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琼当机立断，命令兵士把赵恒的车驾转向北城行进。到了黄河渡河口浮桥处，赵恒又停下来。高琼用铁锤击打驾赵恒御车的辇夫的背，迫赵恒渡过了黄河。
尽管车驾中的赵恒本人心惊胆寒，然而，当大宋皇帝的黄龙旗在澶州北城楼上一出现，城下宋军与百姓立即齐呼万岁，欢声雷动，声闻数十里。宋军因而气势倍增。当时辽军围攻澶州，辽国萧太后亲自上阵擂鼓助威，辽军无不激动振奋，奋发向前，宋军看见辽军的声势，不战而寒。可以说，赵恒亲临北城，从根本上扭转了宋军的士气。
赵恒到澶州北城象征性地巡视后，仍坚持回到南城行宫。但宰相寇准就此留在北城，负责指挥作战。赵恒回到南城后，尽管有黄河天险，但还是不放心，数次派人前往北城探视寇准的举动。而寇准竟然与知制诰杨亿在北城城楼上喝酒下棋，“歌谑欢呼”，泰然自若，十分镇定。寇准如此表现，显然是胸有成竹，赵恒欣喜道：“寇准整暇到这样子，我还忧虑什么呢？”总算放了心，不再恐慌。其实这是寇准知道赵恒心中不安，为了安定皇帝和军心，故意而为之。果然，“人以其一时镇物，比之谢安”。
就在这个时候，留守东京的雍王赵元份突然暴病而亡，赵恒于是借此机会回驾京师，将前线抗辽的军事大权全部交给寇准。
就在宋真宗赵恒离开澶州后不久，宋威虎军头张瑰用威力惊人的床子弩射杀了辽军先锋萧挞凛（萧燕燕族兄弟，擒获名将杨业之人），极大地动摇了辽军军心。
此时辽军孤军深入中原腹地已久，供给线长，粮草不继，已经无力持久。加上辽军先锋萧挞凛被射死对士气影响极大，于是萧燕燕下令暂缓攻城。
而宋军方面，由于赵恒御驾亲征，士气高涨，集中在澶州附近的军民，多达几十万人。局势明显对宋军有利，宋真宗却没有抗敌的决心。早在他离开京师的时候，就暗中派出了使臣曹利用往辽军大营与太后萧燕燕议和。只是因为当时战事激烈，曹利用一直未能到达辽营。而当宋辽两军在澶州对垒之时，曹利用一直谋求往返于两军之间。
萧燕燕见辽军处境不利，担心腹背受敌，便开始谋求议和，派宋降将王继忠（望都之战中被辽军俘虏后投降辽军）与曹利用联系。
寇准坚决反对议和，主张乘势出兵，收复失地，如此“可保百年无事”。宋军将领宁边军都部署杨延昭（杨业子之，著名的杨六郎的原型）也坚决主战，上疏提出乘辽兵北撤，扼其退路而袭击之，以夺取幽燕数州。但由于赵恒倾心于议和，致使宋臣中的妥协派气焰极为嚣张。这些人联合起来，攻击寇准拥兵自重，甚至说他图谋不轨。寇准在这帮人的诽谤下，被迫放弃了主战的主张。
在辽军大将殒命、兵势受挫、宋军已经明显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宋辽两国的和谈就此开始。辽军提出的议和条件是要宋朝“归还”后周世宗柴荣北伐夺得的“关南之地”。这显然是狮子大张口，因为燕云十六州本来就是中国的土地，收复失地是宋太祖、宋太宗两朝皇帝念念不忘的大计，而辽国竟然反客为主，俨然以主人自居，可谓极大的笑话。但由此却可以看出萧燕燕的政治家风度，当此宋军已经明显占有上风的局面下，她却能把握住赵恒软弱无能、企盼和谈的弱点，漫天要价，提出割地为盟。宋方的条件则要软弱得多。只要辽国退兵，宋朝愿意以金帛代地，每年给辽国一定数量的银、绢作为补偿，但不答应领土要求。
谈判在两军对峙中进行。萧燕燕十分懂得见好就收，最终按宋方的条件达成了协议。剩下的问题就是每年给辽国银绢的数量。曹利用就此请示赵恒，赵恒说：“逼不得已，二百万（银、绢各一百万）也可。”意思是说，只要不割地，能讲和，辽国就是索取百万钱财，也可以答应。
当时宋朝极其富有，宋真宗时，宋朝廷的年岁收入折算为银绢，大概为七千万两／匹。因此，宋真宗认为可以承担“岁币”之数百万，以此来换取和平。
曹利用承旨后，刚从赵恒的行宫出来，就被一直守候在门外的寇准拦住。寇准问明情况后，警告曹利用说：“虽然有圣上的旨意，但你去交涉，答应所给银绢不得超过三十万。否则，你一回来我就要砍你的头！”曹利用后来成为风光一时的权臣，跟另一权臣丁谓联合起来，与寇准一派大搞党争，不过当时还未见显赫，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吏，被寇准一吓，立即悚然而惊，喏喏应命而去。
