凛凛寒风，往事历历，如在眼前。这里不仅埋葬着他的挚友，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也永久地埋葬在了这里。在这诡谲多变的时事风云中，人生变得如此忧伤，布满了荆棘，充斥着苦难——当理想与现实背离，当屠刀高高举起，高蹈出世的信仰就只能永久深藏。在这尘世间，还有什么比自己无法主宰自己的生命更悲凉呢？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曹操《薤露行》
景元三年（262年）正月初一，按照汉魏制度是朝廷会见各郡上计吏（向朝廷报告一郡税收的官员）的日子。天气虽然寒冷，魏国的实际掌权者司马昭却格外兴奋，他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这一天，他要召见来自河内郡的上计吏——这当然不仅仅因为河内是司马氏的故乡，也不是因为河内是死去的嵇康寓居地，而是来自河内郡的上计吏恰恰是嵇康生前最要好的朋友——向秀。
向秀声名在“竹林七贤”中不算突出，但他却是最了解嵇康，最支持嵇康的知己。早在竹林之游时，向秀曾经与嵇康有一场关于道家养生的大辩论。嵇康认为养生要义在于清心寡欲，抑制欲望放弃功名之心；向秀则认为人生下来就有好高骛远、好逸恶劳的本性，所以追求富贵、显贵才是天下正道。向秀虽然有这套理论，却始终没有步入仕途，追名逐利。事实上，自结识起，向秀就一直义无反顾追随着挚友嵇康的足迹，即使在后来曹爽、何晏被杀，嵇康因曹魏驸马身份一度陷入危机时，他也依旧不离不弃。只有最深的相知，才有最长的相守，才有这份男人间沉默而温暖的关怀。
这一天，对向秀来说，则是格外沉重的日子。虽然自嵇康死后，他也经历过撕心裂肺、恍思若狂的艰难岁月，但他在道义上从来没有感到像今天这样沉痛——他知道他走向魏阙，离开的不仅仅是林泉，还有老友嵇康的志向。
这次会见起初并不愉快。司马昭很清楚向秀与嵇康的关系，也很清楚向秀志在竹林，对出仕没有任何兴趣，但他就是要看到竹林名士匍匐在自己脚下。嵇康被杀后没过几天，司马昭就派地方官员去“推荐”尚未从巨大悲痛中缓过来的向秀入仕。也许向秀从老友之死上意识到世事已经不可为，最终屈服在司马氏淫威下，同意出仕，此即后世史书中所记：“后康被诛，秀遂失图。”
但这次“推荐”向秀带有更多的政治意味，并不意味着赏识，所以打从一开始，司马昭就是抱着嘲讽的态度，一见面就问道：“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箕山之志旧时用以称誉不愿在乱世做官的人。此话意为，听说你向秀像隐居箕山的许由一样清高，又怎么会在这里？
向秀回答道：“以为巢父、许由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意为我认为巢父、许由清高得近乎迂腐，并不了解尧帝求贤若渴的用心，所以隐居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
司马昭听了很是开心。向秀如此回答，大概从嵇康的悲剧命运意识到个体最终无法与社会对抗，所以采取了刻意迎合司马昭心理的态度。在横行无阻的政治暴力下，生命就像浮尘一样卑微而轻贱。
会见结束后，向秀被留在京师任散骑侍郎一职。正式上任前，他先回了趟河内，不过并不是回怀县老家，而是去了山阳嵇康故居，这就是后世所言——“为了忘却的纪念”，他要去向死难的老友作最后的道别。
到达嵇康故居的时候，正是日薄时分，冷风飕然掠过荒野，水面结起了寒冰。嵇康妻子儿女早年已迁居他乡，宅邸已经成为了穷巷空庐，远远望去，就像荒废的坟茔一样凄凉。那一瞬间心中激荡起来的寂寞和悲寂感觉，即使在许多年后也不能从向秀心中抹去。
