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金玲的房门照常锁着。饭做好了，叫她她才出来，问她在干什么，就说在看书。金老师忍不住嘲讽她，高考完了，你知道看书了？她不说话，飞快地把饭吃完，回房关上了门。金老师经常觉得，没有这个女儿，说不定自己能过得更好，但是她又想象不出是什么样的好，更轻松、更没牵挂、更自由，这么一想，又被吓到了。她自己就是被自由的爱情害苦了，她觉得自由是个坏东西。
自从金玲离家去省城念书，金老师的日子就舒服多了，好像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住在学校的教师宿舍，筒子楼，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周末跟金玲的爸爸去看场电影，那时候小学的操场还放过电影，谁想去都行。她不记得电影演了什么，只记得幕布后面的夜空挂着一轮满月，像舞台头顶的白炽灯，月光冷冷地照着，圈住她，她才是主角，而电影里那美丽女人的爱情故事不过是她自己故事的注脚而已。他总围着她转，她就以为全世界都围着自己转，等清醒过来，一切都已经太晚。
膝关节置换手术，是半身麻醉，她听得见医生说话、金属交碰的声音、切割的噪声。进口的钛金属关节植入，保用二十年，骨科的专家说您年龄偏小了，这个手术过几年再做不迟，她坚持要做，“说不定我活不到二十年后呢”。她计划好了，做完手术，能正常走路了，她要出去转转，谁也不带，谁也不跟，就自己一个人。
金玲小时候，母女相依为命，日子虽然辛苦，还是很亲密的。她们互相保护，一起玩的小孩子问金玲，你爸是谁呀？你爸在哪儿呀？她就大骂那个孩子，也不管人家爸爸是学校的领导、她的上司。等金玲大一点了，对待那些敢提出这种问题的人，不管男孩女孩，一律翻脸就打。“他们全是故意的，”金玲说，“我打得他们不敢再说。”
虽然是搞教育的，她并不忌讳使用暴力，金玲不听话要挨打，学生也是一样，罚站，黑板擦砸到后排男生的头顶上，一脑袋白灰。时候久了，这个女教师的严厉脾气出了名，家长对她倒放心了。男孩子淘气，家长会对她说：“没事，您该管就管，该打就打，我们打也打不听。”
现在，时代变了，文明进步了，这一套行不通了，年青一代的家长们对体罚大惊小怪。不能打孩子，不能打学生，长大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小时候受过那样的待遇，回过头来指责父母和老师，说他们毁了自己的童年。“好像我们不打不骂，他们就能成为爱因斯坦似的”，金老师想，把手机丢到一边，不再看那些社会新闻底下无聊的争吵。有一次，她在街上碰见从前教过也打过的学生，已经长成一米八几的大块头男人，她拄着拐杖，停下来，挺直了腰，等着对方来跟自己打招呼，没想到对方走到她面前，攒足了表情，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就昂首走了过去。也是这个孩子，在小学毕业的时候，给她写过一封长长的感谢信，让她印象很深，也很感动。她脾性暴躁却容易心软，要不是这样，也不会有金玲了，生下女儿就是因为不忍杀生，然而从一开始，她就觉得金玲欠她很多，她把男人的账算到女儿头上，又把对女儿的怨气算到学生头上，打着为他们好的名义，最后一切反弹回来。她在路边呆呆地站了一会儿，顶着八月里炎火般的烈日，慢慢走回家。
