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我还记得的时候说一声，”沃利·亨普希尔说道，“我打了电话给你的治疗师。所以至少这事你不用烦心。”
“谢了，”我说，“什么治疗师？”
“佩辛丝·特里梅因。”
“你打电话给她？我托了卡洛琳打给她的。”
“卡洛琳要我打，我就照办了。我告诉她罗登巴尔先生得取消八点的约会，说他会尽快再打电话另约时间。”
“你是这么跟她说的吗？”
“对啊，我公事公办，说得干脆利落。我得承认她对顾客的态度比我认识的大多数心理医生似乎都亲切些。”
“她不算是心理医生，”我说，“她是诗派治疗师。”
“哦，是吗？你写诗出了问题吗，伯尼？”他看起来很困惑，然后又耸耸肩，“她好像更关心你的消化问题。提到了什么东欧春卷和墨西哥饼之类的。”
“哦。”
“可我帮她澄清了所有问题。我解释说警察以偷窃罪名拘留你，不过我就要去办取保候审，估计几小时之内就可以把你保释出狱。我说错什么了吗？”
“哦，不知道，沃利。你不觉得你有可能谨慎过头了吗？”
“伯尼，她是你的治疗师，对吧？显然你是什么背景、干哪个行当她应该都有数。要不你的心理治疗能有什么进展？”
“能有什么进展？”
“这会儿想想，她确实好像大吃一惊。说不定她是因为你真的被安上罪名抓起来才觉得不安的。”
“肯定是这样。”
“司法犯罪系统之外的人不会明白，这可是整笔交易的一环，不能少。总之，她会等你电话。”
“屏息以待，我敢说。沃利，她不是我的治疗师。她是跟我有过几次约会的女人。”
“哦。”
“我们才刚开始熟悉起来，”我说，“就她所知，我只是个吃坏了肚子的卖书人。我做贼的事她可完全不知道。”
“呃，这会儿她可清楚得很，”他说，“伯尼，真是太抱歉了。看来我真是捅了个大娄子。”
“算了。”
“你，呃，跟她上床了吗？”
“没有，”我说，“可我抱了希望。”
“见鬼。抱歉，实在抱歉。不过，一两天之内你打个电话给她，总可以找出什么理由的。”
“她也会的，八成是‘忘了我的电话号码吧，浑蛋’。”
“我不知道，”他说，“跟她谈谈吧，她不像是那种会说脏话的女人。除此之外，你基本上是对的。”
“如果你没有律师，”雷像背诗似的，“我们会给你提供一个。”
幸好没有这个必要。我有律师。这年头没律师哪一行都不好混，而如果你的行业刚好又介于轻罪和重罪之间的话，这简直就是真理。你确实需要一个能算得上是你自己的律师，而且必须是付费的那种才行。我敢说法律援助部门的先生小姐为他们顾客提供的服务都值得夸赞，不过我个人还是偏爱比较昂贵的法律顾问。
再说，成功的职业罪犯和一个援助律师的组合简直就像是亿万富豪去领救济金。也许他有权如此，但这又何必？感觉寒酸嘛。
多年来我的律师一直是个名叫克莱因的人，办公室位于皇后大道，太太和小孩住在邱园区，有个住在海龟湾的女友，离联合国大厦不远。几年前有一天我被逮捕——错并不在我——打电话找克莱因时，才发现他已经作古。
哦，就这样没了。
于是我就打电话给沃利·亨普希尔。我跟他是在中央公园认识的，我们通常在晚上会面，身穿短裤运动衫，脚踩高科技跑鞋。我们往往会做伴慢跑一英里左右，像朋友一样聊这聊那，直到他步伐加快或者我的脚步放慢。当初碰到他时，他正在为马拉松大赛练习。自我们相识以来已经举办了好几次马拉松，而他从没有慢下来。
