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醒来时，脑袋出奇的清醒，简直令自己感动，然后到市中心，赶在十点前开店。我喂了拉菲兹，把它的水碟装满，将三本一块的特价桌拉出来，然后坐在柜台后面读威尔·杜兰特。他向我保证，这个世界从来就是个险恶之地。我发现这话有奇特的安抚作用。
我关上店门，抵挡晨间的寒意，因此每逢门开，我都听得到门上的小铃叮当作响。上午有两个进来逛的，做了两笔生意，每笔几块钱。另外我还检查了毛克利带来的那堆书。他是个怪人，看起来好像真是狼养大的——憔悴、眼神空洞，一丛乱发加上参差不齐的胡子。速度和酸质在他脑子里烧了几个大洞，他放弃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英语博士课业，过着流浪生活，从一个废弃建筑搬到另外一个，随遇而安。
他从学生时代开始收藏书，离开校园后，就不断变卖。等到发现巴尼嘉书店时，他的存书已经差不多卖光了，不过我还是买了一些书，包括一套状况很好、很干净的吉卜林。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他都不见踪影，我猜他又开始吸毒了，变得对这个星球毫无感知，可是当他再度出现时，他的行为又恢复了正常，有点边缘人的味道。他现在把自己的化学探险限制在普通烟草和偶尔注射一剂有机麦司卡林上，同时靠在街头市集、二手商店和跳蚤市场买书并转售给我这类人维持生计。
我挑了几本，其他的没要。他有几本状况不错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平装本硬汉派侦探小说，大卫·古迪斯和彼得·瑞伯写的，但我的顾客不会用收藏品的价格买这类东西。“我猜也是。”他说，“我打算拿去卖给‘伙伴和犯罪’书店的乔。不过猜你也许想看看。你不觉得这些封面很棒吗？”
我承认很棒。我挑了一本托马斯·沃尔夫的传记和一本马克·肖瑞尔写的辛克莱·路易斯传记，还有其他两本我觉得能卖出去的书，然后我们讨价还价，直到谈定一个我们两人都能接受的价钱为止。最后，我问了他一个平常收购书籍时常会问到的问题。
“这些书不是偷来的吧，”我问，“是吗，毛克利？”
“不然还能是怎么来的？‘财产即窃盗。’你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伯尼？”
“蒲鲁东。”
“给这位先生一支雪茄，的确是蒲鲁东。事实上，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约翰一世说过很多类似的话。但你不会猜是他，对吧？”他又说了几句，然后开口道，“我该怎么说呢，伯尼？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是我偷的，我知道自己转卖能赚一笔，于是从萨莉·安的店里用两块钱买来，除非这也算偷。算吗？”
“如果算的话，”我说，“那我们两个麻烦就大了。”
下一次门上的铃响起，是两个耶和华的见证人想跟我谈谈，我们进行了一段友善的谈话。蒲鲁东的名字一次都没再出现过，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约翰一世也没有。我不得不缩短谈话——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他们还会继续说下去——不过他们离去的时候还是很开心的。我又继续看威尔·杜兰特。几分钟后，铃再度响起，但这次我没抬头，直到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
“好呀，好呀，”说话的人是金钱能收买到的最好的警察，“这不是罗登巴尔太太的儿子伯尼吗？每次碰到你时，你都把鼻子凑在书上，伯尼。这也难怪，你的屁股不就摆在书店里嘛！”
“你好，雷。”
