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髦即帝位之后,阮籍也被司马师赐为关内侯,并由大将军从事中郎改任散骑常侍。旁人看来他是加官晋爵,但其实他陷入了更加尴尬的境地——他先后为司马懿与司马师的从事中郎,按照惯例已经成为司马氏的门生故吏。而散骑常侍职是皇帝的侍从散官,能够随时亲近皇帝。他身份的转变,不仅仅是官职的变化,还有将由司马氏的下属转为皇帝的臣属。那么,他是要成为司马氏安插在皇帝身边的耳目?还是要适应新官职,效忠于新皇帝?这实际上就是,是生还是死的问题。阮籍当然不想死,不会站到曹髦一方,何况阮籍已经给人留有与司马氏亲近的形象,曹髦聪明过人,并不真正信任他。但以阮籍的性格和为人,也实在难以胜任打小报告的耳目的角色。因而他做出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选择——去向司马氏乞求官职。
当时司马师已死,其弟司马昭刚刚掌权,阮籍主动求见,提出想到东平任职,东平即与嵇康同日被杀的吕安的故乡。司马昭的反应是“大悦”,为什么会“大悦”?因为像阮籍这样的人自己开口求官,实在是生平第一次。司马昭马上任命他为东平相。阮籍骑驴上任,一到东平就把官署的影墙拆了。他本无心做官,到东平不过是想离开侍从散官这个难以自处的位置,混了十来天后,连衙门的椅子都还没有坐热,便又骑着毛驴回到了洛阳,重新做了司马昭的从事中郎。
一年后,阮籍再次找到司马昭,请求调任步兵校尉。步兵校尉设置于汉武帝时,为八校尉之一,秩二千石,掌上林苑门屯兵,地位极为重要。东汉时属北军中候,领宿卫兵。到魏晋时,属领军将军,地位有所下降,常以文士担任。阮籍求此职的理由是听说营厨中酿有美酒,而他本人嗜酒如命,但显然这只是借口,他想离司马昭远一些。司马昭本人对阮籍颇为赞赏,满足了他的要求。从此,阮籍一直担任从事中郎官职,时间长达八年之久,直到死去。
离开了大将军府后,阮籍并没有从行为上疏离司马昭,每每大将军府有宴会,他都是积极参加,从不缺席,只是行为上有些奇特——司马昭“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座,箕踞啸歌,酣放自若”,旁人都毕恭毕敬,唯独阮籍酣饮纵放,似乎依稀还有往昔竹林之游时傲然独得、任性不羁的影子。司马昭对阮籍颇为赏识,也从不计较。
阮籍自小与寡母相依为命,事母至孝。阮母去世的时候,他正与人下围棋,对手一听阮母死了,连忙不下了,阮籍却坚持要分出胜负。棋局下完后,他一口气喝了二斗酒,这才去向母亲遗体诀别,只号哭了一声“完了”,就开始吐血,一连吐了好几升,随即大病一场,形销骨立。
然而在母丧期间,他在司马昭的宴席上照常喝酒吃肉,与平时无异。重臣何曾看到后很是不满,当面指责道:“你真是个纵情无度、违背礼仪、败坏风俗的人!”又跑去告诉司马昭说:“您用孝道治天下,阮籍身居重丧却公然在宴席上喝酒吃肉。您应该将他流放,以正风俗教化。”
司马昭却道:“阮籍哀伤劳累到这个样子,您不能和我一道为他担忧,还说什么呢!再说有病而喝酒吃肉,这本来就合乎丧礼啊!”何曾这才无话可说。
而阮籍若无其事,照旧吃喝个不停。嵇康被杀就是因为被强加上了“不孝”的罪名,而阮籍的“不孝”却得到了司马昭的袒护,这自然是因为阮籍长期担任司马氏的僚属,又从来不对人事发表意见,基本上还是个顺民的姿态。
阮籍的种种怪异行为,在时人眼中被认为是所谓的名士风度,实际上,这种表面的越礼狂放、纵情超脱背后,潜隐的正是深重的精神危机——纵情饮酒、轻蔑礼仪法度不过是他宣泄郁愤、寄托情感、躲避政治的手段。
有一天,当阮籍来到广武游览楚汉古战场时,面对茫茫荒野,四顾彷徨,一直明哲保身、谨慎处世的他终于忍不住叫道:“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一声千古慨叹,饱含着深深的忧患意识,真正地喊出了郁结于心的悲凉,以及才不堪用的不平。这是何等愤懑而又无可奈何的情怀!
