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热爱戏剧。回顾往昔，那些极度快乐的夜晚都还历历在目。当表演、音乐、服装、导演（当然也包括剧本），共同创造出一种体验，我知道那会让我永远铭记在心。国家剧院一九八二年的《红男绿女》、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尼克拉斯·尼克尔比》、迈克尔·弗雷恩才华横溢的喜剧《糊涂戏班》。在约翰·巴顿执导的《理查二世》中，伊恩·理查森和理查德·帕斯科每晚交换角色。虽然看那场戏时我只有十八岁，但直至今日，我依然能看见他俩共同手持“空王冠”，凝视着它转变成镜子的画面。最好的戏剧就像一支永不熄灭的蜡烛，所有这些剧目以及其他更多的作品，仍然在我的记忆中燃烧。
二十岁出头时，我在国家剧院当引座员。那段时间里，我把哈罗德·品特尔的《背叛》、彼得·谢弗sup/sup的《阿玛迪斯》、亚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艾伦·艾克博恩的《卧室闹剧》都不厌其烦地看了十几次。每天晚上早些时候，我就会穿上灰色的尼龙衬衫、戴上淡紫色的领巾，坐在后台的餐厅里。我可能离像约翰·吉尔古德或拉尔夫·理查森这样的人物只有几个座位的距离，他们即使穿着运动服和运动鞋也仍然显得威严非凡。当然，我从未和他们说过话，他们对我来说是神一样的存在。我在国家剧院寄物处工作时，有一次唐纳德·萨瑟兰给了我二十便士的小费。至今我依然保存着那些硬币。
开始写小说之前，我的理想是在剧院工作。我在学校里参演过戏剧，在大学期间还执导了一些戏剧。我每周有三四个晚上都会泡在剧院，通常站在观众席的后面——票价只要两英镑。我曾尝试去读戏剧学校，还申请过助理舞台经理的工作，在那时，这些都是公认的入行途径。但最终以失败告终。我开始明白，我身上的一些特质，对于我渴望进入的那个世界，不仅不适合，而且是阻力和绊脚石。一九七一年，我在皇家莎士比亚剧团首次观看了韦伯斯特的《玛尔菲公爵夫人》，由朱迪·丹奇主演。剧中安东尼奥有一句台词：“夫人，野心，会让伟大的人物变得疯狂。”但是，接受自己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野心，才是让人疯狂的。
或许，这就是我创作《心理游戏》的原因之一，我在维护心中燃烧的火焰。
《心理游戏》实际上是受到了另一部戏剧的启发，我在十几岁时看过那部戏之后就一直念念不忘。《侦探》（sleuth）是安东尼·谢弗（彼得·谢弗的哥哥）的作品，既是对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戏仿，也是一部原创的谋杀悬疑小说，像阿加莎的作品一样极具创新精神。剧中只有三个角色——一个富有的作家、他妻子的情人和一个叫作多普勒探长的悲惨侦探，但在两幕的空间里，这部戏带来了一系列精彩绝伦的惊喜，完成了许多舞台上史无前例的呈现，让观众大呼过瘾。这是一部大获成功的剧目，演出了两千多场，赢得了许多重大奖项，还被拍成了电影……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戏剧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自不待言，无数人试图复制《侦探》的成功，但除了艾拉·莱文（《致命陷阱》）之外，所有人都望尘莫及。仔细想想，舞台上能做的事少之又少。魔术和幻术可能有一些施展空间，但戏剧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文字：演员在空间中移动，彼此交谈。谢弗却打破了物理规则。他弟弟的《黑暗喜剧》也是如此，这部闹剧的背景设定在停电期间，舞台的灯光在断电时才会亮起来。问题来了，规则已经打破，其他人再去效仿时，就没人觉得兴奋了。独一无二的只有一个。
尽管如此，我却一直有一个执念：写一部小阵容的剧本，在传统的谋杀悬疑里融入重重反转，用标新立异、出人意料的方式编排舞台效果。每次写书或创作电视剧本的间隙，我都会草草写下一些想法，这几年我写了三部剧本，然后终于有了《心理游戏》的构思。顺便说一下，我的努力事倍功半。三部作品里，只有单幕剧《手提包》在一个地方艺术节上演过，另外两部都无人问津。
