口气，说了声‘好了’，就放开了我。
“我闭着眼睛靠在墙上，略微打了个盹。她刚刚向我吹出的那口仙气，还没有完全散尽。这时，我听见曼卿说，虽说砂子已经挑出来了，可我的眼睛红得跟兔子一样。她说她房里有眼药膏，问我要不要上点药。我当即表示赞同。
“我跟着她进屋的时候，已经是晕头晕脑，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了。腿不是我的腿。头不是我的头。从耀眼的阳光下忽然来到幽暗阴凉的房子里，我一时有点不太适应，先是一头撞在了他们家的门框上，接着，又把他们家墙上挂着的一个竹匾碰落在地，匾一直滚到了洒满阳光的天井里。我跟着她进了卧房，在黑暗中定了定神，咬了咬牙，心里下定了一个决心。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打算豁出性命来犯个大险，干件蠢事。就是上刀山，下油锅，死上一百五十八次，也在所不惜。
“趁她在抽屉里找药膏的时候，我在她身后拦腰抱住了她。
“你猜猜看，曼卿当时是什么反应？”
同彬从耳朵上取下一支烟，扔给我，自己又从烟盒里取出一支，叼在嘴上，笑着卖起了关子。我在到处找火柴时，同彬又接着往下说道：
“她慢慢地转过身来，手里没有眼药膏，却捏着一把花剪刀。为什么说是花剪刀呢？因为两个半月形的剪刀把上，密密麻麻地缠着蓝颜色、绿颜色、黄颜色、红颜色的玻璃丝。大概是怕剪东西时硌手吧。我问她，拿剪刀干吗？她只是把头拼命地往后仰，咬着嘴唇，像笑不像笑，用极小的声音对我说：‘我要把你身上的小黄瓜剪下来。’我死死地箍住她腰。她的身体软塌塌的，脖子里全是汗。过了一会，她见我不吱声，突然又笑了一下，说：‘要不，剪舌头也行。快，把舌头伸出来！’我就闭上了眼睛，真的把舌头伸了出来。嗨，你猜她怎么弄？嗨，她把我的整个一条舌头，全都裹在了她嘴里……”
为了证明他所言不虚，同彬把身上的衬衫解开，露出印有“丹丝”字样的红背心和白皙的肩膀，让我去查看他肩膀上一块尚未来得及消退的咬痕。据他说，那是曼卿“像饿虎一般乱咬”后留下的齿印。
那天临走时，同彬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就是让我立刻去死，这辈子也值了。”
同彬口中的这场艳遇，我没有亲见。但由于他肩膀上乌青斑的存在，我没法不相信它是真的——尽管后来小斜眼曾提醒我“有些事，太像真的，反而有点让人起疑”。
第二天，永胜把这件事当成“绝密新闻”向我兜售的时候，整个事情的过程，与同彬本人的亲口讲述，细节上已经有了太多的出入。当然，同彬也让他看了肩膀上的咬痕。
连春琴也听说了这件事。
她去半塘探访重病的母亲，带回来半只腌好的板鸭。她晚上请我去她家吃鸭子烧冬瓜，顺便问起了村子里沸沸扬扬的这则新闻。春琴在灶下悄悄告诉我，这段时间风声有些紧，再加上德正晚上睡觉老是做恶梦、盗虚汗，他在半年前就与曼卿断绝了往来，“我晓得，这骚货早就夹不住了……”
堂哥礼平在听说了同彬干出的这件“惊天大事”之后，表面上没什么反应，甚至还嘲笑同彬“不过是个人尽可夫的半老徐娘，有什么可吹的”，可他暗地里却踩着同彬的足迹，在唐文宽带着孩子们做广播体操的晌午，悄悄地溜进了曼卿的花园。他将自己瞒着母亲偷偷积攒下来的二十六块五毛钱，全部“拍”在王曼卿家的八仙桌上，直接跪在地上，要求曼卿“可怜可怜”他。他的要求遭到了王曼卿拼死的抵抗。她从桌子下抽出一根擀面杖，劈头盖脸地朝礼平打了过来，礼平抵挡不住，只得抱头鼠窜，落荒而逃，再一次在村子里留下令人不齿的笑柄。
那天晚上，王曼卿来到了婶子家，将礼平留下的那笔钱，一分不少地交到了婶子手里。她哭哭啼啼地对婶子说：“他多大？我多大？说句不好听的话，我要是能生养，儿子如今也和他一般大了呗？这孩子，怎好动我的脑筋？”
就这样，王曼卿把这些话颠来倒去地说了好几遍。婶子看见曼卿递上来一大沓钱，喜从天降，早已高兴得合不拢嘴了。她亲热地搂着王曼卿的肩膀，半真半假、绵里藏针地安慰曼卿说：
“身正不怕影子斜。嫂子平时是哪样人，村里谁人不知？快别和那兔崽子一般见识了。我们家那个小畜生，昨天还穿开裆裤呢，没成想，如今也知道做这等事了。看他回来我不敲断他一条腿！”
她把锅里新蒸的芋头送了曼卿两只，好说歹说将她哄走了。回到里屋，婶子对着正躲在门后偷听的叔叔道：“她是个什么货色！撒泡尿自己照照！这会子又装什么贞女烈妇？哎，你可别说，一个不留神，孩子就大了，也知道偷腥了！哈哈！我们也该合计合计，给他说个媳妇了。”
这件事从金花的口中传出。金花传给了雪兰，雪兰告诉了永胜。永胜在向我转述的时候，还叹了一口气，加上了这样一条精辟的评论：
“唉，有些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办成的事，换了个人，倒贴了许多钱，却比登天还难。奇了怪了！”
白虎堂
这年夏天，随着新田出产的第一批大麦运到了公社的粮管所，德正也被临时叫到县上，参加为期一个半月的三级干部培训班。当他从县里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公社党委副书记了。有消息说，用不了多久，德正将会被提拔为朱方公社的第一书记，以接替在一桩未经查实的腐化案中名誉受损的郝建文。
丈夫的突然升官，反而让春琴感到忧心忡忡。她说：“我和德正都是穷苦人出身，生来就是吃苦受累的命。坏运气来了，你会觉得这是你命里该受的，可好运气一来，心里哪儿都不踏实，反而觉得不太吉利。”她又说，郝建文知道德正不识字，却偏偏让他去分管公社的宣传与文教，“明摆着是要出他洋相。”公社给德正准备了办公室和宿舍。德正偶尔会去公社点个卯，却从未在朱方镇住过一宿。到了后来，他连办公室也很少去。郝建文倒也假装看不见，听之任之。
春琴说，自从德正从县里回来之后，就成天愁眉不展，有时一连几天也说不上几句话。很快，他就得了一种怪病。
如果你认为一个人总是重复梦见同样的事情，还算不得一种病的话，那么我必须马上告诉你，这种看法是十分幼稚的。说实话，差不多三十多年之后，我也不幸染上了同样的病，品尝过这种疾病带给人的那种生不如死的滋味。
德正老喊头晕，同时，他开始变得疑神疑鬼。他总是疑心背后有人，可转过身来，却发现身后什么都没有。在梦中也是同样的情形：只要一闭上眼睛，他就能感觉到，有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孩躲在他背后，朝他冷笑，窸窸窣窣地跟他说话。公社卫生院的荀大夫让春琴不必担心。他说，精神上出现幻觉，不过是身心过于疲惫的一种自然反应。养好了身体，那些症状就会“自动消失”。可德正吃了他开的十几副中药，丝毫不见好转。春琴说，德正从未有机会见过那个红衣孩子的脸——不管他用多快的速度转过身去，那个精灵总是以同样的速度遁迹于无形。一天深夜，德正大汗淋漓地从梦中醒来，对妻子说了这样一句话：
“要是我后脑勺上也长着一双眼睛，那该多好！”
那年春天，春琴的母亲去世了。她带着丈夫去半塘奔丧。等到料理完丧事，夫妻两人心事重重地回到村头，已经临近中午了。他们沿着风渠岸边的大路走得好好的，德正突然就站在了路当中，一动不动。问他什么事，德正只说是头晕。春琴的心猛地往下一坠，一种不祥的预感促使她慢慢地转过身去。
中午的田野一片空阔。丝棉般的云朵堆在天边，河边刚刚长出新叶的菖蒲在春风中簌簌有声。除了天上盘旋的一只鹰隼，周围什么人都没有。只是在很远的地方（停着一辆水车的池塘边），有一个从高桥来的捡垃圾的哑巴，身背竹篓，头戴方巾，在麦垄中踽踽独行。她那时已经很老了。
像以前那样，凡是遇到解不开的心事，春琴就去找老福商量。老福说：“不要紧，我疑心他是被我们家的那个孽障给缠住了。当年，腊保被狼吃空了肚肠，是德正把他的尸体给背回来的。我记得那天他就是穿了一件红棉袄。我这就去他坟上烧纸。”
一连七天，老福天天都到腊保的坟上喊魂烧纸，也没见到什么明显的效果。
“要说我平常最恼的人，就算是你爹了。”春琴有一次对我说，“他成天跟我娘捣鬼，东算西算，就把我算到你们村来了。不过，现在我总算明白了，这世上的事，皇帝管的，太监管的，各有不同。这世上，还真的少不了你爹这样的人。要是他现在还活着，兴许能看出我们家德正到底得了什么病。”
她不断怂恿丈夫，找个算命先生来排排八字，看看阴阳，可每次都遭到了德正严厉的呵斥。德正说，等什么时候有空，他就去一趟镇江，找他的老上级严专员，交交心，谈个通宵，“什么妖魔鬼怪，早就跑得没影了！”听他这么说，春琴只得偷偷地一个人流泪。
因为，严政委本人如今也已成了阴间之鬼。
就在半个月前，高定邦从公社开会回来，找到了正在菱塘捞浮萍的春琴，将她叫到没人的地方，这才压低了声音告诉她：严政委死了。他们逼他吃了屎。当天晚上，他用一枚双面刀片割断了自己的喉管，死在了四牌楼臭气熏天的公共厕所里。他特意嘱咐春琴，暂时不要将这事告诉德正，等他病好了再说。
德正身上的这个怪病，并未发作太长时间。到了这年深秋，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滂沱大雨中，村子里发生了一桩极其诡异的事。这件事为德正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却也导致了一个谁都意想不到的后果：德正的怪病，一夜之间霍然了。
不过，在讲述这件事之前，我还要提及另一个“插曲”——简单地来说，那是我做过的一个梦。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并稍加思考，你不难发现，这个插曲与后来发生的轰动一时的大事之间，是有联系的。
春琴关于我父亲的那段议论，我听了以后十分难过，这倒不是因为她言语中对我父亲有所不敬，而是缘于我对父亲不可救药的忘却。我得承认，我的确有很长时间，想不起世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位算命先生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把父亲当年和我在朱方镇照相馆里拍摄的唯一一张小照，从抽屉里翻了出来。父亲的头歪向一侧，紧紧地抵住我的脑袋，脸上挂着很不真实的微笑。事隔这么多年之后，我才终于看出，他那破碎而凄恻的笑容，暗藏着多少对我的宠爱和担忧！我第一次意识到，在他带我去拍小照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做好了自杀的准备。他大概是希望我日后想起他来，不至于空无凭据，就特地拍了这张小照，留给我做个念想。它被夹在了一本名为《梵天庐丛录》的旧书中。可自打他去世之后，我居然一次也没有端详过这张相片。我看着那张二寸见方的黑白小照，怀着对父亲的愧疚和思念，一个人哭了半天。谁能想到，到了后半夜，我就在床上做起梦来了。
