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
“所以它值得吗？除了你确实很着迷以外，毕竟这种热情本身很难被明码标价。不过，如果以真正的金钱来计算的话——”
“它的价值？”
“对。”
我根本不必想。我在过去几个月已经计算够多次了。
“《长眠不醒》是钱德勒的书中印刷数量最少的，”我说，“状况良好的第一版很稀有。如果附有书衣，并且也很完好，那么你拥有的书就能值上五千美元左右。”
“哦，这么多？”
“但这一本签了名，”我说，“大部分的现代小说，作者签名会使价格提高百分之十到二十。但钱德勒的情形不同。”
“是吗？”
我点点头。“他签名的书不多。事实上，当时的作家都这样，不像现在的作家。目前几乎每个有书问世的人，都会巡回全国，坐在书店里为每个光临的读者签名。”
“艾德·麦克班恩也为我在他的新书上签过名，”她说，“我告诉过你，记得吗？”
“说了好几次。”
“嗯，我那天真的很兴奋，伯尼。他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
“也是我的。”
“每当我读他的八十七分局系列，”她说，“最后都会对警察有新的看法。我看到他们是真实的人类，敏感、有弱点，而且，嗯，有人性。”
“他就是这样描绘警察的。”
“是啊。接着雷·基希曼走进门来，硬生生地把我拉回现实。我跟你说，我比较喜欢艾德·麦克班恩幻想中的世界，一旦遇见现实真人反而觉得毛骨悚然。那本书是我最骄傲的收藏。”
“我知道，但你不是他唯一签了名的人。他签了好几千本书，当今大部分的作家也是。在哈米特和钱德勒的时代，作家只会替朋友签名。而钱德勒甚至不会这么做。”
“没有吗？”
“很少。如果你是他的朋友，他或许会送你一本书，但是他不会签名，除非你要求他。所以，一个真正的钱德勒签名，本身就非常珍贵。如果是签在后来比较普及的书上，会使价格提高个几百块到两千块。但是签在《长眠不醒》上，就会让价值倍增。”
“所以现在是一万美元了。”
“而且还不只如此。如果洛斯说的是真话，钱德勒不仅是在给哈米特的书上签名，他还私人题献给哈米特。”
“这有差别吗？”
“题献的事很有意思，”我说，“如果题献的对象只是乔·苏墨，那这本书还不如只有签名受欢迎。”
“为什么会这样，伯尼？”
“哦，想想看，”我说，“如果你是个收藏家，你会想要一本特别题献给某个无名小卒的书吗？还是一本只有签名的书会让你比较高兴？”
“我觉得我不会在乎是哪一种情况。”
“你不是个收藏家。收藏家会在乎。”我想到了一些品位比较独特的顾客，“什么事都在乎，”我说，“相信我。”
“我相信你，伯尼。那一本题献给席德·苏墨的书呢？他是乔比较有名的兄弟。”
“我们正要讲到这一点。只要题献词提到的人很有名，这本书就变成手迹珍本了。”
“这很好吗？”
“不坏，”我说，“至于有多好，要看这个人是谁，还有他或她和作者的关系。一本由雷蒙德·钱德勒题献给达希尔·哈米特的书，在美国犯罪小说里，算得上是终极的珍本了。”
“说个底线吧，伯尼。”
“假设书和封套都是接近崭新的状态，假设笔迹能够确定是钱德勒的——”
“假设所有的事，伯尼。说一个数吧。”
“提醒你，这只是个大概的数字。我们现在谈的是唯独仅有的东西，所以谁能知道它值多少？”
“伯尼——”
“大约两万五千。”
“两万五千？”
“只是概略数字。”“两万五千美元？”
我点点头。
“美元？”
我又点点头。
“你销赃的时候可以得到几成？”
“你不必拿到黑市去卖，”我说，“因为没有人说它被偷了，因为根本没有人知道它存在。你可以走到任何顶尖的拍卖商面前，把书放在桌上。”
“他们问你从哪里得到的时候怎么办？”
“你在车库拍卖场上找到的，或者在廉价书店的两本二十五美分的架子上发现的。管他的，我是个书商。我可以说是在一箱杂物底下找到的，而且我以为是本读书俱乐部的重印本，直到我仔细看了它。你甚至根本不必说这本书是怎么到你手上的。你只要给个高深莫测的微笑，然后保持沉默。”
“所以你最后可以独得全部的两万五千美元。”
“或者更多，如果你能进入苏富比的拍卖会，而且有两个狂热人士都决定要拥有它。”
“哇。”
“但首先没有任何证据保证它真的存在，”我说，“而且即使真的有，也可能早就不见了。或者，它还在那里，完全为了我们而存在，但因为已经被收藏了起来，你也可能翻遍了整个屋子都找不到。”
“我们一定要去看一下，伯尼。”
“那就是我的打算。”
“两万五千美元。”
“很可能没那么多，你知道。也许书衣不见了。也许书脊模糊了。也许书页已经缺角。也许被虫啃过。”
“也许有个小孩把所有的‘o’都涂上了颜色，”她说，“也许有个疯狂植物学家把树叶压在了书里面。管他呢，我们一定要去试试看，伯尼。”她看着我，“如果我们不去，一定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乔治·哈蒙·寇克斯（georgeharmoncoxe，1901—1984），美国侦探小说家。
艾德·麦克班恩（edmcbain，1926—2005），美国著名侦探小说家。新星出版社出过其八十七分局系列作品中的《恨警察的人》《小提琴手们》《莎迪死时》和《侧耳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