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城的中央警察局位于詹姆斯北街的旧法院大楼内。前面有宽阔的台阶，通向一个有水池和喷泉的广场。水池周围种有樱桃树，樱桃树之间有长椅。
我以前来过这里，知道喷泉值得一看，特别是在日落之后，当他们打开水池周围的灯光时。但在凌晨三点，没有人欣赏到这一景观：灯光已经熄灭，水也静止了。
我走下法院大楼的台阶，穿过广场，经过一个写着天黑后禁止闲逛的标志。我没有闲逛。我来到街上，想到我的皮卡，它仍停在嘉娜的住处。我可以叫辆出租车送我过去，但眼前没有出租车。
我步行走了一个街区，来到一个公交车站，坐在候车亭下长椅的一端。一个穿着风衣的黑人老人坐在长椅的另一端。他的风衣肩部撕开了一条口子，口子上贴着胶带。
“你知道下一班公交车什么时候来吗？”我问他。“我猜，凌晨六点左右吧。”
“你在等的就是这一班公交车吗？”
“我不等它，还能等什么呢。”
候车亭的墙上有一张公交线路图，我快速看了线路图后知道，就算我等到六点，也没有一辆公交车能把我带到嘉娜的公寓附近。我在墙上贴着白色瓷砖的房间里坐得太久，我的背现在很痛，太阳穴上的伤口也很痒。我很累。我拿出手机想叫辆出租车，屏幕上显示有七个未接电话，都是苏菲打来的。
我试着想出我可以对她说些什么，但什么也想不出来。我把手机放在长椅上。我把头靠在候车亭的有机玻璃上，闭上眼睛，让它们休息一会儿。
穿着风衣的男人说：“小伙子，不能在公交车站睡觉啊。警察肯定会来找你麻烦的。”
“我不会睡着的。”
他大笑。“一个人会不会睡着，我可是一看就知道。”
我睡着了。也做梦了，不过记不得梦里太多的东西。我只记得梦里有蜡烛，有嘉娜·弗莱彻，她还活着。
穿风衣的男人摇晃我的肩膀，我醒了。
“动起来，小伙子，你的车来了。”他说。我坐起来，揉揉眼睛。
“你真是个幸运的家伙，”他说，“看看你这车。”
我四处寻找出租车，然后想起我没叫过出租车。穿风衣的男人把我的手机递给我。“我自作主张，替你做了这种安排，”他说，“希望你别介意。”
在街道的另一边，一辆汽车停在路边。警示灯在闪烁，驾驶室的门开着。一个女人站在门边。她戴着猫眼眼镜，头发被拢在一个夹子里。苏菲。
“在你睡觉的时候，你的电话响了，所以我就自作主张了，”穿风衣的男人说，“幸亏我接了，是你的夫人打来的。”
苏菲看着我，但站着没动。她没有穿过街道。
“赶紧过去啊，”穿风衣的男人说，“不跟着这样的女士走，你就是个大傻瓜。”
第二天下午，我十天来第一次在自己的床上醒来。
百叶窗是关着的，但我可以看到透进来的阳光。我坐起来，掀开被子，站到地板上。抬手摸了摸太阳穴，感觉到苏菲把我带回家后在那里缝的针。
她之前在车里时异常安静。
“我给你打了七个电话。”她说。
“很抱歉。”
“我听说了新闻，关于那个女孩的新闻。本地新闻，晚上十一点钟的。我不知道你在哪儿。我给你打电话，你没接。”
“警察拿走了我的手机。”
“我以为你死了。”
“为什么——”
“我以为你和那个女孩在一起，已经死了，和她一样。新闻没有提到你，但我想他们也许是有意不提的——他们也许要在警察通知了你的近亲后才会在电视上说你死了。我不是你的近亲，我只是你的未婚妻。他们也许会试图给你在佛罗里达州的母亲打电话——”
“苏菲，我还活着。”
“七次。最后终于有个警察接了电话，然后又把你的手机交给另一个警察。这第二个警察除了说你正在接受讯问，不能接电话，什么都没说。”
“第二个警察可能是莫雷蒂——”
“所以我到这会儿才知道你还活着，但然后我又只能不停地想你是不是谋杀案的嫌疑人。”
“我不是。”
“那他们为什么要把你留到深更半夜？”
“嗯，我可能，有一点嫌疑，”我说，“但已经没事了。不是我干的。”
苏菲眼睛仍看着路，捶了我一拳。接着又是一拳，更重。第三拳。
“不是你干的，”她大声喊道，声音在我的耳朵里轰鸣，“你觉得我认为是你干的？”
到家后，她撕开我太阳穴上的创可贴，看了看我的伤口。我没有做太多的清理工作——伤口周围仍有干掉的血迹。
“发生什么事了？”她问。
我对她讲起嘉娜公寓里的那个年轻巡警。
“你不能这样随便弄一弄，戴夫。不然伤口不能愈合，而且会感染。”
“缝起来吧。”我告诉她。
她挑了挑眉。“现在你信任我，敢让我给你缝了？”
“缝吧。你有全套设备，对吧？”
“我有缝合工具包，”她说，“但会很疼。我没有麻醉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