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百列悲伤地盯着传单上朱莉的照片。
寻一名少女，十七岁半，身高1.63米，苗条纤细，运动型，深金色长发，蓝眼睛，右耳戴着一只金色环形耳环，脖子上挂着一个银色书状吊坠……
书……朱莉非常喜欢看书，尤其是侦探小说。她从十三岁就开始读这类小说，那都是加百列一本本从图书馆抱回来的。她常说案件调查就像下棋:两位棋手都在努力猜测对方下一步走向哪里。加百列想象着朱莉的房间，多年后，科琳娜会让它保持原样吗？还是在保罗的说服下清空了所有记忆?他为什么和科琳娜离婚?毫无疑问，对于两个被痛苦和心碎击溃的个体来说，或许很难放下二十多年的共同生活，但始终无法克服他们唯一的女儿失踪的悲剧。他们的家被永远摧毁了。
几张较新的传单让他的胃里打了个结:那些令人痛苦的标题——“自2008年以来从未找到”“三年来杳无音信”“只有你能帮助我们”，以及经电脑“老化”的“朱莉”的照片：永远面带微笑。毕竟，积极正面的形象更容易引起共鸣。另一份文件里出现了一个协会的名字，是以他女儿的名字命名的——朱莉协会。索伦娜·佩尔蒂埃曾是该协会的会长兼财务主管，她既是加百列的同事，也是朱莉的教母。科琳娜并没有出现在文件里，加百列记得在女儿失踪的最初几周里，饱受抑郁药折磨的她基本是在床上度过的。
他一边看，一边抚摸着右臂上被抹去的文身印记。案卷里详细记录了警方的所有行动，并附有日期。加百列想象着同事们的辛苦调查和自己的种种努力。或许，当时为了避免胡思乱想，他不允许自己有太多空闲时间：制作横幅和t恤，在超市和高速公路休息区张贴海报，通过邮件建立互助链接，收取捐款……他还亲手写下了一句话，咒语般地散落在案卷的各个角落:在某个地方，有人知道真相。各种媒体见面会也都被详细地记录在册：《自由多菲内报》，rtl传媒，法国电视三台……还有为任何可能提供线索的人设立的热线电话。加百列用旅馆座机试了一下：号码已不存在。
朱莉的脸就这样传遍了整个法国。加百列和协会成员，包括女儿的朋友和团结的萨加斯居民，多次一起前往巴黎参加失踪儿童日的聚会活动。2008年、2009年、2010年……地址清单在他眼前徐徐展开——全部都是与他经历了相同悲剧的家长。但加百列完全不记得这些了，不记得这些人，不记得他们的样子，甚至不记得这类活动的具体情况。
他继续往下看着。2011年和2012年，警方没有任何行动。根据案卷记录，加百列在此期间利用假期去了伦敦，然后是蒙特利尔，积极组织当地失踪儿童协会的各种活动，报告还指出了这种活动的有效性——堪称“真正的战斗武器”和值得效仿的榜样。他盯着一份蓝色印刷品，上面排列着一张张曾经存在的青少年的脸——那些消失了的孩子。法国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名儿童失踪。
时光的流逝渐渐消磨了战斗力。协会成员从最初的一百零八人缩减到了2011年的二十三人，更少的媒体曝光和更有限的预算让案卷页面逐渐变成空白。加百列想象着当时人们的沮丧、失望和疲惫，以及那段希望彻底破灭并必须让生活重新开始的痛苦岁月。那些善良的灵魂已经行使了让自己不再面对痛苦的权利。
在某个地方，有人知道真相。模糊的人称代词，完美地总结了所有人的无能为力。加百列悲伤地放下啤酒。战斗是徒劳的，此刻他独自一人在旅馆喝着闷酒就是最好的证明。
他继续埋头于各种文件：总共近一千页的六百八十二份议事录，仅仅覆盖了调查的头四年，细致地追溯了日复一日的调查进展。
c1区议事录显示了调查于2008年3月9日上午正式启动。加百列依然记得当时正是同事索伦娜在他眼前打印了这份申报文件:
2008年3月9日上午8时30分，朱莉·莫斯卡托的父母抵达萨加斯宪兵队办公室。自前一天以来，他们和女儿彻底失去了联系。朱莉通常于下午5点左右结束自行车训练后返家。鉴此，案件调查正式启动，以收集任何可能确定失踪原因的线索和信息……从此，加百列有了四个身份:父亲、警察、受害者、调查员.
一切都仿佛在昨天……靠在树上的自行车、刹车痕迹、遍布森林和山谷的扫荡式搜索。他当时的队长曾劝他不要参与调查，但没有用。加百列从不屈服，他的上司只好放手。
一页页记录再现了来自亲朋好友的反馈。最后一个见到朱莉的人是露易丝:周六一早，两个女孩在位于萨加斯郊区的露易丝家里复习功课，吃过用微波炉加热的乳蛋饼后，朱莉于下午2点骑自行车离开。她每逢周三、周六和周日下午都会去练习自行车，几乎雷打不动。加百列当时正在宪兵队，科琳娜则在十四公里外的一个病人家里。就连他们两个也提供了各自的不在场证明，对于失踪案来说，父母通常是第一嫌疑人。
他飞快地翻着页，最后停在了自己入住悬崖旅馆的日期上:2008年4月9日至10日。所以，这之后的信息对他来说都是未知的。他必须填补这个黑洞。
加百列激动得微微发抖：2008年4月17日，他曾在犯罪司法档案库中按“地理位置”搜索“萨加斯”，于是一个“嫌疑人”出现了:埃迪·勒库安特，三十二岁，当地居民，1997年曾因性侵未遂受审。案件发生地是尚贝里，一名年轻女子因在酒吧拒绝埃迪的示爱，随后被他跟踪，在步行回家途中再次被骚扰。女子大声尖叫，但他威胁着把她推进一栋大楼，用手捂住她的嘴。女人的裙子和衬衫被当众扯下，还好一群赶去参加聚会的路人看到了他们，埃迪仓皇逃跑。随后，警察毫不费力地在他的家中逮捕了他。
三年服刑期满后，埃迪离开了尚贝里，回到了距离萨加斯十公里的奥尼亚克，先是在镜湖水电站工作，后来被悬崖旅馆聘为清洁工。
加百列可以想象自己当时是多么兴奋，哪怕此时此刻，同样炽热的熔岩几乎将他吞噬。作为警察和第一发现者，他一定像婢虫咬狗一样扑向了那个“嫌疑人”。埃迪认识朱莉，他们都在旅馆工作，或者至少曾在走廊上擦肩而过。于是，2008年4月20日，警察突袭了埃迪的家。
加百列狼吞虎咽地看着。尽管搜查得十分彻底，但埃迪和朱莉的失踪没有任何联系。他的电话和电子邮件记录没有任何可疑之处，旅馆里也没有客人抱怨他有任何不当行为。根据调查记录显示，案发当天他一直在旅馆工作到晚上8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