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吹起了笛子。笛声悠扬婉转，在这冰冷的冬日黄昏里，听起来格外凄楚悲怆。那一刹那，向秀回忆起嵇康临刑前弹奏《广陵散》的情形，哀怨愤懑，悲痛交加，千古绝唱《思旧赋》就此诞生：
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嘹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这篇情真语切的赋体文缅怀了亡友的德才和风度，寓情于景，寄意遥深。尤其这寥寥几行字，欲言还休，刚刚开头，便又匆忙结束，闪烁的文字的背后，正是郁结者痛彻心扉的痛苦与悲哀，令人唏嘘感叹。
凛凛寒风，往事历历，如在眼前。向秀久久徘徊在嵇康墓前，不忍离去。这里不仅埋葬着他的挚友，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也永久地埋葬在了这里。心中总有被撕裂一般的疼痛，胸口总有无以排遣的忧愁，在这诡谲多变的时事风云中，人生变得如此忧伤，布满了荆棘，充斥着苦难——当理想与现实背离，当屠刀高高举起，高蹈出世的信仰就只能永久深藏。在这尘世间，还有什么比自己无法主宰自己的生命更悲凉呢？
滚滚长江东流水，浪花淘尽英雄。正当向秀徘徊挣扎的时候，时局也在发生着重要变化。司马昭为了建立军功和名望，打算大举攻打蜀汉。魏国朝臣多以为不可，征西将军邓艾更是竭力反对，只有司隶校尉钟会一人支持，于是司马昭任命钟会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负责指挥对蜀汉的军事行动。
景元四年（263年）秋，魏军兵分三路伐蜀：征西将军邓艾率兵三万余人，由狄道进军，负责牵制蜀大将军姜维的主力；雍州刺史诸葛绪率三万余人，进攻武都，负责切断姜维与蜀中联系；镇西将军钟会率主力十余万人，负责乘虚取汉中，直趋成都。
钟会进军汉中时，发生了一件事。由于汉中一带多是秦岭山区，沟壑纵横，牙门将许仪是魏初功臣许褚之子，专门负责搭桥修路。钟会骑马过一座桥的时候，桥面突然坍塌出一个小洞，马刚好踩到洞里，钟会差点儿被摔下马来。勃然大怒的钟会不顾将士求情，下令斩杀了许仪。魏军上下，深为震惊。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大事，然而钟会急于立威立功的急切心情，已经昭然若现。
蜀大将军姜维得知魏军钟会部已入汉中后，急忙摆脱邓艾，退守剑阁。赶来阻截的诸葛绪差了一天，没有赶上。钟会欲专军权，趁机诬告诸葛绪畏敌不前，将其收押治罪。但剑阁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姜维凭险据守，钟会大军云集，依旧无计可施，攻剑阁不下。不久，魏军因军粮不继，钟会准备退兵。邓艾趁姜维与钟会在剑阁对峙之时，率领精锐南出剑阁两百多里，进入蜀军没有设防的阴平山区，攀小道，凿山路，修栈桥，沿途悬崖深谷，至为艰险，总共穿越了七百余里的荒山野岭。到马阁山时，前方道路断绝，一时进退不得，邓艾突发奇想，用毛毡裹住身体，翻滚着下山。士兵见主帅身先士卒，也跟着鱼贯而进。就这样，在经历了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后，这支奇兵犹如天降，奇迹般地出现在江油城下，蜀汉守将马邈惊讶不已，就此投降。江油不战而降后，邓艾率军迅速攻破涪及绵竹，诸葛亮之子卫将军诸葛瞻战死，蜀军全线崩溃。邓艾乘胜进击，一鼓作气逼近蜀都成都。这是中国战争史上最著名的奇袭战例——在双方主力相持之际，率偏师，出奇兵，绕过正面防御，走小道进行大纵深迂回穿插，直捣敌人心脏。
