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用x公司来指代一家有名的大公司，大家能理解吧？谁也不想惹麻烦。大家都知道他们喜欢打官司，而且总能赢。我要爆料x公司的一个大秘密，所以这个帖子很快就会消失。阅读之前最好先保存一下，复制粘贴、保存网页、拍照截图，随便你们。关掉就可能再也打不开了。
一句话，他们养的那只猫，雪球，大家都认识的，一身白色长毛的狮子猫早就死了。我知道这个谣言传了很久，他们辟谣也辟过好几次，还发过律师函警告。越是这样，谣言传得越广、越隐秘，因此就越像个谣言。这几年我悟出一个道理，隐藏真相最好的办法，并不是将它瞒得滴水不漏，而是放出一点口风，然后把它打成一个真假莫辨的谣言，传谣、辟谣，这只猫的生死存亡变成一场愤怒的争吵，它本身反而不重要了。
随着这些乱七八糟的小道消息，雪球越来越有名了，有人没看过它的直播吗？有多少人把它每天的直播录下来，一帧帧地分析，说它去年和前年的眼球颜色有些微不同，肯定是有替身？替身到底有几只？从哪天的直播开始，雪球就不再是最初的那只雪球了？这些疑问，每个月、每天、每个小时都有。有的人相信，有的人不信，有的人视而不见，有的人跑去举报了，但是谁也没拿它的命当回事，谁在乎一只猫是生是死？大家只是想找个机会唱唱反调而已。随便反对点什么，人一反对，就显得有主见、有立场、有价值。现在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们，它是假的，每天对着摄像头的雪球是个幻影，真身早就死了，是我亲眼所见。
这件事得从头说起，麻烦大家给点耐心。那是我小学一年级入学的日子，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我爸把我送到学校门口，两扇对开的铁门上插着两排飘飘的旗子，质地薄得近乎虚无，像蓝色的泡沫。后来上美术课，老师让画长城，城墙上插着两排旗子，我画的就是学校门口的蓝旗，颜色涂得非常浓重。一盒十二色的水彩笔，蓝色最快用完。
班主任金老师站在学校门口迎接新生，等学生到齐了，一起带进班里，分配了座位。我坐好了，低着头，有点不敢看老师的脸。我爸刚才跟老师说的那句话还回荡着，“您该打就打！”金老师严肃地点了点头。她是各科老师里我最害怕的一位，脾气很大，生气了就把黑板擦砸到不守纪律的学生头上，我挨过好几次。她有个女儿，叫金玲，是我的同桌。在班里，金玲从来不叫“妈妈”，到二年级我才知道她们是母女。
你们一家三口都姓金？我问她，她就用铅笔头戳我的脖子。类似这样的事不少，拿英语课本拍我的头，抡起铅笔盒敲我的背，伸手拧我的脸，小时候我也没什么绅士风度，她打我，我也打她，绝不能吃亏，坐同桌，对打起来简直太方便。三年级之后，我们之间的争斗渐渐文明起来，我意识到她与我之间的不同，有一次她打我，我不像平常那样立刻还手，而是用轻蔑的语气说：“好男不跟女斗。”结果大大激怒了她，她把我从二楼的教室追到楼下的花坛边，逼我不得不还手，直到上课铃响，才停止了扭打。
“你有病吧？”我说。她拍打着膝盖上和手掌上的灰土，胳膊肘上破了一个洞，一言不发地上楼回到教室。记忆中，那是我和她的最后一次打架，我还挺怀念的。从那以后，她彻底地成为一个无聊的文静女生，不再抢我的漫画书、翻出我的水彩笔在我的语文书边角上乱涂乱画。那些旧书现在还留在我家里。
