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不喜欢你。”罗杰·托利弗说。
我站起来，想弄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要么托利弗有以第三人称称呼自己的习惯，要么——
“这条狗叫罗杰。”托利弗说。他扯了扯狗链，吠叫变成低鸣。“我妻子取的。她觉得这样很好玩。这件事能让你对婚姻生出一点思考。你能把刀收起来吗？”
我记得刀是在地上，但它现在在我手上。
“你能控制住这条狗吗？”我问。
“就算我松开绳子，它也不一定会咬你，”托利弗说，“它当然能把你扑倒。我猜它可以按住你。它会咬住你，但不会咬你。你明白这种区别吗？”
我点点头，但其实并不明白这种区别。我知道自己不想看到这条狗演示这种区别。狗又叫了，露出牙齿。我没把握它不会咬我。
“我会牵着它，”托利弗说，“我还没报警。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他们说。有人为了破坏我家的吸尘器闯进我家——谁信呢？”他耐心地拍拍狗，“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看了这个房间的窗户一眼，窗户打开了几厘米，和我发现它时一样。
“我用梯子。”
“你的工具还真是多，”托利弗说，“如果车道上的那辆皮卡是你的，那么你就是大卫·马龙了。这意味着你是为了嘉娜来这里的。你如果想谈谈嘉娜，我欢迎你。我可以为你开门的。”
我把刀折叠好，放回口袋。然后举起嘉娜上衣的纽扣，好让他看到。“我是为了这个来的。”我说。
他不停地收狗链，直到抓到狗项圈。他伸出另一只手接纽扣。他的眼神先是困惑，后来恍然大悟。
“哦，天哪，”他说，把纽扣递还给我，“那么来吧，我们谈谈。”
我们在外面谈。托利弗家的后院有一条狗道：一块四米宽二十来米长的地方，被铁链栅栏围了起来。他把这条叫罗杰的狗从大门里带进来，解开绳子。我走到栅栏的另一边。
“我白天不在家的时候，通常是把它关在这儿，”托利弗告诉我，“但如果没有人和它在一起，它会发疯的。”
尽管托利弗现在和它在一起，它看起来也相当疯狂。这条狗从栅栏的一端冲到另一端，不时停下来，跳起来，把爪子放在托利弗的肩上。它这样做时，托利弗会把它推下去，而它又会跳起来。
“独自在外面待太久，它会在栅栏下面挖坑。”托利弗说，根据地面的状况，我可以看出这是真的，“所以它最好待在房子里面，待在笼子里。这能让它保持平静。”
狗冲刺到跑道远端，旋过身，又回来了。它想起来了它不喜欢我这件事，隔着栅栏向我吠叫。托利弗刚才从房子里出来时带着一袋玩具：生皮骨头和网球。他挑了一个球，朝远处扔出去。狗在后面飞快地追赶。
“太可怕了，”罗杰·托利弗说，“发生在嘉娜身上的事。”
“她人在这儿，十来天之前，”我说，“20号那天，是吧？”
“没错。”
“她离开的时候，衣服上少了几颗纽扣，”我说，“脸上还多了块瘀伤。”
“我知道。那是罗杰干的。”
狗嘴里衔着球回来了。托利弗把球从狗嘴里拔出来，扔到跑道的另一头。
“那天晚上，嘉娜第一次来这里，”他说，“我把狗关在笼子里，有其他人在家时，我有时就把它关在笼子里。嘉娜看到它被关起来了，表示她不喜欢这样，即使我解释了原因。我把它放出来，它立马就把嘉娜扑倒了。它很顽皮，你也看到了。”
仿佛是得到了鼓励，狗衔着球跑了过来。托利弗试图把球从它的嘴里拔出来，他们两个开始了拔河比赛。
“它很顽皮，”托利弗再次说道，“玩得很凶。当有人想和它玩时，情况会更糟，尤其是爱狗的人，比如嘉娜。”
这条叫罗杰的狗赢得了拔河比赛，躺在地上啃起了球。
“你看见它是怎么跑的了，”托利弗说，“它在房子里也是这样跑的。它从一个房间冲到另一个房间再折返。那个星期天晚上，嘉娜让它非常兴奋。它兴奋起来后，力气大得吓人。在嘉娜弯下腰捡它的一件玩具时，它就冲向了嘉娜。它的头顶撞到了嘉娜的脸颊。”
托利弗和我站在铁链栅栏的两边，我在思考是否应该相信他。
“纽扣呢？”我问，“也是狗干的？”
他点点头。“就像我说的，罗杰玩得很凶。我都没办法告诉你它抓掉了多少纽扣，撕破了多少衣袖，咬破了多少裤腿。我对整个事情感到羞愧，但嘉娜在脸颊上敷了些冰块，一笑置之。”
他耸了耸肩，好像这件事让他很尴尬。我看着他的眼睛，再次试图判断他是否在撒谎。他有一双明亮、敏锐的眼睛和一张令人愉快的脸，棕色的头发，头顶部分发量已经开始稀疏，但两边还很厚，而且是卷曲的。他比我矮几厘米，大概四十岁，肚子有点大，但这并没有让他行动迟缓。他的着装很随意：没有打领带的斜纹衬衫，卡其裤，添柏岚牌的靴子。
他看起来并不像一个会对学生动手动脚、撕掉她们上衣的纽扣并殴打她们的人，但外表什么都说明不了。他是法学教授，这意味着他是律师，也意味着他接受过游说演讲训练。他的工作就是要让人信服。
所以现在就认定他说的是真话还为时过早。另外，我还有许多问题要问。
“你说，嘉娜那晚是第一次来你家。”
“对。”
“她来这里干什么？”
托利弗转过脸，低头看着脚边的狗。
“哦，”他说，“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你听说过‘无辜者计划’吗？”罗杰·托利弗问我。
“有些耳熟。”我说。
我们坐在他院子里露天平台上的椅子里。罗杰那狗从狗跑道的一端跑到另一端，看着我们，似乎还不能决定应该对自己被抛在一边这件事作出什么反应。
“这是一个试图帮助被司法误判的人的组织，试图推翻那些对无辜者的判决，”托利弗说，“当然，这是很多律师长期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而且你不必以某个官方组织成员的身份来做这件事。”他停顿了一下，害羞地看着远方，“好吧，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在大学里运营着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无辜者计划’组织。”
他脚边的木板上有个大花盆。除了一些三叶草，里面什么都没长。我看着他把一只穿靴子的脚搭在花盆的边缘。
“我们已经取得一些成功，”他说，“纽约州锡拉丘兹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案子：一个年轻的西班牙裔男子性侵了许多女大学生。一个二十岁、名叫赫克托·德尔加多的年轻人被定罪，因为一些受害者从一组照片里挑出了他。警方当时从犯罪者的精液和唾液中提取了dna，但从未进行测试。当时的技术还不够成熟。两年前我们赢得上诉，因为最终的测试证明，两者的dna并不匹配。他在服刑十六年后被释放出狱。”
“《锡拉丘兹先驱报》报道了这个故事，美联社也报道了。《新闻周刊》做了专题，他们派了一名摄影师来给我拍照，大学里的同事们还为此取笑我；但这种宣传有助于吸引学生来法学院——那些想有所作为的学生。”
“比如嘉娜。”我说。
“的确如此。”托利弗说，“我通常不与一年级学生一起工作，但嘉娜很热心。1月份，新学期刚开始，她就加入了这个项目。我依靠学生帮忙处理大量的日常工作：对案件进行基本研究，回复囚犯及其家人——寻求帮助的人——的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