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知音在何处，凝寂欲销魂——张咏
张咏（946～1015年），字复之，自号乖崖，濮州鄄城人，是宋臣中极为传奇的人物，不仅在世时已名倾朝野，更是在死后为无数士大夫交口称颂。北宋名相王安石评价说：“忠定公（张咏谥忠定）殁久矣，而士大夫至今称之，岂不以刚毅正直，有劳于世若公者之少欤！”名相韩琦撰《张咏神道碑》云：“张公以魁奇豪杰之才，逢时自奋，智略神出，勋业赫赫，震暴当世，诚一世伟人也。”南宋名诗人刘克庄作诗赞美张咏道：“军皆歌范老，民各像乖崖。”范老指范仲淹，乖崖则是张咏的号，可见张咏在朝野影响之大。
张咏不仅政绩突出，而且文武双全，剑术高明。他年轻时漫游全国各地十余年，留下许多佳话。据宋人刘斧《青琐高议》记载：张咏有一次回老家时路过汤阴，县令和他相谈投机，赠送了十贯钱和一些布帛。十贯有一万个铜钱，数目不算小，装起来有一大袋子，张咏将钱和布帛驮在驴背上，和小童一道赶驴回家。有人警告他说：“回去的路上夜间要宿店，那里人烟稀少，常有歹人出没，很不安全，还是等到有其他客商后结伴同行，较为稳便。”张咏道：“现在已经到了秋天，天气渐渐冷了，父母年纪已大，没有寒衣御冬，我怎么能在这里多停留？”只背了一柄短剑便即启程。
走了三十余里，天渐渐黑下来了，路边只有间孤零零的小客栈，张咏便去投宿。客栈主人是个老头，有两个儿子，见张咏的驴子上带了大量钱财，很是欢喜，悄声议论道：“今晚上有大生意了！”张咏暗中听见，知道店翁不怀好意，于是预先砍了一大捆柳枝放在房子里。店翁问道：“那是用来干什么的？”张咏说：“明天天没亮就要赶路，路上用来当火把照明。”
刚到半夜，店翁打发他大儿子来叫门：“鸡已经打鸣了，秀才可以上路了！”张咏一声不响。大儿子听到无人答应，便来推门。张咏早已有备，先用木床顶住左边的一扇门，又用手挡住右边另一扇门。大儿子反复用力推门，张咏突然松手退开，大儿子毫无防备，跌了进来。张咏回手一剑，将他杀了，随即将门关上。
过不多时，店翁的二儿子又到了，张咏仍依样画葫芦将他杀死，持剑去寻店翁，只见他正在烤火搔痒，甚是舒服，当即一剑将他脑袋割了下来。这才招呼小童赶驴出门，点燃事先准备好的柳枝，一把火烧掉了客栈。走了二十里天才大亮。第二天，后面跟上来的人纷纷说：“前面那家客店不慎失火，全家都被烧死了。”
又据宋人王巩所著《闻见近录》记载：张咏客居长安时，夜里听见隔壁有人号哭，不由心生好奇，叩门问原因。原来隔邻的主人是一名奉派异乡任官的官员，因曾私自挪用公款，被手下恶仆抓住把柄，自此一直受恶仆要挟，甚至要强娶他女儿为妻。张咏了解事情真相后，第二天故意来到官员家拜访，假意要商借恶仆陪他探访亲戚。那恶仆本来不愿意，几经催促，才勉强随张咏上路。两人骑马出城后，行经一处山崖边，张咏一一数落恶仆罪状，趁恶仆震惊分神时，抽出袖中木棍，向恶仆挥去，恶仆当场坠崖而死。张咏不动声色，坦然回城，对那官员说：“那个仆人不会再来了，你赶紧辞官回到你的家乡吧，以后做人行事要谨慎小心点。”极有游侠色彩。张咏自己曾对朋友说：“张咏幸好生在太平盛世，读书自律，若是生在乱世，那真不堪设想了。”
张咏性格刚烈暴躁，是出了名的急性子。他有一次戴着头巾吃馄饨，偏偏那头巾的带子长了点儿，连着几次垂到了馄饨碗里。张咏登时火冒三丈，一把将头巾拽下来塞进碗中，高声嚷道：“就让你吃吧！”自己则扔下勺子站起身走了。
这则有趣的故事仅仅反映了张咏性格的一个侧面。在历史上，张咏还以好读书、喜藏书而闻名。他出身贫寒，家里穷得买不起书，渴望读书的他只好到有书的人家恳求借阅，借到手之后，先手抄下来，然后再详细苦读。他十分勤奋，因家中没有书桌，就背靠着院子里大树的树干读书，一篇文章读不完，决不进屋歇息。张咏有《劝学》诗：“玄门非有闭，苦学当自开。”正是他青年时代刻苦攻读的真实写照。
张咏进士及第后步入仕途，官俸几乎都用来买书，时人称他“不事产业聚典籍”，意思是说，他有钱不买房、不置产业，一心只顾着买书。久而久之，张咏的藏书竟有近万卷之多，除正统的经、史、子、集外，还包括医药、种树甚至卜筮方面的书。尽管后来官居显要，张咏却一有闲暇，就躲进书房读书，“力学求之，于今不倦”，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书痴。