就在那一天，那次疯狂打架之后，我和她都变了，好像火气一下子就消退了，短暂而狂躁的童年结束了，我们开始保持距离，书本整齐地摆放在自己的桌子上，绝不侵占对方一分一毫。她不再打开她的跳跳糖袋子，稀里哗啦倒在我手心一堆，我也不再问她数学应用题。这些事情全部消失了，消失得干干净净，顺理成章，仿佛一向就是如此，从来没改变过，也不会有任何别的可能，我们变成了客气有礼的男生和女生。她学会了说“谢谢”，我学会了说“对不起”，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字面上的意思并不算数，真正的意思是：我跟她不再是玩伴了。
小学毕业后，我和金玲升入同一所初中，不在一个班，我想她应该和我一样松了口气，终于不用跟讨厌的男生坐同桌了。奇怪的是，作为班主任的女儿，她从来没有向她妈妈要求换座位，这本来是很容易的，这个问题盘绕在我心里，我决定找个机会问问她，看她怎么说。
初一开学没多久，有一天，天气暖和，下午的阳光金灿灿的，我一放学就早早地出了教室，在学校门口等着堵住她，打算问个清楚。我站在校门口等了又等，她一个人背着书包走出来。我打听过了，今天她要做值日，放学比平常晚。
我截住金玲，跟她说了几句话，然后我们就一起离开了学校，沿着附近的一条偏僻马路闲逛，走到路口，又折回来，直到太阳落山，路灯依次点亮，我和她一直在聊天，好像活了这十几年，这才是第一次真正聊天。我们说到父母、家庭、新班级里的同学和老师，原来她父母很早就分手了，她随母姓，从来没见过自己的父亲，还提到她最近在看的书，那些书的名字我都是第一次听说，一句话也插不上嘴。她兴致勃勃地给我讲故事梗概，穷女孩、家庭教师、楼上有个疯子，或者海底的潜水艇、吃人的生番和几维鸟……那条普通的灰色水泥马路好像穿行在一座繁茂的花园里，到处开着我不认识的鲜花。天渐渐黑下来，金玲说她得回家了，明天她可以继续给我讲书里的故事。
第二天，我们又在学校门口会合，第三天、第四天……我开始期待，像小时候期待每天六点的动画片那样盼着和她见面。在学校里，做课间操的时候，穿过相隔的几排同学，我看见她穿着跟大家一模一样的校服，每个动作都做得认真到位。我总是不自觉地找寻，然后一眼发现她。从那时开始，到后来的很多年，我一直等着她，想听她脑子里那些无穷无尽的故事，以及跟讲故事无关的其余的部分。
她给我讲了《海底两万里》和《神秘岛》，《简·爱》和《傲慢与偏见》，我记不住那些人名，人物关系也经常搞混，因为她经常两本书的故事一起讲，在不同的情节、不同的地点和时代中间跳来跳去，因为太熟悉了，所以她讲起来非常自由，还夹杂着一些自己的观点，完全不顾及作为听众的我的感受。我时常会提出一些傻问题，有时候她耐心地回答，有时候却显得很暴躁，告诉我这件事她昨天讲过，怪我没仔细听，语气跟金老师训人时一模一样，然后再快速地解释一遍，词语从她嘴里蹦出来，像出膛的子弹。
渐渐地，她的暴躁越来越少，和颜悦色的时候越来越多，使我有一种隐隐约约的预感：她将再一次疏远我。我忐忑不安，忍不住故意惹她生气，跟她说反话，她喜欢的人物我就说太讨厌了，或者指责主角不应该这么愚蠢。她沉浸在那些陈旧遥远的故事里，而我就在一心一意地挑毛病，把她一次又一次地拉回到现实中，让她注意到我的存在，不要把我当成无关紧要的土豆。
初一就这么晃过去了。暑假，我父母把我送到乡下的奶奶家。在那里，我每天坐在院子里，翻看金玲提到过的那些书，我从头读到尾，发现故事与她讲的并不一样，她按照自己的喜好重新规划了结局，她让苦苦相爱的人最后没能在一起，让潜水艇沉掉，所有人死在海底，她让八十天环游地球的计划功亏一篑，因为算错了时差，真正的结局恰恰相反……所有这些都让我迷惑，为什么呢？是不是所有男孩面对女孩的第一感受都是迷惑？我不知道，我坐在奶奶家的院子里，没有跟从小熟识的伙伴一起去疯跑，起初经常有人来叫我，渐渐地他们知道我不出去，总是坐在院子里翻书，就不来找我了。我花很多时间去琢磨金玲，如此投入地去琢磨一个人是前所未有的，恐怕以后也不会再有。我盼着开学，因为我把她提到的那些书都读完了，很多话积在肚子里，争先恐后地想跟她说。
