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前，东吴侍从熊均从邓义口中意外得知吴纲与全怿中了同一种奇毒，立即怀疑是有人窃取了吴纲手上的毒药，转而用在了吴纲身上。而最大的嫌疑人，显然就是有机会进出吴纲卧室的仆役柏草。熊均等人赶去白马寺寻找曹柏时，他正在树下歇息。对他而言，杀死了仇人，并没有如释重负，反而觉得空空荡荡的，且有一种莫名的焦躁难安。当曹柏听说有人来白马寺找他时，意识到大祸即将临头。他隐姓埋名一年多，平凡普通的生活消磨他的意志与锐气，令求生的欲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他立即自旁门出寺，去寻找嵇康，欲求其庇护。城中未遇，又根据传闻寻来铁匠铺，再寻去东园，最终见到了嵇康。
嵇康只与曹柏有通信来往，并未见过面，听到对方报出名头后，很是惊讶。曹柏称自己一直化名柏草，在鸿胪寺担任仆役，而今意外惹上了麻烦，想找一个藏身之处。嵇康出于旧情考虑，遂将曹柏收留。
直到昨日与邓义交谈后，嵇康才知道曹柏出逃与鸿胪寺吴纲命案有关，遂赶回东园，当面询问曹柏。曹柏倒也坦然，将一应经过原原本本地讲出。又道：“吴纲是我杀弟仇人，他近在眼前，我不杀他报仇，日后哪有面目去见阿弟？”
嵇康正色道：“你有你的立场，但吴纲也是我的朋友，这次为救我出狱更是出了大力，我不能再收留害死他的人。”取了一些财物送给曹柏，令其自己逃命。
邓义听了嵇康讲述，这才知道原委，只是仍然疑惑嵇康何以知晓自己卷入全怿命案，但对方未曾明示，他也不好开口明问。嵇康道：“既然邓将军疑虑已解，嵇某这就告辞了。”邓义应了一声，道：“嵇先生好走。”
目送嵇康走远，邓义继续打马朝临湘侯府赶来。嵇康到访临湘侯府，必有缘故，邓义既无法从嵇康本人口中得知缘由，也许可以从全府人那边了解到一些信息。
来到全府大门前，邓义刚翻身下马，门仆便忙不迭地迎了上来，引他去见全敏。全敏匆忙出来，脸色阴沉，先道：“我正想派人去找邓将军，邓将军就自己来了。”
邓义不提路遇嵇康一事，只问道：“出了什么事？”全敏道：“今日嵇康嵇先生来到临湘侯府，告知是他派刺客杀了全怿将军。”
邓义一时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失声道：“竟有这回事？”又追问道：“嵇康先生当真这般说？”全敏道：“我不便出面，是管家出面接待的嵇先生，管家也以为自己听错了，追问之下，嵇康又重复了一遍。”
当时文鸯正奉命来到临湘侯府，向全府交代对文氏部将的重新安置。管家来找全敏商议时，他正在私下偷会文鸯，闻言也是大吃一惊，难以置信。倒是文鸯道：“嵇康先生确实曾经参与淮南毌丘俭之变，全怿将军应该知晓了此事，所以嵇康先生雇人暗杀了他，这也算是情理之中。”
全敏道：“之前文将军亦曾作证指认嵇康勾结毌丘俭，不是最终还是查无实据，嵇康亦被无罪开释了吗？”文鸯道：“那是两码事。”他已因攀诬嵇康一事而备受世人斥骂，不愿意再卷入与其有关之事，拱手辞去。
全敏愈发糊涂，也不顾自己逃犯身份，亲自出来见嵇康，当面询问究竟。嵇康只承认是自己雇凶杀人，但却不肯说明缘由。
全敏问道：“是因为嵇先生曾与毌丘俭有干，全将军知晓此事吗？”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道：“我嵇康既做了错事，便要负起全责。你们报官也好，私下杀我也好，任凭处置，我绝无半句怨言。”
面对眼前这位气宇轩昂、风度凌人的大名士，全敏并无半分寻到真凶的愤怒，也无丝毫报复的念头，只觉得六神无主。嵇康见全敏及管家均茫然无措，便拱手道：“二位想为全将军报仇的话，可以随时来找我。”翩然离去。
全敏大致说完经过，道：“我……我实在不明白，以嵇康先生的身份，绝对没有人怀疑他是凶手，他为什么要亲自赶来这里，当面承认罪名？”
邓义猜想嵇康已知晓真相，他既已承诺对方，不吐一字，难以作答，只好敷衍道：“依你观察，嵇康像是凶手吗？”全敏道：“当然不像。”
邓义道：“应该是有人担心全怿将军对嵇康有威胁，所以暗中下了杀手。而嵇康事后才知真相，心中内疚，但朋友是为他杀人，他不能指认朋友，又不愿意全怿将军白白死去，只好自己承认罪名。”
这一套说辞合情合理，全敏立即便信了，失声道：“那不就是吴纲吗？他跟嵇康是故交，杀死全将军，一来可以保护朋友，二来也可以取悦吴主。”
邓义道：“往全怿将军酒中下毒的人，确实是吴纲。刺客则另有其人。”大致说了吴纲本人则是死于鸿胪寺仆役柏草之手，而床单上的剧毒还害死黄皋夫妇一事。全敏这才恍然大悟，道：“原来是这样。”
邓义道：“全侍卫要如何处置这件事？”全敏摇头道：“我也不知道。嵇康先生他宁可自认杀人，想来死也不会说出刺客的名字，我总不能就此杀了他。而且就算没有刺客行刺，全将军也已遭吴纲下毒，早晚会毒发身亡。我真不知道……”
邓义又试探问道：“全侍从可打算报官？”全敏道：“报官有什么用？有人一心要除掉嵇康，我送一个大好罪名上去，不是正称了他人心意吗？”显然并未因今日变故而减少仰慕嵇康之心。又问道：“这一切实在太过匪夷所思，我该不会是在做梦吧？”
邓义摇头道：“不是做梦，是事实。”亦拱手辞了出去。
离开临湘侯府，邓义亦是感触良多，他已经无心去追查嵇康何以知道了真相，只为其人风度品性而慨叹不已。牵马信步走着，正犹豫是否要回城去廷尉府找掾吏卫今时，忽留意到不远处有一名黑衣男子在暗中打量自己，心念一动，便径直走到黑衣男子面前，道：“我记得出城时看见过你一次，而今再次遇到，洛阳这么大，应当不是巧合了。你是什么人？为何跟踪我？”
那黑衣男子强笑道：“小臣哪有跟踪邓将军？”邓义道：“我以前从未见过你，你却知道我的名字，还说不是跟踪？”那黑衣男子第一句话便露了底，干脆闭口不答。
邓义抢上一步，出手扼住那男子咽喉，喝问道：“快说，谁派你来的？”黑衣男子道：“就算将军杀了我，我也不会说的。”
邓义见对方强硬，总不能真的杀了他，便松了手，警告道：“可别再让我看到你。”走出几步，再转过头去，那黑衣男子依然跟在后面，还道：“臣有命在身，不得不如此，请邓将军见谅。”
邓义见对方振振有词，心念一动，问道：“难道你是受司马大将军之命？”黑衣男子不答，如此，便等于默认。
邓义心道：“大将军为何要派人跟踪我？莫非是想通过我找到沛娘？他大可直接问我沛娘住在哪里，我又岂敢不答？”颇为纳罕，正待再盘问那黑衣男子时，忽听到东面城中传来呼喝叫喊声。
那喧嚣声来自皇城，皇帝曹髦正带着亲信冲出皇宫，预备杀到大将军府，杀死大将军司马昭。