经过谈判，曹利用果然以三十万银绢谈成。宋辽双方订立了和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澶州西有湖名澶渊，澶州也称澶渊郡）。澶渊之盟规定：
一、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宋尊萧太后（辽圣宗生母萧燕燕）为叔母，后世仍以世以齿论。
二、以白沟河（今河北巨马河）为国界，双方撤兵。双方各守现有疆界，不得侵轶，并互不接纳和藏匿越界入境之人。
三、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称为“岁币”，至雄州交割。
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好笑的是，和议达成后，宋真宗询问结果，曹利用伸出三个指头。赵恒误以为给了辽国三百万，大吃一惊，说：“太多了！”但想了一想，又认为谈判既已成功，也就算了，又说：“三百万就三百万吧。”后来，赵恒弄清了只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合计数才三十万，不到宋年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五，大大低于早先的估计，不禁大喜过望，重重奖赏了曹利用，甚至写诗与群臣唱和，以此来庆祝。
宋真宗刚刚即位的时候，为了应付北方强大的辽国，以及西北与党项的战争，大肆扩军，招募禁军至五十余万人，加上地方上的厢兵，号称养兵一百万，数目相当庞大。澶渊之盟后，宋真宗立即着手裁减军队，遣散老弱残兵，精简编制，如取消富有战斗力的河东效顺一军，龙骑军原有十二个指挥，减为六个指挥等等。不仅如此，宋真宗为了表示友好的诚意，还将同辽国接壤的地名作了改变：改威虏军为广倌军、静戍军为安肃军、破虏军为信安军、平戍军为保定军、宁边军为永定军、定远军为永静军、定羌军为保德军、平虏军为肃宁军。
澶渊之盟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事件，对整个北宋朝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甚至有人认为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蒋复璁语）。一方面，这是一个在宋军占有优势的局面下签订的屈辱性条约；另一方面，这个屈辱性的条约却给宋辽边境带来了长达百年的和平，极大地促进了两国经济、文化的发展。
澶渊之盟以后，辽宋长期保持友好往来，宋朝在雄州、霸州（今河北霸县）、安肃军（今徐水）、广信军（今徐水东），辽在新城、朔州（今山西朔县），分别置榷场，进行双边贸易，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宋辽双方每逢有皇帝即位、生辰、丧事等，都互派使者来往。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北宋末年，时间长达百年之久。辽宋不曾兵戎相见，边境安定，当时的人这样评论：“（辽）与朝廷（宋）和好年深，蕃汉人户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
但在中国历史上，澶渊之盟却始终是个有争议的命题。辽国在不占有任何优势的情况下，反而从中大大获益，《辽史》的编纂者认为“澶渊之役”是萧燕燕军事生涯中最光彩辉煌的一页。对于宋朝而言，澶渊之盟是带有屈辱性的城下之盟，既从法律上承认了燕云十六州属于辽国，又开“岁币”之滥觞。宋真宗赵恒也因而成为“岁币”的始作俑者，开宋朝以“岁币”求和的先例，直接导致此后两宋之积弱，使宋朝繁荣的局面江河日下。
这一年，被公认是宋朝“积弱”的开始。