张咏初入仕途时被分发任崇阳（今湖北崇阳）县令。刚到崇阳城门时，见到一农民自城中买菜回村，张咏勃然大怒，命人捉住老农，责罚他有地不种菜自用，又下令乡村农户都必须自种菜吃，不然要重罚。百余年后，崇阳百姓犹称萝卜为“张知县菜”。
崇阳一带百姓一向以种茶为生。张咏得知后说：“茶得利多，以后官府一定会权衡利害改变政策，不如早点自行更改。”于是下令砍掉茶树，拔茶栽桑，养蚕发展丝绢生产；又兴修水利，灌溉农田，百姓纷纷叫苦。不久，朝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榷茶（即对茶叶实行专卖），鄂州其他各地茶园户或破产失业或贫困不堪，独崇阳县桑树成林，丝绢年产百万匹，百姓以缣纳税，生活安定富足。
张咏任崇阳县令时，发现管钱小吏偷了一文铜钱藏在头巾里带出库房，于是下令杖责作为惩戒。小吏很是不满，嚷道：“我不过是偷了一文钱，你竟因此打我，但你敢杀我吗？”张咏大怒，当即写了四句判词道：“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随即拔剑，亲自斩杀了小吏，再行公文报省府自劾。当时朝廷驾驭地方官员松弛，司法粗糙，地方长官越法杀人是常有之事，省府也不予追究。然而此事震动崇阳，从此全县公事肃然，再无敢蚀公贪污者。张咏三年任满还朝，崇阳百姓感其政绩功德，建祠敬祀至今。
张咏性格刚直，刚愎自用，治才强干，为官理事尚严猛，多有政绩。他从不像其他官员那样派人做耳目，而是不厌其烦地亲自到民间探访民情。曾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张咏答道：“别人都有自己的好恶，会扰乱我的视听。我只是分别了解各方面的人，反复询问，而不只听一面之词。向君子询问得到的是君子之见，向小人询问得到的是小人之见。虽然各人都可能有所隐瞒，但真实情况也就可以了解到十之八九了。”问者当即感慨道：“张公算得上绝顶聪明的人。”
张咏生平政绩，以治蜀最为突出。宋太宗淳化年间，四川发生王小波、李顺起义，朝廷派王继恩（即《斧声烛影》小说中的内侍行首）任招安使前去镇压，同时任命张咏参赞军务，安抚地方。起义虽然平定，但太监王继恩统军无方，与当年的王全斌一样纵兵扰乱民间，深以为患。王继恩还派兵捉了许多所谓的“乱党”交给张咏治罪，张咏二话不说，将这些人尽数放了。王继恩大怒。张咏道：“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咏与公化贼为民，有何不可哉？”王继恩这才无话可说。
王继恩部下居功骄横，恣意妄为，常常仗势欺人，勒取民间财物。张咏派人捕捉，也不向王继恩交代，命人直接将这些士兵投入井中淹死，对外则声称是畏罪自杀。王继恩心知肚明，可自己理亏，也不敢向张咏责问，双方都假装不知，安然无事。王继恩部下见张咏手段厉害，不得不规矩起来。后来张咏干脆密奏请朝廷召王继恩回朝。
当时蜀中有谣言说：“一白头翁午后吃人，无论男女。”张咏坚决不信，派人深入调查，揪出造谣者，立斩示众，谣言顿息。
有一日阅军，张咏带着侍从刚入操场，一伙兵卒蜂拥至马前，群呼：“万岁！万岁！”势欲哗变。张咏镇定异常，从容下马，面朝开封方向跪下，也大呼“万岁”，众士卒从呼。张咏再从容上马，缓缓向阅兵台行进，举手即将一场即将发生的哗变消灭于斯须之间。寇准后来也遭遇过类似的“万岁”事件，却因为乏于应对之策，被对手弹劾去职。明人郑暄在其《昨非庵日纂》中评论道：“大抵天下事出于熟计深思，常才可办。惟变起急猝，飘风迅雷，自非英雄盖代之才，应之未有不颠谬者。”张咏的应变之才，堪称盖世。
张咏到四川上任，未携带家眷。属下官吏见他单身一人，处事严峻，都不敢娶侍妾、养婢女。张咏体贴人情，就自己主动买了一名婢女服侍起居。解任回朝时，唤其父母领回嫁人，厚赠婢女妆奁、嫁资。后来娶到婢女的男子大为感激，因为婢女仍是处女。
张咏为这事特意写了一首《孟孟词》：
胡中不识春时节，门外春回花未发。奴家闻道汉宫春，遥望南天拜新月。拜新月，攒双眉，别部胡茄声亦悲，低头自叹胡无知。
张咏擅长审案，曾有人将他判决的案例和判词集录编辑刻录成书，名《诫民集》，流传后世。