当年司马师废曹芳帝位，本欲立曹操与环夫人之子彭城王曹据为帝，只是由于曹据辈分在郭太后之上，郭太后强烈反对，力荐曹髦，司马师又急于取得郭太后诏书，这才同意立曹髦为帝。也就是说，曹髦一开始就不是司马氏亲自选中的理想人选。曹髦初即位时，司马师曾经私下询问钟会道：“皇上是什么样的帝王？”钟会当时任中书侍郎，因文才、口才出众为曹髦信任，回答说：“文才同于陈思王，武略类似魏太祖。”陈思王即曹植，魏太祖则是曹操。这话相当意味深长，听起来钟会似乎是在赞扬曹髦，其实是提醒司马师要防备曹髦。钟会也因为如此党附司马氏，得到了司马师兄弟的绝对信任，得以出任司隶校尉要职。
确实，比起之前碌碌无为、只知游幸的曹芳，曹髦在学识、志向上要高出许多，才慧夙成，好问尚辞，颇有其祖魏文帝曹丕当年的风流。这位新皇帝还是个热血青年，不甘心沦为司马氏的傀儡。甘露元年（256年）二月初九，十六岁的曹髦在洛阳皇宫太极东堂宴请群臣。不过这些大臣都只是担任虚职的儒生，真正的实权派人物均在司马氏大将军府中任职，而不是在朝廷中，这就是为什么钟会出仕之初，拒绝任九卿之一的太仆，而宁可到大将军府担任小小的从事中郎的缘故。
觥筹交错之际，曹髦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少康与汉高祖刘邦到底孰优孰劣？让大家各抒己见。群臣面面相觑，不敢轻易接口，宴会一时陷入冷场。显然，这个看似平常的问题，内藏着深奥的玄机。
先看少康的来历。少康是夏朝人。起初，禹由于治水有功，被禅位为天子，成为夏朝的建立者。禹死后，他的儿子启破坏了禅让的传统，自立为王，此后，王位传子不传贤，开始了所谓“家天下”的世袭制度。启死后，儿子太康即位，终日田猎，不理民事，为东夷有穷氏部族首领后羿所逐。太康死后，后羿先后立太康之弟仲康和仲康之子相继为王，但实权掌握在他自己手中。后羿后来也被部属寒浞所杀，寒浞又杀死相，自立为王。相子少康长大后，积蓄力量，努力复国，最终灭掉寒浞，光复了夏王朝，史称“少康中兴”。汉高祖刘邦则是汉代开国皇帝，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开创帝国基业的平民。为什么曹髦一定要将这两个年代相隔久远的帝王比较高下呢？
曹髦问的其实是一个中兴之主与创业之主能力高下比较的问题。考虑到魏国朝政大权早已经沦入司马氏之手，魏帝有名无实，不过是司马氏手中的盖印工具，曹髦这一问题显得别有用意，难怪群臣们不敢乱发议论了。
但皇帝的问题还是不能不答，大家众口一词地认为刘邦较少康为优。独有曹髦引经据典，批评刘邦“因土崩之势，仗一时之权，专任智力以成功业，行事动静，多违圣检”。其弦外之音，不言而喻；又认为少康能够于万难中复兴祖先基业，绝对要比乱世中力挫群雄创建汉朝的刘邦强上许多。这是曹髦真实的看法，当然，他更真切的想法是希望他自己能够成为振兴曹魏王朝的中兴之主。
只是，偏偏曹髦生不逢时，此刻他的对手实力要远远超过当年少康的敌人，曹魏颓势难以挽回。太极东堂论辩后不久，曹髦即被迫赐衮冕、赤舄给大将军司马昭。但曹髦毕竟年少气盛，不甘心之下，又跑到太学，以询问经义为名，发起了一场新的论辩。
当时学官采用的是司马昭岳父王肃所注众经。曹髦问到《书·尧典》中“稽古”一词的解释时，批判王肃曲解经义，认为尧是效法天的。太学博士庾峻是王肃门徒，立即引用王肃的观点加以反驳，认为应该是“尧顺考古道而行之”，即尧效法的是前世治国之道。曹髦又引孔子“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之语来反驳庾峻，认为尧的美德在于效法天意。庚峻则答以“奉遵师说”，将曹髦挡了回去。
这场论辩的实质就是——曹髦强调“天意”，要天下人顺从天意，拥护他这个皇帝；庚峻则引用王肃思想，强调“古道”，要效法前世治国之道。
由于独特的时代背景，这一场太学辩论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经义学术的范围，带有明确的现实政治的目的，被视为曹髦反抗司马氏的表露。无独有偶，就在不久后，嵇康也走出了长期隐居的竹林，来到太学，积极投身到批判王肃的太学辩论活动当中，其渊博的学识、犀利的观点、非凡的风器，在太学生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还有个十四岁的少年赵至，慕名找来太学，只为求见嵇康一面。
也许嵇康只是出于学术辩论的目的，但自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氏力倡以儒家名教治国，嵇康公然在太学激烈地攻击儒家名教，在司马氏一方看来，无疑是典型的不满时政的行为。其人忽然投身辩论，也被视为不甘屈服于司马氏统治的表现。正是这一节，令司马昭下定了务必铲除嵇康的决心。钟会窥及其心意，这才有了后来的大狱，却不想为一封旧信意外解脱。
嵇康暂时摆脱了危机，皇帝曹髦却日益愤愤不平，他说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惊人之语后，不时受到司马昭当众侮辱，他思来想去，决意拼死一搏，于是暗中召见所亲信的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三人，告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不能坐等着忍受被废黜的侮辱，今日当与诸卿一起去讨伐他。”
曹髦崇尚文辞，这三人都是他平时特别礼遇优待的文士，倚作心腹。三人一听之下，均大惊失色。王经劝阻道：“司马氏握有重权已非一日，只靠少数人马是对付不了他的，希望陛下慎重考虑。”
曹髦早已经拟好讨伐司马昭的诏书，当即取出诏书抛在地上，激动地道：“我已经下了决心，即使死，也没有什么可怕，何况也不一定死。”王沈和王业见曹髦执意作为，担心祸及自身，急忙赶去向司马昭通风报信。
这边曹髦带领殿中卫士、奴仆等三百多人准备冲出皇宫去杀死司马昭。那边司马昭得到王沈和王业送来的消息后，立即派亲信贾充带领数千卫士前去应付。双方在宫内东止车门遭遇。曹髦冲到队伍前面，高声喊道：“我是天子，你们想弑君吗？”卫士们面面相觑，不敢动手。
贾充大声喝道：“司马公养你们，不就是为了今日之事吗？”
贾充心腹成济立时会意，上前挺出长戈，直刺过去，曹髦连忙举剑招架。然成济既是武官，武艺、气力远在皇帝之上，长矛径直刺中曹髦胸膛。曹髦跌落车下，成济顺手补上一矛，刺穿曹髦胸背，当场将其杀死。
曹髦工于书画，其所画人物故事在魏代独树一帜。又善文武，著有《春秋左氏传音》等。不幸的是，身为皇帝的他，死后还落了个“悖逆不道，自陷大祸”的罪名，被司马昭栽赃意图刺杀郭太后。