开学第一天，放学后我们一起走。仅仅过了一个暑假，她就长高了很多，比我还要高一点。走在一起，我一转头就看见她鲜明到有些崎岖的侧脸，校服裤子穿在她身上显得有点短了，手腕也露出一截，加上她说话时候那种容易激动的、上扬的语气，好像整个人要冲破所有限制，飞到天上去。我时常有个念头：她要飞走的时候，我要拉住她，要么和她一起飞，要么把她拉下来。有一次我跟她说了这个奇怪的想法，她先愣了一下，然后大笑起来，然后说，那我肯定带你一起飞。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几乎感受到吹到脸上的刀刃一般的烈风，以及下方棋盘似的城市街道、爬虫似的汽车、蚂蚁似的行人、彩色地图似的无边无际的视野。金玲就是有这样的力量，她的动作、神情、语气、用词，跟她有关的一切有着扭曲现实的力量，仿佛她就代表着梦想本身，甚至连虚构的故事也不放在眼里，她有力气去创造全新的故事和现实，只要她想。
二
有一天，放学后我照例在学校门口等她。她出来了，对我说，以后不想再跟你一起走了。这个人就是这么直爽，从来不说“我不能”，费力去找借口，只是一句简单的“我不想”，让我连挽回都说不出口。就像小学的那次，我俩突然就不打架了。我和她的关系总是倏忽而来，又戛然而止。她不解释为什么，说到做到，有时候，我在放学路上碰见她，她一个人背着书包行色匆匆，我喊她，她不理，追她，她就加快脚步。
有一次，在一个人少僻静的路口，我拦住她，想问问她到底为什么。是男生拦女生的那种拦法，不让她走过去，动用体力上的优势。她恼怒起来，狠狠地一把推开我，说明金玲还是原来的那个金玲，我毫不犹豫地还手推她，我们就在马路上扭打起来，直到两个人都摔倒在地，校服滚得全是灰尘。我说，你是有病吧，她一言不发地站起来，拿起自己的书包，拍打上面的土，她的书包还是小学用的那只旧的，背带断了又胡乱缝起来，缝得歪歪扭扭。我想到了什么，问她，是你妈不让你和我玩的吗？
是我自己不想和你玩了。说完，她背起书包走了，我想起了假期中那些孤独的日子，为了跟她有话可说，为了能够跟得上她的思维而拼命读的那些书、那些故事，心里涌起一阵沉重的委屈，我在她后面喊：“你说的那些书我全看完了！你讲的全不对！”她像没听见一样，拐个弯就消失了。
期中考试，我的成绩严重下滑。班主任叫我妈去了学校，回来之后，她狠狠地骂了我一顿，而金玲还在年级前二十名。对于我们之间的友谊，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好学生有一百个理由不跟差生一起玩。放了学，我不想直接回家，在外面闲逛，或者溜进小学的操场上，那儿有个摇摇晃晃的篮球架，球筐的网都没了，就剩下一个孤零零的圆环，像一张朝向天空的大嘴。我不停地向它喂球，吞下去，掉出来，好像在无尽的循环中存在着某种真相。直到暮色降临，球筐渐渐隐没在黑暗中，看不清了，才拾起书包和篮球回家。我父母以为我在学校上自习。
