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就不瞒您了，确实发生了绑架案，估计今晚就会对外公布。在那之前，还请您务必保密。”
“嗯嗯，明白，我对我老婆都没说。一听说是绑架，我心里就不好受，想着能不能帮点儿什么忙，这些天一直在拼命回忆。可是终究只见过那人一面……”保安一脸同情地说着。
昌夫从口袋里取出宇野宽治的照片给他看了看。
“跟这个人有相似之处吗？”
“哎，怎么说呢？昨天我也跟那位刑警说了，我只是远远地看了看那人。”
“是嘛。那么，这里的停车场在比赛过程中有人进出吗？”
“比赛中间很少有人来，那天晚上也是，正好是第一场比赛的时间，基本上没什么人进出。”
“还有谁在那里？”
“这话怎么说？”
“我们正在寻找其他的目击者。”
见昌夫紧追不放，老保安沉思了片刻，又说：“如果这么说起来，那天晚上，伤残军人流浪汉应该在吧？”
“伤残军人？”
“嗯。每逢有比赛的日子，他就会不知打哪儿冒出来，追着来看比赛的人讨钱。我们一般会把这类厚脸皮的家伙撵出去。不过，有时候他天天来，我们偶尔嫌麻烦，不去理他。那天晚上，他应该在这里。”
东京街头徘徊着许多伤残军人，大多是在战争中失去肢体的士兵，常常蹲在路边向行人乞讨。
“知道了，谢谢您！”昌夫道了声谢，便告别了保安，拔腿朝南千住警署走去。
他向刑事科专门负责反黑的警员了解东京体育场周边的黑道情况，随即又去登门拜访了位于三轮桥小巷里的一家暴力团伙的事务所。他问到体育场周边经常出没的伤残军人时，从里屋走出来一个自称二当家的家伙，朝他反问道：“警察大人，您该不是在调查那桩绑架案吧？”
“连你们都听说了？”昌夫惊叹。
虽然警方暂时禁止报道，但看来荒川区和台东区的很多人早已听到了风声。
“那还用说！那天晚上，有好多警察装成小贩在里面埋伏吧？那可全都靠我们帮忙！您来之前，至少也打听打听嘛！”
“啊，原来如此。那就多谢你们的合作了。”
“听说把绑匪给放跑了？”二当家微微一笑。
“喂，你会不会说话！”昌夫气不打一处来，瞪着对方。
“警察先生，不要动怒嘛。对了，您找伤残军人干什么？”
昌夫平复了一下心情，把寻找当晚在东京体育场内的伤残军人的来由说了一遍。
“这样，您去上野站那边看看，那儿有个装了假肢的，是他们的头儿。自称神风特攻队的幸存者，到处抖威风，身上穿的却是陆军而不是海军的军装，一看就是在吹牛皮。其实啊，不过是个连饭都吃不饱的臭老头儿！”
“好，那就多谢你了。”昌夫说着便朝上野站奔去。尚不知这条线索有没有用，但刑警的工作就是要靠“跑断腿、磨破嘴”。
在上野车站，他终于从那位自称是伤残军人流浪汉的“首领”、装有假肢者的口中锁定了十月九日晚上在东京体育场乞讨的人。
“基本上，地盘都由我来分配。职棒的夜场比赛挺赚钱的，观众心情愉快，出手也比平时大方，所以，不分配地盘就不公平了。我会叫他们按顺序来。那天晚上的事儿，我还记着呢，因为是猎户座队的双场比赛嘛。我让人去通知一个外号叫‘元帅’的大叔，问他愿不愿意去给老人送花。他平日里都在上野公园一带活动，唉，也是个可怜人，年过三十被第二次征召入伍，好不容易熬到东北战事结束，又因为跑得慢，让苏联人俘虏了。在西伯利亚干了五年苦役，手指头被冻掉了好几根，千辛万苦地回到日本，发现家人都在原子弹空袭中被炸死了，如今在世上孤身一人地活着。唉，其实大伙儿都差不多，就说我自己吧，原本是神风特攻队的，天天待命，不知什么时候就得奉令出击……”
他“邦邦”地敲着假肢，像个说书艺人似的讲述着。
“多谢了，那我就先去上野公园看看。”昌夫掏出一张百元钞票递给他，便匆匆离开了。
