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餐后，我们一个个房间闲逛，想弄清楚加特福旅舍一楼各个房间的位置。天哪，竟然有那么多房间，每个房间还似乎都通往另一个房间。我们从一间叫东厅的客厅开始，如果我事先没看过简介手册里的大图书馆，或许会误认为东厅就是图书馆。壁炉两边的墙壁上，都有从地板直抵天花板的书架。其他墙面陈列了各种纪念品——交叉的长矛、西非的仪式用面具，以及填字游戏里才会出现的动物头制成的标本，应该是只剑角羚羊。
一个大书橱上还有更多的书，以一对愁容满面的铜制林肯坐像书挡支撑着，花纹图案的沙发旁还有旋转书橱。
“这里到处都有书，”卡洛琳喃喃自语，“你看过我们房间里的书橱了吧，有吗？”
“没有。这让我想起我的特价书桌。”
“没有《长眠不醒》吧？”
“只能打个大呵欠。大部分是新式的平装书。去年的畅销书。那种你会带着去度假，回家时就扔掉的书。”
“如果你看完了的话。”
“或者甚至你没看完。”我说。
我们停下来，与爱德华·布朗特-布勒上校谈话，他是位面色红润的绅士，穿着斜纹棉布长裤，斜纹软呢的诺福克外套。晚餐前，艾格伦廷就在吧台那儿为我们介绍过彼此，那时他显然是在单一麦芽威士忌中流连忘返。现在他移步到对面墙边，评论狩猎战利品高贵的本质。
“这是角，你们不知道吗？”我们肯定是一脸困惑的样子。“这角，这角，”他说，“这修长、优雅而削尖的角。少了角会像什么样子，嗯？”他伸出一根手指，指节因为关节炎而肿大。“我告诉你们，”他说，“看起来就像血淋淋的母山羊。”
“我宁愿是只活的母山羊，”卡洛琳说，“也不想被哪个呆子射杀，把我的头钉在墙上。”
“啊，”他说。“嗯，你是个女人，嗯？”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也没有。我向你保证。但是温柔的女性拥有比较实际的性格，眼界比较浅短。最好是咀嚼青草，生产乳汁，也不要挨子弹，嗯？”
“如果选项就是这些，”她说，“我不必思考很久再做决定。”
“少了它的角，”上校说，“我们的跳羚就会继续吃草，直到年老体衰时，轻易成为狮子或鬣狗群的猎物。它的骨头就会在炎热的非洲太阳底下白化。世界早已遗忘了它。”他指了指高挂着的头。“相反，它活了下来，”他宣告，“在它寻常的生命期限以后，还过了无数年。这是一种不朽，不是吗？不是你或我会选择的方式，却是它能做的最佳选择。”
“一只跳羚。”我说。
“而且很美丽，先生，您不觉得吗？”
“你确定它不是只剑角羚羊吗？”
“几乎不可能。”
“或者是只高地山羊，”我提出建议，“或是只霍加狓，甚至是一只角马。”
“它们都是美丽的兽类，”他说，“但我们这位朋友是跳羚。我可以向你保证。”
客厅里，墙壁上挂满了《名利场》里由斯派和阿佩绘制的经典插画，没有任何被制成标本的头。不过，还是有书，塞满了一套三层的玻璃橱，另外还有一对帆船形状的书挡支撑着一堆书。
我很快浏览一遍这些书，卡洛琳则在翻阅一份去年的《城镇与乡村》。我在她身旁的椅子上落座时，她合上杂志看着我。
“这些书比较好，”我说，“精装本小说，大部分书龄有五十至八十年。有些侦探小说，全都是现在已经没人读的作家写的。有许多普通小说，詹姆斯·法雷尔，他的‘丹尼·欧尼尔’四部曲里的一本。还有厄普顿·辛克莱的《拜金艺术》。”
“它们有价值吗，伯尼？”
“他们都是重要的作家，”我说，“但是没有人喜欢收集他们的作品。再说书衣也早就不见了。”
“早就不见了？你五分钟前才知道这些书在这里。”
“你说得没错，”我说，“我直接跳到了结论，判断的事实基础是这个书橱里除了两三本以外，其他书的书衣都不在了。”