即使是在宋真宗一朝，澶渊之盟也被认为是奇耻大辱，寇准也因此而受到牵累，后来又因此而搞出“天书”的历史闹剧。
澶州之盟签订之初，赵恒认为南北停战是件大好事，是宰相寇准的功劳，因此加寇准为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待其甚厚。寇准功盖群僚，有目共睹。后来王安石也在《澶州》一诗中赞扬过寇准：“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然而，早先与寇准结仇的王钦若一直想方设法地排挤寇准，一天退朝后，王钦若故意留下，在赵恒面前攻击寇准说：“寇准逼着陛下亲征，将陛下当做‘孤注一掷’，订立‘城下之盟’。这不是胜利，是君王的耻辱，怎么还能说寇准对社稷有功呢？”又说：“时议有谓，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寇准传》）这话相当震撼，宋真宗当时没有表态，但此后对寇准的疑忌加重。寇准逐渐失宠。
不久，宰相毕士安病逝，寇准失去有力的同盟。寇准少年富贵，性喜奢侈，又好饮美酒，赵恒借机以“过求虚荣，无大臣礼”等罪名，罢免了寇准的相位，出知陕州（今河南陕县），改任王旦（寇准同科进士）做宰相。此时，寇准当上宰相不过一年多时间。
寇准改知天雄军后，刚好遇到辽国使者路过。辽国使者故意问道：“相公德高望重，为什么不在中书省做官，却来到天雄军呢？”寇准被说中痛处，却回答得相当巧妙：“如今朝中无事，不需要我居中任职。皇上认为天雄军是北门锁匙，非我寇准执掌不可。”这话回击得无懈可击，由此也可见寇准相当自负。
赵恒听信王钦若的话以后，深以澶州之盟为耻辱，常常闷闷不乐。王钦若趁机讨好对赵恒说：“惟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但是自古封禅，一般要有“天端”，王钦若和宋真宗想出了伪造“天书”的计谋。
由于担心宰相王旦反对，王钦若暗中向王旦传达圣意。赵恒又假装赐一坛好酒给王旦，王旦回家打开酒坛一看，发现坛内全是上好的珍珠。王旦自然明白这是皇帝亲自贿赂，从此不敢对“天书”这等荒唐之说有异议。
一天，赵恒对群臣说，夜见神人降“天书”于承天门。于是，以宰相王旦为首，王钦若、陈尧叟、丁谓等大臣皆称贺。赵恒率领群臣们到承天门，果然发现“天书”。王旦下跪献进，赵恒再拜接受，交陈尧叟启封，又命他宣读。于是，群臣入贺。有大臣名叫孙奭，对这君臣一唱一和的虚伪场面很看不惯，当面问宋真宗道：“以愚臣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耶？”赵恒默然不答。
不久，又在泰山得“天书”，赵恒亲自到泰山封禅。之后，赵恒在王钦若、陈尧叟、丁谓等大臣的迎合下，屡次搞“天书”、封禅等自欺欺人的活动，又大肆祭祀孔子、老子，并尊崇道教，大造道观，耗资巨大，以致岁出日增。
朝中大臣只有孙奭、张咏、李迪等敢于提出些批评。张咏（寇准同科进士）病重，临死前奋力上书，历数丁谓的罪行，并说：“乞斩丁谓头置国门谢天下，然后斩我张咏头置丁氏之门以谢丁谓。”意思是要皇帝杀丁谓谢天下，他张咏愿意以死谢丁谓，相当于是以死相谏了。然而，宋真宗只是赞叹张咏的忠直，并无悔改之意，依旧宠信丁谓。
宰相王旦因为对赵恒的所为不闻不问，从不提出反对意见，所以安坐宰相的位子。但他死前却留有遗命，让后人为他削发披缁入葬，表示悔恨他当初不谏“天书”的过失。
赵恒大搞“上天书”，劳民伤财，百姓不服，他开始有些不安，因此有人提出，只要平素不相信这些活动的寇准出面，便能使百姓折服。于是，赵恒命宦官周怀政暗示寇准“上天书”，想用寇准的名声来收服人心。寇准开始不愿意参与这种荒诞不经的活动。寇准的女婿王曙当时在内阁当郎官，与宦官周怀政交好。王曙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授意下，极力撺掇怂恿寇准，说只要寇准愿意上天书，便可以重回宰相位置。寇准一时陷入两难的境地。