世道变了，她想，年轻人不知道感恩，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享受，想着吃喝玩乐、傻哭傻笑。前一阵子，金玲迷上了一个男演员，在她看来，出现在电视上的，除了新闻节目的播音员，其余无论干什么，都叫演员。她被那个比她还小好几岁的未成年男孩弄得神魂颠倒，一个已经工作的人竟然如此幼稚，金老师丝毫理解不了。“你上班的时候也是这样整天看手机吗？”有一次她说，金玲没有回答，从沙发上站起来，回自己房间，用脚后跟把门关上，眼睛始终没离开屏幕上的综艺节目。
有一天，金老师特意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金玲昨天上夜班，白天睡觉，中午睡醒一觉起来，看见一桌子都是自己爱吃的菜，坐下来就吃，金老师也坐下来，用不容商量的口吻通知金玲，你得搬走，你那间屋子我要租出去。
金玲边吃边说，那租给我吧，我给你钱，市场价。金老师拒绝了，说我不能拿你的钱，那太难看了，说出去让人家笑话，你就搬走，我租给别人，你早就该自立了。金玲放下筷子就回了房间，来不及接着补觉，迅速地收拾起一些衣服，把行李箱拉出来立在卧室门口，倒头接着睡，傍晚醒来时，行李箱已经被拉到客厅的大门口了。金老师的房门紧紧关着，决裂来得悄无声息。金玲知道一切的肇始、裂痕的浮现，都在那天晚上——那只猫被丢在地上摔死。第二天就不见了，它到底去哪儿了？是死是活？
她走进厨房去做晚饭，等妈妈午睡起来。退休以来，金老师变得非常懒散，午睡经常睡到傍晚才起来。等她起床了，晚饭摆在桌子上，鸡蛋西红柿面，面条有点粘在一起，金老师说：“你应该等我起来再下面条，这都粘成一坨了。快三十了，做什么事都没个算计。”
金玲没答话，端起碗开始吃面，想问金老师的话，拌着面条一口一口吃下去了。她想，我妈不会有任何新鲜的答案，她摔死了我喂的猫，还能有什么？还能对她抱什么期待？她就是一堵石墙，是对着她吼叫、连回声都听不见的石墙。吃完面，她洗了碗，然后拉起行李箱出门，一出门凉风习习，吹散了白天的闷热，西边的天空火红得像一片流淌的熔岩。她沿着小区里的道路走，就是她和孙震一起跑过的那条坑坑洼洼的人行道，道边的杨树新近被削掉了树顶，变成两排齐刷刷的平头板寸，很有几分滑稽。行李箱的塑料滚轮轰隆隆地响，她一直走到外面的街上，找到一家门面很小的宾馆，开了一间房，床单上有股淡淡的霉味，窗户很小，窗外不到半米，便是另一栋楼的灰色砖墙。她把窗户向外推开一线，透透气。在这个宾馆里，她住了六七天，很快在网上搜到一处出租的房子，一套两居室中的一间，房东住带阳台的那间，她住阴面的小房间，靠着厨房。房东跟金老师年纪差不多，离婚了，儿子在北京工作，老人觉得孤单，就把空出来的房间招个姑娘合住，平常做了饭，碰上金玲正好在家休息，也大方地叫她一起吃。晚上，她会趴在床头的台灯下面看看书，有些是她自己买的书，有些是放在房间里、房东儿子的旧书，很多都是她从前看过的，恍然像是她自己的书架。
金玲翻看他的旧书，看页边空白处的读书笔记，字迹细小而有力，记录着一些小孩幼稚的看法，他喜欢，他不喜欢，这怎么可能呢？？？太可怕了！！！激烈地表达他的观点和情绪。这个男孩喜欢在书上写字，有时候他甚至联想到与书的内容完全无关的东西，随着时间推移，字迹渐渐成熟，语句也越来越清晰，话变少了，但是更能切入核心。有时候，金玲觉得看他写的这些批注甚至比书本身更有意思，有几次，在推理小说上，他看到三分之二就猜到了凶手，把名字和自己的推论过程写在边上，看到这里，金玲只好把书合上，关灯睡觉。