“所以这些书很幸运是在屋里面，伯尼。这种天气会把空白的扉页都冻飞了。”
她指着窗外。“雪还在下。”
“是呀。”
“你几乎没有看那些书，伯尼。你只是花了几秒钟扫过每个书架，就知道里面有什么、没有什么了。”
“嗯，我是做这行的，”我说，“如果你也每天看着书进进出出，就知道诀窍了。”
“有道理，伯尼。狗对我来说也是这样。”
“更简单的是，”我说，“我还知道要找的是什么。我只是要找一本书，所以不需要仔细盘点一切。一旦我知道自己不是在找雷蒙德·钱德勒，我就可以停下来看看别的东西。”
“像是只跳羚，”她说，“如果它真是跳羚的话。”
“它还会是什么？”
“你说了一大堆别的东西，伯尼。你不希望它是跳羚。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种非洲羚羊？”
“我知道的全都是从填字游戏里学来的，”我说，“那也正是我认为它不是跳羚的原因。看在上帝的分上，它有九个字母长。你上次在填字游戏里见到跳羚是什么时候？”
“你应该跟上校说明这一点。你不喜欢他说话的方式吗？我猜那就是你所谓的正统绅士腔调。”
“我猜是。”
“如果他更像英国人的话，”她说，“他就根本就无法讲话了。这太棒了，伯尼。不仅加特福旅舍好像是英国侦探小说场景的重现，连客人也好像是直接从书里走出来的一样。就此而论，上校太完美了。他可能是简·马普尔的邻居，在印度干完杀人事业后，最近退休来到圣玛丽米德。”
“射杀人和跳羚。”我说。
“还有我们在缝纫间遇到的那两位女士，迪蒙特小姐和哈德斯蒂小姐。虚弱的迪蒙特小姐和外向的哈德斯蒂小姐。”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我说。“我分不太清她们两个。”
“上帝也没办法，伯尼。”
“什么？”
“把她们掰直。”
“哦，你觉得她们是同性恋？”
“如果这是部英国侦探小说，”她说，“而不是真实生活的话，我宁愿假想迪蒙特小姐是个富裕的病人，而哈德斯蒂小姐是她的同伴。她们的关系仅止于此。”她皱着眉，“当然。在最后一章会揭晓轮椅只是个道具，而迪蒙特小姐其实可以像只跳羚般跳来跳去，或是像其他你从填字游戏里学到的那些动物。这是因为书里的事情从来不会像表面看起来那样。但在真实生活中，事情正是像表面看起来的那个样子。”
“而她们看起来像女同性恋？”
“嗯，这又不是x光才能照出来的事，不是吗？哈德斯蒂是那种喜欢勾肩搭背的假小子，而迪蒙特则是那种闷骚的女权主义者。如果你想要记得谁是谁，可以试试看押韵法。迪蒙特是爱不得，而哈德斯蒂是无人能敌。事实上——”
一股微小的自然力量闯进房间，卡洛琳中断了这句话。我们先前在另一个房间里——别问我是哪个房间——见过她，但那时她与双亲同行。现在她独自一人。
“嗨，”她说，“我们见过吗？我见过两位，但我相信我们还未相互介绍。我是米莉森特·萨维奇。”
“我是伯尼·罗登巴尔，”我说，“这位是卡洛琳·凯瑟。”
“非常高兴认识你。你结婚了吗？”
“没有，”卡洛琳说，“你呢？”
“当然没有，”米莉森特说，“我只是个小女孩。所以我才可以问这些鲁莽的问题。猜猜我几岁？”
“三十二岁。”卡洛琳说。
“认真一点。”小孩说。
“我讨厌猜谜游戏，”卡洛琳说，“你一定非要我猜不可吗？嗯，好吧。十岁。”
“你猜十岁？”她转向我，“你呢，伯尼？”
“十岁。”我说。
“她已经猜十岁了。”
“嗯，我也是猜十岁。你到底几岁，米莉森特？”
“十岁。”她说。
“那我们猜对了。”卡洛琳说。
“是你猜对了。他只是跟着你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