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捕一张照片，就像追捕一个嫌疑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保罗知道，一旦重新调查胎记照片的来源，真相就会逐渐浮出水面。就像在一条无尽的隧道里跋涉了数小时，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光点，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直到一片日光在脸上炸开。
手机响了，是马丁尼。
“我从手机运营商那里查到了旺达·格什维茨的身份，”副手开门见山地说道，“她的真名是拉达·博伊科夫，现年三十五岁，三年前住进了紧邻法国边境的比利时边陲小镇哈鲁因的一栋公寓楼,距离里尔三十二公里……”
保罗的汽车堵在了前往巴黎的西环路上，还不到下午4点，交通已经拥堵不堪。他调大蓝牙扬声器的音量。
“证件没有问题，没有犯罪记录，档案中也没有任何可疑之处。目前我们对她的真实身份知之甚少，手机通话记录显示，最近几天一直有个号码试图联系她：哈鲁因一家啤酒餐馆的老板雷米·巴托，我找到了他。拉达·博伊科夫自从在哈鲁因安顿下来后，就一直在他的餐馆做服务员，最近突然失去了联系，他很担心。”
“干得漂亮。”保罗回答道。由于车速太慢，他索性刹了车。
“巴托还提到了加百列。据他说，从八月底开始，加百列几乎每天都来餐馆吃午饭，主动和拉达搭讪，有说有笑，有几次他还看到加百列开车来接她下班。这就是故事的开始，他们两个……”
和加百列的说法一致：拉达牵涉失踪案，于是他追踪到边境小镇，迷路了，多亏寡妇西蒙娜提供的电话号码，他才找到她，然后暗中观察，开始和她调情，把她带回里尔的公寓。
其余的，保罗都知道了。
保罗向副手转达了针对凯莱布别墅的司法程序已经正式启动：当地警方已获悉并将全权负责调查。然后，他迅速挂掉了电话，集中起全部的注意力：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汽车和摩托车堵塞了道路，各种喇叭不断地尖叫。半小时后，他终于驶出太子港出口，开始沿布格大道和哥白尼街行驶。五分钟后，他把车停在克莱伯·特罗卡德罗公园停车场，总算可以松口气了。最后一小时的车程对于他这头很少出山的熊来说真是比登天还难。
东京宫的建筑总能让人想起宏伟的希腊神庙，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白光，华丽地矗立在宽阔的大道中间，东翼是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西翼是当代艺术中心，两旁林立着苍翠的树木和奥斯曼式建筑。保罗注视着背景里的埃菲尔铁塔自己至少二十年没来了——他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像只跛脚鸭一样爬上东京宫的台阶。他特意换上了便服，甚至购买了门票——只为一场名为“停尸房”的主题展览。他只是一位普通的参观者，瞬间被淹没在了人流中。
在箭头的指引下，他一路穿过宫殿的各种非结构构件。众所周知，东京宫是有生命的，艺术家们每天都在塑造它，在墙上涂涂画画，在走廊和地板上挖洞——这座建筑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充满生机与活力。
走下一小段楼梯，穿过一扇门——门口站着一位保安正在检票——再经过一家私人影院，保罗终于踏上一条两旁挂满黑白照片的黑暗走廊。在几个穿着夹克的人的裹挟下，他撞进第一个房间，却在刹那间被一种不安的情绪冲遍全身——无比精准的复制和还原：白色油毡地板，低矮窒息的天花板，封闭的丧葬方格展室，每排六间，排成三排……甚至就连温度也被故意降到了10°以下。保罗不得不承认这种沉浸式展览效果的魅力。
墙上的画框里详述了艺术家的生平和影响力，包括“停尸房”的起源。一个按钮可以触发一段音频指南，保罗按了下去，低沉单调的声音立刻侵入耳膜。
他一边听，一边走到一组展示抽屉前，随机拉开其中一个，玻璃板下压着一张巨幅照片。他一眼认出那正是大卫相册中的男人，嘴巴压在钢桌上。照片下方有个签名：，还有一个标题:心脏病，2014年。
他继续拉开其他抽屉，一张张变态的影像争先恐后地从“坟墓”里冒出头:致命坠落，2013年;艾滋病，2011年；窒息，2015年；烧伤，2016年。当滑轨滑轮把第十个抽屉的照片送到保罗眼前时，他僵住了。
