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总会消亡，一切总会结束。
我思考着沃尔特的话，以及他对我的怀疑，同时又想到了我的父亲和他留给我的遗物。对于我的父亲，我只有一些破碎的记忆。我记得一个高大的红发男人拖着圣诞树回到家中，呼出的白气就像是旧火车的蒸汽。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走进厨房，发现他正在爱抚我的母亲，两个人都有些尴尬，于是我母亲笑了起来。我记得他夜里读书给我听，用粗笨的手指指着每一个字，这样当我再次遇到它们，就全都认识了。我还记得他死去的样子。
他的制服总是熨得很平整，枪也总是上好了油，擦得非常干净。他很喜欢警察这个职业，至少看起来是这样。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事。或许看到那些孩子的尸体，沃尔特·科尔也有过同样的想法。或许我也有过。或许我会变得和我父亲一样。
唯一明确的一点是，他的心里有某些东西死掉了，世界在他眼中变得黑暗起来。他见证了太多的死亡，这一切在他心中留下了阴影。
那天的报案其实很普通：夜里两个孩子在一片郊区荒地中开着一辆车胡闹，一会儿打开车灯，一会儿按响喇叭。我父亲赶了过去，发现其中一个是当地的男孩，当时只犯过一些小罪，但可能用不了多久就会犯下重罪；另一个是他的女友，一个中产阶级的女孩，她很享受这份危险的爱情，并为此感到快乐。
我的父亲不记得男孩对他说了什么，毕竟那小子只是想在女友面前逞能。他们说了几句话，我能想象出我父亲的语气变得越来越严肃、越来越强硬。男孩把手伸进口袋，做出掏枪的动作，故意让我父亲紧张。旁边的女孩咯咯笑了起来，他便觉得更有趣了。
我父亲掏出了枪，女孩的笑声停止了。男孩举起了手，不停地摇头，说他们根本没有武器，只是闹着玩，他知道自己错了。我的父亲开枪射中了他的脸，血溅在车里、车窗上、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女孩脸上，以及他自己因震惊而张大的嘴里。女孩还没来得及尖叫，我的父亲又向她开了一枪。然后，他逃走了。
他在更衣室换衣服时，内务调查处的人找到了他。他们把他带到警察同伴们面前，打算杀鸡儆猴。没有人阻拦他们。他们已经知道了真相，或者以为自己知道。
他承认了一切，却无法解释原因。被问到杀人的理由，他只是耸了耸肩。他们收走了他的枪和警徽，只剩下卧室里的一把备用手枪，后来到了我手里。然后，他们把他送回了家，因为根据纽约警察局的规定，警察不能在事发四十八小时内接受审问。他回到家后神情茫然，不肯和我母亲说话。我从卧室的窗户看见两个内务调查处的工作人员坐在车里抽烟，他们大概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枪声响了。当回声消失在凉爽的夜空中时，他们才从车里走出来。
作为他的儿子，我继承了他的一切。
审讯室的门开了，雷切尔·乌尔夫走了进来。她穿着日常的蓝色牛仔裤、高帮运动鞋，以及一件卡尔文·克莱恩牌儿的黑色连帽棉布卫衣。她没有绑头发，发丝掠过耳朵，落在肩膀上。她的鼻子和脖子下方有几颗雀斑。
她坐在我对面，担心而关切地看着我：“我听说凯瑟琳·狄密特死了，真遗憾。”
我点了点头，想起了凯瑟琳·狄密特，以及她躺在废屋地下室里的样子。这让我很难过。
“你现在怎么样？”她问。她的声音中既有几分好奇，又有几分温柔。
“我不知道。”
“你后悔杀死阿德莱德·莫迪恩吗？”
“是她自找的，我也没有办法。”她的死、律师的死，以及博比·西奥拉脑后插着一把刀、踮起脚尖的样子都让我感到麻木。心中的麻木和平静令我恐惧。我原本会比现在更加恐惧，却发现自己心中还有另一种感受没有消失：我为那些遇害或尚未找到的无辜死者感到深深的痛苦。
“我不知道你还会上门服务。”我说，“他们为什么叫你过来？”
“他们没叫我。”她简洁地回答。然后，她摸了摸我的手，动作有些奇怪，也有些迟疑。我感觉她不仅想要表达出于职业的理解，不过这可能只是我的愿望。我紧紧地抓住她的手，闭上了眼睛。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慢慢找回自己的位置，或许这便是第一步。过去两天发生了许多事情，为了唤醒心中的希望，我需要触到一些积极的东西，哪怕只是短暂地触及。
“我没有救下凯瑟琳·狄密特。”我最终说，“我努力尝试过，也在这个过程中有了新的想法。我会找到那个杀死苏珊和詹妮弗的人。”
她迎上了我的视线，缓慢地点了点头：“我知道你会找到他。”
雷切尔刚走没多久，我的手机就响了。
“喂？”
“是帕克先生吗？”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对，我是查理·帕克。”
“我叫弗洛伦斯·阿吉拉德，玛丽·阿吉拉德婆婆是我母亲。你来找过我们。”
“我还记得，有什么事吗，弗洛伦斯？”我感觉自己胃部紧绷，但这一次是因为期待。玛丽婆婆可能掌握了更多关于那个女孩尸体的信息。
我听见电话对面传来爵士钢琴的声音，以及男人和女人的笑声，如糖浆般稠而甜蜜。“妈妈让我给你打电话，我整个下午都在找你。她要你立刻来见她。”我感觉，某种情绪正在促使她急切地开口。是恐惧，恐惧如同一团扭曲的迷雾，笼罩着她的话语。
“帕克先生，她让你立刻过来，不要告诉任何人。谁也不要告诉，帕克先生。”
“弗洛伦斯，我不太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她说。她哭了起来，泣不成声：“但她说，你一定要来，现在就来。”她恢复了平静，我听见她在开口前深吸了一口气。
“帕克先生，她说，旅人来了。”
世界上没有巧合，只有我们看不见的关联。这通电话便与阿德莱德·莫迪恩的死关联在一起，但我当时还不明白。我没有和任何人提到电话的事。我离开审讯室，从桌子上取回自己的枪，来到大街上，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到公寓。我订了一张飞往莫圣特机场的头等舱机票，当晚前往路易斯安那州的机票只剩下了这一张。快要停止值机时，我才把枪和乱七八糟的行李进行申报，办理值机手续。飞机坐满了人，半数的旅客都是去游玩的，他们不知道如何应对新奥尔良8月闷热的天气。空姐为我们递上棕色的纸袋，里面装着火腿三明治、薯条和一包葡萄干。小时候学校组织去动物园时便会分发这种纸袋子。
飞机起飞了，下方的地面一片黑暗，我的鼻子出现了挤压感。一滴鼻血流了下来，我用鸡尾酒餐巾擦去，但是挤压感很快就变成了疼痛，剧烈的刺痛使我蜷缩在座位上。
我旁边的乘客是一个商人。飞机还在跑道上时，他使用笔记本电脑，被空姐提醒过要按时关机。他有些惊讶地看着我，发现我在流鼻血，不禁十分震惊。我看见他反复按铃，想要叫空姐过来。然后，我就像是被打了一拳，头朝着后方仰了过去。血从我的鼻子中猛烈地喷涌出来，溅在前面座位的靠背上，我的手不停地颤抖，无法控制。
由于挤压感和疼痛，我的头快要爆炸了。然而，我听到了一个声音，一个黑人老婆婆的声音，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沼泽。
“孩子。”那个声音说，“孩子，他在这里。”
声音消失了，我的世界变得一片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