百官听说皇帝被杀死于宫门前，不敢奔赴，独有太傅司马孚前往。司马孚是司马懿之弟，在“高平陵事变”之际，协助司马懿控制京师，诛杀曹爽一党，后又督军成功防御吴、蜀的进攻，为稳固司马氏政权出了不少力。但其人温厚廉让，自司马懿执掌大权起，便逐渐引退，未参与司马氏几次废立魏帝之事。司马孚到达现场后，将曹髦的头部枕于自己大腿上，扶尸痛哭道：“让陛下被杀，是为臣的罪过。”
曹髦之死，震动天下。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作为摆设是一回事，被当众杀害则是另外一回事。昔日汉献帝为曹操所挟制，多次密谋除掉曹操，曹操始终隐忍不发，没有杀汉献帝就是这个道理。曹髦死后，朝中众多大臣难以接受，群情激愤，要求处置凶手。司马昭意识到此刻还不是禅代的最佳时机，为了平息众怒，不得不以“大逆不道”罪将成济全族杀死，另立曹操之孙曹奂为帝。曹奂时年十四岁，完全听命于司马昭，不过又是另一个傀儡皇帝。
戏剧性的是，成济听说司马昭下令捕杀自己时，不肯服罪，脱下衣服，光着身子爬到屋顶，大骂司马昭，结果被军士以乱箭射杀。
曹髦发难前曾秘召王沈、王经、王业三心腹大臣商议，王沈、王业向司马昭告密有功，均加官晋爵，但却因为“不忠于主”，“为众论所非”。王经则因为忠于曹髦，被司马昭找借口杀掉。
曹髦是中国历史上极少见的不甘心命运摆布而敢于以生命抗争的皇帝，史家因而赞扬他“刚烈果敢”。天下人均同情他的遭遇，但在司马氏的高压下，不敢有任何悼念的表示。恰在此时，嵇康作了一首《思亲诗》，追悼母亲、兄长。他少小丧父，由母亲、兄长抚育成人，感情很深，兄长已经于三年前病死，母亲也在一年前去世。“奈何愁兮愁无聊，恒恻恻兮心若抽。愁奈何兮悲思多，情郁结兮不可化。”这首展露悲从心来的诗，与其说嵇康是在痛悼亲人，不如说他是借机哀悼死不瞑目的魏帝曹髦。
曹髦虽是郭太后亲自选中的皇帝，但司马昭既然给曹髦安上了行刺太后的罪名，郭太后亦遂司马昭之愿，下诏以平民之礼安葬曹髦，司马孚等大臣不服，一再上书，才改以王礼。
曹髦下葬当日，天降瓢泼大雨，持续下了三天三夜，邙山也由于大雨倾盆而发生了山体塌陷事故，所幸无人伤亡。时人都说，这是老天爷在替死去的大魏天子流泪。
因曹髦之死事出意外，完全打乱了朝廷出兵伐蜀的步伐，司马昭不得不将计划暂时搁置。以致后来一度有传闻称，是蜀国安插在皇宫的内应极力怂恿曹髦对司马昭发难，想以魏国内乱来缓解大兵即将压境的危机。邓义听到这一流言时，立即想到了路遗，若果真与其有关的话，他能将手伸到大魏皇城中，也可谓可惊可怖了。
这一日，邓义欲往首阳山探访史沛，出门时，正遇廷尉府掾吏卫今来访。邓义很是意外，问道：“掾吏君找我，是因为那几桩旧案吗？”卫今道：“正是为旧案而来，带来了两个好消息。一是逃犯柏草已在外地被捕，正由地方派兵押解入京。”
邓义听了，却无欣喜之情。虽然曹柏手上犯下三条人命，但他知悉嵇康曾参预淮南叛乱之事，万一他当堂吐露，怕是又要再兴大狱。
卫今又道：“这第二个消息，邓将军一定会关心。前些日子大雨，邙山野山坡倒了半边，近来天晴了，有山民前去清理，发现了一具尸首。”邓义心思全在思虑曹柏被捕一事上，只漫不经心地“喔”了一声。
卫今道：“看来我没有说到点子上，未能引起邓将军的兴趣。那尸体被油布一层层包裹，又因所埋之处位置独特，成了一具干尸，全身保存完好。”
邓义道：“干尸？这倒是罕见得很。”卫今道：“死者是一名男子，身上伤痕累累，看起来死前跟人剧烈搏斗过。而致命一刀的位置与力道，与我之前在马头村灭门血案所见，几乎是一模一样。”
邓义这才会意过来，“啊”了一声，问道：“那具干尸在哪里？烦请掾吏君带去我见上一见。”
那干尸依旧被油布包裹，安置在廷尉府停尸房。卫今引邓义进来，示意吏卒打开油布。虽然干尸面目已萎缩变形，但邓义一眼便认了出来，死者正是马威。尽管他在途中已有所预料，但仍然怔在当场。
卫今挥手令吏卒退出，这才问道：“邓将军认得此人？”邓义不能说出马威身份，料想自己的反应已落入卫今眼中，就算说不认识，他也不会相信，便含含糊糊地道：“不好说。”
卫今道：“我曾听前辈说过，武学名家往往能从死者伤口看出凶手的招式。邓将军与文鸯之战轰动全城，你现下是公认的刀法大家，凶手亦是使刀，而且在死者身上留下了这么多伤，也许邓将军能从中看出凶手的招式。”
邓义闻言，便留心瞩目马威身上的伤痕，瞳孔渐渐放大，卫今叫了好几声，他才会意过来，告道：“内中详情，恕我暂时不能相告。”拱手辞出，赶来军营，指名找禁军将领杨刚、杨强。
杨氏兄弟闻报而出。杨强先道：“想不到邓义今日竟肯登门，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邓义道：“我已经知道是你二人杀了马威，又杀了马氏全家，你们为何要这样做？”
二杨先是怔住，随即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杨刚道：“没有的事。杀人罪名不小，邓将军可不要胡乱栽赃。”
邓义道：“马威的尸首被人发现，而今就停在廷尉府。你们大概料不到他人并没有腐烂，而是成了一具干尸，身上伤痕昭然，一招一式，都表明是你兄弟二人联手杀了他。”杨刚道：“胡说八道！邓义，亏你在大将军府这么多年，竟然一点长进都没有。凭死人身上几处伤，就跑来这里指斥我兄弟。你不懂本朝有诬陷反坐之法吗？”
杨强性子急躁，早已不耐烦，道：“哥哥与他废话做什么！不怕告诉他，确实是我兄弟二人杀了马威及其家眷，不过我等是奉命行事。”
邓义道：“奉命？马威是司马大将军的人，你们还能奉谁的命令，竟敢对大将军的心腹下手？”杨强嘴快，立即接口道：“你说的那个司马大将军已经死了，我们奉的可是现任司马大将军……”
杨刚忙阻止道：“阿弟！”随即转头冷冷道：“邓义，话你也该听明白了，再纠结马威之事，只是自寻死路。我等还有军务在身，你这就请吧。”不再理会邓义，挽了弟弟之手，自回军营去了。
邓义这才明白为什么之前司马昭一再阻止他调查马头村血案，且在知晓邓义翻阅廷尉府卷宗后，派了人暗中监视他，原来大将军本人正是幕后黑手。
可司马昭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马威失踪前，以事托付阮籍，表明他受命外出办事，且知道此行凶险，极可能赔上性命，且会牵累家人。当时司马师尚且在世，马威若是受其命外出办事，司马昭绝不可能阻止兄长意图，派杨刚、杨强杀死马威。
唯一的可能是，马威是受司马昭之命外出办事，事成之后，又被司马昭派杨刚、杨强将其灭口。尽管马威事先有所预料，大概司马昭拿其家人性命要挟，他不得不老实听命行事。尽管他事先得到了司马昭保其家人的承诺，但司马氏素好违背誓言，他仍然不放心，但他自己又没有与司马昭对抗的实力，遂将后事托付给阮籍与邓义，万一家人遇害，便由阮籍引邓义出面调查，为马氏昭雪。