曾有某农民告状，家中耕牛被人割舌。张咏问农民道：“你曾与谁结怨？”答：“邻人前借粮未予，恐已结怨。”张咏便教老农回家即宰其牛，卖肉于市。老农遵教行事。宋代宰杀耕牛是重罪，随即有人到府署告状，说某农民私宰耕牛。张咏质问告状人说：“你既割人家牛舌，为何又来诬告他私宰耕牛？”告状人惶恐，吐实服罪。
又有一次，一名僧人到府署呈验出家凭牒，被张咏撞见，立即下令以杀人罪名逮捕僧人，交给司理院审理。众官吏均不明白张咏如何判定僧人是杀人凶手。张咏问僧人道：“出家几年了？”答称七年。张咏突然指其额头道：“既然出家七年，为何额头还有头巾系痕？”僧人惶恐服罪，原来他其实是俗民，因与一僧同路，杀僧抢其度牒袈裟，剃发冒为僧人周游撞骗。众官吏无不惊佩张咏明察如神。
张咏任杭州知州时，有个年轻人和姐夫打官司争产业。姐夫说：“岳父逝世时，我小舅子还只三岁，岳父命我管理财产，遗嘱上写明，等小舅子成人后分家产，我得七成，小舅子得三成。遗嘱上写得明明白白，又写明小舅子将来如果不服，可呈官公断。”说着呈上岳父的亲笔遗嘱。张咏看后大为惊叹，叫人取酒浇在地下祭岳父，连赞：“聪明，聪明！”向姐夫道：“你岳父真是明智。他死时儿子只有三岁，托你照料，如果遗嘱不写明分产办法，又或者写明将来你得三成，他得七成，这小孩子只怕早给你害死了，哪里还能长成？”当下判断家产七成归子，三成归婿。当时人人都服张咏明断。
当时江南一带农业歉收，饥荒之际，有很多百姓甘犯禁令、贩卖私盐（宋代对盐实行垄断经营）度日，官兵捕拿了数百人，张咏随便教训了几句，便都释放了。部属们说：“私盐贩子不加重罚，恐怕难以禁止。”张咏道：“钱塘一带十万户人家，挨饿的有八九成。这些人若不贩盐求生，一旦作乱为盗，用死来换取生存，就成大患了。待秋收之后，百姓有了粮食，再以旧法禁贩私盐。”这年秋天以后，杭州再也没有盐贩子了。
著名诗人潘阆曾写诗赞美张咏知杭政绩，有句云：“贪吏诫守廉，饥民苏今生。钱塘太守贤，好共致太平。”
张咏为文疏通平易，不为崭绝之语。其诗名列西昆体中，为《西昆酬唱集》第十一名。有《乖崖集》传世。现录一首《访人不遇》：
旧径莓苔合，儿童独闭门。踏霜归远店，凉月照空樽。雁响蒹葭浦，风惊橘柚村。知音在何处，凝寂欲销魂。
这首诗写访友不遇返回客店，寒霜、远店、凉月、空樽、雁鸣、风惊等景象栩栩如生，反衬出作者凄清和孤寂的心情。
2．九万鹏霄振翼时，与君同折月在枝——向敏中
向敏中（948～1019年），字常之，开封人。为家中独子，自小父亲管教严厉，养成淳谨端厚的性格。他与张咏、寇准为同科进士，三人终身保持着极好的友谊。宋太宗赵光义曾飞白（一种字体）书向敏中、张咏二人的名字交付中书省，嘱咐道：“此名臣也，朕将用之。”
向敏中在西京洛阳当官时，曾遇到一件疑案：一天有名僧人路过某个村庄，因天色已晚，就向一户人家叩门请求投宿，但主人没有答应。僧人投宿无门，只得暂且栖身在这家门外的车棚里。半夜时分，僧人正睡觉之中，忽然被外面动静惊醒，发现一个强盗拉着一名妇女带着衣物包裹翻墙而出。僧人心想：“我昨天来借宿，主人不肯收留，现在主人家里人财俱失，明天早上发现了，必然会怪罪于我。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尽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想到这里，僧人决定一走了之。
只是深更半夜，四下乌黑一片，僧人又不熟悉道路，竟失足摔进了一口枯井中。事也凑巧，刚才被强盗劫持的妇女已被杀死，也抛尸在同一口枯井里。僧人一见暗暗叫苦不迭，欲出无门，只好在井中坐等。
第二天天亮，那家主人不见了妇女与财物，沿着脚印追到枯井边，发现了井底下的僧人和女尸，就将僧人扭送到官府。人赃俱在，僧人无法辩解，为免受皮肉之苦，只得含冤承认是他引诱那妇女一起逃跑，由于怕人追来，所以把她杀了扔到了井里，而本人也不慎掉了进去，偷得财物扔在井边，后来不知让什么人拿去了。
供词合情合理，于是就此结案，报到州府批复。州府官吏都认为此案判得对，人证物证俱全，唯独向敏中持有异议，认为所丢财物未能查获，案件存在疑点。他特意重新提审僧人，反复劝说，终于得知真实情况。
