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早些时候，我离开加里·普鲁伊特。5月的第二个星期，北方的空气感觉很清新。我在监狱对面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吃了午饭，坐的是一张可以看到高高灰墙的桌子。
六点过后，我回到罗马城。我打电话给普鲁伊特的律师——一个名叫埃米利·毕尔的女人——问她我们能否在八点左右见一面，喝一杯。我们约好地方，然后我挂掉电话，开车去嘉娜·弗莱彻租住的公寓。
我用自己的钥匙进到房子里。现在门上没有封条了——警方已经去除了封条。他们已经拿走自己需要的所有证据。至少有一个月，公寓是我的——我和阿格妮斯·兰尼克做了交易。
周四上午，在我读到苏菲留的字条后不久，我去找她了。“也许我们中有个人应该搬出去。”我知道她指的是谁。阿格妮斯立即就来应门了，她似乎对再见到我并不感到意外。我告诉她我想干什么，她同意了。我提出，嘉娜付多少房租，我就付多少——嘉娜欠的房租也由我来支付。她面露不悦，好像我冒犯了她。“那个姑娘不欠我一分钱房租。”她说。
我洗了很长时间的澡，洗掉开车数小时带来的风尘。我站在沾染了水蒸气的镜子前用毛巾擦拭身体，好像听到浴室门外有动静。我走过去，慢慢打开铰链生锈的门。外面的客厅里没有人。卧室里没有人，厨房里也没有人。只有我、我的神经和我的想象。
我怕接下来情况会更糟。想到我在这里可能会睡不着。但第一晚让我放下心来，卧室有家的感觉。阿格妮斯请人打扫了公寓，但嘉娜的物品仍然在其原来所在的地方。
当我走过卧室里我发现嘉娜尸体的那个地方时，我有种异样的感觉，但我知道那种感觉是没道理的。每过一会儿，我就疑神疑鬼，但最后终于习惯了独自待在这儿。
八点，我在市中心停好车，走半个街区来到一家叫萨沃伊的餐厅。我告诉迎宾我的名字，她把我领到一张藏在远处角落的桌子旁。埃米利·毕尔在那里，白色亚麻桌布上的《纽约时报》的一部分被折叠成整齐的矩形。她在玩填字游戏。
她从座位上站起来，和我握手。根据她在电话里的声音，我以为她三四十岁，但她其实更老些，从脸上的皱纹看，至少有五十岁。她淡金色的头发正在变白。她已经点了一杯卡布奇诺，问我要不要也来一杯。我说好的。
“你对加里·普鲁伊特有什么印象？”她在我坐下后问道。
“不好说。取决于他有没有讲真话。”
“那当然。我猜他对你讲了他的那套理论，关于那对表兄弟的。”
我点点头。“卢克·道尔和埃利·道尔。”
“真正的凶手，”埃米利·毕尔说，“他自己版本的‘某个持枪男子’。”
“你认为不是他们杀了他妻子？”
她喝了口咖啡。“我想你很难在法庭上坚持这样的观点，”她说，“当然，加里希望我这样做。”
“但你并没有这样做。”
“没办法把他们和这个案子联系起来。他们念的是凯西·普鲁伊特教的那所高中，但这什么也说明不了。他们参与搜寻她的尸体，但参与搜寻的人有很多。如果他们是发现尸体的人，那么你可以以此支持你的观点。你可以声称，他们知道她在哪儿，因为是他们把她放在那儿的。但尸体并不是他们发现的。”
“尸体是谁发现的。”
“来自斯克内克塔迪的一个女人，开车进城走亲戚。她带着狗，她把车停在路边，让狗下车——以防它在车上撒尿。它跑到一块野地上，不停地叫唤，不愿意回来。她就走过去，想把狗带回来，结果看到狗站在凯西·普鲁伊特的尸体旁边。”
埃米利·毕尔顿了几秒钟。然后她的嘴角展现出倦怠的笑容。“我如果能把谋杀案和这个带着狗的女人联系起来，我肯定会这样做的。但警方查过她了。她和普鲁伊特一家没有任何关联，也没有犯罪记录。”
“警方就凯西·普鲁伊特被杀这个案子，讯问过卢克·道尔和埃利·道尔吗？”我问。
“没有。埃利·道尔死了之后，加里才开始怀疑道尔家兄弟俩。他对我讲了他的怀疑，我又对负责凯西案的警探讲了。”
“弗兰克·莫雷蒂。”
“对。莫雷蒂没办法和卢克·道尔谈，因为卢克在埃利被杀那晚跑了。据我所知，他们还在找他。埃利被枪杀那会儿，凯西的尸体已经被发现，加里已经被控杀妻。所以我也没指望莫雷蒂会改变调查方向，去证明是道尔家兄弟俩杀了凯西。但我希望他能考虑这种可能性，就像一个诚实的警察应该做的那样。”
“他考虑了吗？”
埃米利·毕尔看着杯子，好像想从杯子里寻找答案。“谁知道呢？针对加里的调查继续，这是底线。我不确定我对加里的理论有多少信心：道尔家兄弟俩杀死凯西，然后卢克·道尔杀死埃利·道尔，不让他开口。我自己也做了些调查。道尔家兄弟俩都有犯罪记录，轻微的毒品犯罪：持有毒品。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参与了更大的事情，但检察官不确定能否立案，所以让他们认罪了事。”