阮籍所钟情的美酒多少还是帮助了他。司马昭听说阮籍之女有美色,一直想娶其为长子司马炎之妻。司马氏联姻对象都非同小可,司马师正妻羊徽瑜出身泰山羊氏望族,母亲为东汉大名士蔡邕之女,司马昭正妻王元姬为大儒王肃长女,因而在旁人看来,阮籍能与司马氏联姻,是莫大的荣幸——阮氏一族在政治地位和门第清望上都将大大提高。阮籍却不愿意,嫁女事小,一旦同意这门亲事,他就彻底成了司马氏一党,他怎么能与这个残忍杀害了好友嵇康的人做亲家呢?但他也不能拒绝,便靠美酒脱身,喝得酩酊大醉,足足醉了六十日。司马昭来了好几次,始终没有开口提亲的机会,拖了一段时间,此事也就此作罢。
当然,司马昭也明白阮籍醉酒是怎么回事,心里多少会有些疙瘩。钟会善于迎合司马氏,又喜欢不择手段地陷人于非罪,便多次主动和阮籍搭讪,问以时事,只等阮籍开口回答,就可以抓住把柄,罗织罪名。但阮籍每每醉得不省人事,根本就不能说话,钟会如此精于算计的人,都找不到任何口实。
然而,最大的考验还是来到了。景元四年(263年)冬,蜀汉灭亡后,司马昭开始篡夺帝位的重要一步——由傀儡皇帝曹奂下诏晋封位晋公,位相国,加九锡。按照惯例,司马昭须推辞谦让,再由公卿大臣集体“劝进”,由此可以表明是上合天意、下顺人心之举。阮籍时任步兵校尉,已经多年不担任负责起草重要文书的大将军从事郎中,却被指定拟写《劝进文》。这是司马昭很厉害的一招,逼迫阮籍就此表明立场。阮籍照旧喝酒装醉,想就此蒙混过关。次日使者到来,阮籍正醉得趴在桌子上睡觉。使者将他推醒,索要劝辞。这件事与提亲一事有本质的区别,阮籍深知其中利害,再假装醉酒不写,那么酒醒之时,不但自己性命难保,说不定还要祸及亲属族人。权衡之下,他最终屈服,当即取笔将劝辞写在了桌子上,一挥而就。使者另派人誊抄,无所改校,“辞甚清壮,为时所重”。
《劝进表》一写,表明阮籍公开表态拥护司马氏,赞同其篡夺曹魏权位行为,这件事也成为阮籍一生中无法抹去的巨大污点,政治表态与思想感情的矛盾给他带来了难以排解的心灵的压抑与折磨。写《劝进表》后不到两个月,阮籍怏怏病死。
此时,距离嵇康被杀仅仅一年。所不同的是——嵇康是在抗争中激情毁灭,阮籍是在苟活中矛盾死去;嵇康虽然身首异处,但却走得坦荡从容,令人痛惜的同时更添仰慕,阮籍虽保全了身家性命,无论活着还是死去都给人深深的压抑,令人怅惘。至此,“竹林七贤”中最杰出、最璀璨的两个核心领袖人物率先陨落了。
咸熙二年(265年),名列“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出仕,再度出任之前的官职——建威参军。至此,“竹林七贤”除了嵇康被杀外,其余六人全部出仕,司马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也正是在这一年,司马昭病死,其长子司马炎继任晋王。虽然曹魏得帝位于汉氏孤儿寡母之手,但曹操也是靠真刀真枪才打下了江山。曹魏王朝仅存在了四十五年,便再度发生了权臣欺凌孤儿寡母。这一年年底,司马炎逼魏帝曹奂退位,自己当了皇帝,建立了晋朝。
至此,经过司马懿三代人的努力,司马氏终于篡夺皇位成功。而这条路上,洒满了无数人的鲜血,这就是史书所称的“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西晋统一图
于是,除了阮籍已死外,剩下的“竹林五贤”转身就由魏朝的旧臣变成了晋朝的新官。出仕的竹林名士们表现各不相同,有如阮籍遗落世事的,有如刘伶酣饮纵放的,有如阮咸仕不事事的,有如向秀潜心学问的,有如山涛安心做官的,也有如王戎一心捞财的。