期末考试又是稀里哗啦。寒假，我妈给我报了补习班，每天上课。开补习班的是学校的任课老师，姓郭，和金老师住一栋楼的同一单元。郭老师家的客厅里挤挤挨挨地坐十几个学生，补习代数和几何。房间里的暖气很足，我们都热得冒汗，老师单调的讲解声像蜂群在嗡嗡，我总是走神，想着如何才能巧遇金玲。她就住在这个单元的顶楼，寒假里，金老师也是整天在家。没想到完全用不着我费心思，有一天正在郭老师家上课，有人轻轻敲门，打开门，是金玲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盘包子，说是我妈蒸的，要给郭老师尝尝。她眼睛没朝我这边看，包子热腾腾的香味我已经闻到了。我猜是牛肉馅的。
我猜对了，金玲走后，郭老师把包子分给我们吃，满屋子飘起肉包子的香味，枯燥的补课在欢声笑语中结束了。下课之后，我走出单元楼的门口，大家各自回家，金玲突然从路边一座枯萎的花坛边上跳了下来，像潜伏的绿林大盗，大喊一声：“孙震！”身上背着平常用的那只书包。
一开始我没理她，报复她之前不理我的行为。她跟着我，一直喋喋不休，没过多久我的怨气就消散了，心里像响晴的天一样敞亮起来。她说她要带我去一个地方，有好玩的东西。
她带着我绕过几处深冬衰败的花坛、一个小铁门，又回到刚才的楼下，楼下有一片自行车棚，里面横七竖八地塞着一些没人骑的旧自行车，还有一小片空地。“我小时候老在这儿跳皮筋，尤其是下雨天。”她走在前头，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
我来不及想象她跳皮筋的样子，就跟着她走进车棚。在两三辆倒着叠在一起的、已经生了锈的自行车前面，她蹲下来，逼真地模仿猫叫，简直比真的猫还像猫。
片刻间，几只小猫不知道从哪个缝隙里钻出来，瘦尖的三角脸，脏黑的爪子，毛色混沌不清，朝着金玲喵喵叫着。她把书包拿到前面，拉开拉链，几只猫叫得更急了，只见她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的显然是肉包子。她把包子掰成小块，几只猫扑过来狼吞虎咽。
“别告诉我妈。”她低声说。
我和她的友谊，是从这一刻才正式开始的，因为她向我展示了一个秘密。我们在那儿逗了一会儿小猫，她学起猫叫可真是一绝。三只小猫里，有一只白色的长毛猫，白毛脏得像黑毛，身上全是打结的毛球，我问金玲怎么没看见母猫，她说她从来没见过母猫，也许死了，也许丢下小猫跑了。“我可以给它们当妈妈。”她说，伸手去摸那只小白猫，白猫的眼球是蓝色的，一种难以形容的深沉的蓝色。
那个寒假，除了过春节的几天，我每天都来补课，每天都能见到金玲。有时候我也带些零食来喂小猫，或者用压岁钱买火腿肠给它们吃，渐渐地它们没那么脏了，身体长大了，眼神也明亮起来。快开学了，有一天，金玲对我说：“真不想开学啊。”
“我也不想开学。”我说，“开学之后，咱俩放学还一块儿走吧。”
“我妈不让。”
我就知道是金老师。金老师像一座山，横在我和金玲之间。她说她想把三只猫带回家养，至少，带回去一只也行，金老师不同意。金玲还说，除了看书学习，无论想做什么，金老师都不赞同，好像她生下女儿就是用来否定、用来衬托自己的正确。平常金玲很少提到家里的事，但是我知道金老师是什么样的人，当她的孩子，想想就令人害怕。
“让你挑，你想选哪一只呢？”
“那只白色蓝眼睛的。”她说，“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它眼睛里有东西，不是脏东西，是很特别的、深沉的东西。”
开学了，我和金玲常常趁着课间休息，在教学楼后面那条没人去的夹道上见面，她亲过我，我也主动亲过她。我们很喜欢这种冒险的感觉，天气暖和了，春天的柳絮飘飘地粘在各自的头顶，回到教室还不知道。
这当然瞒不过金老师，但是金玲下定决心不理会她妈妈。回想起来，她到底有多喜欢我，还是为了存心跟妈妈对抗，或者二者兼有？直到有一天，校长在学校的广播里点名批评了我俩，早恋，行为不端。当时我就站在校长身边，默背着一会儿要向全校广播的检讨。