“你觉得他们是毒贩？”
“对。如果他们合伙做生意——那种生意——那么卢克·道尔枪杀表兄弟就没什么难理解的了。罪犯总是会为了钱杀来杀去。你不需要去找其他理由。”
她喝了口卡布奇诺。这时服务员把我那杯送来了，所以我也喝了一口。我试图确定哪种可能性更高：埃利·道尔因凯西·普鲁伊特而死，或因为毒品的钱而死。我没能得出结论。
“我们谈谈莫雷蒂吧。”我说。
埃米利·毕尔点点头。“没问题。”
“你说你希望他表现得像个诚实的警察。他是诚实的警察吗？”
她把自己的咖啡杯推到一边。“据我所知，是的。”
“你信任他吗？”
“在合理的范围内，是的。我对他的信任，就和对任何一位警探的信任一样多。”
“你觉得他有可能试图构陷加里·普鲁伊特吗？你觉得他有可能雇用拿破仑·沃什伯恩——撺掇他编造一个关于认罪的故事吗？”
“我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她耸耸肩说，“但我找了很久支持这一想法的证据，却一无所获。我寻找模板——莫雷蒂依靠监狱里的线人办的其他案子。但我没找到这样的案子。”
“这只能说明他以前没有这样干过，”我说，“也许这是第一次。”
“好。假定的确如此。接下来你必须要问，莫雷蒂要怎么说服沃什伯恩帮他呢？他去监狱探视沃什伯恩了？”
“为什么不可以呢？”
“没有这种事。县监狱有探视记录。没有莫雷蒂——或者其他警察——探视沃什伯恩的记录。我查过了。”
“也许有人篡改了记录。”
埃米利·毕尔的表情依然很平和。“如果是这样，你等于发现了一个大阴谋，”她说，“运气很好。但如果你问我，我会说这是不可能的。加里·普鲁伊特不值得有人筹划这样的阴谋。”
我用手指在亚麻桌布上画了个圈。“我感觉你并不是很喜欢加里·普鲁伊特。”
“我尽量不考虑这些，”她说，“你为这些人辩护时，最好不要对他们做个人的评判。你不应该问自己，他们是否值得你为他们辩护。但说实话，是的，我不喜欢他。不管是不是他杀了他的妻子。想想安吉拉·里斯，那个和他有染的女孩。她当时只有十八岁。他是她的老师。你可以说这并不违法。好吧。但他越界了。我有一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儿。我向上天祈祷，希望她能远离加里·普鲁伊特这样的男人。”
她平和的表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蔑视。我想到，很多人都会对普鲁伊特有这种感觉。特别是当父母的。
“弗兰克·莫雷蒂有女儿吗？”我问。
埃米利·毕尔伸手去拿她刚才用来玩填字游戏的笔。“我知道他有个前妻，还有个儿子，在南方上大学。但没有女儿。”她用笔在报纸上漫不经心地敲着。“你不应该缠着莫雷蒂不放，”她说，“他的声誉很好。我找过他的污点，但没有找到：没有毒瘾，不赌博，没有火暴的脾气。我听到的最坏的情况是，他也许与某些罪案的受害者走得太近。”
“什么意思？什么样的受害者？”
“女性受害者，尤其是有魅力的那些，”她说，“如果有个男人被杀了，留下个漂亮的寡妇，莫雷蒂就会主动去安慰她。我说的‘安慰’的意思，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
“我明白。”
“所以就是这样。”她说，挥挥那只拿着笔的手。
“莫雷蒂警探有他的缺点，但他似乎不是会构陷他人或教唆做伪证的那种人。”
那天晚上，我开着窗户，在嘉娜·弗莱彻的床上睡觉。我被冻醒时，看到时钟显示三点五十八分。黑暗中的绿色数字。
我起身去关窗，想起那个绿色文件夹。嘉娜的文件夹，她关于加里·普鲁伊特案的笔记。我走到她的书桌旁，打开台灯。我拉开书桌的抽屉，发现了文件夹——还在我上次见到它时的地方。当时文件夹厚厚的，塞满文件；现在它空了。
我坐到桌前，拿起铅笔和笔记本，写下一串可能的情况：
莫雷蒂拿走嘉娜的笔记，因为他觉得笔记有助于他查出杀害嘉娜的真凶。或者，莫雷蒂拿走笔记，是为了掩盖嘉娜知道的事情。
加里·普鲁伊特杀害了妻子凯西。或者，卢克·道尔和埃利·道尔杀了她。或者，别的什么人杀了她。
关于普鲁伊特认罪这件事，拿破仑·沃什伯恩所述为真。或者，他撒谎了。
他撒谎是出于个人动机。或者，是莫雷蒂让他这样干的。
莫雷蒂知道普鲁伊特是无辜的。或者，知道他是有罪的。或者，不确定他是否有罪。
莫雷蒂构陷一个无辜的人。或者，他构陷一个有罪的人，确保他进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