刘伶天生爱喝酒,做官后喝得更加厉害。整日醉生梦死、狂放不羁,当然不会有什么政绩和作为。尤其刘伶在对策时,公然要求实施“无为”之策,这正是昔日何晏、夏侯玄等正始名士执政时改革政治的政策。结果可想而知,同僚都高升,只有刘伶被认为“无用”而罢官,他也由此成为“竹林七贤”中唯一一个最终没有做官却得以善终的名士。
阮咸在其叔阮籍死前就已经出仕,官任散骑侍郎。不过却不务正业,照旧发挥自己“妙解音律,善弹琵琶”的特长,终日与亲朋好友们弦歌酣宴。甚至他喝酒时不用酒杯,而改用大瓮,有时候甚至跑到猪圈与猪同喝一盆酒。这种行为不但在一般人看来大失身份,而且有违儒家所提倡的君子“行而有耻”的修为。放达荒诞如此,就连他叔叔阮籍也觉得太过分了。阮籍之子阮浑成人后风气韵度似父,也想学阮咸过放任旷达的生活。阮籍阻止说:“阮咸已经这样做了,你就别再这样了。”
晋朝建立之初,有所谓礼法之士与玄学名士之争,礼法派以贾充为首,玄学名士以山涛、向秀、王戎为首。由于阮咸曾在音律上讥讽贾充礼法一派的重要成员荀勖,被认为是针对贾充一党。咸宁四年(278年),山涛以“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推举阮咸为吏部郎,再次与贾充发生了冲突。当时贾充推荐了自己的亲信陆亮,晋武帝司马炎站在了贾充一方,山涛便托病辞职,但司马炎没有批准。阮咸后来仕途顺利,一直做到始平太守。
向秀官至散骑常侍,却是“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完全是虚食俸禄,挂个官职领钱而已。昔日向秀与嵇康为友时,行为旷达不羁,常常酒酣起舞。而自从嵇康死后,他陷入了难以名状的孤独,这种孤独感甚至超越了他被迫出仕的苦闷。不过,恰好是孤独拥有唤醒刺激自我原创力的无穷力量,时常成为心灵家园中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经历了长时间的徘徊后,向秀最终大彻大悟,心境更趋淡泊宁静,开始全心注释《庄子》一书。
早在与嵇康、吕安同游竹林时,向秀便有心注释《庄子》。嵇康却不以为然,说注释《庄子》容易将本来的玄言妙旨注释得僵滞,不如不注。向秀注了部分后,嵇康才知道向注使《庄子》的玄理更加美妙,对向秀的才识大为叹服。吕安也叹服说:“庄周不死矣。”可惜的是,《秋水》《至乐》两篇还未注解完,向秀就去世了。当时向秀儿子还小,遗稿被另一名士郭象窃取。郭象自己注了《秋水》《至乐》两篇,再与向秀所注合在一起,以他自己的名义大行天下。后人谈到《庄子》注释时,总将郭象奉为大家,其实向秀功绩更为显著,时人称向注“妙析奇致,大畅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
“竹林七贤”联袂做竹林之游时,起初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道家出世主义,但这显然只是表面现象,山涛一直是倾向于儒家的入世主义。作为七贤中功业心最强的一个,名士之气不过是他的附庸物,“与时俛仰”“以度为胜”始终是他一生的处世哲学和为人之道。山涛也是七贤中真正积极做官的人,为朝廷选拔了不少有用之才,深得朝廷信任,在晋武帝司马炎写给大臣的诏书中,以给山涛数量最多。
太康元年(280年),晋大举攻打东吴,兵甲满江,旌旗遮天,吴帝孙皓投降,吴国灭亡。中国复归统一。次年,朝中六品秘书郎一职出现空缺,山涛推荐了嵇康之子嵇绍。此举震惊朝野,其背后的意义可想而知。晋武帝司马炎自鲜血中登上帝位后,开始大赦天下,为之前倒在司马氏屠刀下的一些名士恢复了名誉,其子孙也得到了善待,不过其中并不包括嵇康,毕竟嵇康被杀是司马昭亲自定罪,儿子怎么能翻父亲的铁案呢?出人意料的是,司马炎在山涛的推荐上更进一步,破格任命嵇绍为五品秘书丞。剩下的问题就是,山涛能说服嵇绍出仕杀父仇人的儿子吗?