我梦见父亲嘴里咬着一根火柴棍，头发湿漉漉地贴在前额上，坐在灶台边的木凳上，看着我抿嘴而笑。似乎在说：“小伙子，近来过得如何？”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将德正伯伯生了怪病的事，跟他说了一遍，问他有没有什么解救之法。我还假惺惺地向父亲赌咒说，每当我想他想得不得了的时候，就把那张相片拿出来看一看。父亲想了想，说：“没关系的。让春琴不要着急。唐文宽家的宴席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他的病会好的。”说完身影一闪，就不见了。
我从床上醒过来，窗户纸上已经透出一派灰蒙蒙的鱼肚白。我怎么也想不出，德正的病与唐文宽家的宴席有什么关联，心里犹豫着，第二天要不要把这个梦告诉春琴，想着想着，不觉中又睡了过去。
这天中午，德正在大队部接待一位来自公社的文教助理。看见唐文宽在门外探头探脑地张望，德正就转过身来，问他有什么事。文宽眯眯一笑，说：“瞎转，瞎转，你忙，你忙。”随后就走开了。可是等到公社的文教助理从大队部离开，只剩下德正一人的时候，唐文宽却不知从哪里又钻了出来。德正招呼他坐下，还给他沏了一杯茶。文宽向德正谈起了学校里的事。他提到，前年从合肥来的三个知青中，有一个名叫付瑞香的女青年，读过高中，数学好，能歌善舞，还会拉手风琴，“我一直在琢磨，能不能请她来学校教书？”
德正立刻就同意了。他让文宽直接去新田的知青点找小付谈。如果她本人同意的话，明天就可以到学校上课。
文宽说完了学校的事，没有要走的意思，却又扭扭捏捏不说话，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德正在送他出门时，文宽这才四下里张望了一眼，干笑了两声，说，今天晚上，他特地在家中备下了几样酒菜，请德正赏光。他有一件“顶要紧、顶要紧”的事，要向赵书记汇报。
德正也没多想，一口应承下来。
等到他回到家中，说到唐文宽请客的事，春琴鼻子里哼哼了两声，把手里端着的一碗豆腐，往桌上重重一放，怒道：“那老菩萨，与你非亲非故，从无往来，请你喝个什么酒！人家老婆被你弄了这么多年，心里不怀恨，还要巴巴地备酒来谢你？那唐文宽晚上睡在学校里，谁人不知？你这么三不知摸到人家门上去，成个什么样子？莫不是与那大屁股的风骚娘们又死灰复燃了吧？你这会子怎么也不头晕了？我劝你省省心，少跟我编瞎话。就算她王曼卿是金枝玉叶，被你拢这么多年了，生地也犁成了熟地，生面也叫你揉成了熟面，恩恩爱爱的话也说破了嘴，还有什么丢不开的？姓赵的，你若是把我逼急了，信不信我提把菜刀，杀上门去，大家鱼死网破，都图个清静！”
说完，伏在桌上，嘤嘤地哭了起来。
德正只好赶紧赔笑，安慰她道：“文宽说，有一件顶要紧顶要紧的事，晚上要和我商量。老菩萨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向来神神鬼鬼的，我也不知他为何要请我。既然你这等疑心，晚上不去也罢。你下午有空去一趟学校，告诉他，我夜上有事，去不了，别让人家空等。有什么话，让他明天一早，到大队部来谈。”
听丈夫说得有鼻子有眼，春琴冷静下来一想，反倒觉得自己过于多心。她转身去房里匀了匀脸，回到桌边，刚坐下，就看见儿子龙冬跌跌滚滚地从门外跑了回来。三人围桌吃饭，都不说话。因见丈夫讨好似的往自己的碗里夹菜，春琴忽然停下筷子，轻声道：“也不知这尊菩萨烧的是哪炷香。上回他做出那等没出息的事来，要不是你出面替他兜下来，他这会子还在大牢里蹲着呢！既然他有事叫你去商量，你就去呗。只有一样，少喝酒，少说话，夜上早点来家。”
龙冬听见春琴提到他们学校的唐先生，就抬起头来，翻着白眼，吃惊地看着他娘。春琴拿筷子在他头上敲了一下，“大人说话，小孩子别竖起耳朵听，好好吃你的饭。”随后，她又对德正笑道：
“你晚上去喝酒，别忘了替我在他们家园子里摘一点天竺叶带回来。过两天，半塘的姨奶奶要做寿，我要给她做寿桃。”
德正说：“你要天竺叶，随时去他们家园子里揪一点罢了，这等费事！”
春琴即刻把脸一沉，冷笑道：“他家的门槛，千人跨，万人踏。你能去，我却不能去。”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说着闲话。吃完了饭，德正就去里屋睡中觉了。龙冬爬到一张方凳上，抓过灶台上的一把弹弓，仍回学校去了。
春琴在灶下洗碗，忽听见银娣在院子里叫她。
银娣说，队里派她下午去供销社买萝卜籽，问春琴想不想一起去。春琴二话不说，解开腰上的围裙，往灶上一扔，正要走，听见德正在里屋的床上叫了句“带伞”，就抬头看了看天。可不，一阵阴，一阵晴，云赶着云，像是要变天的样子。她顺手从门后抓过一把油布伞，来到院中，搂着银娣，两人有说有笑地往朱方镇去了。
那天傍晚，赵德正等了半天，也不见龙冬从学校回来。他换了一件干净褂子，正想出门，看见很少来家的梅芳站在了院子里。她是追着雨脚来的。那会儿，天空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天低云暗，黄叶纷飞。已有豆大的雨点扑扑簌簌地砸在院子的尘灰上。梅芳一边飞快地把晾在铅丝绳上的衣服收下来，递给德正，一边没头没脑地责问他，为什么魏家墩、观前村都通了电，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我们村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还是像过去那样，梅芳说话阴阳怪气的，不冷不热。她称德正为赵主任，害得德正也只好叫她梅副主任。德正问她要不要进屋去喝杯茶。梅芳一摆手，硬邦邦地回了句“不必”。德正给她解释装电灯的事，梅芳打断了他的话，又问他知不知道窑头赵村丁寡妇喝农药自杀的事。她还说了一句半文不白的老话：“疾风暴雨，不入寡妇之门。”
德正说，丁寡妇自杀的事，大队昨天专门开过会了，处理意见已经上报给公社，“哎，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昨天开会，你不是也在嘛！”
梅芳帮他把两只老母鸡赶入鸡窝，插上鸡窝门，又道：“这天黑得像锅底，雨要是落下来，一定小不了。”
赵德正见梅芳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的话全不着调，就抬腕看了看新买的手表，笑道：“不瞒你说，我这会正要出门呢。梅副主任，要是没什么别的事的话……”
这时，梅芳猛然转过身来，盯着德正的脸，端详了半天，脚底的鞋子不住地踢着地上的一块碎砖，也没问他去哪里，只是压低了声音，似笑非笑地对德正说：
“要是换成我是你，今天晚上我哪儿都不去。躺在自己家的床上，听着雨声，美美睡一觉，多好！”
德正急于将梅芳打发走，只得对她笑道：“老菩萨唐文宽要请我喝酒，还有要紧的事跟我谈，这不，时间早过了。”
梅芳扬起脸，笑了笑，用德正从未听到过的温柔语调，幽幽地说了一句：“你就不怕误入了白虎节堂，中了别人的拖刀之计？”
话既然已经说到了这个份上，以我之见，德正应当可以准确地判断出梅芳突然来访的真正目的。她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来到德正的家中，并不是为了在暴雨之前帮他收衣服、关鸡窝门，而是为了向他传递一个重要的消息。我认为，德正后来之所以对梅芳露骨的警告置之不理，仍然固执地去唐文宽家喝酒，并不像春琴后来所分析的那样，“这个不知香臭的木鱼脑袋，根本听不懂人家的话外之音”，原因只有一个，德正天生的骄傲不允许他这么做。也许，他压根就不相信，在儒里赵村，还有哪个人胆敢动他一根汗毛。不要说设计加害，就连别人对他动了加害的念头，德正也是绝对不能忍受的。既然，他已有很长时间被躲在身后的那个精灵折磨得睡不成觉，如今，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可以看清这个精灵的真正面目，德正当然不愿错过。
我的上述看法，后来得到了赵锡光先生的首肯。我从集市上买了十个鸡蛋，到先生家探病，冯师娘想听听我对德正遭难一事的看法，我就坦率地说了我的观点。赵先生眼窝深陷，面色萎黄，在床上对我频频颔首，并朝我竖了竖大拇指。
那天晚上，赵德正刚刚跨进唐文宽家的门，就被门后躲着的两个人“像杀猪一样”掀翻在地，脑袋上随即重重地挨了一棒槌。等他清醒过来，已经被人剥得一丝不挂，绑得结结实实，扔在了文宽家的天井里。
天井里站着五个人。
他只认得其中的一个，那就是公社武装部的部长曹庆虎。此人留着络腮胡子，下巴上有一颗黄豆大的痦子。德正问他为什么要绑得这么紧，麻绳都勒到肉里去了，疼！曹庆虎身穿黑雨衣，一只脚踏在板凳上，对德正微微一笑，说了一句顺口溜：
“绑虎不牢，反被虎咬。”
德正又问他（他客气地称对方为小曹），能不能给他穿上衣服，并解释说，他倒不是怕丢人。如今入了秋，雨淋到身上，透心凉。
曹庆虎冷笑着反问他：“你见过哪只老虎穿着衣裳？”
德正道：“好家伙！公社武装部直接下来拿人，也算是看得起我了。能不能劳烦你告诉我一声，我犯了什么法？”
曹庆虎决定不再搭理他。他一晃脑袋，一个手下不知从哪找来了王曼卿的一双红色的棉袜。曹庆虎将红袜团成一个球，塞在了他的嘴里。
随后，他被关进了文宽家的羊圈里。
在德正被捉的同时，春琴和银娣正在严村的牛棚里躲雨。风大得撑不住伞，银娣的鞋也掉了一只。两人哆哆嗦嗦地挤在一起，看着满天划出的闪电，竟然还有心思开玩笑，春琴说：“我们家德正，这会应该喝完了酒，回到家里了吧。别的我不担心，就怕冬瓜没人管。”银娣捏了她一把，笑道：“早着呢！等喝完了酒，怎么也得替人家老婆插上两竿子。要不然，人家这钱不是白花了吗？”
两个人在后半夜才回到村中。春琴点上灯，看见龙冬衣服都没脱，歪在床边睡了。德正还没回来。一想到银娣的那句玩笑话，她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她已经在床上躺了一会了（满脑子都是王曼卿那一身白肉），又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心里实在气不过，就冒雨走到院子里，上了两道门栓。
武装部的人没有连夜将赵德正押解回公社，瓢泼大雨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在天光大亮时，押着赵德正（五花大绑，一丝不挂，嘴里还咬着曼卿的红袜子），在村里走上一圈，让全村的男女老幼开开眼，也许才是他们真正的意图所在。当赵德正脖子上挂着一个“强奸犯”的牌子，被人从唐文宽家中推出来的时候，门前黑压压的人群中，有一半都齐刷刷地转过脸去。只有小武松家的雪兰，愣头愣脑地盯着德正看。她奶奶刚把她的脑袋扭过去，雪兰又挣扎着回过头来张望，最后，老太太只得给了她一巴掌，把她拽回家去了。
这伙人押着德正，沿着燕塘河岸，走到了老福家门口。老福眼里噙着泪，手里拿着一件她丈夫过世时留下的旧褂子，要替德正披上遮羞，还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王法？就是国民党抓人，也没见过剥人家衣裳的。”