为寻找真凶，向敏中秘密派了一个小吏出去查访。一天，小吏来到附近村里的饭馆吃饭，饭馆的老太婆听说他是从城里来的，就问：“那个僧人的案子怎么样了？”小吏骗她说：“听说昨天已经被处决了！”老太婆说：“要是现在再抓到真的凶手会怎么样呢？”小吏肯定地答道：“这个案子已经判决，尽管错了，但如果再抓到真的凶手也不会再问罪了。”老太婆听说后，就凑了过来，悄悄地对小吏说：“这话现在说出来也没有关系了。那个女人实际上是村里的某个年轻人杀的。”说着就指点着小吏看到那户人家。小吏如获至宝，赶紧来到年轻人的家里将其擒获。后经过审问，年轻人招认不讳，又从他家里搜查到了丢失的赃物。无辜蒙冤的僧人被无罪释放。
宋真宗景德年间，辽国举兵犯边，直逼澶州（今河南濮阳南），宋真宗御驾亲征。那时，西夏党项人也欲反叛。宋真宗出征前，赐右仆射向敏中一封密诏，将西北边防托付给他，允许他相机行事。向敏中得到密诏后收藏了起来，毫不张扬，只像往常一样管理政事。当时正逢盛大的驱鬼傩会，传闻有禁军士兵要趁傩会时作乱。向敏中命亲信士兵披上甲胄，事先埋伏在廊下幕布中。第二天，将来宾、幕僚、军官、士兵全部召来，备置酒席，观赏傩会。等到傩人到来后，向敏中忽然举手，埋伏的士兵一拥而上，将傩人全部擒获，果然从他们身上搜出不少短刀匕首。向敏中下令将这些人当场在酒席前斩首，又就地挖坑深埋，然后打扫干净庭院，继续饮酒作乐。外面丝毫不知军乱之事，可见向敏中遇事敏速，极富才略。
向敏中为人清谨，能诗善文，散文如《留别知己序》等志意高远，人称有宰相风度。著有文集十五卷，今已佚。《全宋诗》卷五四录其诗十一首。《全宋文》卷一二九收其文十二篇。现录《寄寇平仲》诗一首：
九万鹏霄振翼时，与君同折月在枝。细思淳化持衡者，得到于今更有谁。
平仲即为寇准的字，为向敏中写给同年寇准之作。
3．江南春尽离肠断，苹满汀洲人未归——寇准
景德元年（1004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不能被忘记的一年。这一年，是宋朝“积弱”的开始。
从这一年的正月开始，便有十分不好的兆头，宋朝京师开封连续三次发生了地震，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随后，冀（今河北冀县）、益（今四川成都）、黎（今四川汉源）、雅（今四川雅安）诸州均发生了地震。
就在这一年，辽军大举攻宋，北方州县频频告急。此时，寇准刚刚当上宰相后不久，历史的风云赋予了他难得的机遇。然而，他个人的命运如同国家的命运一样，在这一年呈现出戏剧般的色彩，已经昭示出日后的悲剧迹象，悲剧的根源，既与当时的朝政局势有关，也与寇准其人的性情有关。这位民间传说中大名鼎鼎的寇老西，一生宦海沉浮，几起几伏，大起大落，有三件大事与其个人命运和国家都有紧密关系：一是澶渊之盟，二是轰动一时的“上天书”事件，三是误用丁谓，直接造成了他罢相、复相、再罢相的跌宕生涯。
寇准（962～1023年），字平仲，华州下邽人，少年好学，通晓《左传》等经典古籍。七岁随父登华山时，便留下了“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的诗句，名噪一时。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十九岁的寇准考中进士甲科，并取得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资格。当时，因宋太宗赵光义多喜录用中年人，有人便劝寇准在殿试的时候多报几岁年龄，以增大录取几率。寇准却严肃地说道：“我正思进取，怎么能欺君瞒上呢！”还是如实申报，结果，寇准凭借满腹经纶，一试得中，受任为大理寺评事（虚衔），实任大名府成安县（今河北成安）知县。与寇准同榜中进士者还有李沆、王旦和张咏，这四人后来均成为北宋名臣。
年轻的寇准被赵光义赞为“临事明敏”，颇受赞赏，自步入仕途开始，官运亨通，仕途顺利，加上人长得英俊豪迈，很容易地赢得了一份爱情，娶到了宋太祖赵匡胤宋皇后（开宝皇后）幼妹为妻。尽管寇准春风得意，但他在朝臣中却一直以刚直足智著名，非常之难得。端拱二年（989年），寇准在大殿奏事，极言利害，对朝廷的一些政策多有抨击。赵光义听不进去，生气地站起来要回内宫。寇准却牛脾气发作，上前扯住赵光义的衣角，非要皇帝听他把话讲完才能走，旁边的大臣都为寇准捏了一把冷汗。事后，赵光义想明白了，反而十分赞赏寇准的执拗，高兴地说：“我得到寇准，就像唐太宗得到魏徵一样。”寇准确实堪比魏徵，然而赵光义无论是文韬还是武略，都与李世民差得太远。
