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墙上贴着白色瓷砖的房间里——在嘉娜·弗莱彻去世后，在我发现她的尸体后——我看着弗兰克·莫雷蒂警探用指尖捏着他那肉乎乎的鼻梁；我听见他深吸一口气。
“冰棒棍？”他说。
“在嘉娜公寓后面的树林里，”我说，“我可以带你去。”
他一只手按着我们两人之间的桌子。“我们不要自作主张了。我需要知道关于她的一切，你知道什么就告诉我什么。从你们相遇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从那时开始。”
我照他说的做了。我告诉他我记得的关于“雌鹿之夜”的一切，以及嘉娜认为她被监视的那个月夜。我对他讲到女房东的孙子西蒙·兰尼克。我们谈到了我每次见到嘉娜的情况，我们一起去的每个地方。莫雷蒂有时会做笔记。偶尔，他的某个同事会敲门，把他叫到走廊上，我会听到他们谈话的片段——在莫雷蒂离开关门时和回来开门时的瞬间。
我们也谈到了苏菲·埃莫森。我不该把她牵扯进来，但莫雷蒂已经知道她的存在——知道我们订过婚。而且他可以看见我太阳穴上的伤口，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了他，他哈哈大笑。“你这算轻的。”他说。
苏菲打了我之后就后悔了——至少，她说她很抱歉。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后悔，或者是否应该后悔。她提议为我缝合伤口，或者开车送我去医院，让别人来做。我最终自己处理了伤口——在我们公寓的浴室里用酒精擦拭，然后又用纱布和胶带包上。
那时，嘉娜还有四个小时的生命，在那四个小时里，我没有做任何能增加她生还概率的事。
我溜出公寓，没有再跟苏菲说一句话。这很容易——她好像并不想阻止我。我在市中心的一家小餐馆吃了午饭。之后，我开车去了一个有人工湖和九洞高尔夫球场的小区，为一个保险推销员和他怀孕的妻子做房屋检查。四个卧室，三个卫生间，装修好的地下室——除了屋顶需要重修，其他都很好。
我去保险推销员那里取了一张支票，又去银行把支票存进我的账户。然后我停车喝了杯咖啡。那时已经快到五点了，我和嘉娜定好七点半在“猎鹰”餐厅吃晚饭——就是天花板下面挂着独木舟的那家餐厅。
计划是这样，但我本可以不按计划行事。我本可以主动去找她，完成我一直在拖延的事情——告诉她关于苏菲的事。
而我却继续开着车，思考该怎么告诉她关于苏菲的事，如何实施计划。你可以说太阳穴上的伤口让我对和女人说话感到胆怯。你也可以说我是个懦夫，我的懦弱让嘉娜失去了生命。
很难回想起我开车路过的每一个地方，尽管弗兰克·莫雷蒂想让我回想起来；在满墙白色瓷砖的房间里，他向我询问了每一个细节。我知道我去了奎克山路。除了普利茅斯挡风玻璃碎裂后落下的几块碎片，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标记嘉娜与鹿相遇的地点。
七点半，我坐在我们平常坐的卡座里，就是独木舟下面的那个位置。我撕掉太阳穴上的胶布和纱布，因为我想，伤口无论看起来有多严重，都不会像头上贴着一个白色方块那样引人注目。我等着嘉娜。
七点四十五分，嘉娜还没有出现，我用手机打电话到她的公寓。没有人接。我给电话答录机留了言。八点时我又打了一次，还是没人接。
八点十分，我喝完我点的饮料，把账单钱留在桌上给服务员。我开车去嘉娜的公寓——速度很快，但不是太快。因为一方面有人把她弄伤过，这个人可能还在树林里偷看过她；但另一方面，我不想反应过度。也许出现了什么意外情况，也许她的车坏了。
我在八点半左右来到她的公寓所在的街上，看到她那辆破旧的普利茅斯停在车道上——挡风玻璃是崭新的，那是在鹿撞碎了旧挡风玻璃后新装的。公寓里所有的灯似乎都关了，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问题。起初，连前门看起来都很正常。但在我正要把钥匙插进锁里时，门自己向内转开，随后我看到门框的一部分已经裂开。
关于灯光，我错了。屋里还有一盏灯亮着。有一盏茶烛在客厅地板上烧着，离嘉娜的左脚四十五厘米左右。
我打开开关，头顶上的灯亮了。如果我此前心中对嘉娜已经死了还有怀疑，那么现在怀疑消失了。
她仰面躺着，睁着眼睛，脸向右肩倾斜。我记得自己当时在想，她脸颊上的新月形瘀伤已经消失了。
“正在消退。再过几天，你就看不到它了。”
但她身上现在有其他伤痕：脖子上有好多处丑陋的瘀伤，有人用拇指掐住她的喉咙。她的上衣被撕开了。她的牛仔裤和内裤被拉到了膝盖上。她光着脚。
壁炉台上的那根木条现在在她身边的地板上。它有一百二十厘米长，比棒球棒还长——她可能把它当成了棍子使用。我希望她这样做了，我希望她至少用这根木条痛打了杀她的人一次。
如果她这样做了，就可以解释茶烛的情况了。它们本来是在壁炉台上燃烧着的，在木条上的浅孔里。现在茶烛散落在硬木地板上，其中三盏已经熄灭，只剩一盏还在烧着。
我现在还能回忆起那一幕，但无法回想起嘉娜的表情，这是一件幸事。我只记得她的表情不对。就像你在街上瞥见一个你认识的人，而他们不知道你在看他们，他们表情痛苦，或愤怒，或沮丧，你看到的是并未处于防备状态的他们。他们看起来不对劲，他们看起来不像他们自己。
这个比喻不够贴切，但已经接近事实。我只能做到这么接近了。
“所以你根本就没检查脉搏。”弗兰克·莫雷蒂说。“是的。”
“有些人会检查脉搏。”
“我根本没必要那样做，”我说，“她已经走了。”
“你也没有盖住她。”
“盖住她？”
“用床单或者毯子。”
“我应该那样做？”
“你没那样做更好，不然可能会破坏证据。”
“那为什么——”
“因为一般人会那样做，”莫雷蒂说，“她在地板上，衣衫不整，脆弱不堪。关心她的人可能会想把她盖起来。”
“你的意思是我不关心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