寇准有个门人，颇有远虑，提出一个解决困境的办法：“寇公走到半路假称有病，坚持要外补为官，此为上策；如果入见皇帝，也可揭发天书之事皆是伪造的祥瑞，可以保全寇公平生正直的名声，此为中策；最下策则是再入中书省为宰相，如此则平生威望尽损。”十分可惜的是，寇准少年富贵，长期担任中枢要职，功名之心极重，难以自拔，最终还是没有听从门人的建议，违心地加入了“上天书”的行列。此事成为寇准一生中的重大污点，为时议所非。
上天书后，寇准果然被龙颜大悦的赵恒重新起用为宰相。然而，这位寇老西在错误的时机，通过错误的手段重新得到了宰相的职位，威信已经大为下降，并自此卷入是是非非的漩涡中，再也无力脱身。
宋真宗赵恒晚年，皇后刘娥开始干政，引起一些大臣的警惕和不满，这其中以宰相寇准和翰林学士李迪为首。寇准因为上天书重新得回宰相位置后，开始着力培养自己的亲信朋党，比如推荐丁谓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如果说寇准之前的上天书只是个人品德问题的话，误用丁谓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误，这一错误严重干扰了当时的朝政。
［宋朝有著名传奇“狸猫换太子”，流传极广，说的便是宋真宗皇后刘娥用狸猫换取了宫女李氏所生的龙种（即后来的宋仁宗），并将龙种说成是自己的儿子。刘娥原是个贫寒的花鼓女，靠打鼗鼓谋生，偶然的机会与当时还是襄王的赵恒结识，二人一见钟情，从此形影不离。宋太宗听说儿子喜欢上一个轻浮的花鼓女后，勃然大怒，勒令赵恒立即将刘娥逐出襄王府。赵恒实在舍不得刘娥，于是表面将刘娥送回四川老家，但暗中却将其送到亲信幕僚张耆（原名张旻）的家里。刘娥离开襄王府后，赵恒奉宋太宗命娶名将潘美（即戏曲中的潘仁美）第八女为妻。但赵恒一有机会，就悄悄去张耆家与刘娥私会。一直到宋太宗晏驾，赵恒即位为宋真宗，刘娥才得以重见天日。她进宫后立即被封为美人，不久便进为德妃。赵恒与刘娥长期相爱，最终还是冲破重重阻力结合。景德三年（1006年），郭皇后去世后，刘娥三十七岁，年纪在后宫嫔妃中最大，但在后宫地位也最高，离皇后宝座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刘娥的卑微出身，成为她当上皇后的最大障碍。朝中群臣一直赞成立沈才人为新皇后，宋真宗对此也不表态，显然是因为偏爱刘娥的缘故。为了压过沈才人，刘娥最终想出一个移花接木、李代桃僵的计策，命令心腹侍女李氏去服侍宋真宗。果然如其所愿，宋真宗对李氏产生了兴趣，临幸了她。不久后，李氏怀孕，产下一子，宋真宗喜出望外，给孩子取名为赵受益，后来改名赵祯，但孩子却被刘娥占为己有，宋真宗也默许她抱养李氏之子。赵祯不明真相，一直以为刘娥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其真正生母李氏则在宋真宗死后被赶去守宋真宗的永定陵。赵祯即位为宋仁宗后的第十年，李氏病重，直到临死前，才得进封宸妃。这段故事后来被演绎成匪夷所思的“狸猫换太子”，其实不过是子虚乌有，但却由此反映出后宫以子争宠的复杂局面。拥有子嗣，对刘娥能册立为皇后，以及宋真宗死后能够垂帘听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刘娥被册立为皇后，此后一生与宋朝的政治紧密相连。尤其是赵祯即位为宋仁宗后，她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对北宋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丁谓，字谓之，宋太宗朝进士。此人工于算计，机敏狡猾。他为了迎合宋真宗，大搞上天书活动，曾随宋真宗赵恒巡视。大礼结束后，赵恒下诏赐给随行大臣玉带。当时随行大臣共有八人，但行宫库房中只有七条玉带。不过，尚衣局存有皇帝备用的一条玉带，称为“比玉”，价值八百万钱。赵恒见玉带数目不足，便想用比玉补足数量。