曹庆虎喝道：“老人家，单凭你这句话，关你几年大牢，一点都不冤枉。我念你这么大岁数，就不来和你计较了。如若再不滚开，我连你一块抓到公社去。”
红头聋子一看不是事，赶紧奔过来，搂着老福的肩膀，硬是把她拉走了。几个人押着赵德正，推推搡搡来到村头，向南拐了个弯，走上了风渠岸边宽阔的大道。他们不得不在大路当中停了下来，因为那里早早地就站定了一个人。
此人正是春琴。
春琴张开双手，拦在大路中间。那伙人往左边走，她就拦左边，往右边去，春琴就移向右边。他们很快就失去了耐心。一个大胖子往前赶了几步，一脚就把春琴踹倒在路当中的一片水洼里。春琴从泥水中爬起来，浑身都是泥浆，也不哭，也不说话，又赶到那伙人前面，再次张开双手。
这一次，曹庆虎打算亲自动手。
他恼羞成怒地走到春琴跟前，一伸手就锁住了她的咽喉。随后，微微侧转身，右腿向前跨出，轻轻一推，春琴仰面便倒。这一回，春琴没能从水洼中爬起来。大胖子的一只脚，死死地踩住了她的脸，用力地向下碾压。春琴双手扑打着泥水，腰一次次徒劳无益地耸起来，像一张弯弓。可任凭她怎样挣扎，就是翻不过身来。村里人聚集在池塘边，一时都看呆了，连大气都不敢出。
银娣实在看不下去了。她随手抄起一根扁担，正要往前冲，却被龙英和新珍紧紧地抱住，动弹不得。这时，白发苍苍的马老大，在人群中突然高喊了一句：
“村里的男人都死绝了吗？”
经她这一喊，四下里忽然鸦雀无声。
众人都纷纷转过身来，把目光投向了红头聋子家的猪圈。村子里的男人差不多都在那里呢。有的蹲在地上，有的坐在磨盘上，都眼巴巴地望着高定邦，等他做出最后的决定。
高定邦那天正在打摆子发烧。他倚在猪圈的泥墙上，虽说是裹着军大衣，还是忍不住浑身筛糠，抖个不停。他一直默默地注视着风渠岸那边的动静。小武松潘乾贵第三次催问他“赶紧说句话，干还是不干？再迟，人就叫他们打死了。”定邦哆嗦了半天，仍然一动不动，从牙缝里轻轻说一个字来：
“烟。”
朱虎平赶紧给他递上一支烟去。
高定邦抖抖索索地点了火，猛吸了几口，这才对身边站着的小木匠道：“奇怪呀，宝明。公社武装部直接到我们村来抓人，还设了这么大一个局，怎么一点风声都没透？要不是村里有人做内应，这事怎么办得成？”
朱虎平插话道：“这容易！除了日屄的老菩萨、妖精王曼卿，还有躺在床上等死的赵锡光，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在塘边站着呢！你把人数点一点，谁不在场，谁他妈的就是内应！当年他抄我的家，搞突然袭击，用的是同样的手法！”
听虎平这么一说，高定邦就抖得更厉害了。
等到定邦把手上的那支烟抽完，把嘴里的一缕烟丝吐出来，就转过身来，对小武松吩咐道：
“既然要动手，就得打出我们儒里赵村的威风来！你们先替我收拾那个络腮胡子曹庆虎。看见没有，那小子狂得没边啊！欺负一个女人，算他娘的什么本事？得让他长长记性。要打得这狗日的，将来经过我们村得绕着道走路。去吧！不要缩手缩脚。打死人我去偿命，天塌下来我一人顶着。”
小武松和朱虎平、柏生他们几个正要走，定邦又把他们叫住了“他们是五个人，我们也上五个。别让人家笑话咱们以多欺少。”
说完了这句话，他把军大衣裹了裹，扶着墙，回家睡觉去了。
期待中激动人心的五五对决，其实一点都不刺激。当天晚上，同彬从缫丝厂回到村里，让我们把这场斗殴的全过程，从头到尾跟他说说。永胜说：“也没看见他们怎么打。一眨眼的工夫，武装部的那几个怂包，就东一个，西一个，躺在风渠岸的地上，不能动了。简直没劲透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受伤较轻的两个人，一瘸一拐地来到了村里，说是要借大队部的电话向公社反映情况，可大队部的门早就被人上了锁。他们又到了红头聋子家，要卸他们家门板做担架。据说，曹庆虎断了几根肋骨，要赶紧送公社的卫生院抢救。红头聋子手里拿着一把大竹刀，站在院门口，对那两人道：“谁敢动我的门，我就要他的命！”
最后，那两个人只得去了唐文宽家，卸下一扇门板，抬着满脸是血的曹庆虎，往朱方镇方向去了。
高定邦将德正藏在了便通庵的养猪场里。他担心武装部再来抓人，还在村头安排了专人做眼线，日夜盯守。白天是银娣和新珍，她们装着割草，在村头转悠；晚上则是宝明和小武松，牵着一条狗，在红头聋子家通宵打牌。一有风吹草动，他们打算让赵德正从野田里过江，去江北藏身。
定邦的担心是多余的。大约四五天之后，公社派了两个干部来调查情况。他们找了十几个村民去大队部开会。问起那五个人的名字，谁带的头，谁先动的手，村里人都说没看见。马老大更是一口咬定，那天刚下过雨，“曹部长脚底一打滑，自己摔了个狗吃屎。可怜！硬生生地把肋骨给摔断了，怨不得别人。”
那两个人由高定邦陪着，喝了两顿酒，笑眯眯地回公社汇报去了。此事最终不了了之。到了第二年春上，公社宣布了对赵德正的处理决定：除保留党籍之外，所有官职一撸到底。他的罪名，已从“强奸”变成了“搞腐化”和“擅自克扣公粮”。
高定邦被任命为大队书记兼革委会主任。会计高定国升任公社武装部部长，接替在县医院养伤的曹庆虎。在公开场合，高家兄弟彼此之间主任、部长叫得挺亲热，一旦回到家中，两人怒目相向，互不搭话。
梅芳还当她的副主任，夹在丈夫和大伯当中，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处境十分尴尬。
亲事
德正去职之后，燕还旧窠，仍回祠堂，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从春琴口中“定邦这个人还算有良心”这句话来判断，她对德正最后的安排也是满意的。毕竟，他用不着跟社员们一块下地，工分按甲等劳动力计算，倒也乐得自在。德正原本就是从祠堂里走出来的，如今辗转几十年，又回到了儿时熟悉的环境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好比做了一个梦”。
夏天时，德正常常手执钓竿，在燕塘的树荫下钓鱼。到了冬天，他就坐在池塘门口晒太阳，顺便帮邻居照看一下晒在那里的稻麦和黄豆。那个时常躲在他背后的红衣精灵，终于不在他的梦中出现。
“我看他的病，是被吓好的。”春琴说，“被人押着，一丝不挂地在村里丢人现眼，老赵家祖宗八代的脸都叫他丢尽了。倒也好，吃这一吓，那块心病也跑得无影无踪了。”
在德正抱怨自己“骨头闲得发了霉”的同时，他衰老的速度也十分惊人。刚刚五十出头，两鬓的头发差不多全白了。脸颊上核桃般的沟壑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老人斑”。德正比春琴大了整整二十六岁。成亲之后，也许是不好意思直呼其名，春琴一直叫他“喂”；有了龙冬之后，春琴跟着儿子叫他“爸爸”；到了后来，干脆就称他为“老爷爷”了。
定邦上任后的第二天，就把唐文宽从学校里赶了出去。村里有人议论说，定邦将老菩萨清理出教师队伍，是在替赵德正的蒙冤报仇，这其实是个误会。在村子里的男人与王曼卿的复杂关系中，高定邦开始得有点晚，但却是坚持得最久的一位。在赵德正被抓的第二天晚上，高定邦高烧还没退，就独自一人急急忙忙地到了王曼卿家“调查情况”。平时流里流气的小斜眼，这回倒说出一句精妙的话来，在村子里流传了很久：
“高定邦不仅继承了赵德正的官职，也把王曼卿顺便继承下来了。”
定邦决定立刻开除唐文宽，其实另有原因。他接到了县公安局发来的一份有关唐文宽历史问题的正式公函。据亲眼看到过这份公函的赵宝亮回忆说，其实，唐文宽原本不叫唐文宽，而叫卢家昆，祖籍盐城。他父亲卢祖棠是当地赫赫有名的绸布商人，一直寄寓上海。赵宝亮说：
“他好像早年在北平上过大学。不知怎么的，大学上得好好的，又去投了军。先是去了缅甸。他的胳膊就是在那里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掉的。后来，他的部队长年驻扎在怀化。湖南的怀化。再后来，又忽然想起要去上海找寻他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他哥哥也是行伍中人，居什么官，我也弄不清。他化装成了一个桐油商人，来到了镇江。不过，这鬼东西与我们村非亲非故，怎么会想得出到这里来藏身？”
唐文宽的身世和经历，赵宝亮说得颠三倒四、漫不经心。不过，对唐文宽与知青小付办理交接手续时发生的一件小事，宝亮却说得十分详尽。
那天下午，唐文宽将办公室的抽屉清理干净，又从口袋里摸出一串钥匙，交给了扎着羊角辫的小付。本来，办完交接，他就该走了。可是，唐文宽却靠在桌边，直勾勾地盯着小付看，直到她捏弄着衣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随后，唐文宽冲着小付奇怪地笑了一下，说出了一长串谁也听不懂的怪话。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对着孩子说怪话，一直是唐文宽让他们大笑不止的法宝。可是，这一次，有点不一样。一听到他说怪话，知青小付的脸顿时白得像一张纸，张开的嘴，就再也合不拢了。等到唐文宽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已经听不见了，小付仍然惊魂未定，若有所思。赵宝亮上前轻轻地在她背上拍了一下，又推了推她的胳膊，笑着问她，唐文宽刚才跟她到底说了什么？“莫非他的怪话，你能听得懂？”
小付这才转过身来，对宝亮道：“他说的不是什么怪话，而是标准的英文。比教我英文的表舅说得还要流利。如果把那段话翻译过来，它的意思大致是说：一年当中，有三百六十个日日夜夜。这些日子就像一把把刀、一把把剑，又像漫天的霜、漫天的雪，年赶着月，月赶着日，每天都赶着你去死。等到春天结束的那一天，花也败了，人也老了，我们都将归于尘土。这世上，再也没有人知道我们这些人曾经存在过。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来。他的那番话，大概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奇了怪了，你们这个穷山沟里，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宝亮道：“话倒是实话，就是太颓气了些。”
唐文宽真实身份暴露之后，村里人倒也不怎么在意他最终的命运——因为据年长的老人们推断说，如果不枪毙的话，二十年的监牢是跑不掉的——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在唐文宽这个人身上，究竟还藏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同彬说，根据他从“某位不便透露姓名的重要首长”那儿听来的消息，唐文宽在胳膊没被炸断之前，就算骑在风驰电掣的摩托车上，也能双手打枪。说打你左眼，不打你右眼，“他身上还有一件大事。我就不说了，说出来，当场吓死你！”
