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双手抱着肚子，手指交错。“事实上，”他说，“我们不断收到求助信息，电话、信件和电子邮件的数量，远远超过我们的处理能力。在这个国家，最终被推翻的刑事定罪数量非常少，而每一次上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所以你必须有所选择。一些学生很难理解这一点。
“嘉娜就是其中之一。她被一个案件吸引了，一个本地案件——加里·迪恩·普鲁伊特案。他被裁定谋杀了妻子。虽然证据不足，但普鲁伊特是个情况很不妙的被告。他是高中教师，与以前的一个学生有染，这足以使他不被陪审团同情。妻子凯西发现了他有外遇，他承认他们为此争吵过。但据他说，妻子在一个周六下午凭空消失了，开车离开后，再也没回来。
“凯西·普鲁伊特也是一名教师。警察开始搜寻她的时候，发现她的车停在她任教学校附近的一条街上。三个星期后，他们在城郊野地里发现了她的尸体。她先被刺伤，然后被闷死了。他们很早就怀疑加里·普鲁伊特，他们搜查他的车时，在后备厢里发现了他妻子的几缕头发。但这是他们找到的唯一能将他与她的死亡联系起来的实物证据，而且这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决定性的证据。普鲁伊特的律师声称，这些头发来自后备厢中的一条毯子，普鲁伊特和妻子常在野餐时用这条毯子。”
“他们如果只有这么点证据，怎么能定他的罪呢？”我问。
出乎我的意料，托利弗的眼角漾起笑意。“他们不只有这么点证据，”他说，“他们还有拿破仑。”
“拿破仑？”
“他叫拿破仑·沃什伯恩，信不信由你。他的绰号叫坡。”托利弗向西望去，太阳正在那里向树顶处下坠，“坡·沃什伯恩是个小混混，”他说，“入店行窃，小偷小摸。他因为常偷自行车臭名远扬。后来他因为犯了更严重的事被抓了：他偷了一辆车。他面临真正的刑罚。他在县监狱里等待判刑——与此同时，加里·普鲁伊特也在等待审判。他们被关在相邻的监室里。沃什伯恩称，有一天他们聊了起来，普鲁伊特承认杀了妻子。”
“你觉得沃什伯恩说的话是真的吗？”
“很难说。但教训是，你如果是嫌疑人，那么除了律师，最好不要和任何人聊案子。不要和最好的朋友聊，不要和警察聊，也不要和你在监室里认识的人聊。这是个常识性的原则，但人们总是忘记它。”
他张开双手，希望我能认同。我点点头。我没对他说自己昨晚和一个警探聊了几个小时的事。
“所以沃什伯恩在审判中为所谓的‘认罪’作证，”托利弗说，“而陪审团投票判定被告有罪。加里·迪安·普鲁伊特正在服无期徒刑。”
“你觉得他是无辜的吗？”我问。
“我不知道。他声称自己是无辜的。”
“然后他向你求助——联系了你的‘无辜者计划’组织？”
笑意又回到托利弗的眼睛里。他摇摇头。“怪就怪在这里，”他说，“那个自行车惯偷打了电话给我们。”
“沃什伯恩？”
托利弗点点头。“接电话的是嘉娜——这是2月中旬的事。很显然，坡·沃什伯恩正在受良心的折磨。他告诉嘉娜，没有什么监室里的认罪，那是他编的。嘉娜对普鲁伊特的案子做了点调查，发现证据太薄弱了，所以把它交给我。我告诉她，我们得跳过这个案子。”
“为什么？”
托利弗用一只手掌摸了摸头发。“因为有些现实是你必须接受的。你不可能拯救所有人。你必须权衡概率。在大多数这类案件中，定罪被推翻，是因为有dna证据。谁也不能和dna争论。dna不匹配，就等于你抓错了人。但在普鲁伊特案中，没有犯罪者的dna。普鲁伊特的妻子并没有受到性侵。
“再来说监室里的认罪。假设那是沃什伯恩编造的。你必须让法官相信，他以前说的是假话，现在说的是真话。然后你还必须证明，没有监室里的认罪，法官就不能定加里·普鲁伊特的罪。但这可不一定。就算你能证明这一点，普鲁伊特还是不能重获自由，还是不行。你最多只能让他被减刑。
“最重要的因素是时间。普鲁伊特的妻子是在不到两年前被杀害的，普鲁伊特是去年春天被定罪的。如果不是他干的，那么他一直在遭受着可怕的不公正。而有些人几十年来一直在遭受同样的不公正。时间不应该成为接案条件，但它确实重要。如果不能帮助每一个人，那你就努力帮助那些等待时间最长的人。”
托利弗把脚从花盆上拿下来，朝我倾过身来。“2月份的时候，我对嘉娜也说了上述所有观点，”他说，“嘉娜不开心。我不能怪她。我也不开心。”