丁谓很想得到这条比玉，但其官位在其他七人之下，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丁谓便故意对办事的官员说：“不必动用尚衣局的玉带，我自己有小腰带，暂且拴上它来行辞谢礼，等回到京城另外赏赐也不迟。”办事官吏觉得丁谓很大度，便具实奏报，赵恒觉得有理，便按丁谓的方法去做。结果，随行大臣都接受了赏赐的玉带，而丁谓自己的腰带仅仅像指头一样宽。赵恒看在眼中，觉得十分过意不去，立即告诉办事官吏：“丁谓的玉带与同列官员差别太大，你们迅速取一条来与他更换。”办事官吏报奏说只有尚衣局的那条比玉，于是赵恒决定把比玉赏赐给了丁谓。事见沈括《梦溪笔谈》，丁谓的机敏诈变由此可见一斑。
开始，丁谓依附权臣王钦若等人，时人称其为“五鬼”。王钦若便是在澶渊之盟后谗言寇准罢相的人。奇怪的是，尽管丁谓依附王钦若，但寇准却十分欣赏他的才气。赵恒即位之初，寇准就大力举荐丁谓。当时的宰相李沆（寇准同科进士）十分鄙视丁谓的人品，说：“纵观丁谓的为人，难道可以使其位于他人之上？”寇准为人尖刻，当即回敬道：“像丁谓这样的才气，难道能够长久使其位在他人之下？”李沆说：“日后你总会想起我这句话的。”但寇准始终不以为然。
丁谓当上副宰相后，开始小心谨慎，对寇准十分谦恭。有一次中书省宴会，寇准在豪饮后，被菜汤沾到了胡须上。丁谓看到后，马上起身为寇准擦拭胡须。寇准不但不领情，反而十分恼火，当场讥讽丁谓说：“你现为参政，国之重臣，怎么能为长官擦拭胡须呢？”丁谓一时难以下台，不由得恼羞成怒，结下深怨，发誓要报复寇准。
此事也可见寇准的性格，自视甚高，性情刚硬，言语尖刻，经常弄得人难以下台。这些没有必要的口舌之快导致他一生树敌甚多。比如当年签订澶渊之盟的曹利用后来担任枢密使，执掌军机。寇准看不起曹利用，认为其既无品行，又无才气。两人每每有意见分歧时，寇准总是大声训斥曹利用说：“你是一介武夫，怎么能识大体？”由此导致曹利用恨寇准入骨，倒向丁谓一边。二人联合起来与寇准分庭抗礼，导致党争不已。
而随着赵恒身体状况的恶化，刘娥权力越来越大，成为宋帝国实际上的统治者，其一举一动，对当时的政局，尤其是对寇准与丁谓两派之间的党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刘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开始笼络自己的势力，主要是以翰林学士钱惟演和副宰相丁谓为首：因刘娥义兄刘美（实际上是前夫）娶了钱惟演之妹，而丁谓则是钱惟演的姻亲。
而之前，刘娥宗族横行不法，强夺蜀地百姓盐井，被人告发。宋真宗念及刘娥，想就此不问。但寇准铁面无私，坚持要求依法惩治，由此得罪了刘娥。只不过刘娥隐忍未发。
天禧四年（1020年）六月，赵恒得了疯瘫病，政事多由皇后刘娥主持，钱惟演、丁谓一派立即权势熏天。寇准和李迪对此深以为忧。
赵恒自以为一病不起，想将皇位传给太子赵祯。宦官周怀政将宋真宗的心思秘密告诉了寇准。有一天，寇准请屏除外人，对宋真宗说：“皇太子是万民所仰，愿陛下考虑到后继之事，传位给太子，并挑选端方正直的大臣来辅佐。丁谓、钱惟演是奸邪之徒，千万不能让他们辅佐少主。”赵恒点头答应。寇准立即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拟表章，由太子参政监理国事，并打算用杨亿辅政，替代丁谓。
这是相当重大的应变行动。杨亿深知事关机密，非同小可，连夜亲自撰写书稿。然而，纰漏却出在了寇准本人身上。寇准“性豪侈，喜剧饮”，结果喝醉了酒后泄露了机密，被丁谓知道。丁谓质问李迪说：“官家（指宋真宗）马上就要恢复健康，看你们怎样处理此事？”李迪回答说：“由太子参政监国，是古来就有的制度，为什么不可以呢？”
丁谓立即将此事报告给刘娥。刘娥立即在赵恒面前诬陷寇准要挟太子，预备夺取朝廷大权。史书记载此时赵恒已经不记得先前与寇准的谈话，于是罢免了寇准的宰相职务，这是寇准第二次罢相，也仅仅只做了一年宰相。显然，这是在为赵恒打掩护，不过是要掩饰赵恒畏惧妻子的事实。实际上，到了赵恒晚期，刘娥已经牢牢掌握了朝政大权，宋真宗有心无力，如同当年的唐高宗与武则天的情形。