我很快就搞清楚了，同彬所谓“骑在摩托车上双手打枪”的说法，来自雪兰的弟弟斜眼。而斜眼的虚构，则是受到了当时一本名叫《红岩》的小说的启发。斜眼还认为，不出半个月，唐文宽就得被押上刑场挨枪子，啪的一声，老命归西。
至于同彬说的“另一件大事”，直到十几年后，我们在南京再次相见时，同彬才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只是到了那个时候，这桩事尽人皆知，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不过，公社对唐文宽最终的处理决定，还是让村里人颇感意外。斜眼所期待的枪决，并未如期到来。甚至，唐文宽连一天牢都没坐过，只是被安上了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村里接受劳动改造。每当批斗“四类分子”的群众大会召开之际，唐文宽也会被押上台去，走走过场。他之所以获得人民政府的宽大，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据说是因为有“贵人”暗中相助——他当年在新六军共事的一位姓仝的兄弟，一九四九年投诚之后，长年在民政部门身居要职。
在病榻上淹留多时的赵锡光，本想多捱些时日，熬到他冤家唐文宽被绑走的一天，终于未能如愿。在唐文宽处理决定被公布的当天晚上，他立刻就死掉了。
早在半年前，郭济仁的儿子郭昌师最后一次来给赵先生诊病。自知来日无多的赵锡光，向师娘冯金宝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请龙英来服侍他，直至归天。师娘当然不会答应。她怒不可遏地质问丈夫：“你裤裆里的鸡巴都烂成了一堆狗屎了，怎么还动这个歪脑筋？挑三拣四的，莫非一碗水经了龙英的手，就会变甜了？”赵锡光既不解释，也不生气，只是傻笑。每当冯师娘给他端来鸡汤、莲子汤和银耳羹时，都被他笑嘻嘻地摔在了地上。他的理由似乎也不容辩驳：
“你看噢，龙英自从嫁到我们村来，除了照顾老牛皋，就没干过别的。她最会服侍人了。本乡本土，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她这样的人来。牛皋年年作死，可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最近倒能下地挑粪了。被龙英服侍过的人，想死都死不了啊。”
冯金宝揉了揉哭得红肿的眼睛，颠着小脚，去找她的儿媳妇新珍诉苦：
“这个老东西，也不知是怕死呢，还是心怀鬼胎，死活要请龙英来家服侍，这么大年纪的人了，亏他说得出口！”
新珍的看法倒与婆婆有些不同：“你儿子这个人，你是晓得的，天还没黑，就上床挺尸，一觉到天亮，天塌下来都不管。指望他去照顾老头子，不现实。我这个做儿媳的，成天在公公床前，为他擦身洗澡，倒屎倒尿，怎么说也不太方便。不如就找龙英来，许她几个钱，倒也罢了。爸爸这么大年纪了，还有什么鬼胎不鬼胎的？说句不好听的话，大不了也就是摸摸捏捏，还能怎么样啊？你老人家，心也该放宽些个。”
一番话，把老婆子说得闭口无言，最后叹了口气，走了。
新珍连夜赶到龙英家，请她来家帮忙。龙英倒也爽快，满口答应：“左右是帮个忙，什么钱不钱的，嫂子不要放在心上。”
在赵锡光“眼看就要不好了”的最后两个月中，冯师娘只在赵先生的书房里睡觉。赵先生的房间，她连到也不到，随他们怎样“摸屄抹屌”，只想图个耳根清净。有时候，偶尔经过赵先生的卧房，往里探探脑袋，还是免不了要跺着脚骂上两句：
“你就行行好吧！早死早升天。这么硬撑着，白白遭罪，能多喘几口气呀？”
据新珍说，老太太倒也不一定是巴望着赵先生早死，而是舍不得自己被赵先生随手送出去的财物。一天晚上，龙英去婶子家，把叔叔的那台“红灯”牌收音机借走了。据她判断，赵锡光“挨不了多久了，也就是这三两天的事”。她对婶子说，深更半夜的，她一个人守着那个嘴里嘶嘶往外冒气的“死鬼”，既无聊，又心慌，“听听收音机，兴许还能壮壮胆。”
赵锡光先生是听着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的著名唱段离世的。死后头七未完，冯师娘就去大队部找到高定邦，哭闹了整整一个上午，“钱花得一个子不剩，也就不去说它了。家里但凡值钱的东西，都叫龙英那没廉耻的货搬回家去了。”她还绘声绘色地向定邦揭发说，龙英如何如何在赵先生床前，解开自己的裤子，让老东西过眼瘾。害得定邦频频背过身去，掩口而笑。最后，高定邦硬着头皮去了龙英家，磨了半天嘴皮子，这才让她把冯金宝冬天取暖用的一只“宣德炉”还了回来。
早上放完牛，我刚回到门前，在园子里拔菜的老福叫住了我。她说王曼卿刚刚到家来过，“不知是什么事。”我回到家中，看见灶台的木桌上放着一堆衣物，是德正出事那天被剥下来的衣裤。王曼卿已经把它洗干净了，烫得整整齐齐，大概是想让我给春琴送过去。在这堆衣物的旁边，还有一只蓝边碗，碗里放着七八颗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枇杷。等我把那碗枇杷吃掉之后，我看见碗底上用铁杵凿出的一个“唐”字。这碗枇杷，应该算是给我跑腿的酬劳吧。
这天中午，我抱着衣服来到春琴家，她正在灶下的水缸边洗头。春琴说，她和银娣两个在大晒场扬了一上午的麦，满身满头都是麦芒，“浑身上下哪儿都痒。”那会儿早已用上了肥皂，可春琴还是喜欢用枸杞叶搓出泡泡来洗头。她让我搭把手，把水壶里的热水倒在一只铝勺里，掺上凉水，慢慢地往她头上浇。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格子衬衣，脖子上搭着的干毛巾已经被水浸湿了一半。我按照她的吩咐，一边帮她洗头，一边小心翼翼地把头发丛中那些碎碎的枸杞叶一一拣掉。
洗完头，她就坐在太阳照得见的窗下，用篦子篦着头发，背靠在柱窠上，不时扭动着身子蹭痒。她让我自己去灶上舀粥喝。我告诉她我已经吃过饭了，春琴就把眼一瞪，道：“废话怎么这么多？再喝一碗，能撑死你？”
我只得按她说的去做。
等我喝完了那碗豇豆粥，站起身来正打算离开，春琴抬头看了我一眼，道：“干吗急着走？坐下。我有话要跟你说。”
我只得坐了下来，可春琴并不急于和我说话。她慢慢地剪完了手指甲，把身上的碎屑拍了拍，这才神秘地朝我扬了一下脖子，笑道：“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我跟着她出了灶房，由一个堆放着山芋的门厅，进了她和德正的卧室。春琴打开了五斗橱最顶层的一个抽屉，拿出一个信封，从中抽出一张照片递给我。
原来是春生。
这么多年没怎么见他，早年那个病怏怏的孩子，摇身一变，仿佛在一夜之间就长成了一个高大白皙的青年。他身穿军装，扎着武装带，腰上还别着一把手枪（很可能只是一个拍照用的道具手枪），眉宇间透着勃勃的英气。从相片上“红光照相馆”以及“安顺”的字样来看，我知道，春生此刻已身在贵州。春琴说，他是去年秋天入伍的，是空军。因为走得急，他甚至都没来得及赶上半塘大队组织的行前欢送会。她还说了说春生在贵州那边的情况，言语之间，颇为她的这个弟弟感到骄傲。
她仍然把照片装入信封，放回到抽屉里。随后，她挨着床沿坐下，身体稍稍后仰，双手撑在被褥上，忽然冲我做了个鬼脸，也不说话，只是望着我，无声地笑。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笑，为什么会用那种诡谲的眼神看我，心里七上八下，脑袋有些发木。我愣愣地望着她，不知怎么就想起同彬和王曼卿的那档子事来，心里早已开始怦怦狂跳。正在手足无措之际，忽听她低声对我说：“你去把房门关上吧……”
你可以想见，我当时真的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或者说，是不是听错了她的话。脑子里出现了一连串令人心惊肉跳的疑问句，每个句子都是以“莫非”开头的。
春琴见我站在那儿没动，只得自己从床上下来，走过去，嘭的一声，把房门给撞上了。那时，县广播站的大喇叭里，正在播送京剧《智取威虎山》。房门一关，屋外喇叭里的锣鼓声顿时小了很多。
“成天都是样板戏，吵死人了！”春琴斜睨了我一眼，笑道，“我说你这人今天到底是怎么的啦？一副丢了魂的样子。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也没做什么坏事，怎么像个女孩似的，动不动就脸红！我来问你，你觉得丽华这个人怎么样？昨天下午，我跟她妈在棉花地里拔草，她托我帮她留意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家。她今年虚岁二十一了，算起来，跟你差不多大。我心里就琢磨着，干脆把丽华说给你做老婆，好不好？”
我心里这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春琴虽说只比我大五岁，可既然她嫁给了德正，按辈分，我是应当叫她婶子的，可我一次也没这么叫过她。即便是大年初一见到她，我依旧叫她春琴。父亲去世后，她早已习惯了对我的事大包大揽，同时，我对她也产生了一种越来越深的依赖——其深邃悠远，只有我本人心里清楚。村里人也早就认可了我与春琴之间的这种关系。他们有事要找德正走后门，就会想到春琴的门路。他们在春琴那里碰了壁，有时也会跑来找我，央求我给德正和春琴传话。王曼卿把要还给德正的衣服直接送到我们家，就是一个例证。
不过，春琴代替我做出的决定，并不是每次都对。比如说，有一回，县文工团来公社招收演员，她执意要我去朱方镇的群众艺术馆“碰碰运气”。我被她逼得没办法，只好去了。临走前，她让我穿上德正结婚时的一件中山装，又在我两边的脸上都涂了些胭脂，使我那苍白的脸显出一些血色。结果，等到我出场，我那首有点跑调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还没唱完，文工团的一位副团长早就趴在桌子上笑岔了气。甚至，她在打了一个喷嚏之后，仍然接着笑。
随着年龄渐长，对于春琴那些有道理或蛮不讲理的命令，我从来没有反抗过。我知道，顶撞、违拗的结果，无非是加深了我对她的依附而已。因此，那天中午，当她半仰在床上，让我给她一句痛快话，“要，还是不要”时，我就气急败坏地对她说：“这事你看着办。何必问我？”
说完，我扭头离开了她的卧房。
几天之后，我推着独轮车，跟着送粮的队伍，去粮管所交公粮。我和永胜远远地落在车队的后边。我们在路边的一棵大榆树下歇脚。我向永胜透露了一点春琴的想法，永胜说：“丽华如今瘦得像一根葵花杆了，你同她成了亲，一抱一把骨头，有什么意思呢？若是换成了她妹子丽娟就好了。这丫头，一个不留神，倒是长成了一个小美人。除了鬼心眼多，其他方面都好。”