那些怪梦就是从她搬进这个房间才开始的。她重复地梦见自己变成一只猫，四脚落地的那一刻，梦就熄灭了，剩下一片灰暗的朦胧，自己好像在猫的身体里左奔右突，找不到出路。有一天夜里，她惊醒过来，拧开床边的灯，觉得这个房间内的一切看起来非常熟悉，好像是另一个自己曾经住过的地方。那些书、那些笔记，没有任何地方留下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就在她心里浮浮沉沉，像静默的闪电在云层时忽隐忽现，预示着紧随其后的闷沉的雷。她翻身下床，到处搜索，像个闯进陌生房间的小偷。最后，她从床底下拉出几只落满灰尘的纸箱，里面装着他从小到大的课本、练习册、作业本、绘画本，美术课上画的城堡，他喜欢用蓝色，蓝色的水彩笔总是最先用完，问她借。他父母离婚后，他妈妈让他改了姓，也改了名，房东偶尔提起他的时候，用他的新名字。金玲丝毫没有意识到房东的儿子就是孙震，那些小学和初中的课本上，还写着他原来的名字。
是那只猫，她想，再次把我和他联系起来了。她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等待天明，觉得与这样奇异的连接相比，日常生活中的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毫无意义。一定要找到孙震。
五
我又遇到了金玲，这中间的巧合恐怕是小说也不敢写的。简单说，她租了我们家的房子，在我的房间里住了几个月，才发现房东的儿子原来是我。通过我妈妈，我们重新联系上了，她请了几天年假，来到北京，我去机场接她。在路上，她给我讲了她一直在做的那些梦，金老师把小猫摔在地上，有血流出来，紧接着，她觉得自己变成了那只猫，困在猫的身体里。
她说，噩梦不仅仅是梦，甚至开始影响她的正常生活。在梦里她仿佛过着另一种生活，被人追赶着，抢着抱起来抚摸，耳边乱哄哄的，她挣扎着醒来，像打了一仗似的疲惫。
“好像在梦里过着一只猫的生活。”她说，“猫睡着了，我又醒过来。”
我开着车，她坐在副驾上，车子堵在机场附近的高速路上，触目所及是一片静默而焦躁的红灯。她的神情和语气都很认真，让人无法不思考她说的话，即便再荒诞，也有一种神奇的说服力。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和她，这种荒唐的想象没有人会相信。汽车堵在路上，窗外是灰蒙蒙的飘着浮尘的空气，又高又扁的楼房，像用积木搭成的，坚硬而脆弱，似乎一切都可以随时拆解开来，变成气味、颜色、毛发、血肉、砖块、钢铁和砂石，她说的那些话，把我拉回既近又远的少年时代，既短暂又永恒凝固的那一刻：猫摔死在地上，手电筒的强光取代了月亮，我转身就跑。
计划的第一步，就是接近雪球。她认定了雪球的形象就是这些噩梦的根源，只要看到它，她就忘不掉从前的事情，就要一次又一次地被卷进可怕的回忆。她逃不掉，因为雪球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只要打开手机，就不停地被推送过来，它的照片、它的近况、它今天的直播视频，以它命名的今年的流行色，雪球蓝，正是它眼睛的颜色。那种蓝色出现在所有的地方，是网店的背景、餐馆的招牌、商场里的新款毛衣和运动鞋，难以形容的深蓝像不见底的深海，也像阴天里冰冷的河水，或者博物馆陈列的珠冠上的蓝宝石，凝结出一种沉静的混浊。“这只猫是个鬼魂。”她说，“它找我们复仇来了。”
“那金老师呢？”我问，“她为什么什么事也没有？她怎么不做噩梦？”
“因为她没有心。”
这些东西纠缠着金玲，像茧丝一点点地缠绕毛虫，是自己吐出来的丝。我把她带回我的住处，安顿在卧室里，把自己的被子拿到客厅，打算晚上睡沙发。我们叫了外卖，比萨和啤酒。她第一次来北京，我想带她去逛逛故宫和颐和园。当天夜里北风呼啸，第二天阳光灿烂、晴朗无云，我们坐地铁去了几个著名的景点。在地铁上，雪球的画面在窗外连缀成一串动画，最后蹦出来一个酸奶的名字，金玲说：“咱们得想个办法，弄死它。”