他快步走到上野车站西口，登上小山般陡峭的台阶，来到西乡隆盛的塑像前。广场上挤满了外地来的观光客，角落里有几个铺开了毯子席地而坐的流浪汉。他一眼就看到了那个身穿军服的人，正靠在栅栏上，伸出去的腿上缠着脏兮兮的绑腿。
“你就是‘元帅’吧？我从上野车站你们头儿那里听说你在这儿。”昌夫走上前与他搭话，说起了前因后果。
听到十月九日的晚上，“元帅”轻描淡写地说：“啊，是不是野牛队在东京体育场打比赛的那天晚上？当时确实有个戴手套的年轻人。”
“能跟我说说详细情况吗？”昌夫急切地问，朝他手里放了一张百元钞票。
“啊呀，警察大人，那我就不好意思了！”“元帅”立刻放下架子，用双手展开钞票，对着太阳查看起来。
“没关系，你快说吧！”
“哎，职棒的夜场比赛对我们来说可是难得的好日子。客人大方，吃剩的盒饭又多，所以，那天第一场比赛开始的时候，大概四点半，我就过去了。先是在门口坐着，后来保安来赶我走，我就绕到后面，进了停车处。哎，就像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一样。他们不可能总盯着我吧？等他们一不留神……”
“这些我都知道了。戴手套的那个人呢？”
“那家伙干啥事儿了？”
“我们正在找他，跟案件有关系。”昌夫焦躁起来，掏出宇野的照片放在他眼前。
“是这个人吗？”
“元帅”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镜片上有好几道裂痕的圆眼镜架在鼻子上，盯着照片点点头。
“噢，不错，感觉有点儿像。”
“别只说感觉，究竟是不是？”
“我眼神不大好，只能凭感觉了！”“元帅”喷着酒气说。
“知道了。那你说说当时的情况吧。”
“那时候我正躲在停车处的角落里，然后有个年轻人从我面前走过，我就把讨钱的罐子伸了出去说：‘小兄弟，帮帮忙吧！’结果他回过头来只看了我一眼，毫无反应地继续朝里面走，开始翻找停在里面的自行车和摩托车之类的。”
“真的吗？”昌夫激动不已，又找到了一名目击者！
“啊，是真的。我当时想，才入秋就开始戴手套，该不会是小偷吧？所以特别注意他。后来见他掀开一辆轻型摩托车的座位，从里面拿出一个纸包装进兜里，我就喊：喂，这不是偷东西的嘛！”
“纸包有多大？”
“有这么大。”“元帅”伸出双手比画着。
“像钞票那么大？”
“对，对，就是那个大小。”
“然后呢？他又怎么样了？”
“他往回走的时候，又从我面前经过。这回，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百元钞票，一抬手就扔给了我。嘿嘿，原来这小子心眼儿不坏呀……所以我记得特别牢。”
“他给你的那张钞票还在吗？”
“怎么可能还留着？当天就花掉了。”
昌夫原本还想着是否能搞到指纹，现在看来是没指望了。
不管怎样，他找到了重要的目击证词。他详细询问了“元帅”的姓名和年龄，嘱咐他暂时不要离开上野，说完又朝他手里放了一张百元钞票。
当夜，侦查会议在警视厅五楼的大会议室召开。刑事部长罕见地出席了会议。
正前方的长条桌后面并排坐着的干部大致代表了从今往后侦查指挥部的配置：中间是刑事部长饭岛，他的两侧分别是刑事部的参事官和玉利科长，再往外则是田中科代和鉴证科科长。
谁都没提堀江署长的缺席。参会的侦查人员大约有一百五十人，分别来自搜查一科的三个组及南千住、浅草和上野警署的刑事科。此外，负责反黑的搜查四科和负责盗抢的搜查三科也派了人员列席会议。