谁说不是呢！这些年来，丽华就像被寒霜打枯的茄子，越发地显得蔫头巴脑、干瘪委顿，性情也变得有些乖张。她跟谁都不说话。长年穿着一件打满了补丁的灰褂子，蓬头垢面，有点自轻自贱。一次，在秧田里拔秧，她竟然当着我们的面，只是稍稍侧了一下身，就在水田里褪下裤子，“叮叮咚咚”地撒起尿来，吓得我跟斜眼、永胜几个目瞪口呆，面面相觑。
可就是这样一个女孩，我竟然也高攀不上。
这件在春琴看来“十拿九稳”的亲事，很快就宣告破产。丽华的母亲听了春琴的一番告白之后，半天没有吭气，“脸上有些难看”。而坐在一旁的小木匠赵宝明，则稳稳地笑了一下，对春琴说：“妹子，你糊涂啊！同姓不相婚配，这是祖宗传下的规矩啊！”一句话，就让春琴羞惭而退。
在小木匠家碰了一鼻子灰，未能打消春琴为我物色老婆的念头。她的下一个目标是雪兰。可是，这一次，她的失败更加惨痛。春琴这回学乖了，用旁敲侧击、半开玩笑的方式来试探小武松和银娣的口风，可觉察到她意图的小武松还是勃然变色，他厉声质问春琴：“你这些日昏了头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言下之意，不要说让他女儿跟我成亲，就是脑子里闪过这样的念头，都是荒谬的，都构成了对他名誉的侮辱。“我们家雪兰，就是嫁不出去，也不能跟了他去拽牛尾巴。这事趁早休提。”春琴还有些不识相，她竟然列举了我的种种优点（大部分我都不具备），试图让对方回心转意。最后，她的“好姐妹”银娣，脸上仅剩的一点耐心，也都被她磨光了。她明确警告春琴不要再说下去了，否则的话，“我们连姐妹也不要做了！”
当时的情形，我未亲见，但在春琴告诉我结果之前，就已经听到了一点风声。有一天，我在放牛的路上，遇到雪兰的弟弟斜眼。这小子在路边斫草，一个劲地冲我刮鼻子，呵呵地笑个不停。我问他笑什么，斜眼就放下手里的镰刀，站起来提了提裤子，道：“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听斜眼这么说，我就知道，雪兰的事也泡了汤。
连续两次提亲未成，对我来说，倒也没有什么影响——反正，不论是雪兰、丽华，还是永胜口中貌若天仙的丽娟，我一概都没有什么兴趣。这事的唯一后果，就是让我彻底看清了自己在村子里的糟糕处境。
一九七六年
冷雨飘瓦，雪霰打窗。在一阵紧似一阵的朔风之中，历史悄然迈入一九七六年的门槛。
可惜，擅观天象的赵锡光已于去年归了道山。没有人向我们提前预告，到底有多少不平常的事，注定了要在这一年里发生，也没有人有能力对那些接踵而至的重大事件作出解释和评述。这一年的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人人都说“这棵大树不能倒”，可它还是在一个雪晴之日静静地倒下了。
到了四月份，村头的高音喇叭里，播出了一条爆炸性新闻：一群反革命分子，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以悼念周恩来为名，散发反动传单，举行反动集会。被作为反面教材、在新闻中予以批判的那些诗歌作品，小斜眼竟能倒背如流，一字不差。他的拿手绝活，就是模仿夏青的嗓音，在村中向人们一遍遍地朗诵这些诗作，而最后，总是以这样几句诗作为结尾：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
见鬼去吧！
村里的老百姓无法分辨这些诗句中暗藏着的毒素和政治倾向。他们在插秧或者割麦的小憩中，为了消除疲劳，总要怂恿斜眼“再来一段”，以作娱乐之资。可随着八月份的唐山大地震的发生，二十四万人葬身于瓦砾之中的可怕传闻，使村里人再也不能让自己置身事外。在公社和大队的统一安排下，家家户户都搭起了防震棚。
在盛夏时节，暴雨和酷暑轮番而至，老牛皋又“死”过一回。这一次，他“作死”的过程相当漫长。不过，在地震的恐惧中，没人再有闲心关注他的死亡表演。当龙英发现丈夫“这回真的死透了”之后，便让儿子给分散在临近各村的亲戚们报丧。亲戚们终于可以不再抱怨跑“冤枉路”了，他们打算用拖拉机将牛皋直接送到县火葬场。没想到，手扶拖拉机“突突”的马达声再一次将他震醒。他睁开眼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要龙英将他“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因为，据他判断，他们家的防震棚紧挨着柏生家房屋的山墙，一旦毁灭性地震来临，瓦砾会像洪水一样将他淹没。
在大家被各种谣传和小道消息弄得人心惶惶的时候，他们其实并不知道，所有这些事情，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更大事件的序幕而已，真正意义上“翻天覆地”的重大事变，还远远没有开始。
就好像嫌这个世界还不够乱似的，在一系列社会事件相继爆发的同时，我们村庄不甘寂寞，在这一年中，也发生了一连串不可思议的怪事。这里说它不可思议，并没有任何夸大其词、耸人听闻的意思。对我来说，问题在于由于事情太多，我一直拿不定主意，究竟应该先说哪一件。
我想，最稳妥的办法，还是应该从小事说起。
就在天安门事件后不久，我堂哥礼平已经从公社兽医站自动离职，在我们大队办起了第一家胶木厂。他自己兼任厂长、模具工和供销员。虽说这个厂名义上是属于集体的，可由于堂妹赵金花担任了胶木厂的会计，没人知道究竟有多少利润悄悄地流入了私人腰包。这也是让高定邦一直耿耿于怀、寝食难安的原因之一。堂哥的钱，已经多到可以带上全家去杭州旅游的地步了。而婶子从杭州返回，居然用农用三轮车运回了一车橘子，挨家挨户地分发，使得那些暗地里指责礼平公私不分、账目混乱的传言顿时平息。
不过，婶子也有她的烦恼。因为有消息说，儿子似乎正和知青小付谈恋爱。听说，小付对礼平的进攻表现得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礼平除了不断给她送钱送物之外，暂时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每当婶子看见小付换了一身连衣裙、一双新皮鞋，置办了一只新手表、一辆新自行车时，就“心如刀绞”，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婶子看来，儿子与小付的恋爱，免不了竹篮打水一场空。就像俗话说的，“狡兔满山跑，还得归旧窝”，人家小付是城里人，迟早还得回合肥，可儿子扔出去的那些钱物，就再也回不来了。
一天下午，正在河边洗菜的老鸭子告诉婶子，她“亲眼看见”礼平跟小付有说有笑，并排走进了学校的大门。婶子当即决定采取行动，将儿子从那个“花钱如流水、中看不中用”的安徽知青手里解救出来。
那天下午，赵宝亮带学生去学农了，操场上空荡荡的。学校的大栅栏铁门被人从里面上了栓。越过沙坑边上的一处散发着甜香的金银花丛，她看见小付的那扇深绿色的房门，也关得紧紧的。婶子当然不甘心就此离开，可她也担心一旦叫起门来，会招来左邻右舍看热闹，从而影响到儿子的名声。她决定坐在门槛上等。渔佬柏生挑着一担黄鳝笼子，打学校门前经过。他看见婶子一人坐在门槛上打盹，就停下担子，对她说：“老姐啊，大热天的，你坐在太阳心里，就不怕中暑吗？”婶子睁开眼，冲着柏生说了句“走你的路，少管闲事”，又闭上了眼睛。
太阳一会就偏了西。门边的一棵大榆树枝叶摇动，筛下丝丝凉风。婶子在蒙眬中听到门栓被拨开的声音，接着，身后的那扇大铁门“吱吱嘎嘎”地打开了。不知哪里伸出一只手，抵住了她的脊背，以防止她仰面跌倒。婶子扭头一看，脸都吓灰了。原来，从门里出来的不是她的儿子赵礼平，而是公社武装部长高定国。
定国将她扶了起来，狐疑道：“嫂子，你大热天坐这里，有什么事吗？”
婶子没有马上接话，而是探出脑袋，向宿舍那边张望——小付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的搪瓷盆，正要出来倒水，一见婶子，头一缩，又退回去了。婶子一连说了几个“没事”，爬起来，掸了掸身上土，急急慌慌地走了。她一边在心里大骂老鸭子“瞎了狗眼”，一边朝地上吐着唾沫，以驱散撞见“好事”的晦气。可她没走多远，高定国就把她叫住了。
定国迈开大步，追上她，亲热地将手搭在她肩上，笑道：“小付的父母明天从合肥来，好不烦人！现在是新社会，我和小付是自由恋爱，原本用不着什么三媒六证。可小付的妈妈有点老脑筋，死活要守古礼。嫂子就帮我当一回媒人怎么样？事后我有礼谢你。”
婶子呵呵一笑，当即满口答应。可往前走了几步，转念一想，心里暗自吃了一惊：他高定国可是有老婆的人呐！他这里三不知与小付成了亲，梅芳可咋办？她正在心里七上八下地胡思乱想着，走出去很远的高定国，像是想起了什么要紧的事，绕过一块放满了水的秧田，又踅了回来。他来到婶子跟前，阴沉着脸，轻声嘱咐婶子说：
“忘了告诉你一件事。刚听到广播，毛主席他老人家，死了。我得赶紧回公社。你去通知一下潘乾贵，今天晚上的电影就不要放了，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婶子心事重重地往家走，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全是她儿子的事。原来礼平并未与小付谈恋爱。他频繁地给小付买首饰、衣服和手表，不过是变相地向高定国示好罢了。高定邦开始就反对办这个厂，后来又对厂里的账目和财务横加指责。他甚至公开放话说，礼平的工厂年年亏损，不过是账面上的假象，盈利全都进了个人的腰包。婶子做梦都在担心，复员军人出身的高定邦，会不会突然下令将工厂关闭？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自公社方面的支持，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儿子与高定国的突然走近，表明他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并正在设法渡过难关。她把这件事前前后后想了两遍，心中顿时云开雾散。
当她走到大队部门口时，看见村里的老人们都在晒场上哭泣。婶子愣了很久，才明白过来他们为什么哭。她揉了揉眼睛，也跟着他们胡乱哭了几嗓子。在感叹了几声“可怜、可怜”之后，就转身拐进了一个弄堂，回家做晚饭去了。
早在这一年初夏（我记得是在端午节前不久），距离我们村七八里外的观前村发生了火灾。当报警的铜锣敲到我们村的时候，朱虎平家柴屋里那尊建造于清代的大水龙，发出了一连串低沉的呜鸣。水龙因火灾而自动报警，是村里人相信这头水龙具有灵性的直接依据。实际上，在小木匠赵宝明看来，水龙在火灾时发出鸣叫，不过是因为报警的铜锣敲响时，锣声使水龙锡制水箱发出了共鸣。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宝明专门找来了一面铜锣，进行了一番试验。不用说，试验的结果准确地印证了宝明的判断。但村里人还是愿意相信，我们村的这头水龙不仅深通人情，还能预知灾信。