“它不是已经死过一次了吗？”
“那就再弄死它一次，彻底消灭它。”她说，“对了，那天你为什么要跑？”
“哪天？”
“就是我妈摔猫的那天。”
我说我那时候吓坏了，不知怎么就想跑。她愣了一下，又笑了，岔开了话题。
我们逛了故宫博物院，在东华门喝到了有名的网红咖啡，为此排了很久的长队。咖啡店门口的黑板上用粉笔画着一只蓝眼睛的白色长毛猫，雪球正一统天下。
我告诉金玲，我有个朋友在x公司工作——在北京，好像每个人都有朋友、同学、亲戚或者老乡在x公司工作，我们可以想办法混进去，找到它，杀死它，像电影里演的那么顺当，像我们小时候在放学路上，她给我讲过的那些冒险。她提到的书我都找来看了，但是那时候我不好意思告诉她，对于青春期的男生来说，向一个女生表示崇拜似乎是件没面子的事。她的体验总是那么神奇，充满幻想色彩、虚构的故事由她讲出来也显得特别真实，她有一种模糊真伪、颠倒乾坤的能力，从前她只是给我讲别人的、别的时代的故事，现在她亲自投身进来了。
我约了在x公司当程序员的朋友一起吃饭，他是我本科的校友，学计算机，我学中文，一起打篮球认识的，我们那一届有不少人进了x公司，收入都很可观。他爽快地应约，在x公司附近的一家餐厅见面，他主动说起现在的收入、公司的各种福利，还允诺一有机会就向老板推荐我的简历。
我趁机向他说起，想去他们公司里面看看。x公司每周有一天开放日，允许员工带家人孩子来公司，组织孩子们在一起玩，还可以近距离地接触一下雪球。他答应了，说我可以假装是他的表弟。与他告别之后，我回到家，发现金玲不见了。等到晚上，她也没有回来，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我一直等到夜深，在沙发上歪着睡着了，醒来天色微明，屋子里静悄悄的，我站起来在屋子里找了一圈，她的衣服和背包不见了，睡过的床收拾得平平整整。我打电话给老家的人民医院，电话转了几次，最后才问明白，金玲已经辞职了——不是休年假，是再也不回去。
六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雪球的阴影日益浓重。像一种病毒似的，它侵入所有人的视野，继而攻占了身心，说不清这是对世界的贡献还是索取，是施恩还是报仇。金玲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前她噩梦连连，觉得自己被困进一只猫的身体，这一切的起因是她妈妈。我向老家的熟人打听过金老师的近况，她做了膝关节置换手术，后来把整套房子都租给外人，一个人去南方旅居，据说过得非常开心。除此之外的事，她女儿在哪儿，她跟她女儿有没有联系、关系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走得突然，没有告别，我总觉得金玲还会回来，就像小时候，她突然就不理我了，后来又主动与我和好。当她有了新发现和新想法，或者看了有趣的新书，她总是急着与我分享。上次是因为她发现了几只小猫，这次是因为她坚信雪球是个魔鬼，下次又是什么呢？我怀着期待，一天天地过下去。后来，通过朋友的推荐，我也进入x公司工作，负责写文案，这些年我一直沉浸在文学的世界里，现在我跳了出来，给视频部门写几分钟的小剧本。有空的时候，我也去看看雪球。
在猫身上，时间近乎停滞。它的白色长毛就像山顶亘古不化的积雪，在阳光下闪耀着波光，眼睛还是那样蓝。雪球蓝流行过几年，现在稍微过气了，即便如此，那些年流行的痕迹还时常能在街上看到，蓝色的皮包、运动鞋、围巾，或者清仓打折的商场推车里，堆着一些蓝色的毛衣。