至于我，就远没有他那么投入了。连当初为什么开始跑步我都不太记得了，有可能是自我保护本能的自然延伸。如果有什么在追你，能迅速跑开还是不错的。不过，我可从没有过连续跑二十六英里然后洗澡换衣服的冲动，也不想把自己变成一条赛狗。终于有一天，跑步不再是我的习惯，而成了过去的习惯——正如阅读漫画书和收集棒球卡一样。我现在还穿跑鞋——它们在低速行进时也很好用；我也拥有几套短裤和运动服——只是没让它们派上用场（如果我妈和我同住，说不定她会清理掉）。
“抱歉用了这么长时间。”沃利说。当时是星期六早上十点十五分，雷·基希曼向我宣读我的权利之后大约十八个小时。我们坐在钱伯斯街一家埃塞俄比亚咖啡简餐店里。餐厅的前任老板想必是希腊人，因为菜单上还列有菠菜派和碎肉茄子蛋。
沃利一大早到市中心来以前就吃了早点，这会儿他正在享用巧克力甜甜圈和一杯咖啡。我也喝了咖啡，另外配上一大杯橙汁和一盘香肠炒蛋，还有两片烤裸麦吐司。出狱是最佳的开胃菜——就算麻烦仍未摆脱还破费了两百块也一样。
“他们想方设法阻挠，”他解释道，“把你在各个辖区调来调去的，让我忙到今天早上才把你弄出来。虽然很麻烦，不过是个好兆头。”
“你怎么知道？”
“由此看来，他们知道这案子没法成立。他们手头有什么呢？说起证据，他们是可以拿出两件。第一，星期四半夜有人从卡洛琳的公寓打电话到吉尔马丁家。可他们无法证明那个人是你，电话公司的记录只能显示接通的那一个，但看不出你在几小时里试打过多次。第二，他们拿到你家门卫的口供，说你一点过后离开大楼，直到黎明前才回去。呃，那又怎样？先不说我可以把那家伙逼到头昏脑涨让他翻供，首先他们根本没法说明你在那段时间里窃取了吉尔马丁的棒球卡，因为当时他已经报案说棒球卡失踪了。你应该没有时光穿梭机吧，伯尼？”
“以前有过，”我说，“不过从来就找不到能用的电池。”
“他们的论点是，你离开住处前卡片就已经在手上了，说你是趁着夜里把卡卖给了什么人。不过他们光提出论点可没用。他们能证明吗？”
“不能。”
“要是他们找到买主呢？”
“没有买主，沃利。”
“你知道，”他说，“我还想再点一个这样的甜甜圈。说到甜甜圈，埃塞俄比亚的可是天下第一。你也来一个？”我摇摇头。“还好我每星期跑七十英里，”他说，“要不我会重到三百磅。伯尼，由你先发制人也许有用。供出销赃人。”
“供出销赃人？”
“出卖他吧。”
“没有销赃人。”我说。
“我知道你可能觉得不道德，”他继续说，“不过现在的标准跟从前不同了。时下连黑手党徒都会互相出卖。下一步他们便打电话给经纪人，签下写书和拍摄迷你剧的合约。哦，对了，伯尼，如果轮到你——”
“电话我会打给你，沃利。”
“那是当然。”
“沃利，”我说，“没有销赃人，因为我根本没拿卡片。”
“随你怎么说，伯尼。听着，如果你没有销赃——”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如果真是这样，希望你把卡片藏在了安全的地方。他们关了你一夜，为的是要申请搜捕令搜查你的公寓。他们肯定什么都没找到——找到的话我们一定会知道。不管你把卡放在哪儿——”
“我根本没拿。”
“伯尼，我是你的律师。”
“真的吗？我还以为你是检察官呢。我没拿那卡。我连他有棒球卡都不知道，而且就算知道我也不会动心，我哪知道它们能值那么多钱？”
“我以为全天下人都知道。我起码有一打熟人收集棒球卡。大半是律师。很棒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