“‘你好，雷。’热情点嘛，伯尼。不然听起来好像你不是很乐意见到我似的。”
“你好，雷！”
“这回好点了。”他身子往前倾，一个胳膊肘撑在柜台上，“不过我每次路过来看你，你好像都很紧张，似乎在等着第三只鞋子掉下来。你觉得这是为什么，伯尼？”
“我不知道，雷。”
“我的意思是，你在紧张什么？可敬的生意人，你从未迷失在法律的界限之外，如果一个警察兄弟来到你店里，你应该会觉得松一口气才对啊。”
“兄弟。”我说。
“怎么样，伯尼？”
“我喜欢这个词儿，”我说，“一个警察兄弟。我喜欢这个。”
“好吧，那是我的荣幸，伯尼。想用就随时拿去，没关系。对了，告诉我一点事情，可以吧？”
“只要我知道。”
“你见过这玩意儿吗？”
原来他手里提着个公文包，在柜台下面。
“的确见过，”我说，“见过很多次了。这是我的公文包。你怎么会认识雨果，又怎么会替他跑腿呢？”
“你在胡扯什么，跑腿？”
“不然该怎么说？我告诉过他，不必急着还我的。”我伸手去拿公文包，雷缩回去不让我碰。我看着他，满腹疑惑。“怎么了？”我问，“你到底要不要把那玩意儿给我？”
“我不知道，”他说，把公文包平放在柜台上，大拇指按着小铜扣，“你猜里面有什么？”
“帝国大厦。”
“啊？”
“林白的孩子。还要我猜几次？我不知道里面有什么，雷。雨果·坎德莫斯前几天离开这里的时候，里面有几幅他不希望冒险被弄皱的手工上色的版画，另外还有他路上买的几包东西。”
“我不知道你也卖画，伯尼。”
“我没卖，”我说，“别问我他在哪儿买的，我只卖给他一本诗集，五块钱外加税。”
“然后你就奉送了这个公文包，很慷慨嘛。”
“我借给他的，雷。他是个高尚的老绅士，也是个好顾客。换了其他人我不会这么做，但跟他相处很愉快，而且他每次来总是会买书。怎么了？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啪的一声拨开锁扣，打开公文包。
“咦，看起来是空的，”我说，“表演得不错，雷，不过有点雷声大雨点小，你不觉得吗？”
“看起来是空的，”他说，“对吧？但其实不是。”
“里面有空气？这是怎么回事？给我上物理课？”
“我不需要物理学，”他说，“我准得像时钟一样。里面有你的印子，伯尼。”
“你说那些版画？”我往前凑，斜眼看着，“它们大概变透明了，我看不见。”
“不是那种印子。我指的是你的指纹。”
“我的指纹？”
“一整套。”
“哦，很好，”我说，“不过我并不太惊讶。这是我的公文包，我已经说过了。”
“没错，伯尼，惊讶的是，你居然会承认。”
“为什么不承认？这有什么可耻的？这不是路易·威登的昂贵名牌，不过也还是个值得尊重的包。如果你打算告诉我这是偷来的，诉讼时效也早就过了。我有这玩意儿至少十年八年了。”
他摆出一个类似罗丹雕塑名作“沉思者”的姿势，搜寻似的看了我半天。“你比人行道上的冰还滑溜，”他说，“我还以为拿这包给你看的话，你至少会抖一抖，但你没有，而且好像早就料到了。打电话的人是你，对吧？”
“你在胡扯什么？”
“少装蒜了，告诉你，我们一采到指纹，发现是你的，我就等不及要听你解释你的指纹怎么会在这个坎德莫斯的箱子上印得到处都是。我猜那会是个不错的故事。可是你编了一个更好的，居然有胆子说这是你的包。我喜欢这样，伯尼。真有想象力。”
“偏巧这是事实。”
“事实，”他酸溜溜地说，“什么事实？”
“你不是第一个问这个问题的执法人员了。”我告诉他，又问，“坎德莫斯怎么了？”
“有谁说他怎么了？”
“哦，得了吧，”我说，“你为什么没事去找个空包采指纹？你在他公寓找到这玩意儿，他可以告诉你包是从哪儿来的，所以我唯一的结论就是，他没说任何话。不是他不在那儿，就是他没法说话了。结果是哪一个？”
他又仔细打量了我一番。“我想没有理由不告诉你，”他说，“反正，再过两个小时你就会在报纸上看到。”
“他死了吗？”
“如果不是，”他说，“那他装得可真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