但这一切的主谋既是司马昭，一百个阮籍与邓义加起来，也没有为马氏昭雪的能力，马威不会不明白这点，他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马威显然事先反复思虑过，且作了精心安排。莫非他选择司马师夫人羊徽瑜转交信件，是意有所指，表明羊徽瑜有昭雪的能力？可司马师一死，羊徽瑜便失去了大将军夫人的名头，虽得新任大将军司马昭敬重，却早已沦为闲人一个，又哪有能力及意愿干预司马昭之事？除非，事情跟羊徽瑜本人有关。
一念及此，邓义心中“咯噔”一下，已然会意过来——马威所受之命，正是行刺大将军司马师。
当日司马师遇刺，被羽箭射破眼球。在禁军密如罗网的追捕下，刺客竟神奇逃脱，是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之事。但若刺客就是马威，一切便说得通了。他对司马师行踪了如指掌，躲在暗处，一箭射中司马师后，就近逃入大将军府中，谁又能想到刺客就是司马师身边的亲信呢？而之后马威遭杨刚、杨强追杀灭口，也是顺理成章之事。至于隔了一段时日后，司马昭再派杨氏兄弟血洗马氏满门，应该是其人多疑，忽触及往事，决意杀光马氏，以绝后患。
想通前因后果后，邓义当即赶回舞阳侯府，匆匆写了一封辞官书，留在房中。又写了一张字条，请羊徽瑜转交给司马昭。随后简略收拾了行囊，欲先往首阳山去接史沛，再一道动身到北方隐居。
出建春门时，却见文虎正抚刀站在门边，一见邓义，便举手招呼。邓义翻身下马，走过去问道：“小文将军如何会在这里？”文虎道：“我是专程在这里等候邓将军。”
邓义大为意外，问道：“小文将军如何知道我会出城？”文虎道：“是司马大将军说的。”忽拔出佩刀，抵在邓义胸口，道：“我虽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司马大将军扣住了我兄长，若我不能擒邓将军回去，我兄长便会人头落地。”
邓义心道：“司马大将军依然派了人监视我行踪，想来我去军营找杨刚、杨强对质时，他便得到消息了。他不公然派兵马来捉我，而是令文虎悄无声息地带我回去，也可谓高明之极。”自知今日必死无疑，想到还在首阳山等待自己的史沛，心头略觉苦涩。
文虎道：“邓将军，实在抱歉了。”邓义道：“没什么，我能理解。”
文虎咬了咬牙，竟又放下佩刀，道：“这就请邓将军拔出兵刃，跟我对战一场，我不是邓将军对手，被将军重伤，自然只能空手回去，想必司马大将军也会体谅。”
邓义道：“小文将军好意，我心领了。事已至此，反抗无益，我愿意随小文将军回去。不过我有一个请求，请小文将军日后走一趟首阳山，找到史沛，让她不必再等我。”
文虎点了点头，不再多言，当先引路，朝大将军府赶来。
到大将军府门前，早有军将等在门前，见文虎带了邓义回来，很是满意，上前解下邓义佩刀，倒转刀背，狠狠击打在邓义后脑上。邓义眼前一黑，立时便晕了过去。
再醒来时，人已不知在什么地方，也不知什么时辰，只有昏暗的灯光。触手可及，均是坚硬冰冷的石壁。邓义手足均戴了粗笨的镣铐，脖颈也被铁钳紧紧卡住，以长铁链固死在墙上的铁环上，只能在丈余范围内移动。
他倚墙而坐，不禁浮想联翩，料想自己既已洞悉司马师遇刺真相，必将饱受刑讯，死得惨烈无比。事已至此，死反而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但愿司马昭不要再因此牵累更多人。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牢门“铛”地打开了，进来的是司马昭本人。邓义已知是司马昭派文虎诱捕了自己，但料不到他会亲自来此阴湿地牢讯问，挣扎着起身，单膝跪下行礼，却一言不发。
司马昭走到邓义面前，来回徘徊了几圈，有许多话想问，反复斟酌着用词，仍感到不便出口，好大一会儿，才问道：“你没有什么可说的吗？”邓义自知必死无疑，只道：“没有。”
司马昭又踌躇许久，才问道：“那件事，你可有告诉过旁人？”邓义垂首道：“没有，臣没有这份胆量。”
魏晋洛阳城平面复原图
金塘城甲乙丙三城平面实测图
司马昭对此回答甚为满意，也料想邓义识得大体，不敢贸然将祸事引向他人，便道：“我不会杀你，但不能纵你出去，你就安心住在这里吧。这里是金墉城地牢，洛阳最隐秘最森严的监狱，不会有人知道你在这里，也不可能有人能救你出去。”
金墉城是城中城，位于洛阳城西北角上，金市正北面。魏文帝曹丕定洛阳为京师，修复京城、宫城后，又效仿曹操铜雀台筑城。因道教传说，昆仑山西王母所居仙宫名金墉城，坚固宏伟且位于西方，故以“金墉”命名。
起初，魏文帝修建此城是为避险防乱、安身立命之用，因而作为卫城的金墉城墙高池深，坚硬牢固，且能屯驻重兵，既是皇宫禁城，也是攻防戍守要地。东有含春门，南有乾光门，北有退门，三座城门夹建两观，观下列朱桁于堑，以为御路。
然而天意弄人，这座奢华的军事堡垒并没有成为皇帝保驾的保卫之城，而是因其禁卫森严，演变为皇家监狱，魏时被废皇后、失宠嫔妃多安置于此，金墉城由此成为最为神秘的大内监狱，外人绝难窥测内中情形。昔日魏文帝曹丕早死，其生前最宠幸四美人，善梳蝉鬓的莫琼树、巧于梳妆的段巧笑、能歌善舞的陈尚衣、精于女工的薛夜来，均被曹丕生母卞太后驱逐到金墉城幽禁，郁郁而终。魏少帝曹芳被废后，亦是先关押于金墉城中，后来才被押离洛阳，迁居河内郡。
邓义早听闻金墉城禁卫森严，素来有进无出，忽听说自己竟被囚禁于此，大为愕然，问道：“大将军为何不将我秘密处死，反而要大费周章地禁锢在金墉城中？”司马昭摇了摇头，道：“我答应过大嫂，要善待你，我不会违背诺言。”
他当然不是什么信人，司马家族从来没有遵守承诺的传统，但当年司马懿先后以谎言诱骗曹爽、王凌投降后，又违背誓言杀了二人，王凌死后不久，司马懿不断梦到王凌索命，最终受不起巨大的压力，精神崩溃而死。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亲眼所见，自然深感恐惧，亦开始相信报应一说，之后便极少许诺，若话出口，便竭力遵守。
而且司马昭对邓义的态度亦是相当满意。当年他派马威行刺兄长司马师，马威失手，料到必遭灭口，抢先逃出洛阳，于途中被追及，仍不肯束手，拼死反抗方被杀死。杀死魏帝曹髦的成济听说司马昭有意追究弑帝之罪时，更是跑到大将军府大吵大闹，试图拼个鱼死网破。而邓义则与马威、成济大不相同，对抚育他成人的司马氏始终感恩戴德，不会有丝毫反抗之心，处于目下困境，依旧恭敬有礼，既不卑微求饶，也无半句妄言，极力克制着自己，这正是当年司马懿最赞赏的品质。
邓义却是大为意外，这才知道若不是司马师夫人羊徽瑜早有请言，只怕自己早已人头落地，然司马昭还是没有放过自己，预备将自己一辈子囚禁在这不见天日的地牢中，这便是所谓的“善待”。一时心中百般复杂滋味，也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忧。
