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租只是部分原因，”我说，“还有别的。我想念破门而入的感觉。有时候我会忘了我究竟有多想念，可是只要有什么事让我感到焦虑，呃，这个惯偷可就会立刻想念起这种感觉来。”
“你想念的是什么，伯尼？”
“刺激感。我一进别人家就会亢奋起来，其他任何体验都无法与之相比。你搔搔门锁，挑逗着把它打开，然后转动门把，溜进半掩的门，最后终于登堂入室，那感觉就像在尝试别人的生活。你成了金发姑娘，坐遍所有椅子，睡遍所有的床。你知道，我一直不明白这个故事的结尾。那三只熊为什么要大发脾气？家里来了一个这么可爱的金发小女孩，睡得像只小绵羊。我还想着它们也许会收养她呢，可它们个个气得发疯。我真搞不懂。”
“呃，她没有尽到做客之道，伯尼。她吃了它们的食物，记得吧？还压坏了熊宝宝的椅子。”
“不就一碗难喝的粥嘛，”我说，“而且她喝粥的时机还真不赖，记得吧？如果等到小熊回家，小麦粥就太凉了，熊妈妈的粥也一样。还有，既然你提起来了，我得说说那把椅子。我一直在想，那是一把什么样的椅子？能撑得住熊宝宝的重量，而一个瘦弱的小姑娘坐上去它却垮了。”
“你怎么知道她是个瘦弱的小姑娘，伯尼？也许她胖得像猪。你看她是怎么一头扎进粥里的。”
“我看过的插图从没有一幅把她画得像猪。要我说，是椅子出了毛病。当时不管谁坐上去，它都会散架。”
“所以你是这样理解《金发姑娘和三只熊》的，对吗？椅子有问题？”
“肯定是。”
“这倒是一个全新的解释，”她说，“我喜欢。照这么说，她还可以告人家刻意疏忽呢。”
“听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她的确可以提出申诉。”
“也许正因为这样，她才一路跑回家。她想在律师下班以前打电话过去。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伯尼。你证明了你的论点。”
“什么论点？”
“你的灵魂里还有贼的特质。除了天生的贼，谁会这样解读这个故事？”
“刻意疏忽可是你想出来的，”我说，“而且只有天生的律师才会——”
“小心你的嘴，伯尼。”
“重要的是，”我说，“总的来说我很诚实。顾客忘了拿找零我会把他们叫回来，服务员忘了算甜点的费用我会提醒他。”
“这我亲眼见过，”她说，“总觉得莫名其妙。要是公共电话多找了二十五美分你会怎么做？换成邮票寄过去？”
“不，我会留着。不过我从不在商店顺手牵羊，还按时缴税。只有入室洗劫的时候我才是个真正的罪犯。所以我不是天生爱偷，不过我想你说得没错，我看我是天生的贼，就爱闯空门。‘天生的贼’，这个文身对我太合适了。”
“别文身，伯尼。”
“嘿，别担心，”我说，“我还没醉到那个程度。”
“你绝对醉了，”她说，“但不要文身。”
说实话，我根本没醉。我们坐在汤姆森街上一家位于地下室的相当不错的意大利餐馆里，在华盛顿广场以南两个街口。我们放弃了印度菜和泰国菜，因为我觉得我的胃无法消受——至少在卡洛琳谎称我肚子疼之后不行。（当然，墨西哥菜就根本不用考虑了。）从“饶舌酒鬼”一路过来，新鲜空气让我清醒了许多，再加上一大盘茄汁大蒜肉酱意面、两杯浓缩咖啡，目前我已经非常接近正常状态了。
九点十七分时，卡洛琳用手在空中比画着招来服务员。我知道时间是因为当时我瞄了一眼手表。“还早，”我告诉她，“你还要杯浓缩的吗？”
“刚才那杯我都不想喝，”她说，“算了，我想回家，检查猫咪喂邮件。”
“检查猫咪喂邮件？”
“我是这样说的吗？呃，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管他是什么，反正我要去做。该回家休息了。”
“我懂你意思，”我说，“我再打个电话就走。”
“别，伯尼。”
“嗯？”
“如果你是想找耐心女士的话就不必了。我已经帮你取消了，记得吗？”
“历历在目。我不是要打给她，不过就算是也没什么吧？”
“别打。”
“原先忽然到来的各种疼痛，一眨眼又全好了，奇迹般复原。你觉得这主意不好，嗯？”
“听我的没错。”
“我想你是对的。她可能认为我根本就没生病，说不定还约了别的女人。其实，她这么想也没错，对吧？”