话虽如此，但赵光义对寇准始终不能像唐太宗李世民对魏徵那样亲密无间，备加信任，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寇准夫人宋氏是宋太祖赵匡胤宋皇后幼妹。当年大雪之夜，赵匡胤神秘驾崩，宋皇后命宦官王继恩急召赵匡胤幼子赵德芳进宫即位，王继恩却擅作主张，去召了赵光义，于是赵光义即位。然而，宋皇后召赵德芳进宫的一幕，赵光义却始终不能忘记，这也是为什么宋皇后死后，赵光义甘冒天下汹汹之口的议论、下令不准以皇后礼下葬宋氏的原因。赵光义的胸襟气度，也由此可见一斑，这样一个心胸狭隘且急功近利的皇帝，几次北伐契丹失败就不足为奇了。
寇准真正进入中枢的契机，也与契丹有关。有一次寇准上朝，赵光义正与群臣商议与契丹议和一事。寇准当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契丹屡屡南侵，意在劫掠，只需要加派精兵防守，绝对不能议和，并将战和的利弊做了对比。这件事后，赵光义将寇准提拔为枢密院直学士，寇准一步登天，步入了中枢机构，此时的他还不到三十岁。在各种重大问题上，赵光义也相当重视寇准的意见，为了表示恩宠，还特意将用通天犀制作的两条珍贵玉带中的一条赐给了寇准。
二十九岁时，寇准任同知枢密院事，已经步入了中枢重臣的行列。他少年得志，难免年轻气盛，意气风发，对看不顺眼的便要大加嘲讽，厌恶之色溢于言表，由此得罪了不少臣僚。知院张逊与寇准不和，一直想找机会扳倒寇准。刚好有一天，寇准和另外一名大臣温仲舒外出办事，半路上遇到一个疯子，疯子拜在寇准的马前，高喊“万岁”。这件事明显是有人要对付寇准，但寇准当时却并未在意。之后，张逊抓住此事不放，唆使心腹王宾弹劾寇准有非分之想。寇准自然不服，在朝堂上与张逊激烈辩论，二人唇枪舌剑，各自雄辩不已。赵光义眼见两名重臣不顾体面，在皇帝面前互揭隐私，各不相让，气得发抖，一怒之下，将寇准贬知青州（今山东益州），张逊也被降职为右领军卫将军。
寇准离开京师后，赵光义耳根清净了许多，却反倒有些不习惯，不免想起寇准的好处来，还经常询问有关寇准在青州的情况。
此时，赵光义的生命已经流逝到晚年，当年高梁河之战中所受的箭伤逐渐恶化成脓疮，给他的身体带来了巨大痛苦，他自知大限将至，不禁为没有立太子而发愁。之前，赵光义长子赵元佐本来是最有希望被立为皇太子的，但他同情被赵光义迫害致死的叔叔赵廷美（赵匡胤之弟），故意装作发疯发狂来发泄对父皇迫害骨肉的不满，因此被废为庶人。之后替代赵元佐位置的是异母弟陈王赵元僖，却又莫名其妙地中毒死去，皇储人选再一次空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天子也不例外，赵光义烦恼不堪下，便将寇准召回京师，任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主动征询太子人选。寇准虽然性情耿直，却深知外臣不能干预内事的祖宗家法，不便直接回答，就说：“陛下为天下选择君主，不能与妇人、宦官和近臣去商量。只愿陛下选择能符合天下所仰望的人。”赵光义犹豫了很久，提出想立襄王赵元侃（赵元佐同母弟，母李妃）。寇准委婉地回答说：“知子莫如父。”意思是说，父亲最了解自己的儿子，选择一定不会有错，终于促使赵光义下定了决心。于是襄王赵元侃被立为太子，改名赵恒，就是后来的宋真宗。
赵光义册立太子后，大赦天下。京师百姓见到太子赵恒都欢呼道：“真是个少年天子。”赵光义得知后却很不高兴，马上召寇准说：“四海之心一下子都归化了太子，那将我摆在什么地位呢！”他刚刚册立太子，太子便如此深得人心，即使有父子之情，也起了猜忌隔阂。幸得寇准说：“太子众望所归，是陛下的英明决策，是国家百姓的洪福。”赵光义听后才消气，请寇准喝酒，大醉方罢。事见《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寇准传》。如果不是寇准应答巧妙，消除了赵光义莫名其妙的猜忌，后果实在难以想象。
