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一个月只要五十块。”她说，“相当划算，对不对？一天才不到两块钱。一天不到两块钱能买什么？”
“早餐。”我说，“如果你买东西精打细算的话。”
“而且小费给得抠门的话。唯一的问题是租期最少得一个月。就算我们一个半小时就还回去，也还是五十块钱。”
“我们也许根本就不会还回去了。你付了多少押金？”
“一百，再加上第一个月的租金，所以我一共付了一百五。但那一百块是会退的，等我们把东西还回去的时候——如果我们把东西还回去的话。”
我们在第六大道和十二街的交会路口等红灯。变灯了，我们过马路。过了之后卡洛琳说：“不是通过了一条法律吗？不是每个街角都应该有残障坡道吗？”
“听起来有点耳熟。”
“那么，你说这叫坡道吗？看看这个人行道的砌边有多高吧！简直可以从上面飞滑翔机下来了。”
“你按住把手。”我说，“我来抬。一二三。”
“狗屎。”
“放松点就可以了。”
“狗屎加巧克力酱。我是说就算人行道的砌边很高，我们也能过得去，但你说，要是一个真正残障的人士自己出门，他该怎么办？”
“你每走一条街就问一次这个问题。”
“嗯，这是因为我们每弄这该死的东西上人行道一次，我就觉醒一次。这是会让我激动的议题。拿份请愿书来我就会签。发动一场游行我就会参加。什么事这么好笑？”
“我是在想象你游行的样子。”
“你的幽默感很病态，伯尼。有人告诉过你吗？帮我推——我让我们这位朋友颠得厉害。”
倒不是说我们的朋友会抱怨。当然他就是那位已故的特恩奎斯特先生，我们在推的东西你大概也已经猜到了，是轮椅，是从位于第一大道上、十五街和十六街之间的皮特曼医疗器材供应中心租来的。卡洛琳到那里去租了这个神奇的装置，然后坐出租车把它带回来，我帮她把它搬进店里，然后我们打开轮椅，把特恩奎斯特塞了进去。
我们离开书店的时候，他坐在轮椅上看起来还算挺自然的，比他坐在我厕所里的马桶上时看起来好多了。他腰上系着一条皮带以便固定，我另外拿了两根旧电线把他的手腕绑在椅子扶手上、脚踝绑在位置合适的横杆上。一块盖腿布——事实上是一条有点发霉的旧毯子——把他从脖子以下整个盖住。一副福斯特·格兰兹牌太阳镜遮住了他睁大的蓝眼睛。一顶从三月起就挂在我店后面的房间里、等着主人来认领的粗呢帽，如今戴在特恩奎斯特头上，尽量不让他被认出来。我们就这样朝西前进，一路试图想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每走一条街卡洛琳就骂一次人行道的砌边，于是我们就分心一次。
“我们现在做的事，”她说，“是移动尸体。这是重罪还是轻罪？”
“我不记得了。反正绝对是不应该做的事。法律对这种事的看法很消极。”
“在电影里，你什么东西都不应该碰。”
“我从来不碰电影里的东西。你应该做的事是马上报警说发现尸体。你原本可以这么做的，你可以直接从厕所出来，告诉雷说马桶上坐了具尸体，连电话都不用打。”
她耸耸肩。“我想他会要求我们解释。”
“很可能。”
“我也想到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又说对了。”
“他是怎么进去的，伯尼？”
“我不知道。他刚才摸上去还挺温的，但我这辈子也没摸过多少个死人，不知道尸体要多久才会冷透。如果说昨天我关门的时候他就在店里了，也不是不可能。记得吗？我打烊时很匆忙，因为我被捕了，这让我无法专心照顾到平常的程序。或许他在浏览架子上的书，又或许他是故意溜到后面去躲起来的。”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知道。然后他可能待在那里。晚上或早上什么时候，他去了厕所，没脱裤子坐在马桶上，然后就死了。”
“死于心脏病或者什么的吗？”
“或者什么的。”我同意。轮椅撞上了人行道上的一个突起，椅子上乘客的头往前一栽，差点把帽子和太阳镜都颠掉了。卡洛琳赶紧把东西调整好。
“他会告我们的。”她说，“害得他颈部扭伤。”
“卡洛琳，这个人已经死了。别开玩笑。”
“我没办法控制。这是神经紧张的反应。你认为他只是死于自然因素？”
“这里是纽约。在这个城市里，谋杀就是自然因素。”
“你认为他是被杀的？会是谁杀了他呢？”
“我不知道。”
“你认为有别人和他一起在店里吗？那人是怎么出去的呢？”
“我不知道。”
“也许他是自杀的。”
“为什么不可能呢？他是个俄国间谍，某颗牙齿里藏了氰化物胶囊。他知道行迹败露了，所以就偷偷跑到我的店里来咬牙服毒自杀。他想死在装订精良的初版书的围绕之下，这是很自然的事。”
“唔，如果不是心脏病或者自杀——”
“或者疱疹，”我说，“我知道得疱疹的人很多。”
“如果不是这些原因，如果有人杀了他的话，他是怎么做到的？你认为你昨天打烊的时候店里锁了两个人吗？”
“不。”
“那是怎么回事呢？”
“也许他是在我今天开门的时候溜进来的。我有可能没注意到。然后，在我买咖啡准备带到你那里去的时候——”
“那可怕的咖啡。”
“——他或许就溜进厕所，死在了那里。或者如果有别人和他一起的话，可能是那个人杀了他。或者如果他是一个人来的，后来又有别人来了，他可能开门让那人进去，然后那人可能就杀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