不知不觉，大家对它的爱开始衰减。新偶像层出不穷，金玲描述的那个世界，所有人被一只猫统治的癫狂世界并没有到来。就在某一天、某一刻，大家忽然冷静了，失去了兴趣和耐心，失去了对雪球的狂热的爱，仿佛做了一场热闹的大梦，醒来时浑身疲惫，发现周遭还是昨天的模样，坚实冷硬，容不下神魂颠倒，也没时间胡思乱想。
公司还是养着它。它的生活面积缩小了，搬出了顶楼的直播室，猫屋被挪到一间小会议室的角落。白天，它可以在办公楼里随意走动，不再需要专人看管，谁看见它，都可以摸摸它的背，挠挠它的下巴，猫还是原来的那只猫，那种令人销魂的吸引力却消失了。它的食量减少，身体消瘦下去，长毛不再每天梳理，变得枯涩无光，纠缠着滚成一个个毛团，睡眠时间变得很短。与此同时，它的行动却越来越快，越来越矫健。大部分时候，它像个移动的影子，办公楼里忽现忽隐，出现在各种出人意料的地方。有一次，我看见它在玻璃窗外侧的下沿上蹲着，随时有可能掉下去。它发现我在观察它，就站起来，迈着从容的步子走开，从这个窗台跳到下一个，无论多险陡的地方，对人类来说，几乎是悬崖峭壁，在它看来都是方便阶梯，随处都能容身落脚。一眨眼，它就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
渐渐地，雪球成了一个遥远的名字。人们对它的迷恋，像潮来又潮去，沙滩被抚平了，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周边产品积压下来，以它为主题的手账、背包、圆珠笔、保温壶和t恤衫都堆积在库房里，电影计划也中止了。一切都显得理所当然，好像所有人齐齐地从一场持续的高烧中清醒过来，洗了一把脸，将雪球忘得干干净净。最后，它变回一只普普通通的无人注意的猫。
没人知道它何时从办公楼里跑了出去，大家都忙着手头的新工作、新计划、新项目、开会、总结、邮件和ppt，不再关注一只猫。除了我，我仍然觉得它跟我有关，跟金玲有关，是连接我与她、过去与现在的一扇门。它突然消失的那天，下班后，我在附近转悠，想找到它。晚上八点多了，园区里有不少人加班，办公楼里灯火通明。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上散落着一些幽暗的小灯，我沿着草坪中的石子路走着，经过两三丛开得爆裂的迎春花。今年的春天暖得反常，刚刚三月，外套已经穿不住了，脱下来搭在手臂上。我在公司转了很久，叫着雪球的名字，没有任何回应。这些年，对于那些倏忽间发生的变故，我从来都毫无准备，也毫无办法，到处找不到它，我放弃了，打车回家。我还住在原来的地方，走出电梯的时候，我看见门前站着一个人，还穿着上次见面的那身衣服，同样的背包，头发纠缠散乱着披在肩上，没有好好梳理。金玲看起来非常疲倦，风尘仆仆，仿佛经历了一次漫长的旅行，见到我，她露出笑容。她回来了。像从前那样，她忽然离开，又忽然回来，而我只能在原地等待，相信她的故事，接受她带给我的一切。
七
那天，孙震打电话告诉我，他有办法接近雪球了。向来就是这样，我说什么他都相信。他相信我的梦，相信我随口编的故事结局，相信我妈妈真的会蒸包子送给邻居。不会，她不是那样的人。包子是我用零花钱在外面买的，想借机去看看孙震有没有过来补课。我妈跟郭老师根本没什么交情，等一开学，郭老师见到我妈，向她道谢，一下子就败露了。她迅速地察觉到，那个上小学时总跟我打架的男生孙震，跟我的关系越来越亲近，成了我最好的朋友，甚至更亲密。她让我不要跟男生交往，好好学习，她历数了早恋的危害，说到别的学校有怀孕的女生被开除了，以后没有学校收，只能在家靠父母养着。这些事离我都很遥远，但是我妈用的那种威胁的语气，好像明天我就会变成辍学的不良少女。
