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店里的时候，电话在响，但等我进门它也停了。我以为先前我只是带上弹簧锁关了门而已，但我显然还特地用钥匙锁上了门，因为现在我得用钥匙才能把门打开；这多给了打电话来的人几秒钟时间，让他从容地在我接起之前挂断。我嘀咕了几句大家在这种时候会讲的话，关于某人的祖先、性活动、饮食习惯之类的不太可能的说法，然后我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一张一美元的钞票。旁边有张纸片，上面用铅笔写着这是三本特价书的书款。
有时候确实会发生这样的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诚实到连销售税的那几分几毫都加进去，万一有一天这种人真的出现了，我说不定会惭愧得从此不再犯罪。我把那一块钱放进口袋，到柜台后面坐下。
电话又响了。我说：“巴尼嘉书店，您早。”一个声音粗哑陌生的男人说：“我要那幅画。”
“这里是书店。”我说。
“别玩游戏了。你手上有那幅蒙德里安，我要。我会付你一笔公道的价钱。”
“我相信你一定会的，”我说，“因为你听起来像是个公道的人，但你弄错了一件事。我没有你要找的东西。”
“随便你。帮你自己一个忙，嗯？没有问我要不要之前，先别把它卖给别人。”
“这听起来很合理。”我说，“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联络。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
“但我知道你是谁，”他说，“也知道怎么跟你联络。”
他是在威胁我吗？我正在思考这一点，耳边传来咔嗒一声挂断电话的声音。我放下电话回想这段对话，试图找出一些关于那个人身份的线索。如果电话里真有线索的话，我可找不出来。我想我是有点想得出神了，因为过了一两分钟，我抬起头，看见一个女人正朝柜台走来，而我连她之前开门进来的声音都没听到。
她很苗条，像只小鸟，有着棕色的大眼睛和棕色短发，我立刻就认出了她，但一时想不起来是在哪里见过。她一手拿着一本过大的艺术书，另一只手放在柜台上说：“罗登巴尔先生？‘仅欧几里得一人曾亲见美之原形’。”
我听过她的声音。什么时候？在电话里吗？不。
“《俄勒冈路三号的史密斯女士》。”我说，“你刚刚引用的不是玛丽·卡罗琳·戴维斯的句子。”
“的确。这是艾德娜·圣文森特·米雷。我看到这个的时候脑子里就出现了那个句子。”
她把那本书放在柜台上。那是一本现代艺术的概论，从印象派一直到目前的无政府状态，现在打开的是一页彩色页，上面有一幅几何抽象画。灰白色的画面被黑色线条纵横切割成正方形和长方形，其中有好几格涂上了原色。
“纯粹几何的绝对美感。”她说，“或者我是说绝对几何的纯粹美感。直角和原色。”
“这是蒙德里安吧？”
“彼埃·蒙德里安。你对这个人和他的作品知道得多吗，罗登巴尔先生？”
“我知道他是荷兰人。”
“的确是。一八七二年生于阿姆斯福特。你也许记得，他一开始是画写实风景画的，随着他逐渐找到自己的风格、艺术创作渐趋成熟，他的作品也越来越抽象。到了一九一七年，他已经和迪奥·凡·杜斯堡、巴特·凡·德尔·勒克等人一起发起了一个叫风格派的运动。他像信仰宗教般地相信直角就是一切，认为直线和横线交叉切割空间的形态等于是在做重要的哲学宣言。”
她讲的不只这些。她给我上了一堂课，激切热烈的程度和她两天前读那可怜的史密斯时不相上下。“彼埃·蒙德里安的作品第一次在美国展出是一九二六年。”她告诉我，“十四年后他搬到这里。他一九三九年就已经迁居伦敦，躲避战火，德国空军开始轰炸伦敦的时候，他就到这里来了。纽约让他着迷，你知道。格子状的街道，那些直角。然后就开始了他的‘布基伍基’时期。”
“我不知道他还是个音乐家。”
“不是。是他的画风改变了。街上的交通、高架铁路、黄色出租车、红灯、像爵士乐一样脉动的曼哈顿，这些都给他带来灵感。你应该很熟悉《百老汇爵士乐》吧——这是他最有名的几幅画之一，收藏在现代艺术博物馆。还有一幅画叫作《胜利爵士乐》，另外还有，哦，好几幅其他的。”
收藏在其他几家博物馆里，我想，而且它们完全可以继续留在那里。
“我明白了。”我不明白的时候经常说这句话。
“他死于一九四四年二月一日，差六星期满七十二岁。据我所知，死因是肺炎。”
“你对他的事知道得真多。”
她举起双手调整她那顶其实不需要调整的帽子，眼睛直盯着比我左肩稍高的一个点。“小时候。”她平静地说，“我们每个星期天都到祖父母家去吃晚饭。我和我父母住在白原的一幢平房里，祖父母则在城里的河滨路上有一套很大的公寓，从家里的大窗户可以俯瞰哈得孙河。彼埃·蒙德里安一九四○年抵达纽约的时候曾在那间公寓里住过。他送了一幅画给我祖父母作为礼物，就挂在饭厅餐具橱上方的墙上。”
“我明白了。”