“就是我妈。”金玲说，“她管不了我，就想让校长出面管我？谁也管不了我！”她咬牙切齿的。那天晚上，我和她在自行车棚里，她不肯回家，我也不想回。金玲说：“她说她只要我学习好，我做到了，凭什么还管我！”
这时，我忽然想明白一件事，一直以来，她用各种办法来对抗她妈妈，看课外书、用肉包子喂野猫、和我玩恋爱的游戏，这些事她妈妈都不知道。金玲想要扩展自己的生活边界，但是金老师只想把她锁在书桌前做练习题，除此之外，别的一概不要想。
“她还说这是为我好！”她气得胸口上下起伏，黑暗中，看不清她是否掉了眼泪，到这时候还不见人回来，金老师一定急了。她故意躲在这里，任凭时间一分一秒地流过去，她不回家，我也不回家，就想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几只猫在脚边围着，喵喵叫着。
她家住的那栋楼，是学校的家属楼。我们不知道，各家的电话都打疯了，铃声片刻不停地此起彼伏，楼上楼下、对门邻居、校长和副校长、中学和小学的班主任、临近退休的数学和英语老师，全部知道了：今天校长点名批评的那两个学生没有回家。
自行车棚里黑漆漆的，隔着铁栅栏，看得见楼房里的灯火，我们坐在地上，感到水泥地的丝丝凉气，像一块万古不化的极地的冰，外面是看不到也听不见的无声忙乱。他们不停地打电话，互相打听，派人出来找，心急的已经提议报警。校长心里会有一丝愧疚吗？后来我知道了，大人之所以成为大人，就因为他们忘记了如何感到愧疚。
九点多，也可能是十点多了，我俩都没戴手表。我们肩挨肩坐着，铁皮屋顶上漏进一小块月亮，满月之夜，月亮表面透出一种幽幽的蓝，闪闪烁烁，像汪着一层水，一种很熟悉而又特别的蓝色，像雪球的眼睛。我猜她也有同样的感受，那一刻，我和她的呼吸变得同步，思维仿佛也连通了，一汪淡蓝色的月亮照亮一切，黑暗的角落也一览无余。我们这样呆呆地望着天空，直到一个手电筒的光照射过来，伴着一声吼：“金玲！”
是金老师，幻境破碎了。月亮隐入厚厚的云层，手电筒的强光像要射进人心里，金老师快步走过来，几只小猫蹲坐在地上，望着她，它们并不怕人。
“你在这儿干什么！”金老师吼道。金玲还没回答，刚站起来，脸上就挨了一巴掌，她没有哭。我也站了起来，金老师一眼也不看我，好像我不存在。她开始骂金玲，语气非常凶狠，完全不像平常她在学校那副严肃冷静的样子。雪球忽然尖叫了一声，原来是我不小心踩到了它的尾巴，金老师转过头来，并没有看我，而是向地下看，她看见了那只猫。
“这就是你想带回家的那些野猫？”她问金玲，金玲不回答她。
金老师用手电筒照着，动作非常迅捷。她一把抓住白猫的后脖子，揪着它的长毛，提到半空中，猫并不挣扎，蓝眼睛瞪圆了，看着她，非常平静，带着一点点茫然。我心里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是地震来临前，老鼠和蝙蝠的那种预感，焦躁、恐惧、茫无头绪，找不到出口。
一个月之后，金玲转学了，金老师也调去了别的学校，我没有留下她的任何联系方式，电话、地址都不知道，那些年的朋友很容易就失联了，不像现在。她消失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而在那个晚上之后，我和她就没有再单独说过话。在学校不巧碰见，各自低下头，就过去了。我和她都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强大，只是两个中学生而已。