她越这么说，我就越跃跃欲试，看看恋爱能怎么毁掉一个人。课间，我们俩从班里跑出来，跑到教学楼后面的小路上偷偷接吻；放学后，我们一起回家，用零花钱买几根火腿肠去喂小猫。在那个到处蒙着厚厚灰尘的自行车棚里，我们俩东拉西扯，聊一些漫无边际的事情，他告诉我他父母正在闹离婚，他不想回家听他们争吵、摔东西，甚至动手打架，将来他想跟着妈妈生活。有时候我们互相监督着背政治题，什么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什么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些概念、定义和结论滔滔不绝，要背得非常流畅，背到不需要动脑子，话语就自动流淌出来。课本里的内容像一把细齿的梳子，梳理我们年轻凌乱的脑子。有时候我觉得很烦躁，为什么要死记硬背？为什么要考试？为什么非要上大学？我妈是她那辈人里少见的大学生、佼佼者，还不是一样变老，变得啰唆又烦人，连我也不爱她？我妈向我描绘了一幅恐怖的图景，好像只要我不听她的话，就会直直地走进一场人生悲剧，可是那时候，她要我相信的事情，我一点都不相信，她禁止我去做的，我全想尝试一遍。
全校通报批评的那一天，我正坐在教室里收拾书包，准备回家，校长的声音在操场上响起来，他先是说了一段校风校纪，又说了一段中考的重要性，然后，毫无准备地，我听见了我和孙震的名字。校长说我们行为不检点、不端正，影响了学校的校风和学风，班里的同学都不说话了，安静下来，有人低声地哧哧笑着。
我飞快地背起书包，冲出教室，校长的声音还嗡嗡地笼罩着操场和教学楼，像一张正义的蜘蛛网，上面粘满了道德正确的苍蝇。他的那些话里很少有事实，几乎没有任何描述性的内容，他说我行为不检，却没有具体说是如何的不检，他说我们败坏校风，也没说为什么败坏了良好的校风，他只字不提我们轻轻地牵手、温柔地拥抱、害羞地接吻、热烈地聊天、默契地放声大笑或者相对无言，用操场上的高音喇叭捏造出两个不守本分的坏学生形象，我无法将他的话语跟我和孙震联系起来。最后，校长说完了，孙震的声音响了起来，我呆住了，响彻天地的大喇叭里，真切地传出他的声音，他说：“我不应该早恋，我做错了，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可能还有一些别的，但是我已经听不见了，因为从他说第一个字开始，我就拔足狂奔，跑出学校的大门口，跑上马路，直到听不见大喇叭的声音，耳边只剩下街上车水马龙的低沉噪声，路边音像店放着流行歌曲，鼓点如雷，轰击着耳膜。
我无处可去。回家去面对我妈，听她新一轮的嘲讽和指责？我听够了。我走进音像店，漫无目的地浏览，转了一圈又走出来，强迫自己不要去想孙震，他在哪里？他说完没有？他是不是已经回到家开始写作业了？他要继续当一个好学生？他这个浑蛋！天渐渐黑了，这条街不是我平常回家走的路，我走进一家卖烟酒零食的小铺，买了一包夹心饼干，在路上边走边吃。我妈肯定在找我了，我猜她既不担心也不后悔，而是愤怒，愤怒是她永远用不完的情绪。饼干又甜又脆，我用力地大声地咀嚼着，第一次体验被人背叛的滋味，就是花生酱夹心的味道。
在街上晃到十点多，行人车辆都减少了，店铺都已经关门，我开始往家的方向走。这时候我已经不那么难受了，迅速地忘却和平复，是跟我妈妈生活十几年练出的本领，我学会了同时使用暴躁和冷漠来保护自己。路上，我发现一个空的可乐易拉罐，一脚踢过去，罐子滚出去很远，走过去继续踢，同时心里渐渐平静下来，夜色中不断地传来易拉罐磕碰路面的响声，越来越远，却怎么也逃不出我的下一脚猛踢。最后，它滚到马路中间，一辆汽车过去将它压成扁扁的一片，印在路灯光里，仿佛暗沉的沥青上渗出一块鲜血。我哼着歌儿往家走。