寇准罢相后，李迪和丁谓担任宰相。而寇准被降为太子太傅不说，赵恒还挑选了最小的地方“莱”，封寇准为莱国公。这是赵恒恼怒寇准口风不严，导致事败。这个微妙的细节多少可以说明赵恒不满刘后坐大，只是他天生性格懦弱，已经无力改变。一个强硬的皇后，与一个软弱的皇帝结合，结果只能是皇后干政。如果皇后还比皇帝长寿的话，垂帘听政更是不可避免。
寇准一派失利，导致形势急转直下。宦官周怀政一向依附寇准，更是感到深重的危机。当时朝廷崇尚道教，周怀政趁机托神造符，掠取国库钱财，妄言国家休咎，评品朝廷大臣，相当招人怨恨。朝中不少大臣都告发周怀政。寇准因为周怀政一直顺从自己，他也需要在皇宫中有个亲信，因此一直没有追究。
寇准被罢相后，周怀政日夜惶恐不安，决定铤而走险，派其弟周怀素召客省使（接待外使的官员）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等，准备发动政变，一举杀死丁谓，用寇准为宰相，奉赵恒为太上皇，罢刘皇后预政，传位给太子赵祯。结果，这件事被杨崇勋告诉了丁谓。丁谓知道事情紧急，立即换上便衣，乘坐妇人用的车辆，连夜找曹利用商量对策。
第二天，丁谓将此事上奏赵恒和皇后刘娥。赵恒下诏审讯周怀政，周怀政满口招认。赵恒暴怒之下，竟然还想严惩太子赵祯。皇帝发了大火，群臣谁也不敢说话。只有宰相李迪从容地上奏：“陛下有几个儿子？竟然想如此处理。”赵恒这才醒悟过来，便不再追究太子。
幸亏李迪从中斡旋，此案才没有株连太多，仅仅只杀了周怀政一人了事。但丁谓却趁机对寇准大加迫害，将其一贬再贬，先是降为太常卿、知相州，后徙安州，再贬道州司马，最后被放逐到边远的雷州（今广东海康）去当司户参军，等于被发配到那里去充军。寇准离开京城那天，大臣们由于害怕丁谓，都不敢去送行，只有王曙以“朋友之义”为寇准饯行。从此，寇准远离他所热衷的名利场，直到最后死在南方。
寇准遭贬，据说是丁谓和刘娥勾结起来，背着宋真宗干的。据《宋史·寇准传》记载，宋真宗一直都不知道寇准已经被贬出朝，他还曾经很奇怪地问左右说：“为什么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寇准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众人这才知道寇准被贬的谕旨并非宋真宗的意思。然而，刘娥势倾朝野，也没有人敢告知皇帝真相。甚至宋真宗在病逝前，还对近臣说群臣中只有寇准与李迪是可以托付国家大事的重臣。
寇准被贬斥后，丁谓担心李迪与寇准交好，会帮助寇准复相，于是勾结刘娥，罢免李迪的宰相位。尤其阴险的是，丁谓打算将寇准和李迪置于死地，挖空心思地想出一条毒计，他让去向寇准和李迪传达圣旨的宦官在马前悬挂一内插宝剑的锦囊，使人误以为是降旨赐死的样子。李迪为人耿直，立即上当，一看见宦官就误以为是皇帝降旨赐死，主动要求自裁。幸亏被儿子抱住，才没有枉送性命。宦官如法炮制来找寇准，众人见到宦官杀气腾腾的样子，都十分惶恐。唯独寇准镇定自若，说：“朝廷如果是赐下臣死，下臣要亲自看看圣旨。”丁谓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寇准去职后，民间对他十分怀念，流唱歌谣说：“欲时之好呼寇老，欲世之宁当去丁。”丁就是指丁谓。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丁谓后来因事被贬，放逐之地是崖州（今海南），恰好要经过寇准被贬的雷州。听说丁谓要来后，寇准的家仆打算为寇准报仇。寇准就将这些家仆锁在房间里，放任他们赌博，另外派人携带一只蒸羊去送给丁谓。一直等到丁谓走了，寇准才将家仆们放出。
雷州气候恶劣，生活艰难，加上忧愤不已，寇准身体很快垮下来。天圣元年（1023年），寇准突患重病，他急忙命人取来当年宋太宗赐他的通天犀玉带，沐浴后具朝服束带，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设卧具，就榻而卒，时年六十二岁。此时，宋仁宗赵祯刚刚即位不久，改寇准为衡州（今湖南衡阳）司马。然而，圣旨到时，寇准已经死去。