奇怪的是，观前村失火的那天，当我们村的水龙射出冲天水柱时，其他村庄抬来的水龙，却没有一个压得出水来。朱虎平得意地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因为我们村的水龙是“公龙”。只要公龙一到场，其他村中的母龙全都吓得不敢出水。那天，我恰好也在救火现场，目睹了我们村的水龙鹤立鸡群、技压群芳的一幕。但在我看来，其他村庄的水龙压不出水，或许是是由于我们这一带好久没有发生过火灾了，那些老龙年久失修，一遇急用，机械难免出现故障。
这次火灾，除烧掉了两间破旧的牛棚之外，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
在盛夏时节，因灯烛不慎或灶灰外漏而引发大火，并不奇怪。但观前村的火灾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并在日后数年中成为人们时常谈论的话题，是因为在这个多事的年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诡异的火灾竟然一连发生了六次（我亲历了其中的四次，并被火苗灼伤了膝盖，留下了一块永久的疤痕）。用不着等到县委、公社、大队的联合工作组宣布他们的调查结论，村民们心中早就有了他们自己的答案：事情明摆着，有人故意纵火。
每次大火所烧掉的，如果不是牛棚和猪圈，就是仓库和柴房（第五次火灾让这个村庄建于元代的一处道观化为灰烬），并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这说明，纵火者还未丧失最后的理智。躲在暗处的嫌疑人似乎仅仅想通过重复纵火，向人们传递某种深奥难解的讯息。简单来说，也可以这么理解：火灾不过是一个谜面，它频频发生的目的，在于诱导人们猜出它的谜底。尽管第三次火灾后，工作组已经进驻观前村，且在晚上安排了流动岗哨，但仍未能阻止火灾的一再发生。
一天晚上，朱虎平蹲在院中的碌碡上，一边喝着山芋粥，一边警惕地朝观前村的方向瞭望。他很快发现，在黑得像锅灰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片“模模糊糊的红光”，虎平对他爹朱金顺说了声“不好”，就扔下了碗筷，通知梅芳，叫齐了村里的七八个青壮年，未等观前村的报警锣声响起，就抬起水龙，向着那片红光一路狂奔。
当他们来到观前村头，发现那里根本就没有失火——地平线上的红光，不过是因为村里正在打谷场上放映电影。由于他们的到来，刚刚开始的电影不得不中断了放映。哄笑、奚落和叫骂是免不了的。不过，他们也并没有白跑。观前村一位姓邵的书记，特意让放映员将电影倒片重放，以款待这些来自邻村的精神可嘉的冒失鬼。
朱虎平盘腿坐在高高的水龙之上，嗑着香喷喷的葵花籽，津津有味地欣赏着新拍的彩色电影《渡江侦察记》。他并没有注意到，在湛蓝澄碧的天宇下，在灿烂的银河中，有一颗耀眼的“长庚”星，正在向他露出微笑。伴着电影放映机的胶片“咔咔”转动的声音，一个皮肤白皙、脸上微有雀斑的女孩，穿着过于宽大的白衬衫，正与她的同伴一起，斜靠在晒场边的一个圆锥形草垛上，扑闪着漂亮的大眼睛，一动不动地瞅着他。而在更远的地方，梅芳则倚靠在一根光溜溜的电线杆上，打量着这两个陌生的女孩。
电影散场之后，虎平与梅芳、宝明、更生他们几个，抬着水龙返回村庄。那两个女孩，一直走在虎平的前面。空气中浮动着的一缕令人沉醉的雪花膏香气，也一路伴随着他。那个穿白衬衫的女孩，在岑寂、空旷的田野上，一会儿远，一会儿近，不时回过头来朝他望上一眼。在途经一个名叫“花溪”的小村庄时，姑娘们的身影终于离开了大路，向南走上了棉花地中间的一条田埂。在远远的狗叫声中，夜幕和竹园很快就遮住了她们的身影，惟有一月在天。
当虎平毫无必要地指挥大家停下来歇息，并踮起脚尖，朝那片棉花地里张望时，只有梅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当时还说了一句俏皮话：“千年的铁树就要开花了。”除了虎平之外，无人知道她这句话中所包含的复杂内涵。
两个半月之后的一天下午，当观前村最惨烈的一次火灾（也是最后一次）发生时，朱虎平的水龙再次经过那片开阔的棉花地。他又闻到那缕熟悉的，“让人心荡神驰、可以为它赴汤蹈火”的异香。由于这个姑娘一步不离地跟着他，朱虎平完全感觉不到灾难的氛围。整整一个下午，他都处在一种昏昏然的甜蜜和恍惚之中。两具被烧焦的尸体，骇人地摆放在一片瓦砾之中。浑身湿透的姑娘手里提着一只印有牡丹花的搪瓷脸盆，在一旁默默流泪。虎平则挨着她站着，用老实巴交的微笑向她示好。
尽管两人的年龄相差十多岁，这段奇异的姻缘已经变得不可阻挡。女孩的父母想尽了一切办法，试图阻止这桩婚姻。她的父亲（一位在公社计划生育办公室任职的干部）甚至直接来到我们村，警告红头聋子朱金顺：“你儿子若敢踏进我们花溪一步，我就把他的卵泡揪下来当球踢！”但实际上，他们改变不了什么。那个姑娘喝下了一瓶“农药”（实际上是用蜂蜜和红醋混合而成的液体）且“人事不省”之后，她的父母终于开始为这桩婚事物色体面的媒人了。
这个姑娘有一个好听而雅致的名字，叫蒋维贞。那天下午，当朱虎平的水龙抵达花溪村外的那片棉花地时，正好听到了高音喇叭里传来的刺耳汽笛声和汽车喇叭的持续鸣叫——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几乎所有的男女老幼都默然伫立，朝着想象中天安门的方向，为一代伟人垂首致哀。看着观前村上空漫天蔽日的滚滚浓烟，身为救火会会长的朱虎平，一连三次拒绝了梅芳要他停下来默哀的恳求，用沙哑的嗓子发出了“加速前进”的命令。蒋维贞的泪水夺眶而出。她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伴随着一种从未体验过的高尚情感的连续撞击）：
要么嫁给这个人，要么谁也不嫁。
事实上，在那天下午的火灾中，只有我们村的水龙独自抵达了现场。观前村的人，拖家带口，全都跪在烈焰腾空的巷子口，磕着头，迎接他们唯一可以指望的救星。直到黄昏时，大火才被彻底扑灭。由于犯罪嫌疑人（一位面目姣好的龚姓女子）已在大火中丧生，其纵火动机无人知晓。村里代销点的一位售货员，在大火被扑灭之后当起了事后诸葛亮。他说，“龚西施”早在一年多前，就已经开始大量囤积火油。而据消息灵通的同彬后来回忆说，“龚西施”曾在公社的业余京剧团出演过《红灯记》中的李铁梅。她的长相，比王曼卿“还要好上一百倍”。
与“龚西施”一同被烧死的，还有她那年近七旬的婆婆。朱虎平带人清理火灾现场时，在死者家中的厨房里，看到了一只倒扣的水缸。掀开水缸，发现里面藏着一个满身污泥、刚过周岁的男孩。当这个孩子被挨个传递，送到梅芳手中时，第一次睁开了双眼。他的一只小手紧紧地揪住梅芳的衣袖，小脸依偎在梅芳的怀里，向她发出讨好的微笑。当时，被离婚弄得心力交瘁的梅芳，再也没能控制住扑簌簌的热泪。
她当即决定收养这个孤儿，并为他取名“新生”。
这年秋末的一天，村里的几个妇女在新田收棉花，梅芳与银娣因剧烈的争吵而彻底反目。新珍事后说，事情的起因，不过是为了银娣和龙英之间的“几句闲话”。银娣对龙英说：“都说毛主席何等英明，料事如神，他怎的就没能识破自己身边藏着的白骨精？与自己的结发妻子离了婚，反与白骨精成了夫妻，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头脑简单”的龙英此时接话道：“要我说呢，天底下的男人，都一个德行。见了个美女，就魂不在身了。”
落在她们身后不远处的梅芳一听此话，心中陡生不快。由于银娣刚刚被提拔为副大队长兼妇女主任，梅芳不得不对她有所忌惮。她朝前走了两步，压住心头的邪火，教训银娣道：“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识破了江青的反动面目。他亲自选定了自己的接班人——这就是英明领袖华主席，没让‘四人帮’的阴谋得逞，就是明证。毛主席他老人家，虽说和江青结了婚，但他们一直是分开睡的，从来就没睡过一个被窝，一次也没有。”
她这一说，银娣和龙英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都吃吃地笑，眉眼中全是不屑。她们对梅芳的教训未予理睬，继续低头摘棉花，弄得梅芳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迟疑间，忽听得银娣用很小的声音对龙英说：“要照这么说，那高定国与白白嫩嫩的安徽女知青结了婚，也不睡一个被窝？”
梅芳终于失去了控制。她先是痛骂龙英趋炎附势，“墙头草，两边倒”，随后又指责银娣：“主席如今尸骨未寒，你就用如此恶毒的反革命言论，来污蔑伟大领袖，简直猪狗不如！”银娣倒也不生气，她笑着对梅芳道：“你怎么不去武装部报告，让高定国把我抓起来？”银娣脸上的笑容气定神闲，实际上却寒气逼人。她在明白无误地向对手传达这样一个讯息：她已不将梅芳视为合格的对手。
梅芳气得浑身发抖，脸上一阵黄，一阵白，僵在那里，面露惊骇，双唇紧咬，却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反击。新珍赶紧跑过来打圆场，劝她们“也不为个事，都少说两句”，把梅芳拽走了。银娣见梅芳吃了个瘪，却一声不吭地走了，心里就有几分得意，她回过头来又补了一句：
“你他妈以后少跟我咬文嚼字，上纲上线。告诉你说，你的好日子已经到头啦！”
正是因为这句话，两天之后，梅芳出人意料地向公社提交了报告，辞去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一职。面对新任公社书记陈公泰的苦苦慰留，梅芳只是灰灰一笑，“算了吧。我让他们。”从此以后，梅芳带着她从观前村收养的小新生，深居简出，谨言慎行，黯然度过了她的后半生。看着她那曾经光芒四射的生命一天天委顿下去，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她辞职时的一句伤心话，曾经让我回味了许多年：
“我以为自己沐浴着时代的光辉，其实一直生活在耻辱之中。还不如一条狗。”
现在，也许应该简单地提一下这年冬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
如果我告诉你，与此前发生过的那些事相比，这件事还要离奇、诡谲得多，你一定会觉得难以置信吧？可事实就是事实。不要说你，就拿我来说，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回忆起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仍然一头雾水。
