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这么说。”
不管怎样，我握住她的手。我用手机报了警，跪在她身边等待。她的手既不冷也不热，感觉像手套一样空空如也，但我还是握着。我不知道自己握她的手握了多久，反正一直持续到第一个警察出现。
他很年轻，是一名执行交通任务的巡警。我去门口迎接他，他一眼就看到尸体，迅速从我旁边擦身过去。我站在通往厨房的过道上看着他的背影，他正低头看着嘉娜。我想这一定是他第一次遇到凶杀案。他终于转过身来时脸色灰暗。我向后退到厨房里，对着水槽做了个手势。我想他可能需要水槽。
他最终没吐。他趴在水槽上，张着嘴，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但没吐出来。然后他直起身来，用袖子擦了擦嘴，尽管在我看来他的嘴巴上干干净净的。
“你没事了。”我告诉他。
我说错话了，因为这话提醒了他，我一直都在他旁边。他一直很粗心。谁知道我在他背对着我时能做什么？我本可以打他的头，抢走他的枪，开着他的车去兜风。他决定强硬起来。
“双手抱头。”
“哦，别这样。”
“快点儿。”
他解开枪套，摸到枪柄，我把双手放在头上。他让我转身，我也照做了。我面对着过道旁边的墙壁。我听到汽车驶入车道的声音，更多的警察来了。我感觉到他把手放在我的衣领后面，听到他说我有权利保持沉默。他粗暴地把我往前推，我想我如果没有转头，鼻子就被他弄断了。果然，我的侧脸撞到墙上，太阳穴上的伤口被撞得裂开了。
在满墙白色瓷砖的房间里，我的手指不断回到太阳穴的伤口上。伤口好像是地貌独特的一个区域：一条长长细细的山脊。莫雷蒂给了我一片创可贴，但创可贴不够大，盖不住伤口。我可以感觉到伤口两边的末端。
莫雷蒂看着我不停地摸伤口。他合上笔记本，说：“好吧，我们要休息一下。十分钟，然后我们从头开始。”
“不用了。”我说。
“不用？”
“我要走了。”
他听了这话后笑了。“你哪儿也去不了。”
“我已经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了。”
“我还有问题要问。”
当时差不多是凌晨三点，我也有问题。不是那种可以在那个房间里得到答案的问题。我很累，我需要知道我的处境。要知道我的处境，唯一的办法就是直面这个问题。
“我已经在这里待得够久了，”我说，“你必须让我离开，不然就以什么罪名控告我。但我不认为你会控告我。”
“为什么呢？”莫雷蒂说。
“因为你现在已经可以弄清楚嘉娜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我这是在猜测，但这似乎很有可能。这可能是他在走廊上的一次谈话的主题。“嘉娜可能是在我坐在‘猎鹰’餐厅里等她的时候去世的，你可以去证实这一点。你可能已经这么做过了。”
我希望这可能是真的，但莫雷蒂的反应——只是摇了一下头——表明我不会那么幸运。
“法医猜测，嘉娜·弗莱彻很有可能是在六点到七点之间死亡的，”他说，“这意味着事情发生在你开车、思考的时候，根据你的故事来说。”
“那不是故事。”
“在我确认之前就是故事。”
我耸耸肩。“你不会起诉我的，太仓促了。你想拿得准一些。你不会希望自己过几天就被证明错了——当你发现另有其人时。那会让你难堪——”
“我不在乎难堪不难堪。”
“不让我走，对你和整个警察部门都不利。你好像忘记了我是谁。这个城市的好几幢建筑上都有我家的姓。你如果在这件事上做错了，我可以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莫雷蒂皱眉。“你在威胁我吗？”
“不是。我已经没话和你讲了。你如果打算把我留在这儿，我要打电话给律师。”
我坐回到椅子里，抱起胳膊；他浓眉下的眼睛瞪着我。在我们头顶上，荧光灯嘶嘶作响——为我们的意志较量提供了恰当的背景音。我们本可能就这样待很长时间，但有人敲了门；莫雷蒂慢慢站起来，拿着笔记本走了出去。
他在外面待了二十分钟。第一个十分钟后，我起身检查了一下门（锁着），然后伸了个懒腰，在桌子周围踱步。我听不到走廊上的任何声音，但我猜莫雷蒂正在外面和某个人谈话——他们也许在谈如果他们拒绝放我走，我是否真的能给他们带来麻烦。我希望他们在谈论这个问题，我希望这种可能性能让他们感到紧张；但我不认为自己能给他们制造什么麻烦——他们调查一下我和家族的关系就会知道这一点。我对莫雷蒂说的一切都只是虚张声势。
是莫雷蒂主动提奥斯丁·马龙这个名字的——那位成功使自己的名字雕刻在贝拉米大学的某些建筑上的人。奥斯丁的确是我的曾祖父，他在他那个时代是个有钱人。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生意：一家生产电话铜线和铜制水管的工厂。但工厂是脏兮兮的地方，而奥斯丁·马龙对待在脏兮兮的地方没兴趣。他在父亲去世后将工厂卖给了雷维尔铜业公司（1928年），并用这笔钱买下了它能买到的所有声名和精致的生活。
这笔钱买到了相当多的东西。奥斯丁·马龙没有投资股市，平稳度过了大萧条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他于1949年去世时，身边有五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一笔巨大的财富被分成八份后，相当于八份非常普通的财富。时光荏苒，两代人之后，那笔财富已经不剩什么，只剩下随处可见的石头外墙上刻着的名字，以及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我的父亲是建筑承包商，便也送我去大学学习工程。我的亲戚们都有很好的职业——我有个表弟甚至从事和法律相关的工作，但他学的是税法而非刑法。他帮不到我。
所以我对弗兰克·莫雷蒂的威胁只是空谈。我无法给他带来任何麻烦。如果他想给我制造麻烦，马龙家族中没有人能一个电话就让麻烦消失。
我不知道是我的虚张声势起了作用，还是莫雷蒂是个诚实的警察，不想在情况不明确时以谋杀罪逮捕一个人，但在他离开的二十分钟里，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他回到房间的时候，眼睛里没了神采，又显出很疲惫的样子。他拿着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面装着我的钱包、手机和其他财产。他把塑料袋扔到桌子上，扶着门说：“你可以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