我不知道死猫后来是怎么处理的，只记得金老师把白猫提起来，往地下一掼，摔死了。她就是有这样的力量，就像一年级开学的那天，我爸把我交给她，让她该打就打，那句话像咒语似的印在我心里，把我爸爸和我的老师连接起来，形成同盟，所有小孩子都属于他们的势力范围，圈在他们的掌心里。她摔死那只猫仿佛是顺理成章的，无论如何都会走到那一步。
之后我按部就班地上学，考高中、考大学、考研、毕业，后来进了x公司，再也没见过金玲。直到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雪球，那双眼睛我绝对不会认错，那种无法形容的冷幽幽的蓝色。据说凡是见过它的人都被它的魔力罩住了，它利用网络、摄像头和大大小小的屏幕去控制人，而只有我知道它就是那只猫，那只被母猫抛弃、被一下子摔死的流浪猫。
写到这里，我恳求大家，在被删除之前帮忙转发这个帖子，越快越好，我没有别的渠道可以解释这件事。这个故事缺少了最重要的一环，被摔死的猫怎么会活过来？我亲眼看见它的鼻孔、眼睛和嘴巴里流出血来，金玲大叫一声，扭过头去，金老师余怒未消。别的猫一下子逃散了。
金玲那样扭着头，脸隐没在自行车棚的阴影里，她的马尾辫松开了，头发散了半张脸，我感觉到她在深呼吸，胸口缓缓地一起一伏，可能过了很久，也可能就几秒钟，她慢慢转过头，我看见一张猫的侧脸，半侧脸，正脸，蓝色的瞳孔涨满了眼眶，梦到这里我就醒了。近来这个梦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躺在床上一闭眼就看见金玲变成了一只猫，她身体向前弯曲，腿一节一节地缩短，双手却越伸越长，最后落地变成两条毛茸茸的前腿，每次我都会被吓得出不了声，像被人掐住了喉咙，明知是梦却真的恐惧，再这么下去我一定会疯。
我得找到她，把事情搞清楚，那只死猫后来怎么处理的？它真的死了吗？这些梦又是怎么回事？大家帮帮忙，我一定要找到金玲，找到她才能拯救我自己，甚至有可能拯救全世界。
三
昨天晚上，我又做了那个梦，在一片混沌的黑暗中，我变成了一只猫，小时候喂过的那只猫。我低着头，看见自己的指尖变成了爪子，胳膊上长满了毛，视野越来越低，同时也越来越清晰，周围的一切骤然被未知的光源点亮了，我大喊起来，却只发出猫的凄厉的叫声。醒过来时，还趴在病区的护士台，面前的电脑桌面上，一条金鱼呆板地游着。医院的走廊又亮又静，空空荡荡，两边都是骨科的病房，我妈就住在其中的一间，明天就要出院了。周大夫说手术做得很成功。
我妈对周大夫印象很好。住院的这些天，全靠他的关照。他对我有点意思，男女之间的意思，在医院这不算新鲜，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很恐慌。此前我没有真正谈过恋爱，想象不出和周大夫恋爱走在一起的情景，是肩并肩？还是一前一后，像平常去查房的样子？值夜班的时候，他会跑来找我聊天、吃零食，用护士站的微波炉热牛奶喝，一人一杯暖乎乎地捧在手里，却不能热到心里，我的心始终冷静如冰。他经常鼓动我去进修一个在职研究生，有硕士学位，干同样的工作，工资多几百块，或者他的同学在哪家医院升职了，八卦一些琐碎无关的闲事。
如果没有那些奇怪的梦，说不定我和周大夫早就在一起了。过不了多久，就可以给科室的同事发喜糖，我妈对此一定很满意，从小到大我还没做过什么让她特别满意的事。她是一名小学教师，也是我的小学班主任，那时候，我觉得跟我有关的所有事情都在我妈的掌控之中，别人的妈妈是天空、是屋顶、是雨伞，我的妈妈是铁桶，扣得严严实实，我是永远逃不掉的。