经过楼下的自行车棚，有人叫我的名字。我走过去，边走边摘下沉重的书包，一照面就朝他砸了过去。孙震用双手推开，我发现他力气变大了，跟小学时候大不一样了。我扑过去打他，就像从前我们打架那样，他一边抵挡，一边说：“别打，别打，我错了！”
我停下来，气喘吁吁，他又说：“我错了，校长说要开除我俩，除非公开检讨。”
“那他为什么不来找我？为什么不让我去广播上检讨？”
“那得问金老师。”他说，几只小猫喵喵地围过来，在我俩之间，竖着尾巴转悠着。
我想着他说的那些可恶的话，我听到的，还有我没听到的，眼泪几乎不受控制地涌出来。孙震说：“那些话都是校长让我说的。我自己不是那么想。”
“那你怎么想？”
“完全相反的意思。”
我哭得更厉害了，我和他互相都没表示过喜欢，虽然我们拉过手、接过吻，也就像小时候那些打闹的一种延伸，一开始不好意思说，到现在也不用说了。他走到我跟前，冒着被我继续打的风险，想亲我，几个小时之前，他还在学校的广播里说早恋是错误。我轻轻推开了他，表示我还没有完全原谅。
就在这时，手电筒照了进来，我们被发现了。我妈、猫、死去的猫、尖叫，我的回忆到此为止，因为后面的那些年都恍然如梦。我们都考上了高中，不是同一所，后来他考上了北京的名校，我复读了一年，去读了一所普通大学的护理专业。毕业后，通过我妈的熟人关系，在老家的医院当了护士。她觉得医院是个好单位，将来她年纪越来越大，如果需要看病住院，有个女儿在医院多方便。
在周大夫出现之前，我还没意识到我在期待什么。他是新来的医生，我妈做膝关节置换术，他给了很多额外的关照，我妈认为那都是冲着我来的，对人家也笑脸相迎，十分热情。我不讨厌他，时常聊聊天，开个玩笑，但是我没办法往别的方面去琢磨，不是不想，而是不能，我不能喜欢周大夫。那天晚上之后，我再也没有真心喜欢过任何人。
我妈把小猫摔在地上，我尖叫起来，感觉全身被裹上了一层带刺的沉重甲胄。孙震跑了，还没忘记捡起地上的书包，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又一次被抛弃，这次他没办法解释，没办法再用看似真诚实则狡猾的借口来哄我。事实证明，面对大人，他毫无招架之力，不但不敢反抗，连面对的勇气都没有。他这么一跑，让我妈抓住了把柄，对我说：“你看他是个什么熊玩意儿！”过了几分钟，我才冷静下来，背起书包，跟着我妈回家了。一路上，她不停地说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耳边全是心底的海啸声。第二天，在教学楼的走廊里，我又遇见了孙震，他想跟我说什么，我躲开了，不想说话，也不想打他骂他，心里充满失望。自那时起，我决定收拢心思，听我妈的话，好好念书。
这些年本来一切平顺，我早就忘掉了孙震。然而，认识周大夫以后，我发现，我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关于爱情的问题，只有孙震才能解答。我有一半的灵魂还停留在那个晚上，他想亲我却被我推开的时刻。我想知道，你既然喜欢我，为什么在我最恐惧最脆弱的时候，独自跑掉了？我要找到他问个明白，然后才能全心地投入未来。
我在网上写了一个帖子，假托孙震的名字和语气。他早就改名了，只要看见这篇文章，一定能猜出是我写的。我编造了关于雪球的谣言，什么真正的雪球早就死了，现在的那只是个冒牌货之类的，危言耸听，只是为了让这个故事流传得更广，更有可能被他看见。
