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人行道上没什么人，否则我肯定会跟什么人撞个满怀。我用跑垒的速度一口气冲到街角，左转上了第二大道。这时我冷静了一点，急促的喘气把让人濒临崩溃的恐惧带走了。我放慢脚步，但行进的速度还是很快。就算在纽约，如果你在街上跑，照样会有人瞪着你看。他们也不会怎样，但只要有人看我，我就会觉得紧张。
我快步走过一排房子，伸手招了一辆向南开的出租车。我说了我家的地址，司机转了几个弯，转向北驶去，但这时我又改变主意了。我住的地方在西端大道和七十一街之间，居高临下，天气晴朗的时候——最近常常有这种天气——还可以看到世贸中心和新泽西的部分区域（当然也不是每次都能看到）。我那地方有点超然出世，远离尘嚣，是个完美的避风港，而我今天的遭遇起伏跌宕，于是顺口就把自己家的地址说了出来。
这也是雷·基希曼和其他警察首先会搜查的地方，他们只要看看电话簿就可以轻松找到我家。
我强迫自己坐下，下意识地拍拍左胸口袋，想找我几年前就已经戒掉的香烟。如果住在东六十七街的公寓里，我完全可以坐在绿皮沙发里，把烟斗里的烟渣敲进那个玻璃烟灰缸。但事已至此……
放松，伯纳德，快想！
有几件事得好好琢磨一下。比如，到底是谁愿意花一千美元，设计这样一个杀人陷阱，等着我往下跳？那个身材长得像梨子的人为什么又选中我来演这个白痴？但其实我还没心思想那么深远的事情。我碰上了一个机会——一个警察被吓得魂不附体，另外一个被我迅雷不及掩耳的突袭撞得晕头转向。就是这个机会让我能先发制人，但那其实也只是几分钟的时间而已，很可能我还没感觉到就消失了。
我得找个地方藏起来，先安顿下来再说。我把紧追不舍的两只猎犬甩掉了，现在更应该深藏不露，免得他们又嗅到我的气味——顺便说一下，我满脑子都是猎狐狸的术语，这可不是什么好迹象。
我不再胡思乱想，试着集中精神。我的公寓是不可能回去了，一个小时之内，那里便会挤满警察。我要找一个地方，一个可以安心落脚的地方，一个有四面墙、上有天花板、下有地板，而且相互连接得很牢靠的地方。那应该是一个和我没有牵连的地方，没有人会上那里去找我。最好是在纽约，因为我一旦离开家，就只有厕身于这个都市中才能安下心来。
朋友的公寓。
出租车继续向北驶去。我在心里逐个列出我的朋友和熟人，没有任何一个是可以让我打扰的——我究竟能够打扰谁？这不重要。你知道了吧，现在的问题是我不想再跟狐朋狗友厮混。出狱之后——我希望尽可能地待在牢外，时间越长越好——我再没有联络过那些闯空门、街头抢劫、行骗或小偷小摸的人。如果你被关在牢里，交朋友当然没有什么可挑的；出狱之后，我的朋友虽然不一定都很诚实，但也没有重罪犯。和我来往的人最多是从雇主那里顺手牵羊、虚报点收入、从焚化炉里拿两张停车券。有几个夸张一点，不涉入玩火自焚的险境是不肯罢手的。但他们都不是罪犯，而且对他们来说，我也不是。
如果你们知道我没有什么特别亲近的朋友，应该也不会觉得太意外吧。没有人知道我的底细，也没有人和我特别亲密。我会跟人下棋，也有几个玩扑克的牌友，还和几个年轻人一块儿打球和拳击。我有几个会陪我吃晚饭、看戏、听音乐会的女性朋友，也有几个不时跟我同床共枕的亲密伴侣。但是在我的生命中，已经很久没有一个我可以称之为“朋友”的男人了，而我跟女性交往也很随性，没有固定的伴侣。我想，现代人之间的疏离，再加上窃贼的独来独往，使我变得更加孤独。
