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们醒来时应该是十点左右。这个街区有几家教堂，不同教派轮流敲钟，钟声不断。之后两个小时我们就躺在床上，时而听听教堂的钟声，时而置之不理。星期天的上午便这样度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终于，她穿上睡袍下床开始煮咖啡，我则动手穿上好像总穿在身上的同一套衣服。然后我开始打电话。
雷·基希曼的太太说他出门了。在工作，她说。我想留言吗？不想。
我又打到警察局试试。接电话的人告诉我他今天休假，说不定正在家里跷着脚，手捧冰啤酒在看电视比赛。还有什么人我要找吗？没有。我想留言吗？不想。
我敢回家吗？我想冲个澡，可是如果我得再穿同一套衣服的话，那又何必费事？再说今天是星期天，我没法出门去买衬衫、袜子和内衣。
我再次拿起听筒，拨我自己的号码。
忙音。
呃，这不代表什么。可能在我拨电话的几秒钟前有人打给我，他听到的是接话铃声，我则听到忙音信号。于是我挂上电话给他一分钟玩这种游戏，然后又拨自己的号码。还是忙音。
呃，这也不一定就能证明什么。也许我的哪个访客擂门太重，把电话听筒震了下来，也许西区全部的电话都有故障。也许——
“伯尼？有什么不对吗？”
“嗯，”我说，“电话簿在哪儿？”
我查了赫施太太的名字，拨了她的号码。她接听时我听到背景里有电视杂音，然后是她那副老烟枪的嗓音。我说：“赫施太太，我是伯尼·罗登巴尔。你的邻居，住在你家对面，记得吗？”
“那个小偷。”
“呃，对。赫施太太——”
“也是名人。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前吧。不是你本人，是他们手头上一张你的照片。八成是牢里照的，头发很短。”
我知道她指的是哪一张。
“这会儿咱们大楼里挤满了警察。他们查问你的事，问我知不知道你是小偷。我说我只知道你是好邻居。我该告诉他们什么吗？你这年轻人挺好的，干干净净，打扮正派，我只知道这些。你工作很辛苦，对吧？你是在讨生活，对吧？”
“对。”
“不是领救济金的流浪汉。你偷那些住在东区的有钱人，我在乎吗？他们帮我做过什么？你是好邻居。你不抢我们大楼，对不对？”
“对。”
“可现在你的公寓里有警察，走廊里也有。在拍照、按门铃什么的，忙个不停。”
“赫施太太，警察中有没有一个——”
“等等，我得点支烟。好了。”
“有没有一个叫基希曼的警察？”
“樱桃。”
“樱桃？”
“基希在德文里是樱桃的意思。他跟我说他是基希曼，我马上想到的是‘樱桃人’。他还可以再减三十磅，我保证他不会想念那些体重。”
“他在那里？”
“先前我这儿来过两个，问了我几百万个问题，然后这位基希曼又把同样的问题重复了一遍，另外又加了一百个。罗登巴尔先生，你不是凶手对吧？”
“当然不是。”
“我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跟我自己也是这么说的。我一直说你没问题嘛。你没杀掉格拉梅西公园的那只鸡吧？”
“没有，当然没有。”
“很好。而且你也没有——”
“你刚才叫她什么？”
“鸡。”
“什么意思？”
“妓女，请原谅我用了这个词。你也没杀那男人，对吧？”
什么男人？“没有，当然没有，”我说，“赫施太太，麻烦你帮个忙好吗？请不要惊动别人，把雷·基希曼先生找来听电话好吗？你可以说你刚想起了关于我的一件事，想个办法把他请进你的公寓，不要让其他警察知道。”
她说可以，便走开了，而且没花多长时间。很快我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谨慎、小心地说：“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