我起身从服务员身边走过——他正在跟一堆数字较劲——然后拿起电话。我回到桌子边时，卡洛琳正对着账单皱眉。“我看应该没错，”她说，“瞧这笔迹，这人应该去当医生。”我们付了各自的账，她问我电话打了没。“因为你去打电话的时间并不长。”她说。
“没人在家。”
“哦。”
“二十五美分的硬币拿回来了，我可没多拿，没有出现两难的道德困境。”
“很好，”她说，“我们都该回家休息了。”
我们往西走，穿过第六大道。在一条小街上经过一家安静的酒吧时，我提议进去再喝一杯。
“这种地方？我没进去过。”
“我也一样，也许还不错。”
她摇摇头。“我在门边探头看过，伯尼。里面全是穿着从廉价商店买来的长外套的老家伙，小心翼翼地隔着几张板凳坐着。我觉得他们是在看色情电影。”
“哦。”
“而且估计我们也进不去，伯尼。咱们都没进过戒酒中心，我觉得那是入场条件之一。”
“哦。那下一个拐角的那家店怎么样？受虐儿酒吧。”
“全是大学里的毛孩子。吵吵闹闹的，每个人都洒了满身的啤酒。”
“你可真难伺候，”我说，“这家太静，那家太吵。”
“我知道，我比金发姑娘还挑剔。”
“那里有部电话，”我说，“我再打一次。”我试了，没人接，而且这次我连硬币也没能取回来。我照例用手掌在电话侧面狠狠拍了几下，它还是紧紧咬住硬币不放。
“见鬼，”我说，“我讨厌这种事。”
“你打去哪儿了？”
“吉尔马丁家。”
“他们在戏院，伯尼。”
“我知道，要到十点三十八分才结束。”
“你还真做过研究，是吧？”
“呃，难度不大。那出戏我看过了，记得吧？所以我只要在落幕时看看手表就行。”
“那你干吗打过去？你有什么事瞒着我，伯尼？你说了不去他们公寓的，记得吧？”
我点点头，垂下眼睛看着人行道，好像指望能找到我的硬币一样。“所以我才打电话。”我说。
“我不明白。”
“只有等他们到家，”我说，“我才放得下心——才能避免冲动行事招来危险。而且只要我身边有人，一起吃个饭或者喝杯酒或咖啡，灾祸就不会上身。我早先跟耐心女士约会的原因就在于此。原想会跟她耗到他们看完戏回家，我也就可以踏实睡觉了。”
“除非好运上门。”
“只要我能安然度过今晚不犯案，别的好运我都不需要。我原想在书店打烊后喝上一杯可以确保安全，结果喝得有点过于安全了，还得麻烦你帮我取消约会。这一点我很感激，别误会，因为我那副德行没法见她，可是现在——”我看看手表，“还不到十点，那场戏得再过四十分钟才会结束，而且天知道他们之后还要干什么。如果他们去吃夜宵呢？说不定会再过好几个小时才回去。”
“可怜的家伙。”她把一只手按在我的胳膊上，“你还真吓坏了，是吧？”
“我这是小题大做，”我说，“不过我确实有些焦虑。”
“那就陪我走回家吧，”她说，“你可以喝酒、喝咖啡、看电视。如果你想的话，可以每五分钟打个电话到吉尔马丁家，而且还用不着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如果他们回家很晚的话，你就在我家沙发上过夜。怎么样？”
“听来很棒，”我说，“感谢上帝你是个同性恋。”
“嗯？”
“因为像你这样的至交好友我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可如果你爱男人的话我们就会结婚，然后就会以悲剧收场。”
“通常是这样的，”她说，“走吧，伯尼。咱们回家。”
***
十二点差一刻时我第无数次拿起卡洛琳的电话——或者是无数个无数次？我戳戳重拨键，挂断前听了半打铃响。
“真奇怪，连个答录机都没有。”我说。
“也许他们有过，”她说，“后来有个贼闯进去偷走了。你准备睡觉了吗，伯尼？我这就打算上床了。”
“恐怕咖啡的效力发作了。”
“紧张焦虑，嗯？”
“有点。你睡吧，我自己在黑暗里坐坐就行。”
她看了我一眼，然后目光又回到电视上：查理·罗斯正对着一个学问惊人、便秘严重、态度严肃的家伙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我一边看电视，一边隔五分钟便攻击一次重拨键，第四或第五次时，终于有人接听了。是个男人。
“吉尔马丁先生？”
“是的，你是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