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雷说，“我们再从头叙述一遍。”
我们在书店里，还不到下午三点，但感觉好像是凌晨三点。我前一夜过得很糟糕，几乎没怎么睡；而今天白天很轻松，直到枪击事件发生：之后我就一直待在柜台后面，而雷则站在柜台前。他一直问问题，我已经就我所知回答了大部分。
“所以这个家伙走进来，”这会儿他说，“而你之前从没见过他。”
“从没见过。”
“大块头胖子，全套的西装，打着领带，你之前一次都没见过这个人。”
“我刚才就是这么告诉你的。”
“他从没走进来，替比如说某个在医院的朋友来取书？”
“如果他来过，”我说，“我会记得的。但要记得一件没发生过的事情实在很困难。”
“啊，不知道呢，”他说，“有些人就常干这种事，我们称之为撒谎，伯尼，而这么多年来，我知道你是这方面的大师。”
“这次我没撒谎，”我说，“他进来，跟我的猫玩，然后说我有一件他要的东西。”
“于是你给了他一本书。”
“对。”
“你从没见过他，却刚好知道该拿什么书给他。”
“哦，天哪！同样的事情我到底要跟你重复多少次？”
“说到我明白为止，伯尼。所以再跟我说一次吧。”
“我之前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那个胖子打来的。”
“不，不是那个胖子打的。是一个客人，我想是，他问我店里有没有某本书。”
“是这个叫康拉德的家伙写的，他姓什么来着？”
“就姓康拉德，名字是约瑟夫。他是波兰人，在海上度过了很多年，最后靠自学学会了英语，成了一个伟大的小说家。”
“康拉德是个波兰姓？”
“他改过了。”
“不怪他，”他说，“他原来的姓可能有一大堆z和y，只有波兰人才会念，不过大概也念得很辛苦。所以你说你有这本书，而且帮这个家伙留着。”
“对。”
“然后当这个家伙走进来，就是那个胖子，你就把书给了他，而不是给打电话来的人。”
“我以为是打电话的那个人托胖子来拿的。”
“你问过他要的是哪本书吗？”
“我说了书名，他乐不可支。我把书递给他，他活像拿到圣杯似的。他问我多少钱，我告诉他，他迫不及待地把钱塞到了我手里。”
“然后他就离开了。”
“他先跟猫道别，”我说，“然后才离开的。”
“然后被打得屁股开花。你为什么跟在他后面追了出去？”
“他忘了拿找零。”
“所以你得还给他？你，伯尼？”
“在这里，”我说，“我诚实可靠。即使在看似今年最漫长一天的今天。”
“那本书多少钱？”
“十三美元。”
“他给了你多少钱？”
“十五。”我说。不管在书店内或书店外，诚实都要有个限度，“他给了我一张五美元和一张十美元的钞票，没等我找钱就走了。”
“所以找零是两美元，对吧？你是想告诉我，你追在他后头跑上街，只为了还他两美元？”
“亚伯拉罕·林肯小时候，”我说，“曾在一家店里当店员。有天他少找了钱给一个顾客——”
“林肯会这样？我一直以为他应该很诚实的。”
“那是个意外，那个人走了之后，林肯才发现自己犯的错。所以那天晚上，他大老远走路到那个人家，只为了找钱给人家，路上很黑，积雪很深。你知道他是为了还多少钱吗？”
“两美元？”
“一美分。”我说。
“一美分？因为那上头铸着他的头像吧？”
我看了他一眼。“一美分，”我说，“但林肯知道留着它是不对的，所以就还了回去。”
雷皱起眉头思索着，或是装出了思考的样子。“你知道，”他说，“我小时候在学校里听过这个故事。伯尼，你觉得这故事是真的吗？”
“我想故事中的精神是真的。”
“什么意思？”
“简单地说就是，”我说，“不，我不认为那个故事是真的。”
“我当时就不相信，”雷说，“到现在还是不相信。我觉得那故事就像乔治·华盛顿砍掉了邻居的樱桃树一样。故事编得很好，但根本没这回事。回到那本书吧，伯尼。那只是架子上的一本旧书，对吧？”
“对。”
“不稀有也不贵重。”
“的确不值钱。”
“否则你为什么十三美元就卖了呢？而且我记得你说过，你有这本书很久了。”
“好几年了。”
“所以那个胖子要找的其实不是这本书。”
“雷，你脑子真灵。”
“那我就要问问你了，”他说，“你老实回答也不会有罪，你最近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是我不知道或不需要知道的？可能会让某些人认为你有他们想取回的东西？”
这个问题不必费力想很久。我唯一涉入的两件事，一件就是星期三夜里的冒险，四处徘徊进了芭芭拉·克里利的公寓；另外一件是尚未发生的梅普斯家窃案。这两件事情都不可能引得那个胖子走进我的店。
“没有。”我说。
“那就是罗戈文谋杀案了。”他说，“凶手进入他家，杀了三个人，然后打开保险柜，但一定有什么东西是他们想要却没拿到的。可能是一本书。”
“一个麦高芬。”
“这是什么玩意儿？”
“没什么。”我说，“我想你没说错，他们在找的东西至少外表有点像书。”
“一定是。”
“但不是康拉德的《秘密间谍》，否则未免太巧了。”
“那件东西，”他思索着说，“他们可能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不然你把那本书递给胖子的时候，他会立刻还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