至道三年（997年）三月，在位二十二年的赵光义因箭伤发作去世，最终未能实现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愿望。赵恒即位为宋真宗。即位时，寇准已经外贬为官，贬斥的来由非常可笑。赵光义晚年，寇准担任参知政事，也是中枢重臣。他为人耿直，一些臣僚对其人品性情极为折服，但也有一些同僚对寇准恨之入骨，可以说，寇准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仕途不可能一帆风顺。寇准走马上任后，恪尽职守，宰相吕端、参知政事李昌令等人都由他引荐升官。有人借此机会，向赵光义揭发寇准交结私党，扰乱法度。赵光义很是生气，第二天上朝时，吕端先到朝堂，赵光义就与寇准结党一事严厉责问吕端，吕端曾被赵光义称为“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在此时开始“犯糊涂”，一言不发，根本不作辩解。不久后，寇准也来到朝堂，当赵光义责问寇准时，寇准却显出刚直的个性，毫不相让，力争不已，并拿出了许多文书做证据。赵光义反而更加恼怒，说：“雀鼠尚知人意，况人乎？”认为寇准“性刚自任”，在朝堂上强辩有失执政大臣体面，于是贬其为地方官，罢知邓州。
寇准虽然没有直接支持赵光义立赵恒为太子，但毕竟是因为他的话，才使太子一事定下来。加上后来赵光义猜忌太子，也是寇准从中斡旋，因此，寇准也是帮助宋真宗赵恒登上皇位的有功之臣。赵恒一即位，就开始重用寇准，先迁为尚书工部侍郎，后历任河阳、同州、凤翔知州，再迁刑部，权知开封府。咸平六年（1003年），赵恒将盐铁、度支、户部合为一使，寇准迁兵部，为三司使。一年后，名臣毕士安任宰相，同时推荐寇准任相，称赞寇准忠诚可嘉，资历深厚，善断大事，自己也比不上他。赵恒却还是有些担心，说：“听说寇准刚愎自用。”毕士安说：“寇准忘身殉国，坚持正道，打击邪恶，因此不为流俗所喜。此时北部边防有事，辽国人不断南下骚扰生事，正应当起用寇准这样的大臣。”于是，赵恒诏寇准为集贤殿大学士，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名列毕士安之后。这是寇准第一次入相，对热衷名利的他来说，自然是无上的荣光。
寇准与同科进士张咏友情深厚。寇准出任宰相时，张咏任益州（今成都市）刺史，他对属僚说：“寇公奇才，只可惜学术不足！”后来寇准被贬出知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时，张咏刚好从益州调回京师，路过陕州，寇准在任所设盛宴款待张咏。临别时，寇准送张咏至益州城郊，问张咏：“张公有何见教？”张咏意味深长地说：“《汉书·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当时并不明白张咏所说何意，回到任所后，特意找出《汉书》读《霍光传》，至“不学无术，暗于大理”一句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张公是说我不学无术呢！”这是历史上极为著名的一段典故。
寇准虽然入相，但他所面临的局面并不乐观，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他正式拜相没几天，就发生了辽军大举侵宋事件。边境烽火雄起，皇帝昏庸，朝中大臣只知谄媚，历史将一副重大的担子压在了寇准的肩头。
自从宋太宗赵光义在高梁河一战中惨败后，宋朝一直处于战略防御的状态。雍熙三年（986年），赵光义为报一箭之仇，再次派宋军全力进攻辽国。宋军分东、西、中三路进军，东路军贪功冒进，结果大败。辽军在萧燕燕的指挥下，乘势猛攻，宋军全线崩溃。西路军老将杨业率军掩护边民撤退，在陈家谷被辽军包围，在激战中受伤几十处，被俘后绝食三日而死。此战中，宋军被歼二十余万，精锐尽失。之后，宋朝再无能力对辽国发动进攻，不得不全面转入防御。
此时，辽国国主为辽圣宗耶律隆绪，但由母亲萧燕燕摄政。她胆识过人，兼通韬略，在她的治理下，辽国国力日益强盛。实力强了，野心也就大了。萧太后气势汹汹，不断率军南侵，宋朝的北方边境频频告急。对于辽军的步步紧逼，宋军则完全采取守势。