嵇康被杀时,嵇绍年纪还小,嵇康却走得很放心,对儿子说:“巨源在,汝不孤矣。”他没有将幼子托付给最为要好的朋友向秀,而是交代给了写公开信与其绝交的政敌山涛,这其中的意味,让人回味无穷——不仅仅因为山涛性格稳重,足以信赖,还因为他老道圆滑,无论在朝在野,都能应付得游刃有余。这一点,嵇康当然看出来了。
山涛既于嵇绍有抚孤之恩,自然了解他的性格,找到他后只说了一句话:“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嵇绍微一思索,便点头同意了。这一幕的出现,正说明嵇康在世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时,不过是因为厌恶现实名教的虚伪,但他内心深处,依旧信奉着名教。嵇康著有《家诫》,尽是以儒家名教教子的内容。读着《家诫》长大的嵇绍,自然也深受着“忠孝仁义、温良恭谦”的熏陶,所以,他不会拒绝皇帝的征召,他只是需要一个理由,而这个理由山涛已经替他找到了。
因为其中非凡的象征意义,嵇绍到洛阳上任时,引起了巨大轰动,京师蜂拥出来围观。有人还特意跑去对王戎说:“昨天见了嵇绍,真是个美男子,昂昂然如野鹤之在鸡群。”王戎长叹了一声,只说:“你还没见过他父亲呢。”
嵇绍后来因为保护司马炎之子晋惠帝被杀,他既没有遵守“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传统观点,又违背了“以直报怨”的社会理念,由此引来了后世激烈的信念之争。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在《日知录》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一段话,后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顾炎武的原义中,“国”是指一家一姓的朝廷,“天下”则是指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优良传统。而他举山涛、嵇绍的例子,也是强烈谴责山涛不该推荐嵇绍,指责嵇绍不该出来做官。
山涛举荐嵇绍时,也许并没有考虑如顾炎武那般深刻,毕竟不是一个时代的人,相隔一千多年,但他肯定是出于善意的用心。山涛自己仕途相当顺利,一直是西晋重臣。难得的是,他虽然官至司徒,却依旧过着简朴贫困的生活,死后只留下十间旧茅屋,由此被誉为“年耆德茂,朝之硕老”。
王戎在“竹林七贤”中年龄最小,出身最贵,却也是世俗之心最盛。他父亲王浑去世时,故交旧部送来丧礼费多达数百万,王戎一概不受。此举大受时人好评,他也由此声名远扬。但后来继承父亲爵位步入官场后却变得异常贪鄙吝啬,四处购买良田,大肆囤积粮食钱财。当时社会轻视商人,法令甚至规定商人必须一脚着白鞋,一脚着黑鞋,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王戎却一边做官,一边做生意,每天亲自拿着牙筹算账,忙得不亦乐乎。他家有棵好李子树,结出的李子多汁甜美,王戎不仅卖李子赚钱,为了防止他人得到良种,还事先将李子核钻坏。他身为朝廷高官,却如此不顾身份,自然引来许多人的嘲笑。王戎全不在乎,常常说:“家有存粮,人畜不慌。”