由于蜀国毫无防备，不免惊慌失措。蜀后主刘禅召集百官商议对策，群臣大多主张投降，刘禅感到大势已去，命侍中张绍等奉皇帝玺绶出城，向邓艾投降。刘禅第五子北地王刘谌极力主战，见父亲不听，在蜀先主刘备昭烈庙大哭了一场后，杀死妻儿，自杀身亡。
刘禅又派太仆蒋显下诏令前方主帅姜维投降。姜维接到诏书后，无可奈何，只好到钟会军中投降。蜀汉至此灭亡，蜀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人、甲士十余万、吏四万人，以及无数金银、锦绮彩绢、谷物等均为魏国所有，实力大增。尤其是魏国从此占据长江上游，对下游的东吴形成巨大的威胁，而这一战也为司马昭捞足了政治资本，为其日后篡夺魏国皇帝之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魏国灭蜀之役，邓艾功不可没。然而，正如老子所言，“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这场不世军功为他引来了杀身之祸。胜利的消息传到了魏都洛阳后，司马昭欣喜若狂，立即上表让魏帝下诏书褒奖邓艾功绩：“艾曜威奋武，深入虏庭，斩将搴旗，枭其鲸鲵，使僭号之主，稽首系颈，历世逋诛，一朝而平。兵不逾时，战不终日，云彻席卷，荡定巴蜀。虽白起破强楚，韩信克劲赵，吴汉擒子阳，亚夫灭七国，计功论美，不足比勋也。”认为邓艾的功劳已经超过了昔日的韩信、周亚夫等名将，邓艾由此升为太尉。
而邓艾立此奇功，自己也深感骄傲，常常夸耀，引以为荣。他以魏天子的名义，在蜀地任命了大批官吏。又将战死的魏国士兵与蜀国士兵埋葬在一起，修成京观。这一切，都引来了魏镇西将军钟会的强烈忌恨。
这一次大举攻蜀，钟会本是主帅，率领主力直击汉中，本就是想要独得灭蜀大功，不料这功劳反倒被只负责从侧翼牵制的邓艾夺得，虽然钟会由此进位司徒，但他不满邓艾功在其上，一心想寻找机会陷害对方。这一幕，都落入了投降钟会的蜀将姜维眼中。
姜维字伯约，天水冀县人，自幼少孤，由母亲抚育成人，推崇郑玄经学。他本是魏国人，任魏天水郡中郎将时，正好遇上诸葛亮第一次兵出祁山（今甘肃东南部山地），姜维被上级、同僚猜忌，被迫投降蜀汉，因胆智出色为诸葛亮赏识，从此成为其北伐事业的衣钵继承者。
姜维在投奔诸葛亮时与母亲失散，姜母一直留在魏国，曾经写信给姜维，希望他帮忙找一种名为当归的药材。所谓“当归”，自然是寓意姜维当设法归还魏国。然而姜维回信说：“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姜维本非蜀人，托身蜀国，为了完成诸葛亮遗愿，不断兴兵北伐，劳民伤财，却没有大的战绩，所以在蜀国颇遭猜忌和掣肘。加上蜀国后主刘禅软弱愚暗，朝内宦官黄皓专权，即使如姜维这般被誉为“凉州上士”的人，也是无回天之力。但他投降钟会时，并非真心投降，而是伺机而动。以路遗身份潜伏在钟会身边的蜀国密探费运亦与姜维频繁联系，预备先挑拨魏军内乱，再设法恢复蜀汉政权。
钟会自接受姜维投降后，对他很是宽厚，将印信符节发还给他，出则同车，坐则共席，关系密切。钟会个人十分赏识姜维才华，曾经对人道：“姜维和我们中原的名士相比，就连诸葛诞、夏侯玄都不能超过他。”
姜维得到费运提醒，意识到钟会不仅要与邓艾争功，且怀有更大的异志野心，就有意从中挑拨，曾试探问道：“自淮南平叛以来，君运筹帷幄，算无遗策，司马氏的强盛都是赖君之力。今日君又平定蜀国，威德震天，民众颂扬，但毕竟功高盖主，君再回洛阳，恐怕不那么安全了。不如效法昔日范蠡泛舟江湖，从此隐姓埋名，也许还尚可以保全功名性命。”
钟会何等聪明，对姜维的弦外之音自然心领神会，但他不敢公然表露野心，只道：“君扯得太远了，我做不到，况且为今之道，也不仅仅只这一条路。”姜维道：“君当然能找到其他路，不必我多言了。”
