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牌者”里有个规定，禁止在俱乐部里面做生意。当然，他们不会监控吧台或台球桌四周，以确定没有人在谈选角色或者看剧本的事情。他们想避免的是一副大家在这里谈生意的样子，因此规定进门时得寄放公文包。于是我把那个公文包放在柜台，马丁的那一份钱之前已经挪到了两个白色信封里。饮料端上来后，我就把信封递给他。
“这些是你的。”我说，他把信封一端抬高到足以让他看到里面装满了现金的程度。他眼睛微微一亮，把信封放进衣服两边的内侧口袋，隔着西装拍了拍。
“真是惊喜，”他说，“我根本不知道你已经，啊，打了美妙的一仗。”
“星期五晚上。”
“了不起。而且我想你成功了。从这两个信封的厚度来看，应该是非常成功。”
“里头有可能装的都是一美元的钞票，”我说，“但不是。可以说是大获成功吧。”我告诉他两个信封里面有多少钱，是总额的一成五。
“真是惊人，”他说，“最棒的部分是，这对那个带屎的家伙来说是个巨大损失。”
“对我来说，”我承认，“最棒的部分就是钱。”
“你完全有资格自己留着，伯尼。我很确定我当初自动放弃要抽成的。”
“没错，但为什么放弃呢？没有你的话，这事情也做不成。”
“很高兴你这么想。”他隔着西装拍拍其中一个信封，“反正我也不愁没地方花。”
我们边喝着酒——他的是马提尼，我的是白葡萄酒——边决定午餐要点什么，然后马丁写了张点菜单给侍者。我不知道这俱乐部点菜为什么要这样，那个侍者的听力没问题，也可以记住我们点什么，或自己写下来。我想是这家俱乐部喜欢行事与众不同，免得会员忘记他们是在私人俱乐部，而不是在某个餐厅。
侍者拿着那张纸离开后，我问马丁他还有没有跟玛里索联络。
“没有，”他说，“我也不希望有。那一章已经结束了，伯尼。她选择了另外一个男人，而且她完全有资格做这个选择。我已经摆脱了那种想惩罚他的强烈欲望，这点我必须说，是我们合力达成的，但我不想惩罚她，或再把她抢回来。就像我刚刚说过的，那一章已经结束了。”
“很高兴你这么说，”我说，“不过我很好奇，我们能不能偷看一两页。”
“什么意思？”
“我有一两个问题想问问玛里索。她母亲是从波多黎各来的吗？”
“这个嘛，是波多黎各裔。我相信她生于布鲁克林。”
“她父亲则是从北欧来的。”
“是波罗的海的某个共和国。很特别的组合，不是吗？冰与火。”
“你不记得是哪个波罗的海国家了，对吧？”
“总共有三个小国，不是吗？有两个是l开头，她父亲就来自其中之一，第三个国家我记不得了。厄立特里亚？不，不是这个。”
“爱沙尼亚。”
“爱沙尼亚，当然了。厄立特里亚在哪里？不，别告诉我，因为不管在哪里，反正她父亲不是从那儿来的，也不是从爱沙尼亚来的。这样有帮助吗？”
“可能有。你告诉过我她姓什么吗？因为我好像不记得了。”
“可能没说过，等一下你就明白为什么了。她姓马里斯。”
“马里斯？马里斯有什么不好？我的意思是，罗杰·马里斯用这个姓不也很好吗？”我想了一会儿，“哦。”
“哦，没错。玛里索·马里斯。我原以为可以说服她改名，但她不肯。她觉得自己的姓名出现在戏院遮檐广告或者工作人员表上看起来会很独特，不会让人觉得可笑。我想她是对的。现在她的名字反正不会再和我的名字并列，我看她名字的眼光就更客观了。”
我懂他的意思。把玛里索·马里斯和马丁·吉尔马丁两个名字并列，简直是太可怕了。
“她想对她父母两边的族裔致敬，就是波多黎各和立陶宛，或者是拉脱维亚？”
“几乎可以确定就是拉脱维亚了。”
“是吗？”他皱起眉，然后耸耸肩，“她说过她很幸运，她母亲曾想给她取名为伊玛库拉达·康赛普馨，可是她父亲反对。还真多亏他了。”
“马丁，她今年几岁了？”
“太年轻了。”他说着微笑了。我问他那换算成人类年龄该是几岁，他说她大约二十五岁。我算了一下，她应该出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排除了我本来想胡乱下的一个结论。除非——
她的父母，我问，是怎么认识的？在美国吗？或者，呃，在其他国家？
“在布鲁克林，”他说，很有教养地没问我为什么想知道，“她父亲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或七十年代早期来到纽约。当初是借着到多伦多参加一个西洋棋锦标赛时叛逃，然后设法移民到了美国。他当时住在山脊湾，她则住在几个街区外的日落公园，然后他们相遇、相爱。”他抬起头看着我。“如果你还想知道更多，”他说，“那就得问她了。她大概还住在原来的公寓里，不过得靠那个带屎每个月开支票供养。你要我把地址给你吗？”
这是连续第二次谈话以同样的方式收场，对方提供了我一个地址。再多一次的话，我就要把这件事加进巧合的名单里了，但目前为止，好像还没巧到那种地步。不过我的确记下了玛里索·马里斯的地址，还有她的电话。
我直接回书店，整个下午最有趣的事发生在《猎杀莴苣》这本书中。我看到剩最后五十页时做了记号，合上书，因为下班后到饶舌酒鬼喝一杯的惯例聚会我已经迟到了。我到了那儿时，卡洛琳已经坐在我们平常坐的那张桌子前。她没落单，不过看起来好像巴不得落单似的。
我说：“嗨，卡洛琳。嗨，雷，”然后找了个位置坐下，她在我左边，他在我右边，如果他们决定要来场网球对决的话，我刚好就坐在主裁判的位置。
“你来了真好，”雷说，“小矮人跟我已经彼此越看越不顺眼了。”
“一定是天气的关系，”我说，“气压什么的。你们两个一向处得很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