在那些梦里，除了我妈，还有孙震。我背对着他，他在叫我的名字，声音忽近忽远，就像在放学路上，我走在前面，他在后面赶着喊我，我不想理他，心里很生气，忘记是因为什么事不开心。小时候我们俩常常为了一点小事就打起来，要不是这样，我妈也不会让我俩坐同桌。她觉得交朋友会使人分心，我和孙震越爱打架，她越放心。我的所有朋友她都不喜欢，我想是因为她连我也不喜欢，由此连累了跟我有关的一切。初二那次，她警告孙震不许再来找我，让我们都好好学习，学习才是唯一的、最重要的事情。她怒气冲冲，让我跟她回家，我假装没看见地上的猫尸，眼睛还半睁着，嘴巴也没有完全合上，露出一截白色的尖牙，鼻孔附近有血。第二天我再去自行车棚里看，它已经不见了，别的猫也跑散了，没有再出现过。
我知道我不能怪我妈一辈子，永远恨一个人也是不可能。时间一长，我就发现原来的强烈的爱恨都是偏见，只有日复一日地相处。我长大了，她渐渐地老了，衰退了，时间就自作主张地替我原谅了她。直到有一天，噩梦重现，仿佛旧病复发，我不得不拒绝了周大夫一起吃晚饭的邀请。
“孙震”这个名字再次翻腾出来。像之前的那几次一样，我上高中的时候、念大学的时候，每次遇到喜欢的男生，我想接近他们或者他们主动来接近我，到了关键时刻，关于猫的梦总会出现。梦的前半截总也记不清楚，吵闹、哭泣、尖叫，剧烈晃动的影子、黑色的铁栅栏印在模糊的月亮上、我妈的脸，清晰从后半截开始，演变成一段逼真的3d动画：我变成了一只猫。
怪梦重复着袭来。白天，我在医院上班，照顾病人，协助医生，在病房和护士台之间穿梭往来，卖力工作，希望晚上一夜无梦，睡个好觉，却从来没有成功过。后来，我偶然看见了雪球，凭着那双蓝眼，我一下子就认出来，就是它，我亲眼看见它被我妈摔死在自行车棚里。现在，我的同事们，包括周大夫，都被这只蓝眼睛的猫迷得如痴如醉。在病房里，医院的领导做主加装了电视，让病人可以随时欣赏雪球，它出现在所有的地方、所有人的手机上和电脑上，好像身体内部的某个开关被一起按下去了，对雪球的爱和膜拜便源源不断地流淌，满溢出来，不能停止。
然而我很清楚，这个世界上能够对抗雪球的人，只剩下我和孙震了，只有我们能够打破那些持续不断的噩梦，把所有人拉出迷津。那只欺骗了所有人的猫，它早就死了，根本就不是世间该有的东西。有了这个念头，生活顿时变得无关紧要，在职研究生、职称考试、绩效考核、病人投诉，还有周大夫，这些凸显出来的东西都显得死气沉沉，成为房间里无关紧要的摆件。我只想尽快找到孙震。
四
人民医院的住院部是一栋灰色的大楼，像个侧立的火柴盒。楼前有一小片花园，病人们可以下来散步，绕着花坛一圈圈地走，或者坐在轮椅上晒太阳。虽然地处闹市，这里总是很安静。住院等待开刀的那几天，金老师常常在这里一待几个小时，晒得全身暖烘烘的，再踱回病房，等着吃午饭。
她女儿金玲在这家医院当护士，让她失望透顶。她觉得金玲起码要当个医生，高考失利、复读，又失利，最后学了护理专业，她很后悔高中让女儿去住校，一离开家，她的管束就失效了。从高一开始，金玲的成绩就在中下游徘徊，一直到高三也没有好过，复读一年，进步有限，她终于认命，哪里录取，就去哪里吧。
金玲第一次高考那年，有一天她听见邻居闲聊，那个孙震，玲玲的小学同学，是今年本市的状元，要去北京念大学了。听完这些闲话，她推着自行车进了楼道，把车把上挂着的菜和肉拿下来，费力地爬上五楼。那时候她的膝盖就有问题，常年贴着膏药，没有实际的效果，只是心理安慰，当时县里的人民医院还做不了膝关节置换术，她只能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