我跳进孙震的身体去讲我们的故事，意外地发现很多新东西。原来我小时候那么暴躁不讲理，一言不合就抡起铅笔盒拍他的脑袋，打着打着，有一天忽然不想打了，就在那一霎间结束了友情。升到初中，有一天他在校门外等我，我们又开始交往，我急迫地向他展示我看了什么书，我滔滔不绝，想要显示我的聪明博学。他学习成绩比我好，年级排名更靠前，我想让他知道，我不是像他那样只读课本，我看很多课外书，知道的事情比他更多、更丰富。从孙震的视角来看，原来我才是进攻的那一方，为了对抗我，他去找我看过的书，在假期里全啃完了，就为了跟我有话可说。而我呢，我也想提高成绩，将来他能考上的高中，希望我也能考上。我越是回忆过往，越觉得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我们都觉得对方很厉害，谁也不想落后，最后我妈把这一切全打碎了。
他考上省城的重点高中，后来又去北京念大学、读研、工作，而我就留在老家，在医院当护士。周大夫出现了，让我意识到时间紧迫，说不定脑子一热，我就会恋爱、结婚、生子，永远在这个地方生活下去，像我妈诅咒的那样。她说我没出息、太笨，哪儿也不能去，到了别处，我会弄丢自己，会被人骗，找不到工作。在她的安排下，我进了县城的人民医院，得到一个铁饭碗，这就是我妈设想的最适合我的生活。自从她当着我们的面摔死了小猫，她的权威就变得牢不可破，之后的很多年，我都没办法对她说“不”。
直到那天，她让我搬走，我才意识到不光是我受不了她，她也受不了我，不想再跟我一起生活。我一直觉得是我妈束缚着我，没想到反过来也是一样。我搬走以后，她把房子租了出去，拿着租金和退休金，去南方旅居。在海边，她穿着长到脚踝的花裙子，戴着浅色草帽拍照，从小到大，我没见过她穿裙子，永远是一身深色衣服配一双老气的旧黑皮鞋，原来她还有别的模样，那个美丽女人的模样被一层严肃的坚冰包裹着，现在终于被晒化了——我就是包裹她的那一层冰。她去南方没多久，我就悄悄辞了职，到北京去找孙震。
我编造了离奇的故事，把那只万众瞩目的名猫雪球和我们喂的小野猫联系起来。我说，我总是在做同样的噩梦，梦里我变成一只猫。孙震又相信了，他总是相信我说的话。他不记得我在放学路上胡编乱造的那些故事结局了吗？就因为他总是毫不迟疑地信任我，我才忘不掉他，即便他又胆小，又懦弱，遇事跑得比我还快。
在北京，他去找了他的朋友，打算帮我混进x公司，就在那天，我收拾东西悄悄离开了。在他看来，也许是我的另一次心血来潮，想和好就和好，想不理就不理，想走就走。他认真地对待我，相信我的幻想，可是当幻想散去，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陌生的城市，在一个多年未见的老熟人家里，没有工作，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他会按部就班地上班、跳槽、加薪、升职，一路向前，走到我看不见的地方。而我呢，我对抗他的武器还剩下什么？我来到北京，用一个神奇的故事来包装自己，那些神秘的梦境和感受全是假的，编造出来骗人的，而唯一真实的，就是我害怕平凡，害怕普通，害怕变成一个不值得好奇的人。他说，当时他也被吓住了，他从小就怕我妈，不知怎么就拔腿跑掉了，我一下子明白了理想的爱情只是一种想象，而想象这东西，无论如何完整坚实，最终总是通向失落的。
我背起背包，踏出他家的门口，一脚踏进沉甸甸的未知，眼前的世界一下子变得澄澈明净，黑暗中霎时雪亮，仿佛透过雪球的眼睛在看。等有一天，我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不再追求绝对完美的忠诚，也不再渴望被关注、被追逐、被狂热地爱慕，我就回来找他。假如孙震还住在这里，还在等我，那我们就可以坐下来，诚恳地谈一谈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