我以前没有真正懊悔过，只是偶尔会有大家经历过的那种凄凉夜晚：你不想一个人待着，又没有一个可以在凌晨三点打电话给他的知音。简单说吧，我在这地球上找不到一个收留我的人。就算有，也不见得安全，如果我有个很亲近的朋友或女朋友的话，只要我一进门，警察在两小时之内就会循线而至。
问题是……
“要不要转弯？”
司机的这句话把我拉回现实中。他把车停在路边，扭过头来隔着一块树脂玻璃——免得乘客一看到车费数目，就想要杀他——斜睨着我。“西端大道和七十一街交叉口。”他说，“你是要我停在这一头，还是另外一头？”我眨了眨眼，把大衣领子翻起来，头缩进去，像一只受惊的乌龟。“先生，”他很有耐心地问道，“要我再掉头吗？”
“当然可以。”
“这是说要掉头吗？”
“是的。”
他等车少一点，来了个经典的违章u形掉头，漂亮地在我的公寓前停下来。也许我该进去，收拾两件衣服，拿上点钱，但说不定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不行。
司机的手已经在拨转计费器了。“等等，”我说，“现在回城里去。”
他的手僵在计费器的旁边，像一只傍在花丛边的蜂鸟。然后他倏地收回手，转过头来，一脸怒气：“开回城里？”
“没错。”
“你又不喜欢这个地方了？”
“它已不再是我记忆里的模样。”
他的眼神变得警觉起来，这是纽约人碰上疯子时的典型反应。“我想也是。”
“物事全非。”我有点突兀地说，“完全变了个样子。”
“天哪。”他说，车在前进，开起来显然轻松了很多，“我跟你说，这跟本算不了什么。你真该看看我住的那片，在布朗克斯。不知道你对布朗克斯区熟不熟，说到那附近的社区没落……”
他真的谈起了社区没落，沿着曼哈顿的西缘开着，路上一直在不停地说。幸运的是，他说的话全在我的意料之中，我根本不用听，完全可以把心思放在别处，只要在适当的时候哼哼哈哈地应付两句就行了。
我在脑中继续搜寻我的朋友——被我杀得一败涂地的棋友，常常在牌桌上修理我的老千，运动迷，酒友，最近有一搭没一搭约会的几个女人。
罗德尼·哈特。
罗德尼·哈特！
这个名字像飞球进入右场一样跃入我的脑海。他是一个高个子，很瘦，眉骨很高，眉毛很浓，长鼻子，手上的牌只要超过两个对子，瞳孔就会发光。一年半以前，我在一个扑克牌局上认识了他，此后，除了在牌桌上之外，我只遇到过他两次。第一次是在酒吧，我们聊了几句，喝了两杯啤酒。第二次是在外百老汇的剧院，当时他是剧里的第二主角，我跟一个我拼命追求的女朋友一起到后台看他。（这招没用。）
罗德尼·哈特。棒极了！
你或许会觉得奇怪，这个罗德尼·哈特有什么好呢？首先，他一个人住；更重要的是，他人不在纽约，而且两个月之内不会回来。好像是一星期前吧，我们在扑克牌桌上遇到。他说接下来我们可别想赚他的钱了，因为有个巡回剧团和他签了约，请他在《两盏是水路》中饰演一个角色。他们要从南到北、由东到西，踏遍美国的穷乡僻壤，散播百老汇的理念。下面的消息更要紧，他说他不会把房间转租给别人。“不值得，”他说，“这地方我租了很久，也就九十美元一个月，便宜得要命。房东明明可以涨价的，他也不涨。他就是喜欢把房间租给演戏的人，你信不信？大概是喜欢戏剧工作者那股狂放的劲头吧。一个月才九十美元，我可不想为了这么点钱让哪个浑蛋坐我的马桶，睡我的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