司马昭又道：“杨刚、杨强兄弟多嘴误事，我已将他二人处死，你也可以安心了。”
邓义无言以对，只垂首沉默。恍惚之间，司马昭已转身出去。随着铁门“咣当”一声合上，通往外面的世界彻底隔绝，牢房顿时寂静了下来。邓义甚至可以听见自己沉重的呼吸，相信这也是日后漫长岁月唯一常伴左右的声音……
这一日，羊徽瑜正在书房中习练书法，忽有婢女进来禀道：“夫人，外面有名叫史沛的女子求见，自称是邓义邓公子的朋友。”
羊徽瑜大为意外，亲自出迎，上前握住史沛双手，道：“你……你就是沛儿吧？当真跟你母亲长得一模一样。”又道：“阿义昨日留下一封信，说是要辞官归隐。他以前跟我提过这件事，我虽然不舍，但想他能跟沛娘在一起，也是好事。我以为你们已经离开洛阳了，想不到还能见到沛娘。”
史沛轻轻挣脱掌握，道：“羊夫人，我赶来找你，不是来跟你闲话叙旧的，我是为邓义而来。夫人可知道，邓义未能走脱，司马大将军派人捉了他，怕是很快就要处死。”
羊徽瑜很是意外，道：“沛娘想让我出面为邓义说情？”史沛道：“夫人不愿意吗？”羊徽瑜道：“不是不愿意，而是不能。大将军待阿义素来很好，不会无缘无故地要杀阿义，一定是阿义犯了不可饶恕的过错。沛娘不知道你这位叔叔的性情，我若出面求情，只会令大将军更加恼怒，加重对阿义的处罚。”史沛道：“那好，请夫人派人引荐，带我去见司马大将军。”
羊徽瑜满口应了，相送出来，迟疑问道：“沛儿，你不能留下来吗？”史沛摇头道：“不能。”走出几步，又回头道：“多谢夫人好意，我会永远记得。”羊徽瑜闻言，鼻子登时一酸，泪水潸然而下。
侍从引史沛进来时，司马昭正抚额沉思，尽管已有了心理准备，第一眼见到史沛时，还是愣在了那里。
史沛也不多闲话，径直道：“叔叔，你不记得沛儿了吗？我求你放过邓义。”
司马昭尚不知邓义与史沛互相钟情一事，大为惊讶，道：“邓义？你竟是为他而来？”史沛道：“邓义是我倾心相许的男子，我非他不嫁。”
司马昭闻言大为气恼，道：“沛儿，你是我兄长生前最爱的女儿，身份何等尊贵。邓义只是一个见不得光的杀手，你竟倾心于他，实在太不自爱了。”
史沛一字一句地道：“我父亲，杀了我最亲爱的母亲，最尊敬的舅舅，又杀了于我养父有救命之恩的许允许将军，间接害死我养父。而今，叔叔你又要杀死我最心爱的男子。我们司马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家族啊。”
堂中瞬息沉寂了下来，司马昭脸色明暗交织，风暴隐约可见，但怒火最终还是熄灭了。他可以毫不手软地杀死政敌和对手，即便这对手是他的兄长，此刻面对侄女的诘问，却忽然觉得身心疲惫。到底是老了，岁月不饶人啊。
他又仔细打量着史沛，这位侄女脸上正流露出真切的绝望。他心中暗自庆幸，她没有说出弟弟刺杀兄长、叔叔谋杀父亲之类的话。想来邓义没有撒谎，没有将那件事告诉任何人，尤其是羊徽瑜。于是他挥了挥手道：“你带邓义走吧。”
史沛低声道：“谢谢叔叔。”司马昭又叫道：“沛儿，不要再回来。”
这不是驱逐，而是长辈的谆谆嘱咐——司马家族确实是个诡异的家族，他已经有所预料，即便司马氏宏图霸业将成，亦难逃狼顾的诅咒，最终会因自相残杀而衰亡，她既然已经离开，便不要再行卷入。
邓义被带出金墉城，第一眼见到史沛时，便知道她是用自己的真实身份救了他。史沛极其痛恨自己司马氏的姓氏，早先邓义因其是邙山侠客史春传人而多次援救，史沛不知缘由，以为邓义救自己是从某种途径知道了她是司马师之女，心中愈发恼恨。之前更是宁可受路遗折辱，也不愿意表明身份，以换取活命机会，而今却为了邓义，向司马昭俯首认亲求情，对他用情，不可谓不深。
然感激言语亦是多余，邓义只上前轻拥史沛入怀，道：“沛娘，你可愿意嫁给我做妻子？”史沛道：“愿意。”
邓义道：“你我心意相通，也无须虚礼。从现下起，你我就是夫妻。”史沛笑着点了点头，道：“我是邓郎的妻子，邓郎是我的丈夫。”邓义道：“我们走吧。”
二人既已决定即刻离开洛阳，便先来到铁匠铺。刘伶、嵇康也在那里。刘伶道：“听说你小子被司马昭抓了，我可是吓坏了。沛娘倒是镇定，说她有法子能救你，想不到还真给救回来了。”又问道：“你又做了什么事，触怒了司马大将军？”邓义不答。
嵇康忽问道：“是不是因为邓将军曾暗中助我？”邓义道：“不是，跟嵇先生一点干系也没有。”刘伶却不大相信，道：“瞧你这神色，分明是跟嵇康有关了。”
史沛道：“既然我夫妇就要离开洛阳，邓郎何不将真实缘由告知，也免得嵇先生心中过意不去。”刘伶闻言大喜，道：“你二人已经结为夫妇了？恭喜，恭喜。”嵇康、张小泉亦连声道贺。
邓义料想司马昭肯释放自己，也不再惧怕真相外泄，只是司马师毕竟是史沛生父，一旦她知晓真相，怕是心里难以承受。
张小泉催道：“到底是什么事？这里的人，我、沛娘、刘先生，都没少跟你一道经历风浪。嵇先生听说你被捕，也立即赶来这里等消息。难道你还信不过我们吗？”
邓义无奈，遂吞吞吐吐说了司马昭曾派人行刺兄长司马师一事。又握住妻子的手，以示安慰。史沛冷笑道：“我倒是一点也不意外。自相残杀，这就是司马氏的诅咒。”
张小泉却难以置信，道：“你说当日在大将军府前行刺司马师的是他亲弟弟司马昭？为什么？是为了夺权吗？司马师年事已高，又无子嗣，唯一的嗣子正是弟弟司马昭的亲子，大权将来还不是到司马昭手中？”
刘伶摇头道：“这一节奥妙，张铁匠就不懂了，这表明当时司马师已有取代曹魏之意。如果司马师自己当了皇帝，他死后，按照礼制，必传位给嗣子司马攸，也就是司马昭次子。但这样一来，司马昭就成了亲儿子的臣子，永远当不了皇帝。而且即便司马攸是他的亲骨肉，却也过继给了司马师，皇统是属于司马师一系，与他司马昭无关。”
张小泉大惑不解，道：“怎么无关了？不说别的，就说那司马攸是不是司马昭亲生儿子吧？”刘伶道：“当然是。不但是，而且是原配夫人王元姬所生，与司马昭长子司马炎是同胞亲兄弟。”
张小泉道：“那有什么可争，最后权位不都是司马昭儿子的吗？”刘伶道：“那可不一样，而且是大大的不一样。”
张小泉连连摆手道：“算了算了，我也不想听了，我就这么理解吧，司马昭想当皇帝，但他兄长司马师还在，他就坐不上去，所以他派人行刺司马师，为自己当皇帝搬去绊脚石。可而今除了高贵乡公这档子事，怕是他一时没胆子去实现‘司马昭之心’了。”
邓义又将曹柏被捕一事告知嵇康，忧心忡忡地道：“不日之内，曹柏就会被押解入京。万一……”嵇康摆手道：“邓将军不必再为我费心，该来的，总会来的。”
邓义钦佩嵇康气度，亦不再多言，携了史沛上路，自此销声匿迹。
正如邓义离开前所担心的那样，曹柏最终供出了嵇康。起初司马昭不知曹柏身份，只以为他是杀害东吴使者吴纲的凶手，而吴人也在江湖间悬下巨赏，要取曹柏人头。司马昭既要对蜀汉用兵，想先与东吴修好，欲将曹柏送去东吴，请吴主孙休处置。曹柏被捕之时，自知再无活命之望，但也只是断头一刀而已，若被送去东吴，必将死得惨烈无比。他心中恐惧，便主动向负责审讯的廷尉官员招承了真实身份，并供出嵇康曾预谋淮南之变一事。
