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泰勒住在一栋破旧但整洁的白色隔板房中，房屋一侧有一堆轮胎，堆得不太牢固，牌子上写着“出售”。碎石和修剪整齐的草坪上摆放着其他正在出售的物品，包括两台修理过的旧割草机、各种发动机和零件，还有一些生锈的运动设备，其中包含一整套哑铃和杠铃。
泰勒很高，略有些驼背，留着一头灰发。那张照片证明了他从前很英俊。他现在依然保持着一种松弛的优雅，似乎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容貌发生了很大改变。失去了唯一的孩子后，他先是充满担心和忧虑，后来便陷入了无尽的悲伤。
他和马丁打招呼时还算热情，但是和我握手时，便没有那么友善，而且也不太愿意让我们进屋。虽然可能还会下雨，他却让我们坐在门廊上。泰勒坐在一把舒适的藤椅上，马丁和我坐在两把华丽的金属躺椅上，它们原本应该是成套的，但现在不再完整，我的椅背后面也挂着“出售”的牌子。
泰勒还没说什么，一个女人就用干净的瓷杯端上了咖啡。她或许比泰勒年轻十岁，或许从前也更美丽，不过她的面容因成熟变得更有魅力了。这个女人身上带有一种平静的优雅，她不害怕衰老，皱纹虽然改变了她的容颜，却不会抹去她的美貌。她看了泰勒一眼，自从我们来到这里之后，泰勒第一次露出了微笑。她也回以微笑，然后回到了屋里。之后，我们便没有在门廊上见到她。
马丁正要说话，泰勒却轻轻摆手，阻止了他：“警长，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这里。你带陌生人到我家来，通常只有一个原因。”他的眼睛泛黄，眼眶有些红红的，却饶有兴趣地使劲盯着我看。
“你就是那个在汽车旅馆开枪打人的家伙吧？”他问。他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你活得真刺激。肩膀受伤了吗？”
“有一点儿。”
“我在韩国也中过一次枪。子弹打中了我的大腿。那可不只是一点儿伤，简直疼得要死。”
想起过去的事，他夸张地皱了皱眉头，然后又沉默了。我听见雷声从头顶传来，门廊上变得更加昏暗。但我依然能看见沃尔特·泰勒正盯着我看，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帕克先生是个侦探，沃尔特。他以前是警探。”马丁说。
“泰勒先生，我在找一个人。”我说，“是一个女人，你可能还记得她，她叫凯瑟琳·狄密特，是艾米·狄密特的妹妹。”
“我知道你不是作家，阿尔文不会带那些人过来。”他思索着描述他们的词语，“那些吸血虫。”他拿起咖啡杯，安静地喝了一大口，仿佛是为了阻止自己在那个话题上说太多。我认为，他同时也在思考我说的话。“我还记得她，但是她爸爸死后，她就没再回来过，大概有十年了吧。她没有回来的理由。”
他的回答融入了个人情绪。“我还是认为她回来了，一定和从前发生的事情有关。”我说，“泰勒先生，相关的人只剩下了你们几个，你、警长，还有另外一两个人。只有你们经历过当时的事。”
我想他已经很久没有提起过这件事了，但是每过一段时间，他总会想起它，也可能会模糊或清醒地感受到它，它就像是一道永远不会消失的旧伤口，虽然会在忙于其他事情时忘记疼痛，却又常常被想起，无法彻底遗忘。每一次重新想起，他的脸上便会增添一条皱纹，于是曾经的英俊男人变成了一座精致却正在慢慢被毁掉的大理石像，由于摧毁的速度很慢，人们还记得它从前的样子。
“你知道吗，我有时还能听见她的声音，听见她夜晚走上门廊，听见她在花园里唱歌。一开始，只要听见她的声音，我就会半梦半醒地跑出去。但我从没有见过她。过了一段时间，我不再跑出去，但还是会惊醒。现在她来的次数变少了。”
即使在天色慢慢变暗的夜晚，他也能在我的脸上看到一种神情，这使他明白了什么。但我也不能确定，他没有任何表现，我们之间除了聆听和倾诉也没有更多的感情。但他停下了片刻，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就像是两个旅客，走在一条漫长、艰辛的道路上，彼此安慰着。
