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你是怎么跑到店里去的？是跟踪她去的吧，我看。”
“她，”他语气沉重，“我在酒店里看到她。我在那儿开了一个房间，所以才会坐在大堂里看杂志。我戴了假发，架了副墨镜，飞到城里，登记假名住进了酒店。不是格列佛·菲尔伯恩，也不是亨利·瓦尔登。那个可恶的小朋友出现时，我刚刚安顿妥当。”
“有趣，”我说，“她一直说你的好话。”
“哦？”
“她告诉我，你写信寄到弗吉尼亚找她，说你写给朗道的信就要送去拍卖，你很不高兴。她身负重任要把那些信件追讨回来，交还给你。据她说，任务已经完成。”
“什么意思？”
“或者完成了一半吧。我跟雷在一起的时候，接到了她的电话。她说信拿到了。然后她就打电话到俄勒冈找你——”
“俄勒冈？”
“你云游四海，不是吗？她打电话给你，我看你也只需要确定信件全已销毁，因为她把信投进了碎纸机，然后把机器吐出来的全都烧光了。真不知她是怎么拿到手的。”
“拿到什么？”
“碎纸机啊。从夏洛茨维尔带来的吗？你说复印店里有吗？只用碎纸机的收费是多少呢？”
他叹了口气。“能把小小爱丽丝投进碎纸机里，”他说，“应该不错。不然就用削木机好了。要是信件落入了她的手里，那就没有被销毁。而且，天知道，她可不会交还给我。”
“她打算卖掉？”
“我不知道她打算怎么处理。她跟你提过我们的关系吗？世纪爱情史，爱丽丝·科特雷尔扮演洛丽塔的角色？”
“大致讲过。”
“我就说嘛。她讲了什么？”
我给他讲了简易版，他自始至终都在摇头。他不断地摇头，等我讲完后，他啜了一口麦酒，吐出一声长叹。“我是给她写过信，”他说，“她在《纽约客》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是有些东西引起了我的共鸣。然后我就收到了她一封接一封的回信。她当时的处境很糟，她告诉我。她必须从家里逃走。她爸爸几乎天天对她性骚扰，她妈妈用铁衣架打她，之类的事。扰得我又烦又累，所以我就告诉她，她可以过来小住一阵。”
“然后呢？”
“然后她就来了，而且比夏天的感冒还难赶跑。”
“据我了解，她待了三年。”
“六个月还差不多。”
“哦。”
“她有自己的床，可她总是等我睡着以后爬上我的床。”
“她说当时她一直保持处女身。”
“也许吧。我当然是没有做任何事改变这一点——虽然她可是铆足了劲要勾引我。她的花样比白宫实习生还多，不过那又怎么样？那样一个又瘦又瘪、发育不良的小孩，我没有那种癖好。”他摇摇头，“她也许是寄希望于我曾经在给我经纪人的信里吐露过心声，说有个讨人喜欢的小女人走进了我的生活。”
“信里写了什么，亨利？”
他微笑起来。“‘亨利’。我看你不妨继续这样叫我好了。信里写了什么？我根本想不起来。安西亚是我的经纪人，我们是亲密的‘作家和经纪人’关系。”
“而你想把信要回来。”
“我希望它们失踪，不再存在。”
“为什么？”
“因为我不希望别人伸出脏手碰到它们，在里面偷窥我的隐私。我选择目前的生活状态，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不过无论你写什么，读者都会在里面找你。”
“他们找到的是我愿意展示出来的部分，”他说着，茫然地看向远方。“小说只是虚构，”他说，“我可以任意捏造事实，比方说编一个从亨廷登搬到秘鲁的黏土厂——如果我有意如此。我不在乎是谁在读我的小说，或者他们自以为在书里找到了什么。”
“明白。”
“是吗？”他的眼睛探向我的。“比方说你正在跟某人讲话。要是你讲的一字一句他都听到，你不会在意，对吧？”
“如果我在意的话，我为什么要说话？”
“没错。不过假如说，他一边听，一边也在读心，把你脑子里没说出来的想法也看到了。这你觉得怎么样？”
“我懂了。”
“我写的小说是我跟世界的对话。我的私生活是个人隐私，是我和自己无言的对话，我可不想被哪个读心人偷听了去。”