要不是因为我的姐姐卡罗琳，《心理游戏》可能永远无法登上舞台。卡罗琳那时经营一家戏剧代理机构，规模虽然不大，但小有成就，旗下有不少演员。她读了《心理游戏》的剧本之后非常喜欢，就背着我拿给了她熟识的一个制片人：阿赫梅特·尤尔达库尔。几天后，阿赫梅特给我打了电话，邀请我去谈谈。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次会面。阿赫梅特的办公室就在尤斯顿车站旁边，离铁轨非常近，近到每次列车经过时，房间都会跟着震动起来，就像那些黑白喜剧老电影中的情节。阿赫梅特给我准备了茶和饼干，那杯茶喝起来有股机油的味道；每次房间震动时，几块饼干也随之在盘子上舞动起来。阿赫梅特身材矮小，有着一头乌黑的头发，穿着整齐干净。语速很快，喜欢咬指甲。他的西装外套上缺了一颗扣子，悬着三根线头，在讨论过程中，我总是忍不住盯着那儿看。他有一名助手，叫莫琳·贝茨。她穿着针织开衫，满头银发，眼镜系着链子挂在脖子上。莫琳围着阿赫梅特忙得团团转，看起来像是他的一位姨亲，也可能只是年纪较大的保镖。她似乎总是疑神疑鬼，一直用很小的字记着笔记，却一言不发。阿赫梅特和莫琳的年纪相仿，都是五十多岁。
这间办公室看起来并不怎么正规。它位于一栋三层小楼的地下，窗外灰蒙蒙的，什么都看不清楚；屋里的家具也是既难看又突兀。我扫视了一圈墙上的海报，思索着为自己的作品找到未来的一席之地。墙上有：《幸福重婚生活》（run for your wife），雷·库尼创作的一部闹剧，曾在诺里奇上演；《妈妈不是半热》（it ain't half hot mum），改编自bbc的长寿情景喜剧，在马恩岛的盖蒂剧院上演；《罗宾汉》（robin hood），由罗尔夫·哈里斯主演，在埃普索姆剧院上演；《麦克白（节选）》（macbeth），曾在米德尔汉姆城堡由六人阵容进行过露天演出。
实事求是地说，阿赫梅特非常喜欢我的剧本。我一走进房间，他就马上站起来拥抱我，我能闻到他身上须后水和烟草混杂的气味。坐下后，我看到他的桌上摆着一包美国香烟和一只分量很重的玛瑙打火机。
“这可真是好剧本，非常好！”这几乎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他用手背敲着面前的打字稿。他戴着一枚图章戒指，厚重的戒指在稿子的第一页上留下了浅浅的痕迹。“你说是不是，莫琳？”
莫琳没有说话。
“别理她！她不看书，什么也不知道。安东尼，听我说，我们会先将这出戏在伦敦以外巡演，然后再回到城里驻演。我太爱你姐姐了，多亏了她，我才能看到这个剧本。见到你，我高兴得都想哭了。”
阿赫梅特是土耳其人。能感觉到他对这个身份相当得意，故意使用着华丽的措辞，好像在展示他的“与众不同”。当对他有了更多了解后，我发现他其实英语讲得非常好。他的父母是土耳其裔塞浦路斯人，为了躲避种族斗争和恐怖主义，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移民英国，那时候阿赫梅特才十岁。他们全家住在伦敦北部恩菲尔德区的一套小公寓里。阿赫梅特每天乘公共汽车去当地的一家综合学校，他的父母则做起了服装生意。他给我讲过他在罗汉普顿大学读的计算机科学，还说过他在恩菲尔德区的社会服务机构做了十年软件开发工作。那时，他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每次见面，他都会给我讲述一些自己的事，我觉得他是希望我能像对霍桑那样，为他也写一本书。我礼貌地听着，但说实话，我更感兴趣的是他关于我的剧本的规划，以及是否能够将其诉诸实现。
莫琳已经打印好巡演的计划提纲，并放在我面前。巴斯、南安普敦、科尔切斯特、约克——都是拥有出色剧院的大城市。我必须得说，阿赫梅特真是言出必行。他不仅成功邀请著名导演伊万·劳埃德的加入，而且接下来的几周进展都径情直遂——资金筹集到位，乔丹·威廉姆斯对法夸尔医生一角很感兴趣，剧院顺利签约，剧场开始进行舞台设计，乔丹·威廉姆斯接受出演法夸尔医生，排练场地预订完成。几个月的事件被我一笔带过，是因为我想好好讲讲那件发生在伦敦的事。虽然没有浓墨重彩，但这一切对我来说却无比欢欣鼓舞。这是我最早的梦想，是我始终不忘的初心所在。
《心理游戏》的剧情梗概如下：
马克·斯泰勒是一名记者，也是记录“真实犯罪”的作家，他正在拜访一家名为费尔菲尔德的疯人院。为了准备一本新书，他希望可以采访住在那里的一位病人——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伊斯特曼。但疯人院院长法夸尔医生却不太愿意帮这个忙，斯泰勒的首要任务就是得先说服院长，才能获得探访病人的权利。很快，斯泰勒意识到费尔菲尔德并不是他想的那样。法夸尔医生办公室里莫名悬放着一副完整的人体骨架。他的助手普林普顿护士看起来总是惊恐万分，一直在力劝斯泰勒尽量赶紧逃离。随着情节的发展，不安终于演变成了暴力。原来，精神病人已经控制了整个疯人院，真正的法夸尔医生早就死了。最终斯泰勒也被囚禁其中。