一天中午，我赶着生产队的两头水牛，到风渠岸边的溪沟里喝水。初冬的太阳暖暖地照在身上，我懒洋洋地坐在岸边，手里捧着一本名为《烈火金刚》的小说。我看见蓝天下的雁阵，一排接着一排，越过村庄上空的枯树和灰扑扑的瓦楞，“嘎嘎”南飞；我看见老福奶奶举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爬到凳子上，正想把树梢上已经干瘪的老丝瓜捅下来；我也看见了春琴。她站在燕塘的水码头边上，一边喊着什么，一边远远地朝我挥手。大概是见我没什么反应，春琴干脆绕过池塘，沿着风渠岸朝我这边飞跑。
我实在想不出会发生什么事，让她顶着风猛跑，以便在第一时间告我详情。她吃了太多的风，以至于跑到我跟前时，不得不一手叉住腰眼，大口大口地喘气。我正要问她出了什么事，她一把就把我抱住了。她还是第一次这样抱我。事实上，经过我仔仔细细的回忆，她当时满头大汗地憋了半天，只说了一句话：
“菩萨显灵了！”
我把牵着水牛的绳子交到春琴手中，在她焦急的催促下，往村里的大队部跑去。我的脑子想的事太多，反而一片空无。耿耿于心的只是这样一个疑问：春琴口中所谓“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来”，指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队部的门前停着一辆中型军用吉普。德正和高定邦站在门口，都望着我笑。两个身穿绿色军服的人喝着茶，隔桌而坐。他们在大队部已等候多时了。
告别
诸位或许还记得，尽管我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但我在这个世界上并非孤身一人。我还有一个母亲。她一直生活在传说中。她的存在，对我而言，也可以说就是不存在。我一会儿听人说她在合肥，一会儿又到了什么襄樊。随着那两位负责外调的军人的到来，我终于知道，她如今就在南京。
如果说，在这么多年的岁月中，我很少想起她来，那当然不是事实。不过，我有自己对她的记忆方式——那就是遗忘；我也有自己渴慕她的方式——那就是“只当她死了”的冷漠与憎恶。在父亲下葬的前一天，我曾问过老福奶奶，假如我母亲听说父亲过世了，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会不会突然回来？那时，老福奶奶正和老鸭子、马老大她们几个，在我们家门前的灵棚里张罗着做丧服。她扭过头来，用一种既悲悯又吃惊的眼神望着我，似乎在说：“你这孩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但她还是擦了一下眼泪，朝我笑了笑：
“没准吧。”
应当说，在那段悲惨的日子里，正是期望着母亲突然从天而降的幻想，多少减轻了我的悲哀和恐惧。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得到过她任何准确的讯息。每当看见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沿着风渠岸边的大道，一路颠跳着来到村子里，我也曾怀着一个收到母亲来信的可笑梦想。她从来没给我写过一封信。可是现在，在事先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这个被人尊称为“首长”的女人，不知怎么就忽然想起来，她还有一个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儿子。她用军用吉普派来了神秘的使者，要接我去南京同住。全村的人都在替我高兴。老人们得到这个讯息，都无一例外地抹起了眼泪，用老福奶奶的话来说：
“毕竟是母子连心。老天爷终于开眼了。”
我不知道，这事是福是祸，也不知道应当为此事感到高兴还是悲伤。我这个人，从未出过远门，对于村庄以外的人和事，都感到莫名的畏惧。我在很早以前就有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像我这样一个人，似乎不配有更好的命运。打个比方说，一只在黑暗的罐子里孵卵、长大、老死的蛐蛐，一旦跑到了炽烈的光线下，是好是坏，我也说不清。另外，当我意识到自己即将告别这个村庄时，一种陌生而强烈的依恋之感，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就像一枚看不见的铁钩子，紧紧地钩着你的皮肉，牵着你的心。
请原谅，我这里扯远了。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在我母亲决意将我“召回”之时，我对这件事情的疑虑和冷漠，与村里人众口一词的艳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的郁郁寡欢和前途未卜的不安，很快就抵消了最初的那点可怜的虚荣。甚至，在我内心，我宁愿此事未曾发生。
依照本乡自古以来的风俗，腊月二十九这一天，是家家户户除灰掸尘的日子。所谓的掸尘，指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洒扫庭除，而是要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上绑上竹枝，掸除屋顶瓦楞上的灰尘。父亲死后，十多年间，我从未掸过尘。你可以想象，我们家的屋顶、梁柱、瓦楞上积了多少蛛网，而蛛网上又有多少蚊虫、飞蛾的尸体！除此之外，我们家的墙壁上还覆满了一个个铜板大小的圆点——那是不知名的小虫的分泌物形成的翳斑。如果你小心揭下它，可以用来制作笛膜。
那天早晨，我起床后，照例去村西的牛圈出粪。出完牛粪，还得清除尿迹，撒上干土。随后，我照例要带牯牛去风渠岸边喝水，再给它们换上新鲜的草料。当我忙完这些事回到家中的时候，看见院子里的屋檐下，停着一辆半新不旧的女式自行车。自行车上还搭着一件红色的棉袄。
我进了屋，只见雪兰身穿宝蓝高领毛衣、黑色的灯芯绒裤子，站在我们家的灶台上，举着一根绑着扫帚的小扁担，正在清除屋梁明瓦上的烟炱。雪兰见我进屋，就把口罩往下拉了拉，冲我笑了一下，对我道：“屋里的烟灰呛人，你先到院子里待会儿吧。”于是，我按照她的吩咐，没头没脑地退到了院子里。
只有当峭厉的北风刮在我脸上，我才能发现自己的额头有多烫。我晕乎乎地在院子里溜达了一圈，最后坐在了门边的一个树墩上，望着燕塘结着冰碴的水线，望着远处的晴空和光溜溜的树林，开始认真地琢磨起这件事来。可任凭你想穿脑袋，也不明白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雪兰，这个我原本跳起来也够不到的天鹅，这个据说让同彬和永胜同时害了相思病的女孩，怎么会猛不丁地出现在我们家里？
我很喜欢雪兰戴着口罩的样子。戴上了口罩，非但没有减损她美丽的姿容，相反，它使我熟悉的那个脸庞带上了一种神秘的陌生感，使得她的美变得更加锐利。可惜，当她再次来到我身边，问我“干吗坐在冷风口，你不冷吗”的时候，她的口罩已经摘了下来，吊在耳边晃荡着。她不由分说，把我从树桩上拉了起来，让我回屋去，帮她烧锅热水。她想帮我把床单、枕巾，还有被褥，统统洗一遍。
我告诉她，被褥和床单，上个月春琴已经帮我洗过一次了，还是干净的。至于枕巾呢，我从来就没见过。我一直用我爸爸的一件破棉袄当枕头。雪兰没再搭理我。她自己爬到阁楼上，把拆开的被褥和床单一股脑地抱了下来，扔在了大木盆里，鼻子里哼了一声，笑道：“干净什么呀，一股酸馊味！”
我只好由她。
我在灶下烧水时，雪兰哼着歌，拿着一块湿抹布，在灶上帮我洗碗。有一阵子，她凑到灶下，和我并排坐在一条矮凳上，把她那冻得通红的手伸向灶口去烤火。随后，她抱着我的一只胳膊，低声地对我说，今天一早，她爹将家里的黄狗杀掉了（他将麻袋套在狗的头上，一棒子敲下去，那黄狗来不及哼一下，就断了气），晚上要请我去喝酒。见我不说话，她就在我胳膊上掐了一下，凑向我耳边，柔声道：
“天一黑，你就来家。不许摆臭架子！临了还得让人家三请四邀的。”
雪兰把洗好的被单晾在院中的铅丝绳上，就推着自行车离开了。临走前，她叮嘱我说：“这天阴晴不定的，看样子，被单今天还干不了。你就先对付一夜，我明天抽空再来帮你缝上。”
雪兰前脚刚走，我后脚就去了春琴家。
我知道，雪兰的突然来访以及晚上的酒宴均非儿戏，这事我得好好和春琴商量一下。要去春琴家，就得经过雪兰他们家门口。如果碰上他们家任何一个人，都会有些尴尬。我多了个心眼，兜了一个大圈子，从更生他们家背后斜插过去，像做贼一样溜到了村后。
春琴家大门上落了锁。院子里空无一人。两只大公鸡悠闲地踱着步子，咯咯地叫着。我转头又去祠堂的仓库找德正。
新珍和长生正在门口的竹席上晒麦子。新珍拦住我说，德正一连几天高烧不退，昨天夜里被送到了公社卫生院。长生早上才从医院回来。“他们一家三口，都在医院里待着。”我又问长生，德正得的是什么病？长生说：“听医生说，红血球，噢，没准是白血球什么的，有点不正常。是高还是低，我也搞不太明白。不妨事的，吃上一副药，蒙上被子睡一觉，出身汗，兴许就能好。”
见他们这么说，我也没顾上多想，又按原路回到了家中。整个下午，我和衣躺在阁楼的床上，满脑子都是雪兰那件宝蓝色的毛衣。一想到她朝我微笑时露出的洁白牙齿，想到她捋起袖子洗衣服时露出的雪白手臂，想到宝蓝色的毛衣所包裹的修长、匀称的腰身，我知道，除了晚上准时赴约之外，事实上我不可能还有别的选择。
还没等到天黑，雪兰的弟弟斜眼就一脸坏笑地来到了我们家。他站在院子里，也不进屋，而是“呆子、呆子”地连声叫唤。不知道为什么，过去别人叫我呆子，我倒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合适，可今天，让斜眼这么一叫，还真是觉得有点刺耳。我压着火，故作冷漠地问他有何贵干，斜眼咧嘴一笑，在我的腰上捣了一拳，道：
“装什么装啊！我赶早叫你几声呆子，你也别不高兴。等到我姐过了门，我就得改口叫你姐夫了。”
斜眼这个人，脾性跟他爹小武松迥然不同，成天嬉皮笑脸的，没一句正经话。我只得问他，晚上他们家摆宴，是单请我一个，还是有别人在场？斜眼吐了下舌头，笑道：“人倒是请了不少。高定邦、宝亮宝明兄弟俩、朱虎平、媒人马老大，还有我姨夫和二舅，都是搭台敲锣的，要说唱戏的，恐怕只有你一位。还磨蹭什么呀，赵姐夫，走吧？”
我跟着斜眼，心事重重地往他们家走，心里想着，待会儿见到了小武松和银娣，该如何说话。斜眼一路上都在冷嘲热讽地嘀嘀咕咕。比如，“你这家伙，算是交了狗屎运”；再比如，“我姐那么一个粉妆玉琢的人，怎么就落到了你这么一个呆子手里”还有“到了南京，可不兴把我姐扔下。我这个人，你晓得，最恨陈世美”。我只能装着没听见。到了他们家篱笆墙外，我远远就看见那张早上剥下来的黄狗皮，吊在一棵枣树上，冻得板硬，在风中飘来荡去。
来年的农历二月十八，我与雪兰成了亲。
我现在还记得，春琴在得知我应允这门亲事时的激烈反应。那天，我去河边挑水，正撞见春琴端着一盆洗好的衣裳，从码头上来。春琴说：
“男儿无刚不立。你可记得，我当初上门为你提亲，那两口子是怎么打发叫花子的？换成我，就算这个世上的女人全都死绝了，也不会跟他们家闺女成亲。再说，你去了南京，以你妈那样的地位，什么样的女孩找不着？人还没走，就弄出了这么一桩麻烦事来，将来有你的罪受。更何况——”
