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想回去再偷一次。别忘了，我们也不知道科尔卡农会把阿斯提德留在宾州，我们也以为他们会在外面过夜。”
“说到这个，我也很抱歉。”
“没有必要，你怎么会知道。重点是，那些贼可能也这样认为。假设他们已经拿走了所有能拿的东西，然后从天窗离开，但是他们觉得保险柜里应该有贵重的东西，何况还有充裕的时间去找手电筒或钻孔机之类的工具。也许第一次进去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有保险柜，所以没带工具，如果能找到适当的工具，又有一整个晚上的时间，为什么不再试一次？”
“这时候科尔卡农夫妇回家，刚好就碰上了强盗。”
“显然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那些强盗不会让他们说出保险柜的密码吗？”
“可能会，除非他们已经打开了。”
“如果他们已经打开了，干吗还在那里晃？”
“他们没在那里晃，他们要走的时候，科尔卡农夫妇刚好进门。”
“他们为什么不从之前进来的地方出去？我的意思是说，从天窗。”
“你说得有道理。”我说，然后皱眉头，“总之，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在我们之后又有另一拨人进去。”
“又有人进去！到底有多少人知道那只狗要到宾夕法尼亚去配种？”
“也许最后进去的那些人不是真正的小偷，我猜可能只是几个小混混。他们在屋顶上闲荡，想看看有什么油水，后来无意中看到打破的天窗，于是进去看看。如果他们只是业余的小偷，那里还是有些东西可以捞的，那台收音机就可以换一小袋海洛因了。”
“那里至少还有电视机，二楼有音响。”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屋子里还是有很多好东西可以给小毛贼偷的，但已经没有多少现金了，有时候那些小混混对这种事很在乎。你知道那些街上的混混有多狠，万一他们抢的人身上没有钱，他们会怎么对付那个倒霉蛋。”
“这我听说过。”
“很可能是这一类的贼。我可以想象，一群不中用的混混从天窗进了屋子，拿了收音机、电视机，然后决定等主人回来，好搜刮他们身上的现金。”我继续循着这条线思考，最后还是放弃了，耸耸肩，“这不是很重要，接下来几个星期我得小心那些警察。不过我们基本上还是清白的，他们迟早会逮到凶手。这桩谋杀案已经引起注意了，利奇勒说得没错，到时候一定会有人在酒吧里走漏风声，而警察有线人，很多案子就是这样破的。”
“所以我们没什么好害怕的了。”
“没错，科尔卡农自然会认出杀他老婆的凶手是谁，他已经确定不是我了。他们盯上我只是因为一只橡胶手套，但是那只手套我根本戴不上，所以这案子怎么会是我干的？幸好，是你掉了手套，不是我。”
“这样想我可能会好过一点。”
“想想好的一面。幸好科尔卡农还活着，如果他们当初知道旺达死了，很可能也会将他灭口，那我可就死无对证了。”
“这我倒没想到。”
“我可想到了。”我拿起她桌上的电话，“总之我最好打个电话给埃博尔。”
“为什么？”
“告诉他我们没有杀人。”
“他一定知道。可惜我们没有看《邮报》，上面应该会写她什么时候被杀的吧？”
“也许。”
“听着，我们到达埃博尔那里是十一点半，我还记得他看那块皮亚杰表的时候，还跟你对过时间，是十二点零七分。科尔卡农夫妇回家遇上强盗是半夜以后的事，埃博尔一定知道那不是我们干的，你说对吗？”
“天哪，他是我们的不在场证明！”我大叫一声。
“没错。”
“老天！希望我们不需要他作证。想象一下，你因为窃盗被起诉，但是你却坚称那段时间你在收购赃物的人那里，要卖先前你从那屋子里偷来的东西。”
“你这样一说，听起来真的很奇怪。”
“可不是吗。”我又拨了电话，“我还是得打电话给他，把事情说清楚。也许他没有注意到时间，认为那女人是我们杀的。我不希望如此。”
“他会不会拒绝去卖那枚钱币？”
“为什么？”
“如果他认为我们杀了人——”
电话一直在响，我让它响着。“埃博尔是个赃物买卖商，”我说，“不是法官。总之我们没有杀人。我可以让他相信，只要他接电话。”
我把电话挂上。卡洛琳皱着眉头，然后说：“这还是桩平常的生意，对吧？旺达的死没有改变什么，埃博尔几天或几个月之后就会把钱币脱手，我们会拿到钱，就好像这件谋杀案没发生过一样。”
“是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卡洛琳，我们没有杀人。”
“我知道。”
“我们和她的死无关。”
“这个我也知道。那是别人干的，而且那些人和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这些我都了解，伯尼，我只是觉得事情很奇怪。你认为我们会得到多少？”
“嗯？”
“那枚钱币。”
“哦，我不知道。”
“我们怎么知道他到底卖了多少？”
“他会告诉我们的。”
“我的意思是说，他会不会骗我们？”
“埃博尔？有可能。”
“真的？”
“听着，他是收购赃物的商人，”我说，“我可以想象，这辈子他一定撒过一两次谎，我不认为他会在乎再撒一次，如果他认为有必要的话。而且要对我们撒谎太容易了，因为我们根本无从查证。”
“那我们怎么相信他？”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能。他不会绝对诚实，如果幸运也许他可以卖到五十万美元——纯粹假设。我猜他会告诉我们他卖了二十万，我们分到一半。那他可真的狠狠地敲了我们一笔，但是我们又能怎样？一个晚上的工夫就赚五万美元，我很难大发雷霆。”
“万一他告诉我们，他卖了五万美元呢？”
“那他说的很可能是真话。我猜只有在他卖到高价的时候才会骗我们，如果他卖的价钱很低，就没有必要撒谎。而且我们可以确定，最后我们得到的不会低于一万七千五百美元，因为当初他就出这个价，而且是付现金，他一定会想办法卖得比这个价钱还高，除非那枚镍币最后被证明是假的。”
“可能吗？”
“不可能。那枚镍币是真的。我的预测是，最后我们两个会各得五万美元。”
“天哪！我们要做的只是坐着等钱。”
“是的。在战争片里，最后那些德国军官通常会对战俘说什么？‘朋友，战争已经结束了。’我现在就要去庆祝战争结束，我要去店里开张几个小时。你今晚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
“我想到酒吧里转转，怎么了？要一起吃晚饭吗？”
“不行，我已经有约了。”
“跟谁？我认识的人吗？”
“丹妮丝。”
“那个画家吗？那个聒噪不休的女人。”
“她才思敏捷又有幽默感。”
“你才那么认为，伯尼。”
“我挑剔过你对女人的品位吗？”
“有时候。”
“几乎不曾。”我纠正她，然后站起来，“我要去卖我的书了，如果听到什么，我会再打电话给你。祝你和你的女同志们玩得愉快。”
“我会的。”她回答，“代我向丹妮丝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