之前曹髦被杀，新皇帝曹奂即位，吴、蜀两国均有使者道贺。两国使者一入京师，首先便是赶去拜访嵇康，不约而同。司马昭得知消息后，对嵇康极为忌惮，目下既有了曹柏的供词，便下令司隶校尉钟会逮捕嵇康，务必借曹柏证词将其铲除。
钟会却是个聪明人，称之前曾因毌丘俭一案逮捕过嵇康，大狱既解，不宜再用相同的罪名处置。而且事过境迁，毌丘俭之变平定已久，无须多提。
司马昭很是恼怒，道：“那你有什么好法子？”钟会道：“臣有一计，只要大将军下定决心，一定可以除掉嵇康。”
景元三年（262年），司马昭长史吕巽上书告发弟弟吕安不孝，有过殴打母亲的行为。当时是“以孝治天下”，不孝之罪在当时是重罪，吕安立即被逮捕下狱。在审讯时，吕安讲出了之前吕巽与妻子徐琅长期通奸，最终徐琅羞愤上吊的事实，以证实吕巽不过是挟怨诬告，并援引嵇康可以作证。嵇康得知消息后，立即挺身而出，揭发了吕巽的禽兽行为。愤怒之下，又写了一封有名的《与吕长悌绝交书》，声明与吕巽断绝来往。
吕安案件既然牵涉嵇康，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大将军司马昭的重视，他甚至还为此召开了一次“庭议”，名为讨论吕安事件，实则要商议如何趁此大好良机处置嵇康。这一切本是出自司隶校尉钟会的计谋，钟会率先发言，认为吕安犯下不孝重罪，嵇康却替其作伪证，理应与吕安同罪。吕安当时已判流放之刑，以此类推，嵇康也应该被流放。
随后，钟会话锋一转，又长篇大论地道：“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在罗列了嵇康“不臣天子”“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有败于俗”种种罪名后，钟会加重了语气，恶狠狠地说：“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
司马昭当然希望早日铲除嵇康，但他深知嵇康在士林中的影响，也比钟会考虑得更远更多。之前司马师杀死夏侯玄，曾经引起了士林惊恐，那种因恐惧而带来的敌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完全消散。如今嵇康声望地位不在昔日夏侯玄之下，加在其头上的只是一些难以证实的虚幻罪名，万一再次引发了一场骚动，势必要对司马氏家族的声名造成不小的影响，而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此刻正是他司马昭准备禅代的关键时刻呀。
见到司马昭尚在犹豫之中，钟会又上前一步，低声援引嵇康曾经打算帮助毌丘俭叛乱的例子，并告知属吏路遗已查证刺杀东吴降将全怿的刺客正是嵇康所派，嵇康已亲自到临湘侯府承认了罪名。司马昭闻言大骇。
钟会又道：“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意思是说嵇康才智堪比卧龙诸葛亮，是司马氏取得天下的严重障碍，这样的人不及时除掉，后患无穷。司马昭由此下定了决心。
嵇康很快因为“不孝”的罪名被逮捕下狱。他在狱中作《幽愤诗》，诗中有“昔惭柳下，今愧孙登”两句，似乎是对当初高士孙登的预言深表感慨。司马昭执政后，曾笼络嵇康出仕。嵇康因此离开了洛阳一段时间，与高士孙登、王烈等人游逸山林。
孙登，字公和，号苏门先生，汲郡人。他独自在北山挖掘土窟居住，夏天穿着自己编织的草衣，冬天则披散长发覆盖身体，好读易经，精通音律，常抚弹弦琴自娱，一副世外高人的样子。传说孙登能预知未来，在嵇康之前，阮籍也曾经慕名来向他求教。不料孙登长时间地沉默着，不发一言，阮籍只得离开。走到半山腰时，忽然听到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后来才知道那是孙登在长啸。
嵇康跟随孙登游学后，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然而他并不能真正忘情世事，“虽逸亦以难，非余心所嘉”，他对司马氏的威逼始终愤愤不平。这种辗转反侧的矛盾心理，自然逃不过洞察秋毫的孙登的眼睛，当嵇康问及有何目标抱负时，孙登总是沉默不答。
山中无日月，恍如隔世。浪迹的日子没持续多久，嵇康终于决定结束山林生活，重新回到尘世中。
离别时，嵇康问道：“先生难道竟无临别赠言吗？”孙登想了一想，回答说：“子识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求乎？”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说，火生而有光，如不会用其光，光就形同虚物；人生而有才能，如不会用其才，才能反会招祸；用光在于得到薪柴，可保持久的光耀；用才在于认识获得道德真才，才可以保全天年。君虽然多才，可见识寡浅，恐怕难免会误身于当世。
孙登这番话含有很深的劝勉意味，想劝说嵇康不要与执政者对抗，以免招来杀身之祸。但他也深知嵇康性格，多半不会听从自己劝告，又补充了一句：“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乎？”预言嵇康不能幸免于难。
孙登所说的“性烈而才俊”，正是嵇康性情才华的准确描述。嵇康一生最光辉的地方，就在于他透入骨髓的自信、自尊，从始至终都没有因外界的压力而稍稍改变一下那桀骜不驯的性格。也正是这种可贵的坚守，令他在青史上独步天下、傲视群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嵇康被捕的消息传开后，京师洛阳为之震动。三千名太学生联名上书，向朝廷请求释放嵇康，让他到太学担任博士。不少知名人士主动来到监狱，要求与嵇康一起坐牢。嵇康如此高的声望，确实有点出乎司马昭意料之外，然而群情汹汹反而坚定了他要杀嵇康的决心。司马家族素有“狼顾”的传统，擅长权术诡计，司马昭也将其用在了嵇康一案上，先是派人出面声明，说即将释放嵇康。太学生与豪俊人士相信了承诺，刚刚散去，屠刀便高高举起——嵇康因“不孝”以及“言论放荡，害时乱教”的罪名被迅速判处死刑；已经因“不孝”罪名流配他乡的吕安也被押回洛阳，再次判处死刑。
自魏朝建立，始终强调“以孝治天下”，这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曹丕以“禅让”的手段巧取豪夺得到天下，若继续主张以“忠”治国，似乎自己的脸面都搁不住，于是“孝”便成为治天下的根本，司马氏掌权后更是如此。然而，纵观整个魏晋历史，便可以知道“以孝治天下”，带有巨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而嵇康，恰好就死在了这个为天下之先的“孝”字上。