寇准本人很有文采，诗词写得清丽宛转，旖旎多情，如《江南春》云：
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苹满汀洲人未归。
一泓春水，烟波渺渺；岸边杨柳，随风飘荡。萋萋芳草连绵不尽，一直蔓伸到遥远的天涯。夕阳下，孤零零的村落寂寥无人，只见凋谢的杏花飘落满地。这样饱含伤春情愫的小词竟然是出自一代名臣寇准之手，实在令人惊诧。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评论此词说：“观此语意，疑若优柔无断者；至其端委庙堂，决澶渊之策，其气锐然，奋仁者之勇，全与此诗意不相类。盖人之难知也如此！”其实，寇准的一生几经沧桑，也许正是以诗意来寄托自己流年风雨、壮志难酬的感伤。
寇准死后，因家无余财，其妻宋氏（宋太祖开宝皇后的幼妹）入宫启奏，请求朝廷拨款，以从雷州搬运寇准灵枢回故土安葬。结果，朝廷给予的拨款仅够运灵柩到宋氏住地洛阳，根本不够运回寇准故乡下邽。当时朝政大权都在刘娥手中，这显然是刘娥故意所为，表明她仍然不忘当年寇准大公无私惩治刘氏宗族之仇。一直到寇准去世十一年后，刘娥病死，宋仁宗得以亲政，才下旨准寇准归葬故土，并为寇准昭雪，下诏复寇准官爵，追赠中书令、莱国公。宋仁宗还诏命翰林学士孙抃为寇准撰神道碑，并亲笔题“旌忠”二字为碑额，立于寇准墓前。皇帝亲自题写碑额，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荣耀，由此也总算对寇准几起几落的一生做出了肯定。
4．高琼
小说中高琼的个人背景和经历均为真实史实，他本因强盗罪被判死刑，离奇逃脱后成为晋王赵光义心腹，多次跟随出入大内皇宫，为宋太祖赵匡胤瞩目，特意赐其军衣。赵光义即位后，高琼一飞升天，逐渐位居武将高位，朝中无人能出其右，他曾孙女高滔滔就是后来有“女中尧舜”之称的高太后（宋英宗皇后，宋神宗生母）。
高滔滔祖父是名将高继勋，母亲是北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姨母是宋仁宗皇后曹氏。高滔滔从小就被曹皇后视为亲生女儿，养在宫中，被称为“皇后女”。当时宋英宗赵曙年幼，也被抱养在宫中（宋仁宗无子），被称为“官家儿”。两个小孩刚好同岁，宋仁宗对曹皇后说：“异日当以婚配。”这样，高滔滔和赵曙青梅竹马，有着很好的感情基础。长大后，宋仁宗和曹皇后亲自为两人主持婚礼，当时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的说法。赵曙即位为宋英宗后，立即立高氏为皇后，二人的感情一直很好。高滔滔自小在宫中长大，经历了许多重大政治事件，见识相当不凡，决非普通女子可比。
宋英宗死后，宋神宗赵顼即位，尊生母高皇后为皇太后，立妃子向氏（已故宰相向敏中曾孙女）为皇后。
在宋神宗之前，宋仁宗、宋真宗都是著名的守成之君，基本上完全继承了宋初制定的政策——即宋太祖、宋太宗制定的“祖宗之法”。到宋神宗即位之时，宋朝开国已经将近百年，积弊日深，国内危机日益严重，边境还面临辽国和西夏的严重威胁。而宋神宗此时刚刚二十岁，年轻而富有朝气，对此内忧外患的局面十分焦虑，想缓解危机、富国强兵。年轻的宋神宗深信要改变现状，变法是唯一的办法。他为此重用王安石，开始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熙宁变法。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变法失败，王安石罢相。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也在内外交困中病死，在位十八年，年仅三十八岁。一位心有大志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就这样英年早逝。