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萧燕燕和辽圣宗再度率领大军南下攻宋。辽军声势浩大，号称二十万，经保、定二州，直扑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这样，不光河北的大片领土陷入辽军之手，仅隔一河的都城开封也暴露在辽军铁骑的威胁之下。
宋军告急的文书一日之内五至，京师大震，朝廷上下慌乱不已。唯独刚刚走马上任的宰相寇准平静如常，还将告急的文书都扣下来，不让宋真宗赵恒知道。赵恒听到风声后质问寇准，寇准便将一堆急报都拿出来。赵恒一见这么多急报，立即慌了手脚，忙问该怎么办。寇准不紧不慢地说：“陛下是想尽快解决此事呢，还是想慢慢来？”赵恒当然是想尽快解决。寇准趁势说：“陛下要退辽兵，不过五天时间即可。”宋真宗自然不相信。寇准则趁机提出要赵恒率军亲征。
自古以来，皇帝御驾亲征非同小可，但到宋朝却有所不同。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出身行伍，当上皇帝后犹自南征北讨，可以说是以武为生。其后是宋太宗赵光义，宋太宗小兄长十二岁，早在宋朝立国前，就已经是一员猛将，一手策划了陈桥兵变。当上皇帝后，宋太宗雄风不减，亲自率军讨平了北汉，虽然在与辽国的对垒中屡次大败，自己都挨了辽人两箭，但毕竟也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帝王，有别于一般的皇帝。真正有本质变化的是从赵恒开始，一直到北宋灭亡，皇帝们都是长于深宫妇人和宦官之手，从来没有见习过兵仗，对打仗有着本能的畏惧。
而鉴于宋太宗赵光义之前有高梁河惨败的教训，宋真宗赵恒一直都有畏辽如虎的心理，现在突然听到宰相寇准提出要御驾亲征，立即面带难色，站起来就要回内宫。寇准连忙上前拦住，力劝赵恒不要动摇。赵恒性格软弱，勉强同意第二天朝议亲征一事。
第二天，朝堂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不少大臣不但不主张皇帝亲征，甚至还力劝赵恒做迁都之议。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另一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主张迁都成都。
王钦若，字定国，新余人（今新余东门）。自小聪颖过人，读书作文都很出色。他曾经为开封某门客作有一屏联：“龙带晚烟归洞府，雁拖和色过衡阳。”一时间广为传诵。宋太宗率军进兵太原的时候，王钦若作《平晋赋论》进献，时年十八岁。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王钦若进士及第。据说他在殿试中考了第一，也就是头名状元。但他因为欣喜若狂之下，与同中一甲的袁州窗友许载纵情狂饮，袒腹失礼，宋太宗大怒，下旨再试，王钦若就此丢了状元。据说王钦若也是宋朝第一个江南籍的宰相，因其颈部长有一肉瘤，时人称其为“瘿相”。王钦若文才过人，宋朝四大部书之一《册府元龟》便是此人与杨亿等主持修纂。
陈尧叟，字唐夫，阆州阆中（今四川阆中），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状元。陈尧叟中状元时二十九岁，宋太宗召见时，见他体貌英伟，器宇轩昂，举止得体，很是高兴，问左右说：“这个年轻人是谁的儿子？”有人回答说：“他是楼烦县县令陈省华的儿子。”宋太宗于是召陈省华进京陛见，任陈省华做太子允中。次年四月，宋太宗同时任陈省华、陈尧叟父子为秘书丞，并同赐绯袍以示恩宠。秘书丞虽然官职不高，但父子同日升同样的官，受同样的赏赐，却是旷代殊荣，被传为一时佳话。陈尧叟曾任广南西路转运使。当时岭南风气未开化，人们信巫，有病不服药，而是祷神祛灾。陈尧叟移风易俗，将《集验方》医书刻于石上，立于驿站，使之广泛传播。岭南炎热，当地人不会打井，饮水只靠河水或是下雨时的积水，陈尧叟教岭南人植树凿井，因而深得当地人拥戴。
王钦若和陈尧叟均是有才之人，尤其是陈尧叟，也曾经造福一方，有着极好的名声，但才气与品德、为人与气节往往不是一回事。这两人的职务都是副宰相级别，属于执政重臣，堂堂中枢大臣，竟然公然主张不战而逃，由此可见宋朝朝野上下对辽国的畏惧心理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寇准大怒，当着王钦若、陈尧叟的面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声色俱厉地要求将主张迁都的人斩首，逃跑派的气焰才一时被遏制。