“她是我唯一的孩子。”他接着说，“当时是秋天，她是在从镇里回来的时候消失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后来再见到，她已经骨瘦如柴，让我认不出来。我那已故的妻子向警察报了案，但是一两天内根本没有人过来查看，我们只得自己搜遍了所有的田野和房子。我们挨家挨户地敲门，询问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她在哪里或者可能去过哪里。她失踪三天之后，一个警察来到这里逮捕了我，指控我杀死了自己的孩子。他们扣留了我两天，拷问我，说我是强奸犯。除了我知道的事情，我什么也没说。一周之后，他们把我放了，但我的女儿再也没有回来。”
“她叫什么名字？”
“埃特·梅·泰勒，当时她只有九岁。”
我听见树木在风中低语，房子的墙板吱嘎作响。院子里，一架儿童秋千被风吹得来回摇晃。我们说话时，周围传来了很多声音，仿佛那些沉睡已久的事物都被我们的话语唤醒了。
“三个月后，又有两个孩子失踪了，也都是黑人，两起事件相隔不到一周。当时天气很冷。人们猜测第一个孩子——多拉·李·帕克——在玩耍时掉进了冰窟窿，她很喜欢在冰上玩。但是她的家人找遍了所有的河，打捞了所有的池塘，也没有找到她。警察又来了，再次审问了我，有一段时间，连邻居们都用奇怪的眼光看我。后来，警方对这件事失去了兴趣。两个孩子都是黑人，而且他们认为这两起失踪事件没有什么关联。
“第三个孩子不住在海文县，他来自40英里之外的奥特维，也是个黑人。这次是个小男孩，名叫……”他停了下来，轻轻用手掌按压着额头，双眼紧闭。“博比·乔伊纳。”他低声说出男孩的名字，并微微点头，“那时候人们开始害怕了，上面派来了搜查团队支援警长、镇长。天黑之后，大家都不让自己的孩子出门。警方审问了方圆几英里内的每一个黑人，还有一些白人。
“我想中间有一段等待期。那些家伙以为黑人们会松一口气，不再小心翼翼，然而他们并没有。几个月内无事发生，直到1970年年初，狄密特家的小姑娘失踪了，一切都变得不一样。警察审问了附近所有的人，录口供，组织搜查。但是没有人看到什么。那个小姑娘就像是凭空消失一般。
“形势对黑人更加不利。警方终于相信这些失踪事件存在关联，并联系了联邦调查局。从那以后，只要黑人在天黑后走在镇里，就会被逮捕或拷打，有时两者兼有。但那些家伙……”他又一次采用了这个称呼，声音中流露出对他们的行事方式的恐惧，“那些家伙上了瘾，再也停不下来。那个女人想在贝茨维尔抓住一个小男孩，由于她是单独行动，男孩连踢带抓，挠伤了她的脸，然后逃走了。她也追了一阵子，最终却还是选择了放弃。她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那个男孩很聪明。他记得那辆车，也描述了女人的样貌，甚至能想起车牌上的一些数字。到了第二天，又有人想起那辆车的样子，他们才开始寻找阿德莱德·莫迪恩。”
“警察吗？”
“不是警察。是一群居民。有的来自海文县，有的来自贝茨维尔，还有两三个来自扬西米尔。事情发生时，警长不在镇上，联邦调查局的人也走了。但是厄尔·李·格兰杰警官也在寻找的队伍中，他们来到莫迪恩家，发现她不在。她的哥哥把自己关在了地下室，于是他们破门而入。”
他不再说话，我在夜色中听见了他咽口水的声音，我知道他也在队伍中。“他说不知道他的妹妹在哪里，也不知道孩子被杀死的事情。于是他们把他吊死在房梁上，说是自杀，还让海姆斯医生做了证。地下室有14英尺高，那小子又不会爬墙，不可能把自己吊死。后来人们总是开玩笑说，他肯定是太想自杀了，所以都不需要别人帮忙。”
“但你刚才说，那个女人抓最后一个孩子时是单独行动。”我问道，“那些人怎么知道那小子也参与了呢？”
“他们不知道，至少不能确定。但她需要有人帮忙。有时候控制一个孩子很难，孩子会挣扎，还会大喊大叫，向人求助。因为没人帮忙，她在最后一次才会失败。至少那些人是这样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