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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问我为什么，但我过了马路，以确认她没有叫一杯咖啡在那儿等我。当然她没有。我从门口扫视整个咖啡店，然后离开，回家。
我打电话去她家，没人接，我并不意外。我拿了专程回家要拿的东西又出了门，搭每天去上班那条路线的地铁，但比平常提早一站，在百老汇大道和二十三街交叉口下车。我刚好错过南北线的巴士，准备叫出租车，但我有什么可着急的呢？
我走过二十三街，在离她公寓两个街区外最后一次试了她家的电话。硬币掉出来后，我走完剩下的路，站到她那幢公寓对面的人行道上。一楼的那家“单纯愉悦”已经打烊，一片黑暗。四楼窗户没有透出灯光，但这也不能说明什么。她的公寓在建筑的后部。
我将手伸进口袋，触摸到我回家拿的那些小偷工具。我好像没有道德上的权利进入伊洛娜的公寓，但其实我也没什么道德感，这点我早就知道了。
我左右看看，然后过了马路——那是条单行道，不过你拿这话去跟骑单车送中餐外卖的人说吧——我再度看看左右，然后走上门前的阶梯来到那幢建筑门口。我要找一个上头标示着“马尔科娃”的电铃，却没找到，不过顶楼只有一个电铃，没标示名字，我想那一定是她的（顺带一提，这是错误的推论：卡洛琳在阿伯巷的电铃还标示着“阿拉诺”呢，那房客早就搬走了，不过在纽约，想逃避房租管制的人，要比参加匿名戒酒协会的人还善于匿名）。
我按了那个没有标示的电铃，电铃要么是她的，要么是别户空着的公寓的，因为没人应门。
前门那道锁的麻烦之处在于那地方大家都看得到。任何房客进出都会看到你在动手；路过的人从街上就能看到你在干什么。在那把锁上花越多的时间就越容易被发现。
但前门的好处是，它们一般都不会太难开。通常都是弹簧锁——如果用那种非得靠钥匙才能开的栓锁，那楼上的人就不能按个键随时让人进门了——而且锁通常开关太频繁，就会松弛柔顺得像……呃，这么说吧，一种古老行业里很老的从业者。这个锁至少有个保护片，没法用信用卡或弹簧钢条顺利撬开，但除此之外，要弄开它实在没什么困难。凭这个锁，你唯一能指望挡在外头的人，就是丢了钥匙的房客。
事实上，我告诉自己，这道门不是卢比肯河，我不必咬牙决定从此不回头。即使我正好在门廊撞见伊洛娜，我也可以解释为我发现门掩着，或者有别的房客开了没关上。她那户公寓的门，那才真的是另外一回事。
几分钟后，我站在她那户公寓门口。
没有人回应我的敲门声，门下方也没有透出灯光。前一夜我注意到门上有三道锁但她只锁两道，而且是用同一把钥匙打开的（没办法，我就是会注意这种事情。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管辖区；雷·基希曼就会注意到提格拉斯·雷斯莫里安那条鳄鱼皮带上头的皮带扣）。我拿出那串小凿子开锁，动作很快——我可不想浪费时间——但也不必着急。我打开了一道锁，又打开另一道，然后进去。
我身上没有手套，就算有也不会戴上。我不担心指纹，天哪，我担心的是把自己搞得很蠢，而且在一段关系才刚刚开始之时就把它给毁掉。如果我干干净净地脱身，没有任何我造访过的法庭证据对我不利；如果她逮到我进门，戴多少手套也帮不了我。
我立刻把门关上，定定地站在漆黑的房间里，一开始连气都不敢喘，竖起耳朵听听看有没有其他人的呼吸声。然后我吸了口气，接着伸手到灯的开关处——我也还记得在哪儿——把灯打开。头顶上光秃秃的灯泡亮起，刺得我眨了眨眼，然后四处看了一圈。
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考古学家，刚闯入一个空荡荡的坟墓。
维希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傀儡政府。
派蒂·赫斯特（pattyhearst，1954—），美国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的孙女，十九岁时被恐怖组织共济革命军绑架，后参加了该组织并参与了一起抢劫银行的行动，引起广泛关注。她的律师称她在被绑架后受到拘禁、侵犯和洗脑，但结果仍被判终身监禁，后因卡特总统介入而于一九七九年获释。此故事曾被拍成电影《红色八爪女》。
卢比肯河（rubicon），位于意大利东北部的河流，为意大利和山南高卢的古代界河。公元前四十九年裘力斯·恺撒率部队跨过此河进入意大利，违背了将领不得率部越出自己行省的法律，以此使自己向罗马元老院和庞培宣战，接着发生了三年内战，结果恺撒取得胜利。因而“渡卢比肯河”有破釜沉舟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