既然野心蠢蠢欲动，对钟会而言，最大的障碍当然是时在成都的邓艾。刚好此刻司马昭对邓艾擅自承制拜官很不高兴，特意让监军卫瓘告诫邓艾道：“有事应当报请，不应独断专行。”
邓艾居功自恃，上书为自己申辩，又提出要留兵蜀中，更加引发了司马昭的猜忌。钟会趁机向司马昭秘密告发邓艾有意谋反，又派人截获了邓艾送往洛阳的章表文书。钟会本是书法大家，后世梁武帝萧衍称赞其书“有十二意，意多奇妙”，又擅长模仿笔迹，曾以假书信招降全怿等东吴名将。这次他故技重施，模仿邓艾笔迹，伪造了另一封文书，言辞极为不恭。司马昭接到后勃然大怒，立即下令钟会率领大军入成都，逮捕邓艾。钟会有意派监军卫瓘先进城捉拿邓艾，本打算让卫瓘部与邓艾部自相残杀后再收渔翁之利，但卫瓘老奸巨猾，用欺骗的手段逮捕了邓艾，又假装同情邓艾，遣散了闻讯赶来的邓艾部将。
钟会抵达成都后，先派人将邓艾押往洛阳，他自己则紧锣密鼓地开始密谋反叛。监军卫瓘看出苗头不对，自称病重，卧床不起，钟会更加肆无忌惮。不料疑心极重的司马昭已经有所戒备，派中护军贾充率一万步骑入蜀进占乐城，随即亲率十万大军进驻长安。钟会仓促之下，扣押了魏军所有将领，并出示事先伪造的郭太后遗诏，称郭太后临死前留下诏书，要废黜司马昭，魏将一时不知所措。
姜维建议钟会杀掉被扣将领，钟会迟疑之时，消息走漏，魏军各营官兵蜂拥赶来营救本部将领。宫城内外一场激战后，钟会及数百部属被当场杀死，姜维被分尸，据说其胆大如鸡卵。魏官兵犹不解恨，赶去将蜀太子刘璿和姜维妻子一并诛杀。
钟会伐蜀前，司马昭夫人王元姬曾经说过：“钟会见利忘义，好为事端，宠过必乱，不可大任。”
辛宪英也曾与侄子羊祜谈论说：“钟会做事大胆放肆，不是处于人臣的长久之道，恐怕他会有二心。”
其子羊琇在钟会军中当参军，羊琇素来佩服母亲见识，便向司马昭请辞，但司马昭不准。辛宪英遂道：“去吧，但要提高警觉。一个君子，入则致孝于亲，出则致节于国，在职思其所司，在义思其所立，不要令父母为他忧虑。在军旅之间可以救你一命的，只有仁恕。”羊琇谨记母言，后因曾劝阻钟会谋反，得以全身而归，并封关内侯。
“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与钟会交好，钟会伐蜀也曾经向王戎问计。王戎说：“道家有这样的话，‘做而不居功’，建立功业不难，保住功业就难了。”等到钟会身败名裂，时人均佩服王戎见解非凡。
钟会被杀后，魏军失去控制，大肆在成都城中掠劫，直到装病的监军卫瓘出来主事，局势才逐渐安定下来。邓艾部将也追上了囚车，救出邓艾，准备迎还成都。但之前卫瓘曾与钟会一起诬陷邓艾，生怕留有后患，派人在途中偷袭，杀死邓艾父子。这桩冤狱就此石沉大海，邓艾在洛阳的家属也受到牵连，儿子被杀，妻子和孙子发配西域，“见之者垂泣，闻之者叹息”。直到泰始九年（273年），西晋朝廷才恢复邓艾的名节，并拔擢其孙邓郎为郎中。
邓艾出兵蜀汉前，曾梦见自己坐在山上，眺望着流水，于是向殄虏护军爱邵请教梦境的暗示。爱邵说：“按照《易》卦，山上有水叫蹇卦。蹇利西南，不利东北。您这次去，即使能取胜蜀汉，恐怕也难以返国。”后来果然一如所料。
而按照魏国律法，谋反者当族诛。早先钟会之兄钟毓曾告诉司马昭，称弟弟钟会有野心。司马昭当时并不相信，许诺将来若果真如此，不累及钟氏一门。当时钟毓已经病亡，司马昭遵守诺言，对钟毓子嗣网开一面。
钟会死后，化名路遗的费运亦被乱兵杀死。他费尽心机要保全蜀国，之前曾挑起魏帝曹髦与司马昭相斗，又怂恿钟会除掉嵇康，意图在魏国制造内乱。然司马氏实力太强，曹髦与嵇康之死，虽起了波澜，却不足以阻止魏国西进的步伐。他跟在钟会身边，不断派心腹将魏国军情密报蜀汉大将军姜维，却不想邓艾以奇兵濒临成都城下，蜀主刘禅举城投降，当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一切努力都化作了泡影。