在嵇康之前，因为“不孝”罪名被杀的还有大名士孔融。孔融反对曹操代汉称帝，一直为曹操忌恨，刚好孔融论述儿子与父母的关系时认为母子关系恰如瓶之盛物，只要把瓶内的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又认为天下饥荒的时候，如果父亲是不好的，儿子应当把食物给别人。由此被曹操抓住把柄，以不忠不孝的罪名杀了孔融。然而当初曹操发布求贤令的时候，强调重才不重德，特意提到只要是人才，不忠不孝也不要紧，可见所谓“罪名”，不过是执政者的“欲加之罪”。
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嵇康和吕安同时被押到洛阳东市刑场。出于对名士的最后一点优待，他们没有被捆绑。前来东市观刑的人流如潮，却没有一个人出声，只是默默地凝视着，凝视着那依旧气宇轩昂的名士。嵇康始终神气不变，当最后的时刻快要来临时，“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
人生的盛宴开始散席，生命的喧嚣逐渐退去，最后要走完的路总是最艰难的历程。然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嵇康没有为自己的无辜辩护，只为琴曲《广陵散》的行将失传而惋惜，索取了一具琴，亲手弹奏了人间最后一曲。这一刻如此悲壮，令人伤痛，他的心境却依旧飘逸，率然玄远，即使临刑也未能丝毫改变他的高情远趣。
一心要铲除嵇康的钟会当然不会错过最后的时刻，可当等着看嵇康丑态的他来到刑场时，意外看到的是“远而疏”的形象——只见嵇康神色自若，席坐抚琴，从容淡定，高峻洒脱——这，也是嵇康留给人世间的最后印象。即使在人生的最后一刻，他也没有因为险境而丢掉情趣与尊严。
琴又名古琴、瑶琴，相传为上古伏羲所创。春秋时，由于孔子的提倡，琴被视为表征道德的乐器——“君子乐不去身，君子和琴比德，唯君子能乐”。操琴晓乐成为文人雅士衡量君子德行的重要标准，琴也由此成为中国古代地位最崇高的乐器，名列“琴棋书画”四艺之首。
关于琴，历史留下了太多令人感叹的故事：春秋时，伯牙将自己最心爱的琴摔碎在“知音”子期的墓前，从此与琴绝缘，再也没有弹过琴；西汉时，司马相如操名琴“绿绮”弹奏一曲《凤求凰》，竟然令屏后的卓文君一听钟情，两人连夜私奔，创下了一段千古佳话；三国时，诸葛亮临危不惧，抚琴巧设空城计，琴声容纳天地，气度令人胆寒，司马懿由此而退兵。
琴音清和淡雅，婉转悠扬，犹如轻叹细诉，温柔而敦厚。文人雅士欣赏的不仅是泠泠的琴声，还追求弦外之音的意境——一种无限深邃的境界：胸有万象、高逸深远、远离尘嚣、遗世独立，正是言有尽而意无穷。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附仰自得，游心太玄。”铮铮不屈的琴声在嵇康手指间迸发着，荡漾着，既绵长悠远，又悲壮凝重；既慷慨激昂，又旷远超脱。这一曲《广陵散》的绝响，凝结着他最后的思想，最后的生命意识，令天地为之动容。在那一刻，他仿佛实现了真实的庄子的理想人生境界——“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在他瘦削的体内，充斥着几乎要满溢出来的快感，带着他，渐渐向高空飞去……
弦声如语，飘进了在场人的耳中，传进了时代人的心里，激荡了无数人的心田。即使在曲终人亡后，那份镇定豁达的气概超越了古今，穿过了时空，千年之后仍令人不胜唏嘘，仿佛袅袅余音就在耳边。
这一年，为景元三年（262年），嵇康时年四十岁，才刚刚步入了不惑之年。后人有诗悼云：“卧龙并论恐非伦，望重宜为世所珍。大抵重名人敬仰，如何名重反伤身？”又有诗吟诵道：“铜驼荆棘夜深深，尚想清谈撼竹林。南渡百年无雅乐，当年犹惜广陵音。”嵇康临死弹琴这一幕，则被永远定格在了中国历史上，成为后世文学审美的意象。
嵇康从容赴死后，“海内之士，莫不痛之”。甚至有传闻说，司马昭“亦寻悔焉”。嵇康虽死，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坦荡执着的人格更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强有力的象征符号。
伴随着嵇康之死，同归于寂的不仅仅是《广陵散》的琴曲，还有儒家和道家的文化理想。从汉末东汉名士李膺、陈蕃，到建安名士孔融、荀彧，再到正始名士何晏、夏侯玄，最后到竹林名士嵇康、吕安，名士们为了理想公义、人格尊严和精神自由表现出了铮铮傲骨，却也以付出生命的惨痛代价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一过程也是古代文人群体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不幸的是，士大夫的文化基因开始迅速向奴性转变，到嵇康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时候，儒、道两家批判非正义社会现实的真正精神完全湮灭了。此后的名士，“风骨”完全逝去，只剩下了流于表面的“风度”和“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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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约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根据史书记载，禹传位于子启，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开创中国近四千年世袭的先河，中国历史上的“家天下”，从夏朝的建立开始。一般认为，夏朝是多个部落联盟或复杂酋邦形式的国家，夏族的十一支姒姓部落与夏后氏中央王室在血缘上有宗法关系，政治上有分封关系，经济上有贡赋关系。夏西起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山东省和河北省三省交界处，南达湖北省北部，北及河北省南部。共传十四代，十七后（夏朝统治者在位时称“后”，去世后称“帝”），延续约471年，为商朝所灭。后人常以“华夏”自称，使之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衮冕：绣龙的礼服冠冕。赤舄：帝王穿的赤色木底靴。