皇太子赵煦即位为宋哲宗，改元元祐，尊祖母高滔滔为太皇太后，尊宋神宗皇后向氏为向太后，尊生母德妃朱氏为皇太妃，军国大事由太皇太后高滔滔暂时处理，一切按照宋真宗皇后刘娥听政的先例办理。从此，五十四岁的太皇太后高滔滔开始垂帘听政，执掌朝政大权达八年之久。
高滔滔一向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对儿子宋神宗大力推行新政非常不满，她垂帘听政后，立即起用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她先是召回被变法派排斥在外的老臣司马光。随后，高滔滔废除了宋神宗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将因为不支持新法而被下放贬谪的旧臣都召回京师，分别重用。
熙宁元丰年间，有一批重臣因为反对变法而被罢官，包括文彦博、司马光、范纯仁等人。这些人被免职后，与在洛阳的一些士大夫往来十分密切。当时洛阳有名士邵雍、程颢、程颐等人，均以道学家自居，文彦博等人待之如上宾。富弼、司马光等人仿照白居易九老会的故事，经常集中在一起，赋诗取乐。他们只按年龄大小排列顺序，不按官职高低来论资排辈。他们在经常聚会的地方专门修建了一所房子，将他们十三人的像全部画在房子里面，当时人称之为“洛阳耆英会”。这些“洛阳耆英”十分喜欢接纳宾客，经常召集士大夫在一起，谈论一些趣闻轶事或国家大事，然后喝几杯酒，吃一顿便饭，号称是“真率会”。洛阳人敬重这群人的学识和风度，也十分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每次“耆英”聚会之时，总有不少人围观，竟然由此成为洛阳的一大景观。
而这些“耆英”中，最为人瞩目的要数司马光。司马光作为保守派的领袖，声望极高，当时民间早已流传一句话：“君实不出，如天下苍生何？”君实是司马光的字。在天下人的心目中，司马光才是“真宰相”。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到京城开封吊唁宋神宗。刚到开封，宫廷卫士及京城老百姓争先恐后地拥在司马光身边，对他说：“相公不要回洛阳了，留下来当宰相，老百姓会生活更好。”围观者多达数千人。由此可见司马光声誉之隆。然而，司马光却消受不起这般众星捧月般的拥戴，十分恐惧，生怕因此而招来朝廷猜忌，急忙不辞而别，返回洛阳。高滔滔听说司马光回洛阳后，急忙派宦官梁惟简追到洛阳，代表太皇太后加以安慰，并向司马光问政。之后，司马光入朝拜相。
高滔滔一临政，便拜司马光为相，立即赢得了相当的人心。就连大宋的敌国契丹，听说司马光为宋朝宰相后，也大为敬畏，告诫己方的边关守将不要轻易挑起争端，要维持辽宋双方友好关系。
高滔滔垂帘后，“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尽量与民生息。她治下的九年，史称“元祐之治”，被认为是宋朝天下最太平、百姓最安乐的时代，这也是宋朝最后一个国势较强的时期。《宋史》记载说：高滔滔“临政九年，朝廷清明，结夏绥安，杜绝内降侥幸；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巨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中尧舜。”
高滔滔能被称为“女中尧舜”，足见其治下朝政清明，然而，宋朝历史上最激烈、最残酷的党争也发生在这一时期，甚至从元祐时期一直延续到宋哲宗亲政后，在朝的大臣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变法派，都不可避免地卷入激烈的党争。这其中，复杂微妙之处难以言表，既有保守派与变法派之间的政治之争，也有宋哲宗与高太后的冲突，还夹杂着许许多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个人恩怨和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