不明死亡，2013年。大腿部位特写，马头状胎记，终于找到了。安德烈亚斯·阿贝热尔的镜头前果然出现过玛蒂尔德·洛梅尔的尸体。
左侧气闸室传来一声怒吼，接着从里面气势汹汹地走出五个人，他们用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保罗，然后离开了。门被砰地一下关上，寂静再次降临。
保罗探头看了看最后一间丧葬方格，然后向气闸室走去，拉开一个半透明的塑料帘子——类似于建筑工地的防水布——眼前赫然出现一个更加阴暗的空间:两张铺着白色瓷砖的解剖台占据了中央位置，上方悬挂着一盏老式灯泡，墙上还铺着瓷砖，甚至还有一扇假窗。保罗不禁想到20世纪40年代的老尸检室，比萨加斯医院的还要糟糕。
后面有一对男女正在讨论挂在墙上的一幅作品。当保罗看到那个男人的脸时，不禁握紧了口袋里的拳头——安德烈亚斯·阿贝热尔。他向艺术家示意想单独聊几句，艺术家点点头，举起一根手指，表示“很快就好”，然后继续讨论；他黑色帽子下探出的一条小辫子正在鹿皮绒罗纹夹克的领子上跳着舞，这不禁让保罗想到了《指环王》中可笑的霍比特人。
保罗耐心地等着。展示柜里精心摆放着各种手术器械，一个个看上去更像是锻造工具:胸骨锯、锤子、钳子……墙上挂着各种解剖部位图——缝合的腹部、烧焦的面部、刺穿的皮肤——一个个跳着可怕的舞蹈。保罗本以为自己早就习惯了死亡，但此刻依然无法想象那些观众会如何面对这些冰冷的“化身”:受伤、烧死、窒息……
其中一张照片是在一张钢桌旁拍摄的:镜头从一具尸体的脚趾出发，背景是法医沿耻骨至锁骨埋下的一条长而不规则的缝合线，从清晰到模糊。保罗实在搞不懂来这里欣赏这种恐怖画面的观众是什么动机:他们能在别人的惨死中得到什么？为什么会在尸体前狂喜?
他在人口右侧的一只“大眼睛”前停了下来:玻璃板下压着一张巨幅照片，正方形，边长至少一米。通过光反射，可以看到虹膜中央的“黑太阳”上清楚地嵌着一个椭圆形人工照明物，眼皮似乎很沉重，泛青的鼻梁提醒人们“死亡”已经无情地降临。
这似乎是一种异象，足以瞬间刺穿保罗的心脏。虽然只有几分之一秒，且难以捉摸，但他似乎顷刻间穿越进了一个似曾相识的维度。不是眼神，而是一种存在，超越眼睛本身的存在。
他凑了过去：中毒，2017年。此刻，那只死亡之眼仿佛一口巨大的黑井。
“你注意到那盏无影灯了吗?”一个声音在身后响起，“那是一扇窗，代表生命逐渐消逝，最终让位于死亡。就是它吸引了你的注意吧？将你与中毒者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充满魔力且令人深思的时刻？”
保罗僵在原地。这张照片为什么令他如此不安？安德烈亚斯·阿贝热尔正站在角落里看着他，散乱的眉毛像砍伐过的森林，丰满的嘴唇像两个叠起来的轮胎。
“中毒的原因是什么?”
艺术家似乎很讶异于这个问题，以某种坚定的神态审视着对话者那张炽热、锐利且极度不安的脸。他往前走了两步。
旁边的照片上是两只胖乎乎的婴儿脚，其中一只脚上系着蓝丝带——脑膜炎，2011年。阿贝热尔沉默了许久，似乎对这幅作品充满了敬畏。
“作品名为《肮脏的死》，它的确不该出现在这里:还有什么比婴儿之死更不公平和残忍呢?这个镜头总让我感到强烈的不适，但我并不是不喜欢它。早在19世纪，死者就常被当作生者一样对待，被穿上衣服，摆出各种姿势，只为拍摄一张全家照，像母亲怀里抱着死去婴儿的画像不是很多吗？包括雨果和普鲁斯特，那些名人临终前都会被拍照、被临摹……”
“中毒的原因是什么?”保罗重复道，一动不动。
艺术家终于来到他身边站定，紧紧地盯着他。“我的联系人并没有向我提供细节。中毒，仅此而已。”
保罗点点头，开始慢慢地踱步。阿贝热尔跟在后面。
“在让它们永恒之前，你知道尸体的来源吗?”
“不完全知道。虽然我的工作有时必须了解背景，以免背离作品本身的意义;但一旦面对尸体，情况总会有些不一样。对于‘停尸房’来说，挑战并不在于知道它们曾经是哪个男人或女人，而是传达一种形式美，在尸体发生变态之前重新转录死者的个性，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情感所在。为了达到预期效果，我需要在灯光和材料上下足功夫。”
“我们去看看那边的照片吧?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每天下午都在这里。”
两个人走出气闸室。保罗一把拉开10号抽屉，露出大腿上的胎记。阿贝热尔站在抽屉的另一侧，与对话者面对面.
“不明死亡，”他近乎虔诚地说道，“这要追溯到几年前了。有什么问题吗?”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