西晋代魏后，司马孚进拜为太宰，封安平王，晋帝司马炎对他十分尊崇，但司马孚并不以此为荣，至死仍以魏臣自称，也是一大奇人。又，司马孚即北宋名臣司马光先祖。据《邵氏闻见后录》卷九载：“司马文正（司马光）初作《历代论》，至论曹操则曰：‘是夺之于盗手，非取之于汉室也。’富文忠（即富弼，北宋名相）疑之，问于康节（即邵雍，北宋著名学者），以为非是。予（邵博，邵雍之孙）家尚藏《康节答文忠书》副本，当时或以告文正，今《通鉴·魏语》下，无此论。”意思是，司马光认为曹魏天下夺自群盗之手，而不是自汉代皇室窃取。富弼表示怀疑，邵雍表示反对。邵博认为司马光辗转听到二人的意见，所以没有将自己的观点写入《资治通鉴》中。但司马光《稽古录》中却有：“汉室不纲，群雄糜扰，乘舆播荡，莫之收省，太祖独奉迎而相之，披荆棘以立朝廷……然则魏取天下于盗手，而非取之于汉室也。”显然是将曹操当作扶危济困的英雄。司马光之所以发声替曹操辩诬，即源于他是司马氏后人，如果曹操算篡位，司马氏亦是，司马孚难逃为虎作伥之名，司马光自己也将背负乱臣贼子余孽之名。
曹髦被杀的阴影在许多年后都没有消散。西晋泰始八年（272年），在一次高官酒会上，河南尹庾纯与贾充发生口角，庾纯突然发作，拍案大骂：“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指出贾充才是杀死曹髦的真凶。又高喊道：“高贵乡公（曹髦死后无谥号，史称高贵乡公）何在？”当时贾充官任侍中、尚书令、车骑将军，大权在握，女儿贾南风也嫁给了太子司马衷为太子妃，见到庾纯竟然公开揭露自己丑事，气急败坏，当即授意侍从上前逮捕庾纯。支持庾纯的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急忙赶上前阻拦，因羊、王二人是晋武帝司马炎密友，侍从不敢强行动手。事后，朝中群臣自动分为两派，互相指责，贾充则以辞职要挟晋武帝惩罚庾纯。晋武帝下诏免去庾纯官职，交司法部门议处，不料引来更大的抗议之潮。晋武帝不得不妥协，以庾纯醉酒乱说话为由，改任其为国子祭酒，这才将大事化了。此时，距离曹髦之死已经有十二年之久。而这段惨烈的历史，即使日后司马昭的子孙听来，也深觉羞耻。东晋时，晋明帝司马绍问及祖先如何取得天下，听到杀曹髦一段时，忍不住双手掩面，长叹说：“如果真是如此，中朝天下怎能长久！”
据唐人徐坚《初学记》引西晋陆机《洛阳记》：“洛阳城内西北角，金墉城东北角，有楼，高百尺，魏文帝造。”推其意，金墉城应为魏文帝始建。但有人参照《太平御览》引陆机《洛阳记》文：“洛阳城内西北角，有金墉城；东北角，有楼，高百尺，魏文帝造也。”认为原先断句有误。参照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谷水又东迳金墉城北，魏明帝于洛阳城西北角筑之，谓之金墉城。”因而普遍认为魏文帝只造了东北高楼，西北金墉城为魏明帝所造。然据《三国志·魏书·陈群传》：皇女淑薨，陈群上疏，力劝明帝不宜为之逾礼致哀，并谓必不得已，可为之“缮治金墉城西宫”，权作安置，时为太和六年（232年）。既是“缮治”，表明金墉城早已建成。魏明帝在位十三年（226—239年），前期因内忧外患，薄赋省役，以悦民心，青龙三年（235年）皇太后郭氏驾崩后才开始大兴土木，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等，如果此刻方筑金墉城，显然与三年前陈群所请“缮治”矛盾，因而作者认为金墉城初筑于魏文帝之手，由魏明帝进一步扩建加固。又，金墉城拱卫京师，地位极其重要，北魏初年为“河南四镇”之一。隋洛阳城西迁后，金墉城遂在洛阳之东。公元618年，瓦岗起义军曾据此进逼洛阳，故又称李密金墉城，唐贞观后废。今称故址为阿斗城，在今河南洛阳市东15公里处的孟津县金村一带。
金在五行方位上代表西方，墉即城垣。东汉张衡《西京赋》云：“似阆风之遐坂，横西洫而绝金墉。”阆风为昆仑山名。洫即城池。金墉即西方之城。
薛夜来：本名薛灵芸，即前面注释中所提及的“针神”。
孙登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隐士，后来不知所终。道教称其为孙真人或孙真人先师，定农历正月初三为孙登诞辰。今我国台湾部分道教庙宇仍会于当天祭祀该神祇，谓之“孙真人先师千秋”。
《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相传是东汉末年流行于广陵（今江苏扬州）的民间琴曲，描写战国时代铸剑工匠之子聂政为报杀父之仇，刺死韩相，然后自杀的故事。它是我国现存古琴曲中唯一的具有戈矛杀伐战斗气氛的乐曲，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大概正因为如此，嵇康从杜夔（最早依附荆州牧刘表，后仕于曹操、曹丕，以通晓音乐称于世）之子杜猛那里学得《广陵散》后，十分喜爱，经常弹奏，以致招来许多人求教，但嵇康概不传授。通常的说法是授曲人曾经要求嵇康不得外授《广陵散》，不过作者宁可相信是嵇康认为其他人不配弹奏此曲。又据唐人韩皋：“王凌都督扬州，谋立荆王彪；毌丘俭、文钦、诸葛诞前后相继为扬州都督，咸有匡复魏室之谋，皆为（司马）懿父子所杀。叔夜（指嵇康）以扬州故广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败散于广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广陵始也。”
铜驼本是东汉都城洛阳之物。当初，汉皇铸造铜制骆驼一对，精工巧细，堪为极品，因此铜驼伫立之处便被称为铜驼街，慢慢地称为洛阳城中最繁华的街道。“金马门前集群贤，铜驼陌上集少年”，是为太平盛世的绚丽典范。因铜驼置于宫门外，同时也喻兴亡。《晋书·索靖传》：（索）靖有先识远量，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后来，索靖（其人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敦煌》）的预言果然应验。太康十二年（291年），西晋发生了“八王之乱”，朝政昏暗，各方争战不休，持续时间长达16年，都城洛阳遭到严重破坏。后以铜驼荆棘形容国土沦陷后残破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