路遗身份并未败露，表面上仍是钟会亲信，名列钟氏同党，亦在族诛之列。郭丽作为路遗妻子，本来该判斩首，司马昭因郭父郭修之故，特别赦免了郭丽，但路遗之子路临并不在赦免之列，须得处死。郭丽却自己到官府请罪，揭发了路遗蜀国探子身份。自古以来，最不能容忍的是叛徒，自家叛贼是首恶，除恶务尽，但奸细与间谍并不遭人怨恨，不过阵营敌对、各为其主罢了。路遗既不是魏人，便无反贼之名，而今蜀地亦已归魏，魏蜀一家，再无分别。郭丽告发路遗蜀人奸细身份，反而由此救了儿子路临一命。
蜀汉灭亡的消息正式传到魏国国都洛阳的时间是冬十月，魏帝曹奂被授意任命司马昭为相国，晋爵为公，加九锡，司马昭假意以礼辞让。司徒郑冲又率群臣劝进，并命阮籍写《劝进文》。自正始十年（249年）高平陵事变后出仕，阮籍已经在司马氏手下担任各色官职长达十四年，时间之久，名列“竹林七贤”榜首。此刻的阮籍，还是之前那个雅好老庄、放浪形骸、恣情任性的竹林名士吗？
阮籍入仕司马懿为从事中郎时，恰巧四十岁，刚好进入了不惑之年。他既是名士，当然不是糊涂之人，但他没有嵇康那般勇于坚持、蹈死不顾的勇气，当无法逃避政治的时候，只好明哲保身，投入了司马氏的怀抱。尽管对政治一直抱着一种消极的态度，但由于阮籍投靠及时，一直很得司马氏信任。司马懿死后，他又接着担任司马师的从事中郎。
但阮籍的日子并不好过，且不说他本人如何不事司马氏的高压统治，单是他父亲阮瑀本隶属于曹魏集团，他本人也曾受过曹丕恩惠一项，就足以让他辗转在道义上巨大的负疚中。
嘉平六年（254年），司马师以匡扶帝室的名义，废除魏帝曹芳，改立曹髦为帝。自儒学成为中国官方主流文化以来，君权至上，君者为父，孝、敬、忠、贞，君父之所安也。权臣把持朝政、威凌朝堂是一回事，行废立之事则是另外一回事，性质完全不同，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是非常令人震惊的，阮籍当然也不会例外。一直忍耐的他也拿起了笔，写了一首《首阳山赋》，尖锐地批评了传统史家所称颂的伯夷、叔齐。这二人曾经阻止武王伐纣，后义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武王伐纣打的是除暴安民的旗号，跟司马师所谓“匡扶帝室”一致，因而这篇赋表面看起来是在支持司马师废立一事。但赋中表现出强烈的悲凉和孤独情怀，“虑凄枪而感心”，可以看到阮籍的内心深处，正起伏着无穷的悔恨与绝望。再联想到他在另一首《咏怀诗》中竭力赞扬伯夷、叔齐“求仁而得仁，岂复叹咨嗟”的言行，不得不说这篇《首阳山赋》背后的寓意令人深思，实际上是在正话反说。显然，阮籍所选择的全身之路并没有给他带来适意的安全感，反而令他陷入更深的痛苦。时代将这个令人困惑费解的问题毫不留情地摆在了他前面：在困境中，名士何所依？名士何所为？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吾适安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运命衰薄，生不逢时，至幽忧而饿死。充满失落感的《采薇歌》，依旧回荡在首阳山的山崖水际。
虽然阮籍“口不论人过”，喜怒不从脸上流露出来，但他绝不是是非不分之人，嵇康写下《管蔡论》，力辩管、蔡二人无罪，为毌丘俭等武装反抗司马氏统治的人张目，阮籍也写下《咏怀诗》歌颂壮士：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壮士受命远方，临危不惧，效命战场，“身死魂飞扬”。此诗正写在毌丘俭、诸葛诞等兵败身死后，无疑这壮士所指另有玄机，正如清人曾国藩所指出：“似指王凌、诸葛诞、毌丘俭之徒。”可见阮籍并非真正不问世事，他跟挚友嵇康一样，心中依旧关注着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