王戎在官场上也是几经沉浮,曾经因派兵给自己修园宅而被免官,但他很快又花钱赎回,可见他很享受当官的感觉。又有几次因受贿之嫌遭人弹劾,仗着皇帝庇护,才没被免官。即使后来官高位显时,他也从来不忙公务,只将工作交给下属幕僚处理,“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沉”,“以王政将圯,苟媚取容”于朝堂。
此刻的王戎,似乎与昔日竹林时的名士判若两人,变化之大,令人匪夷所思。如果稍微分析一下他所身处的大时代背景,也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西晋自建立之初,内部就交织着复杂的权力斗争。司马昭与正妻王元姬共有五个儿子,但只有两个儿子长大成人:长子司马炎,即为后来的晋武帝;三子司马攸,自小过继给没有儿子的司马师为嗣子,按照宗法制度,司马攸也具有司马师的长子身份。这二人都有继承司马昭晋王位子的资格,司马昭本来更钟爱三子,但经过犹豫后,还是将王位传给了长子。司马炎倒是很顺利地当上了皇帝,建立了晋朝,偏偏太子司马衷是个白痴,娶的太子妃贾充之女贾南风不仅又黑又丑,而且在政治上野心勃勃。晋武帝临终时,知道太子司马衷不成器,遗命太傅杨骏辅政。司马衷即位,是为晋惠帝,贾南风也被封为皇后。她犹自不满足,为了让自己贾氏家族执政,暗中与楚王司马玮合谋,发动禁卫军政变,杀死了杨骏。但朝政大权却落在了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大臣卫瓘手中。贾南风为了实现野心,又以晋惠帝的名义唆使楚王司马玮杀死汝南王司马亮,再反诬楚王司马玮矫诏擅杀大臣,将司马玮处死。从此,贾南风一党执政,并于九年后废杀谢才人所生的太子司马遹,由此引来司马皇族不满。诸王为争夺中央政权,展开大内战,因主要参与者有八王,史称“八王之乱”,持续时间长达十六年。这场源自宫廷权力斗争的动乱,接连引发了大规模战争,祸及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成为西晋迅速灭亡的重要因素。
王戎女婿裴就是在赵王司马伦废杀贾南风时,牵连被杀。而嵇康之子也是因为保护晋惠帝司马衷死在了这场极其凶残的内乱中,他的血当场溅在了晋惠帝的衣服上。事后,左右欲洗干净血衣,晋惠帝伤感地说:“此嵇侍中血,勿浣。”此时的王戎年近七旬,已经是白发老翁,又与内乱之祸首贾南风有姻亲关系,身处血腥杀戮旋涡中的他,无力作为,不想在经历那么多的大风大浪后再无谓被杀,无奈明哲保身,采取自我污秽的策略,他的种种猥琐、小气、幼稚、可讥之举,也就可以理解了。
王戎晚年担任尚书令,有一天他突然想出去游览,穿着公服,乘坐轺车,来到了洛阳城郊首阳山的黄公酒垆。这里曾经有“千日醉”美酒,是年轻时的王戎经常与阮籍、嵇康来饮酒的地方。风流往事一时涌上心头,即使“与时舒卷”、老于世故如他,也不禁感慨横生,说:“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酣畅于此。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为时之所羁绁。今日视之虽近,邈若山河!”