“所以谁拿到信都一样，”我说，“收藏家，或者学者，或者大学图书馆，甚至爱丽丝·科特雷尔。不管信落到谁手里，都是侵犯个人隐私。”
“就是这个意思。”
“艾西斯，戈蒂耶。”我说。
“她的事我一无所知，只知道她明艳照人，而且很会说话。”
“凯伦·卡森麦尔。”
“这个人是谁？”
“一个死了的小偷，”我说，“酒店前台呢？没成为演员而且染了头发的那个，名叫卡尔，还有那个戴着眼镜、像个会计师的家伙，他的名字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我想是欧文。而且至少还有另一个前台，叫保拉的女人，鼻子非常大，下巴和漫画里的迪克侦探一样。”
我们还在饶舌酒鬼，我的同伴也还在支持美国的麦酒制造业者，不过我已经改喝巴黎水了。
“我也没有真的去结交哪个酒店前台，”他说，“或者酒店里其他什么人。我到那儿时还幻想着可以说服安西亚交还信件，可我连怎么接近她都想不出来。我付不出信件可以在拍卖会上帮她赚得的价码，也没办法威胁她。我能怎么办，告她吗？告她道德沦丧吗？”
“拿刀捅她，”我提议道，“然后拿了信逃跑。”
“那不是我的风格。事实上，不管采取什么行动都不是我的风格。跑到酒店里已经是我能做的最大极限了。然后我就坐在大堂里，戴着顶假发，架着一副墨镜，喝足了麦酒以面对每天的世界。”
“就我所知，黑麦的威力更胜弥尔的麦酒。”
“‘叫世人知道错不在己，’”他继续说道，“你是从哪儿听来的？是我那天晚上说的吗？”
“爱丽丝引述给我听的。”
“天哪，”他说，“隔了这么多年她还记得？”
“你在那本给她签名的书上写了。”
他哼了一声。“我从来没给过她书。当时她已经有了一本，总没完没了地向我引述，而且我可绝对没在哪本书上给她签名或者题字。不过这句话我以前倒是经常讲。”他吸了口气。“继续说帕丁顿。我坐在那儿喝酒，正事一件也没办。”
“然后你就来到了我店里。”
“对。爱丽丝出现了，我认出了她，但她没看穿我的乔装。之后我便跟踪她到这里来，在这过程中目睹你介入此事，看得我目瞪口呆。你经营二手书店，不过好像也做别的事。窃贼，结果竟然是这样。”
“呵呵。”
“然后其他人又一个接一个地跑来店里，每个人都对信各怀鬼胎，想要拿到手。所以我也一天接一天地跑来，深感诧异，不知后续发展会是什么样。你当初同意偷信了，对吧？帮爱丽丝？”
“帮你，”我说，“目的是让信回到你手里。”
“那是她的一面之词。她说了我会付钱给你吗？”
“她说你没多少钱。”
“天哪，这话不假，而且帕丁顿快把我的钱拿光了。那你是打算捞到什么好处呢？”
“没这个打算。”我说。
“没有？你是纯粹出于好心才出手？”
“呃，你知道，”我说，“我觉得欠了你什么。你写了《无名之子》，那本书改变了我的一生。”
***
“亨利，”我说，“亨利，我或许有个主意。”
“你是说信？你有办法拿到手？”
“我是有一些想法，不过我讲的是别的。我想到——”
“安西亚的谋杀案吗？还有另外一桩，发生在你公寓里的那桩？”
“对于那件事我的想法更多，”我同意道，“不过我想到——”
“你提过的红宝石吗？我还是搞不懂红宝石怎么会被扯进来。”
“我也是，不清楚细节，虽然我是有一两个想法。不过我要讲的稍稍有点儿不同。关于你身无分文，关于努力耕耘理应得到适当回馈。而且我想，应该事关所谓侵犯隐私的定义是什么。”
“哦。”
“让我给你细说一遍，”我说，“再告诉我你觉得怎么样……”
巴诺书店（barns＆noble），美国最大的连锁书店。
马丘比丘（machupicchu）印加文化一大遗址。
亨利·戴维·梭罗（henrydavidthoreau，1817—1862），美国作家、哲学家，著名散文集《瓦尔登湖》和论文《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的作者。
瓦尔登湖位于马萨诸塞州东北部，梭罗曾在此隐居，并写下《瓦尔登湖》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