我的宏大构想——也是致敬谢弗，让观众亲身体验到一切都不是表面所见。
因此，随着剧情发展，舞台布景会呈现一系列小把戏。原本通往储藏室的门突然到了走廊，又忽而转向浴室。窗外的砖墙层层叠加，逐渐挡住了视线。墙壁上的画变了主题，窗帘变了颜色，家具也暗暗换了款式。这部剧最开始的名字叫《心灵转变》（metanoia），这个词在心理学中用来描述抛弃虚假自我的状态……但很快就被莫琳否决了。“我为什么要花钱去看一个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东西？”
《心理游戏》在科尔切斯特首演，好评如潮，获得当地媒体和观众的盛赞。我可以充满自信地说这些，因为我在第一周观看了几场演出，并养成了在中场休息时溜进酒吧听人们说话的习惯。上半场以悬念落幕。伊斯特曼逃脱了，并假扮成法夸尔医生，杀害了普林普顿护士，正握着手术刀，向束缚在紧身衣中无助的马克·斯泰勒步步逼近。马克看起来无处可逃。然后，幕布降下。一切的设计都奏效了。我听到人们交谈，他们真的很投入，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没有人退场。
接下来十一月到次年三月的五个月里，随着巡演进行，这部剧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而我也继续着其他的工作。只有当阿赫梅特偶尔打电话来跟我交流时，我才会想起这部戏。然而，二月底传来了重大消息。阿赫梅特在和会计师一起核算票房收入后，决定将剧目移师伦敦西区。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但已经筹集到了资金，可以支持我们在杂耍剧院进行为期十二周的演出。宏伟壮观的杂耍剧院始建于十九世纪，坐落在河岸街上，离特拉法加广场不远。我们只剩下三周的排练时间，而且还有一个演员已经决定退出，好在伊万·劳埃德仍然担任导演。我们将在四月的第二周开演。
大家开始在达尔斯顿的一个改建仓库里进行排练，而这次我也有幸参与其中。排练室正是我想象中的样子：三层高的天花板和斑驳的墙壁构成一片宽敞空旷的场地，厨房区摆着马克杯、水壶、茶和饼干。供导演和演员使用的四把塑料椅摆成一个圈，让我不禁联想到戒酒互助会。光秃秃的地板上用粉笔画出舞台轮廓，还放了几个锥形路标示意门窗位置。各种道具放在架子上，栏杆上挂着斯泰勒的紧身衣。房间的墙边还有一些椅子，是助理导演、灯光设计师、服装助理和其他后台工作人员用的。排练室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对伊万·劳埃德和演员们有了进一步了解。不敢说我成了团队的一部分，我只是坐在外圈的旁观者。但是当结束了一天的排练，大家偶尔会一起喝一杯，我们之间产生了一些类似友谊的东西。
第一次见到伊万时，我以为他是同性恋。他有种阴柔的气质，戴着奥斯卡·王尔德一样的宽边帽和围巾。我能想象如果他抽烟的话肯定要用乌木烟嘴。当阿赫梅特告诉我，伊万离过婚、他的前妻是一位女演员、他们还有四个孩子时，我简直大吃一惊。
伊万将近五十岁，光头，看起来是剃掉了头发而不是一根一根掉光的。每每谈到工作，他都会非常挑剔，几乎有些神经质，而且讲话时有轻微口吃。他戴着一副细框眼镜，阐述观点时，有时会用眼镜敲打剧本或者戳我，就好像那是一根指挥棒。莫琳给我看过他的简历，虽然这几年的工作量骤减，但他曾在许多享有盛誉的剧院工作过。他跟一个小众的剧院公司在安特卫普一起上演过几部作品，为了执导阿赫梅特的《麦克白》而回到了英国。
一天晚上，我们两人一起去吃中餐。在讲述了一些他执导的剧目和获得的奖项后，伊万突然愤慨起来。也许是酒精惹的祸。他说自己在世界各地工作过，在比利时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但在自己的国家，却被低估了，从未得到应有的赞誉。他本来希望找一家好的地方剧院担任艺术总监，但深知这愿望永远不会实现。所有人都对他有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