此时，寇准再一次提出要赵恒领兵亲征，说：“只要皇帝亲征，人心振奋，文武大臣协作团结一致，辽军自可退去。辽军来攻，我们可出奇计骚扰，打乱其进攻计划；也可以坚守不出，使辽军疲惫不堪，再乘机打击。这样就可稳操胜券。如果退至江南或是四川，则人心动摇，辽军乘势深入，大宋江山还能保得住吗？”寇准的意见得到了宰相毕士安和武将高琼等人的支持。赵恒内心实在很不情愿，但此时形势逼人，朝堂上主张亲征的一派占了上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勉强同意亲征，但却迟迟不肯动身。
临出发前，寇准奏请参知政事王钦若出镇河北大名。王钦若此人富有心机，多智谋，擅权变，寇准生怕他留在京师会再想出什么主意阻挠赵恒亲征，因此抢先下手，搬去了一块绊脚石，朝廷中的主迁派失去了核心人物，但却由此与王钦若结下了深仇大恨。
景德元年（1004年）十二月，赵恒以雍王赵元份（宋太宗第四子，宋真宗弟）为东京留守，率军御驾亲征。然而，满朝文武对此战都没有信心，甚至表示支持寇准的宰相毕士安也借口有病在身，不肯随驾北征。
宋军正式开拔后，辽军日益迫近的消息如雪片般从前方飞来。宋军更是听说辽国太后萧燕燕不顾年过半百，戎装上阵，亲自擂鼓助威，辽军士气极旺，以致大军刚动，便开始军心动摇。跟随赵恒亲征大臣中又有人趁机提出应该迁都金陵，赵恒优柔寡断，本来就勉强出征，现在更是犹豫，想打退堂鼓，于是召寇准商议。寇准坚决反对，说：“现在大敌压境，四方危急，陛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进则士气备增，退则万众瓦解。到时辽军必然趁势来攻，恐怕到不了金陵，陛下就成了辽军的俘虏。”握有兵权的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支持寇准的意见。赵恒不得已，加上有其父宋太宗亲征失踪的前车之鉴，只好不再提撤退之事，继续北行。
北宋时，黄河还未改道，流经澶州，河道将澶州城一分为二为南城和北城。赵恒的车驾到达澶州时，辽大军已经抵达北城附近，赵恒遥遥望见黄河对岸烟尘滚滚，显见战事激烈异常，心中胆怯，不敢过河，只愿意驻扎在安全系数较高的南城。寇准认为澶州北城将士正在浴血奋战，皇帝亲临，会极大地鼓舞士气，于是力请赵恒渡河，说：“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寇准传》）
寇准所提出的“取威决胜”相当有道理，赵恒却很不情愿，只是公然拒绝宰相的提议无异于表明自己怕死，只好默不作声。寇准看见皇帝这副样子，自然明白过来，于是跑出去找武将高琼，说：“太尉深受国家厚恩，今日打算有所报答吗？”高琼也是个血性汉子，当即慷慨地回答说：“我身为军人，愿意以死殉国。”
于是寇准与高琼仔细商议了一番，再一起去见赵恒。赵恒才刚刚缓了口气，一见寇准又来了，立即头都大了。他已经料到寇准要继续游说他渡河，是以一开始就在心理上处于弱势。果然，寇准张口就说：“陛下如果认为我刚才必须要渡河的话不足凭信，可以问问高琼。”赵恒还来不及回答，高琼便说：“寇相公的话不无道理。陛下千万不要考虑迁都江南，随军将士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师，他们不会抛弃家中老小随陛下只身逃往江南的。”相公是宋朝对宰相等高级官员的尊称，一般官员不得称相公。
接着，高琼便上前请赵恒立即动身渡河。赵恒进退两难，干脆不表态。枢密院事冯拯在一旁斥责高琼对宋真宗鲁莽无礼。高琼不认识字，少小从军，完全凭武功起家，年过花甲的他一直瞧不起冯拯这帮不懂军事的文人，当即愤怒地驳斥道：“你冯拯只因为会写文章，官做到两府大臣。眼下敌兵向我挑衅，我劝皇上出征，你却责备我无礼。你有本事，为何不写一首诗使敌人撤退呢？”冯拯无话可说，宋真宗则继续一言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