“但她没有放弃这个案子。”我说。
“是的。所以她上上个周日到这里来了，再次试图说服我，”他皱眉，“但她收获了个黑眼圈，因为罗杰太调皮了。”
“但是你没改变主意？”
“是也不是，”他说，低头看着露天平台的木板，“我没有作出什么承诺，但说我会和坡·沃什伯恩谈谈。我想我至少可以做这件事。”
“那么你和他谈了吗？”
“是的，在电话里谈的。谈得不好。我问他是否愿意在宣誓书上签字——关于他谎称普鲁伊特认罪这件事——他没有直接给我答案。‘我想做对的事，’他告诉我，‘但很难知道什么是对的。而且我需要确定，你能够照顾我。’”
“他是什么意思呢？”我问，“他害怕告诉你真相会发生什么对他不利的事吗？”
托利弗抬头看着我。“这是个暗示：如果他改变说法，有人会不喜欢。但这个暗示也和钱有关。他谈到自己想要个新的开始。‘我必须离开这个城市，’他说，‘所以要花不少钱。’最后我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普鲁伊特到底有没有向你认罪？’‘你需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他告诉我，‘只要你愿意照顾我。’”托利弗耸耸肩。“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我知道他并非想帮助加里·普鲁伊特。他联系我们，是因为他想从这个案子上弄点钱，他作为证人是没有用处的。”
我看着托利弗对着花盆弯下身，摘了一片三叶草。
“你把这次谈话告诉嘉娜后，她说了什么？”我问他。
“我没告诉过她，”他说，“我前天看到她了，本来想告诉她。但我知道她会失望的。她最近有点不一样了，似乎比以前更快乐了。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说她认识了一个人。‘他叫什么名字？’我问。‘大卫。’她告诉我。所以今天在外面的皮卡上看到你的名字时，我就知道你是谁了。”他在指间揉了揉三叶草，然后把它弹开，“所以我们聊到这里了，嘉娜走了。警方有什么线索吗？”
我思考着该如何回答他。我能提供给弗兰克·莫雷蒂的唯一线索就是树林里的一根冰棒棍。
“我不是特别清楚。”我说。
托利弗从椅子里站起来。罗杰仍在院子里欢腾：它正在铁链栅栏下面刨土。
“你应该小心一点儿，”托利弗说，“男朋友总是会成为嫌疑人。”
我本想说大学生受害者的教授也是如此。
他掏出钱包，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最好离警察远一点，”他说，“如果有需要，打电话给我。”
我站起来，接过名片，思考着罗杰·托利弗对我的态度。他是对的：我是嫌疑人。但他似乎一点也不怀疑我。也许这是辩护律师的守则：每个人都应该被假定为无罪。也许他相信嘉娜的判断力，认为她不会和一个会谋杀她的人扯上关系。或者他知道我是无辜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在嘉娜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就是那个把双手放在她喉咙上的人。
我们站在夕阳下他家院子里的木制露天平台上，我想不出个所以然。
“你觉得是谁杀了她？”我问他。
这个问题似乎让他很惊讶。“我不愿意瞎猜，”他说，“可能是随机犯罪。她住的那个地方……”他撇了撇嘴，好像不需要再说什么了。
“有没有可能是坡·沃什伯恩？”我问。
他皱起眉头。“沃什伯恩没有暴力犯罪记录。我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
我紧追不舍。“有没有可能是沃什伯恩害怕的那些人呢？”
“他们为什么要杀嘉娜呢？”
“他们想让沃什伯恩闭嘴，嘉娜想让他开口。”
我的这个想法让他有些不快。我可以从他的姿势和眼睛里看出这一点。但这可能是装出来的，如果是装出来的，那么他演得很好。
“我觉得沃什伯恩在编瞎话，”托利弗说，“他想证明向我要钱是合理的。我不相信他真的面临什么危险。”他的眉头又皱了起来，“你认为我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