村中久不露面的老菩萨唐文宽，那会儿正拎着一篮刚挖出来的茨菰，朝这边走来，春琴终于忍住了没往下说。为了缓解不安的尴尬，我谨慎地转换了话题，小声地问起了德正的近况。我们都已知道了那个不幸的消息。德正的病，并不像长生所说的“不妨事”。他得的是白血病，根本无药可医。
不提德正倒也罢了，我这一问，春琴立刻就把脸放下来，带着一种让人害怕的冷笑，从齿缝中挤出一句话来：
“真的是难为你。你倒还记得他！”
就像是被人劈面浇上了一盆雪水，我心里有一种彻骨的冰凉和刺痛。我呆呆地望着春琴远去的背影，好一阵子回不过神来。
唐文宽来到码头边，嬉皮笑脸地对我说：“小哥去了南京，家里有吃不完的油条和麻花，带几根回来给我尝尝。”没等我接话，他又接着说，“你娘住在南京的糕饼街，街上有一家油条店，有一家麻花店。你娘家里养着两只雀子，一只金雀子，一只银雀子……”
当唐文宽旁若无人地朝我哈哈大笑时，我瞥了一眼亮豁豁的巷子口。春琴早已不见了踪影。
不过，到了我结婚的前一天，春琴还是给我送来了一床缎子被面、一块毛呢裤料。第二天一早，她带着龙冬来家里帮忙，灶上灶下忙个不停，强打精神跟银娣说笑。
对于我的“好运气”唯一表示不屑的，是我婶子。她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说我母亲在嫁给那位副司令之前，司令与前妻已育有两儿一女。“突然多了个乡巴佬去分家财，人家嫡亲的儿女怎肯善罢甘休？还不知道闹成什么样子呢！都说‘侯门一入深似海’，我料他去了南京，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那时，我堂哥礼平已经兼任了朱方钢管厂的厂长。春节前，他从上海运回了村中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电视机的出现，彻底终结了同彬作为“讲故事的人”的历史——每当黑夜降临，全村的孩子一扔下碗筷，就会往我婶子家跑，坐在那台十二寸的电视机前，透过飘闪着雪花、滚动着波纹的模糊画面，张着小嘴，探测着未知世界的辽阔和浩瀚。
这年春上，我和雪兰往公社跑了七八趟之后，终于办齐了所有的材料和手续。按照春琴的建议，我不妨“一个人先去南京探探路”，等到安顿下来之后，再回来接雪兰不迟。雪兰虽说也同意了，可一直哭哭啼啼，担心我“一到南京就会撇下她，另找新欢”。到了出发前，她染上了重伤风，卧床不起。
同彬和永胜约我去朱方镇洗了个澡。晚上由同彬做东，在澡堂附近一家新开的小酒馆里，点了几样小菜，要了一箱啤酒，算是为我饯行。永胜送了我一支“英雄”牌钢笔。同彬则递给我一个嫩绿色的塑料封皮笔记本，还在扉页上写下了两句唐诗：
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蒿人？
可是说实话，在端午节前一个阳光灿烂的清晨，我跟在春琴身后，挑着铺盖卷赶往朱方镇的时候，我心里怎么也笑不出来。雪兰执意要从床上爬起来，送我去朱方汽车站。她母亲劝了半天，才拦住了她。
汽车票是中午十二点一刻的，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公社的卫生院，与德正告别。
德正坐在卫生院廊下的一张竹椅上，望着我静静地笑。树木的阴翳在他脸上笼罩了一层幽暗之色。由于虚胖和浮肿，他的脸有些异样。原先那种刀凿斧削的刚硬轮廓变得模糊了，看上去，更像是一个脾气温和、慈眉善目的老太太。那天上午的大部分时间，德正都在谈论我的父亲。
自打父亲过世之后，我一直不敢去探究他自杀的原因。我小心翼翼地保护着那个我不想知道的秘密，以免父亲突然暴露出来的那些“反革命行径”，抵消掉我对于他的全部思念。而今天，德正终于有机会把这个秘密揭开了。其实，这个被层层包裹起来的“内核”，并不像我事先想象的那样可怕。
我父亲的师傅名叫戴天逵，江西修水人。他的身份极其复杂，据说早年与日本人、青帮头目以及南京的汪伪，都有过往来。一九四八年的冬天，他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在上海受命组建了一个秘密特务组织，据点在浦东川沙。这个组织的成员，一共十个人，除了戴天逵本人之外，剩下的就是他的九个弟子。
“你父亲自然也在其中。”德正从小桌上拿起一只国光苹果，先用一边的牙齿咬，咬不动，又换到了另一边，最后，他终于把苹果放下了，“你父亲并没有接受那份属于他的金条，用于暗杀的一把无声手枪，你父亲以不会打枪为由，也没有接受。”
戴天逵并未等到上海解放的那一天。两个月之后的一天黎明，他的尸体在外白渡桥头被发现——他撞上了一辆飞驰而过的有轨电车，当场毙命。由于戴天逵的突然死亡，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日子里，这个组织与上线的联络随即中断。也就是说，它既未向台湾提供任何一份情报，也没有来得及做什么破坏和暗杀活动。但那份按了手指印的潜伏人员名单，长期以来，一直是父亲的一块心病。戴天逵的九个徒弟中，有六个都在上海。剩下的三个人，大师兄徐新民住在南通，老九陈知辛在泰州。
我父亲排在老八。
到了一九六四年冬，随着徐新民在南通被捕，我父亲实际上已经开始做最坏的打算。我还记得在那段日子里，父亲脸上隐藏不住的惶恐、悲哀和茫然失措。
“徐新民是在一九六四年冬天被捕的，你父亲出事是在一九六六年。当中相隔了整整两年，你不觉得奇怪吗？”德正皱着眉头，飞快地瞥了我一眼，接着道，“我的意思是说，假如徐新民真的供出了这个组织的所有情况，你父亲为什么要拖到两年之后才自杀？这是第一。第二，以你父亲身上的那点事来说，即便被捕，也罪不至死。也许判个七八年就会放出来。你晓得，你父亲是一个聪明人，行事周密，深思熟虑。他完全没有必要慌慌张张地上吊自杀。第三，你父亲刚死，从省城来抓捕他的公安就来到了村中，他又怎么能知道自己要被捕的消息？而且时间掐得那么准？难道是他自个算出来的？这事没这么简单！
“你父亲死后，全村的人都去为他送葬。但我注意到，在送葬的人群中，有一个外地来的妇女，头上戴着绿色的方巾，缠着老福问这问那，说个不停，显得特别刺眼。在她离开村庄时，我在她后面不远不近地跟着。到了十八亩的一条小沟边，她发现我还跟着她，就厉声责问我到底想干什么。我说不干什么，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互不相干。对付这样的女人，我还有些办法。等到我跟着她上了过江的船，这个女人也许觉察到了哪儿不对劲，她悄悄地挤到我身边，问我到底是什么人，为何像鬼一样，一步不落地跟着她。我说，你过你的江，我过我的江，互不相干啊。她又问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说，你去什么地方，我就去什么地方。她当时没说什么，可嘴唇已经开始打哆嗦了。我们过了江，走到一个名叫丁卯的小镇上，天又开始下大雪。她终于停在了一个理发店门口，再也不肯往前走了。我判断她的家应该就在附近不远。她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给了我，蹲在地上哭了起来。她叫我菩萨老子，哀求我行行好，别再跟着她了。我这时才告诉她，我和赵云仙打小一块长大，是一辈子的兄弟。如今，他不明不白地吊死在尼姑庵里，我有责任知道真相。一听我这么说，这个女人立刻就装疯卖傻，向我发誓赌咒说，她可不认识什么赵云仙、李云仙的，她之所以出现在葬礼上，是因为走道迷了路，既然撞上了，就去看个热闹。我倒也不和她争辩，只是说，你要这么耗着，我们就一直耗下去，反正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最后，她犹豫了半天，大概是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就狠了狠心，将我领到了丁卯镇的一个裁缝合作社，把我交给了一个戴眼镜的驼背裁缝。这人正是陈知辛。
“正是从陈知辛的口中，我了解到，徐新民在南通被抓，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组织被公安机关破获。徐新民跟一位小学老师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他被捕的罪名是破坏军婚。你父亲的口风极严，他在上海的所有情况，从未向我吐露半句。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都是我从陈知辛的嘴里知道的。他当时是裁缝合作社的副社长。事实上，不论是陈知辛，还是徐新民，到现在都还活得好好的，什么事都没有。依我看，你父亲的死，或许另有原因。”
春琴从食堂买了饭菜回来。茶缸里是百叶结烧肉，铝制饭盒里装着蚕豆炒莴笋，饭盒的盖子上，是两个白面馒头。除此之外，还有一瓷碗米饭，外加一小碟红方腐乳。简单几样东西，倒也在小方桌上摆得满满当当的。德正只吃了半个馒头，就放下了筷子。他说，嘴里有一股铁锈味。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胃口。为了不惹春琴生气，为了不让她充满哀伤、强作欢颜的脸上增添任何不悦之色，我任由她一次次地往我碗里夹菜。她夹多少，我就吃多少。
趁春琴去门外水槽边洗碗的工夫，我问了德正这样一个问题：在他上任之初，曾经发愿要做三件大事。可等到他最后下台，其实只完成了其中的两件：建了一所学校；推平了磨笄山，开出了一片新田。我很想知道，他没有来得及做的那件事是什么。
德正正从一次短暂的小睡中醒来，他似乎对我的问题感到有些吃惊，眼神里有一种“不知从何说起”的迷惘。不过很快，他就坐直了身体，朝我眨了眨眼睛，用很小的声音对我耳语道：
“现在，我正在做这件事。”
用不着我来饶舌，你大概也能想明白，德正正在做的这件事，指的大概就是“死”。
一辆满是尘土的长途汽车徐徐停靠在朱方车站。春琴从一个腋下夹着红旗的工作人员手里，拿过一把梯子来，架在了刚刚停稳的汽车上。她爬到梯子上，从我手中接过铺盖和大件行李，放在汽车顶部的大网兜里。当她从梯子上下来的时候，猛然间有些头晕，差一点没栽下来。我赶紧上前扶住她，问她要不要紧，可司机已经在很不耐烦地按喇叭了。
我记得当时正是六月天气。透过公路边的树荫，可以看见生产队的社员们在一条亮汪汪的河边，正开镰割麦。
汽车开出去没多远，突然就熄了火。我看见春琴摇摇晃晃地冲下了车站的陡坡，朝这边跑了过来。可没等她跑到汽车跟前，引擎再次打着了火，汽车又在往前开了，把春琴扔在了马路当中。
汽车很快就拐了一个急弯。
一段写有“八字宪法”标语的红砖矮墙，遮住了她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