“我们总是坐在同样的位子上。”她说着闭上她那双大眼睛，“我现在还可以看见那张餐桌。我祖父坐在一头，我祖母坐在另一头，靠近厨房门。我的叔叔、婶婶、堂妹坐在一侧，我父母和我则坐在另一侧。我只要往我堂妹的头上方看，就可以看见那幅蒙德里安的画。我整个童年几乎每个星期天晚上都可以盯着它看。”
“我明白了。”
“你或许会以为我长大之后就把它忘了，小孩常常都是这样。毕竟我从来没见过画家本人，他死的时候我还没出生。总的来说，我小时候对艺术也不是特别敏感。但那幅画显然有些什么特别之处，打动了我。”她想起一件事，微笑起来，“上美术课的时候，我总是试着要画抽象的几何图形。其他孩子在画马、画树，我画的则是黑白格子加上红黄蓝的方块。老师们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但我是想成为另一个蒙德里安。”
“事实上，”我试探性地说，“他的画看起来并不太难画。”
“第一个想到要这么画的人是他，罗登巴尔先生。”
“嗯，当然，确实是这样，但——”
“而且他画中的简单也不只是简单而已。他的比例相当完美。”
“我明白了。”
“我自己毫无艺术天分，连抄袭都抄不好。我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艺术野心。”她再次侧过头，眼神探索着我的双眼，“那幅画本来应该是我的，罗登巴尔先生。”
“哦？”
“我祖父答应要给我的。他从来就不富有。他和我祖母的生活虽然宽裕，但并没有堆起金山银山。我不认为他知道蒙德里安那幅画的价值。他知道那幅画的艺术价值，但我想他不会猜到它值这么多钱。他从来没收集过艺术品，对他而言，那幅画就只是一个好朋友赠送的珍贵礼物。他说，他死后那幅画会留给我。”
“结果没有？”
“先去世的是我祖母。她受到某种细菌感染，用抗生素也治不好，不到一个月她就因肾衰竭而死。祖母死后，我父母想说服祖父来和我们一起住，但他坚持待在原处，唯一的让步是请了个女管家。我祖母的死对他打击很大，一年之后他也死了。”
“那幅画——”
“消失了。”
“是管家拿的？”
“这是其中的一种猜测。我父亲认为可能是我叔叔拿的，我想比利叔叔对我父亲也有同样的想法。每个人都怀疑管家，也曾经提到过要进行调查，但我想这件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最后家里的人算是同意曾经遭过小偷，因为还有其他东西也不见了，比如一些银器银饰，而对我们来说，把事情归到某个无名小偷身上，总比大张旗鼓地彼此怀疑要容易。”
“我想这些损失的东西都有保险吧。”
“那幅画没有。我祖父没有为它上保险。我相信他一定从来没有想过要这么做。毕竟这幅画不是他花钱买来的，而且我相信他一定从来没想到过它会被偷。”
“画一直没找回来？”
“没有。”
“我明白了。”
“时间慢慢地过去。我父亲也去世了。我母亲再嫁，搬到别的地方去住。蒙德里安仍然是我最喜爱的画家，罗登巴尔先生，每当我在现代或古根海姆博物馆看到他的作品，我就会有一种强烈而原始的反应，心里也会感到一股刺痛，为了我的那幅画，我的蒙德里安，那幅祖父答应要给我的作品。”她站直身子，挺起肩膀。“两年前。”她说，“朱红画廊办了一场蒙德里安的回顾展。我当然去看了。罗登巴尔先生，当时我从一幅画走到另一幅画前面，就像每次面对蒙德里安的作品时一样屏息无言，然后我看到了其中一幅，心脏差点停止跳动，因为那是我的那幅画。”
“哦。”
“我太震惊了，目瞪口呆。那是我的画，到哪里我都认得出来。”
“不过你已经十年没见过它了，”我思索着说，“蒙德里安的画又的确有某种相似之处。这么说不是要贬低他的天才，但——”
“那就是我的那幅画。”
“你说是就是。”
“每个星期天我都坐在那幅画对面，坐了好几年。我把青豆拌进土豆泥的时候就盯着它看。我——”
“哦，你也有这习惯？你知道我以前还会怎么做？我会把土豆泥堆成城堡，旁边用酱汁当护城河，然后拿一根红萝卜当大炮，用青豆当炮弹。我最想做的是找出个方法把豆子弹进鸡胸肉里，不过这我妈妈可就不准了。你的那幅画是怎么到朱红画廊去的？”
“出借参展。”
“从博物馆借来的？”
“私人收藏。罗登巴尔先生，我不在乎那幅画是怎么变成私人收藏或非私人收藏的。我只是想要那幅画。那幅画本来就该是我的，其实到了这个地步，就算它本来不该是我的我也不在乎了。从在回顾展上看到它开始，我就对那幅画形成了一种无法抗拒的偏执。我一定要拥有它。”
我在想，蒙德里安到底有什么特色能这么吸引疯子？绑架猫的人，打电话来的那个男人，翁德东克，杀翁德东克的人，现在又是这位怪里怪气的女人，哎对了，她是谁啊？
“说了半天，”我说，“你是谁啊？”
“你刚刚都没在听我说话吗？我祖父——”
“你没告诉过我你叫什么名字。”
“哦，我的名字。”她说，只迟疑了一秒，“我叫埃尔斯佩丝。埃尔斯佩丝·彼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