一句“为时之所羁绁”,道尽心中难言的无奈和痛苦。这一刻,昔日竹林风度终于再现了些微底色。只是六位竹林之友均已经先后辞世,“竹林七贤”只剩下了他王戎最后一人。当真是咫尺天涯,邈若山河。
四年后,王戎病死于战乱中。
青山依旧,几度夕阳,无数风流终被雨打风吹去,一个时代就此远去,“竹林七贤”却成为了历史的永恒。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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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计吏:向朝廷报告一郡税收的官员。上计:战国、秦汉、魏晋时年终考核地方官员成绩的方法。战国时,各诸侯国在法家的“食有劳而禄有功”的理论指导下,普遍强调以军功作为考绩武官、赏功赐爵的根据;对政府行政官员,则仍以大计的方式进行考核。考核的时间为一年一次,考核的根据主要是年度赋税收入和户籍增减情况,即群臣于年终将赋税收入写于木券,呈送国君考核,称为上计。出土秦简和汉简中记录有上计时各种名册的运用,以及评判、计算官吏劳绩的一些具体方法和程序,说明战国和秦时期的上计考核已经初具规模。汉代在承袭秦上计制度的基础上,将其完备为三种形式,两大系列。三种形式为:1常课。每年年终,由郡国上计吏携带计簿到京师汇报上计;2大课。三年一大考,按考察的政绩状况决定黜陟;3会课。由丞相、御史二府逐一审核上计内容,并定出每个官员的考绩等弟,即殿最。两大系列是:1长官课掾史,即公卿丞相和各部门长官(包括郡县令长),考核其属官、属吏;2逐级逐层考核,中央课郡,郡国课县。并以此三种形式、两大系列的有机结合,构成汉代上计考课的完整体系。汉代的上计程序,从其管辖角度来看,可分为郡县上计、督邮巡计、丞相受计、御史核计、皇帝主计五种程序;就其举行的时间而言,可分为冬课和秋课两类:1郡国课县,在秋季举行;2中央课郡,在岁末举行;3会课定殿,于岁首举行。由于汉代上计制度完备,形式、内容和执行程序都有严格的规定,为历代推崇效法。
魏阙:宫门上巍然高出的观楼,其下常悬挂法令,后用作朝廷的代称。
巢父、许由均为上古有德之士。传说帝尧敬重巢父的才德,想把帝位禅让于他。巢父不愿做官,到颍河岸边大树上筑巢隐居。许由才智过人,很受人尊重。帝尧曾多次向他请教,后来想把君位传给他。许由就逃到登封箕山隐居。帝尧派人找到他,想请他出任九州长官,许由跑到颍水边洗耳,表示不愿意听这种话,由此被后世奉为隐士的鼻祖。
狄道:今甘肃临洮县。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北。
刘禅小名叫阿斗,是中国历史上以昏聩出名的皇帝,史称为“扶不起的阿斗”。刘禅投降后,被封为安乐公,送到洛阳居住。有一次,司马昭设宴款待,以歌舞助兴。当奏起蜀地音乐时,跟随刘禅的蜀国旧臣伤怀国破家亡,不禁泪流满面。只有刘禅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司马昭就问道;“你思念家乡蜀地吗?”刘禅回答说:“这个地方这么快乐,我不思念蜀。”这就是“乐不思蜀”典故的来历。蜀国旧臣郤正忙悄悄告诉刘禅说:“若司马昭再问,您就哭着回答:‘先人坟墓远在蜀地,我没有一天不想念。’这样,司马昭就会让陛下回蜀了。”刘禅听后会意点头。酒至半酣时,司马昭果然又发问,刘禅赶忙把郤正教他的话说了一遍,只是欲哭无泪。司马昭听了笑道:“这话怎么像是郤正说的?”刘禅惊奇道:“你说的一点不错呀。”司马昭及魏国大臣全笑了,从此不再提防刘禅。刘禅有七个儿子,除第五子刘谌不肯投降自杀外,第六子刘恂也不愿降魏,在蜀亡后派人与夷帅孟虬通好,得以在南中永昌定居。
京观:京观又称武军,是中国古代军队作战的一项惯例,战胜的一方将战败一方阵亡者的尸体堆积在大路两侧,覆土夯实,形成一个个高冢,用以夸耀武功。
冀县:今甘肃甘谷县东南。祁山:今甘肃东南部山地。
广武:古城在今河南荥阳东北广武山上,有东西二城,中隔一涧,为刘邦、项羽对峙处。“时无”一句,意指时代无英雄,使无名之辈成了豪杰,指无能者侥幸得以成名。阮籍到底是说楚汉相争时期“无英雄”,还是其身处时代“竖子成名”,无人得知,遂成千古之谜。
牙筹:象牙或兽骨制的计算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