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缝底下没有光，里面也没有声音，门上只有一把锁，你可以轻易地把它卸下来，拿到马戏团当棉花糖卖。我进了门。
十分钟之后我就出来了，再度把门锁上，又爬了七层楼回到埃博尔的公寓，轻松地开门、关门、锁门。我脱下彪马鞋和身上的衣服，这次把床边的闹钟定在七点，然后又回到床上。刚开始我睡不着，于是起床在衣橱里找到了一件浴袍穿。我突然发觉我平常吃得不够多，于是走到厨房把剩下的黑森林蛋糕吃完，顺便喝掉那一瓶牛奶，然后才回到床上睡觉。
闹钟响之前我就已经醒来了，很快地冲了澡，找到一把安全刮胡刀刮胡子。在这屋子里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自己滑进了一个老朋友刚刚放弃的生活，但是我没让自己想太多。我冲了一杯速溶咖啡，喝完咖啡后。穿上衣服，然后又穿上那双皮鞋，把彪马鞋塞进公文包，连带我昨天找到的一本书。
电梯里的服务员和门口的警卫看都没看我一眼，他们先前虽然没见过我，但是现在是早上一般人的活动时间，这幢陈旧的大楼里总会有房客——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偶尔让陌生人过夜，然后在大清早把人赶走。
玛丽琳·马尔盖特工作的美容院在第九大道与二十四街以北，隔壁有一家叫“切尔西人”的餐馆。美容院的门当然是关着的，就像我的书店，外面是一扇铁门，门上吊了一把挂锁。我站在门口，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用弹簧片把锁挑开了。
没有人注意我。天气不错，看来会是美好的一天。我穿着正式，而且看起来显然值得尊敬，看到我的人一定会以为我用的是普通的钥匙。
开门也没费什么工夫，虽然多花了一点时间，但也不是特别困难。
我打开门，警报器开始响。
这种事不管在现实中还是梦境里都会发生。昨天下午我来找玛丽琳·马尔盖特的时候就注意到了。我已经四处看过，知道开关就在第一把椅子附近的墙上。我进了店里之后就直接走到开关前，把刺耳的警报器关掉。
没什么影响，这附近的邻居一定已经习惯了：店主只要打开店门警报器就会响，除非是三更半夜或是响太久没人管，他们才会打电话报警，除此之外他们只会当它是正常现象而不会多管闲事。
再说，哪个白痴会去偷美容院？
偷这一家只花了半个多小时。我离开的时候，里面的东西还是保持原状，唯一的例外是警报器，我没有再打开，免得我出门的时候它又响。抽屉里的钱我没拿，里面只有几卷硬币和一些小额钞票。
那把玛丽琳用来指着我的枪我也没拿，她果然把枪放回老板的抽屉了，我让它就留在原处。
我把手摸过的地方擦干净，橡胶手套跟我的服装太不协调。出来之后我锁上门，拉下铁门，把锁再挂回去。
卡洛琳的电话没有人接，我想打电话给丹妮丝，想想又算了。我沿着第二十三街走，经过切尔西旅馆，旅馆外面的牌子上不是小儿科、足科医生的名字，而是一些曾经在这里下榻过的作家的名字——托马斯·沃尔夫、狄兰·托马斯。我在第七大道向右转，走进市区，偶尔会经过教堂，它们崭新的装饰就好像在庆祝这个季节。美丽的清晨，我对自己说，可能找不到比今天更好的一天为埃博尔·克罗举行葬礼了。
当然我提醒自己，今天举行的还不是真正的葬礼，真正的葬礼可能还得等一阵。但是只要今天的追悼式能照我希望的进行，或许能让我的老朋友早点得到安宁，即使是灵魂上的而非肉体上的。我在他的屋子里待了一个晚上，他就是在那间屋子里被杀的，老实说我并没有感觉到他不得安息的灵魂。我不是个敏感的人，有些人对这种事很敏感，如果在客厅可能会感觉到埃博尔的阴影就在身边，就在地毯上哭喊着要复仇。虽然我感觉不到那些东西，但也不敢说它们真的不存在。
我走到第十四街的一家咖啡馆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培根、煎蛋、橙汁、新鲜的烤面包，还有一大壶咖啡。我买了一份星期天的《纽约时报》，把那些没有人会看的部分丢掉，拿着剩下的部分走到华盛顿广场。我坐在一条长椅上，对那些热心地向我兜售东西的年轻人置之不理，他们要卖给我的无非是那些会改变人心情的时髦化学药品。我看报纸，偶尔看看过往的人群、广场上的鸽子、滑稽的灰松鼠、爬单杠的小孩、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妈妈、玩飞盘的青少年、要钱的乞丐、走路摇摇晃晃的醉汉、下棋的人、在一旁边观棋并摇头咋舌的人，以及那些无视禁止标志、随处遛狗让狗随地大小便的人。毒贩叫卖着货品，就和卖热狗、冰激凌、意大利冰品、氢气球和素食点心的小贩一样。我一眼看到了我中意的小贩——一个黑人，他在卖一种很大个、黄色、全身毛茸茸、嘴巴是橘色的鸭子，那是我见过的最蠢的东西，但就是有人在买，我实在想不出来为什么。
我从公园走去搭乘地铁，一点半左右到了圆石丘，二十分钟之后到了救世主教堂。我见到了杰西卡·加兰德和她的同居男友，他叫克莱·梅里曼，是个手长脚长的家伙，全身上下只有骨头，笑的时候只看到他的两排牙齿。我告诉他们我的计划，他似乎有点跟不上，但杰西卡马上就明白了，她毕竟是埃博尔的外孙女，不是吗？
我看了一下追悼式的场地后，告诉她要怎么安排座位——我假设他们不会一进来就抢位子。然后我要她和克莱去迎接客人，而我自己就到大厅后面一间像是牧师书房的房间等着。
两点半，管风琴的音乐响起，这时客人应该都到了，但是会迟到的人还是会迟到，所以追悼式晚了十分钟才开始。我在牧师的书房里消磨这十分钟，来回踱步，也许就像牧师在布道前的预演。
时间终于到了，我从公文包里拿出两本书，然后又扣上包，把它留在房间的一个角落。我沿着走廊走到众人聚集的大厅，穿过主厅旁边的通道，登上一个两尺高的台子，在讲桌前站定。
我看着所有的人，深深吸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