主席台一侧立着一块牌子，上面用毛笔字写着“小吉夫绑架案侦查总部”，原来那块“十月六日案侦查总部”的临时牌子已经被替换。牌子中特地加上了“小吉夫”的名字，让昌夫又一次切实感受到了人命关天，胸口一阵翻涌。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没人抽烟。
饭岛拿过话筒首先发言：
“各位，辛苦了。现在，我们开始‘小吉夫绑架案侦查总部’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很遗憾，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确定孩子的安危，也没有抓到罪犯，甚至连五十万日元的赎金也被罪犯拿走了。对于警视厅来说，这是极其惨痛的失败，请大家首先要牢记这一点。我们在这个案件的侦查过程中犯有重大过失，这个责任是不可推卸的。所以，在这里我要首先声明，这个责任将由作为刑事部最高负责人的我本人来承担。”
听罢刑事部长的一席话，刑警们都抬起了头。大多数人原本以为，在今天的会议上难免会因办案不利而被大领导批评得体无完肤。
“今后的侦查工作，我将亲自担任总指挥，由玉利科长担任副总指挥，每天的侦查会议由田中科代主持。侦查目标的优先顺序是：第一，救出孩子。目前我们仍然相信孩子还活着。在座的各位之中，应该有人已经身为人父吧？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把小吉夫送回他父母身边。在不得不二选一的情况下，是逮捕罪犯还是救出孩子？请大家一定要毫不犹豫地选择救出孩子。其次，要锁定罪犯。按之前曾经向大家传达过的，侦查工作要同时在四个方向上展开，即对铃木商店心怀怨恨者、心理变态者、以犯罪为乐的反社会分子以及那个名叫宇野宽治的二十岁年轻人。具体分工由田中科代负责，各小组都要服从指挥。另外，我们还会增设‘特别任务组’，这个组的工作重点不在于调查罪犯，而是要想方设法救出孩子。我要说的就到这里。”说着，饭岛把话筒递给了玉利。
玉利扫视众人，表情严峻地开口说：“虽然刚才饭岛部长亲自承担了责任，不过在这方面，我本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其实更多。行动初期，由于指挥调度不周，导致了赎金被取走这一重大疏漏。在这个案子上，我已经作好了一切后果都由我承担的思想准备，请大家也务必全力以赴，扳回局面！”
同饭岛部长一样，玉利的语气中也透露出坚定的决心。昌夫深切地感受到了警视厅眼下所面临的危局，其他刑警的神色也越发沉重、严肃起来。
接着，考虑到有新加入的成员，玉利把案件的进展从头到尾介绍了一遍。同时，书记员在移动式大黑板上不断地写下案情发展的时间线。介绍到在东京体育场的赎金被拿走、绑匪逃走那一段时，昌夫心里十分不是滋味。虽然他认为当时自己并没有判断错误，但事后想想，当时明明还可以作出另外一种选择，即让岩村下车去追嫌疑人，自己则留下继续监视那辆装着赎金的轻型摩托车啊！
“下面，请各小组报告一下到目前为止的进展和下一步的打算。先从铃木商店的女工川田惠子的行踪说起。”
“是！”起立回答的是搜查一科第二组的人，“暂时仍然没有找到川田惠子。从铃木商店辞职以后，她曾经去过那个和她私奔的男子的公寓，但不久他们就搬了家，去向不明。与她一起私奔的男子名叫安藤公夫，二十五岁，职业是调酒师，老家在山梨县甲府市。此人虽没有犯罪前科，但少年时代有过不良行为记录，因盗窃和斗殴两次被报警。他三年前与老家断了联系，我和另一名同事亲自去他父母家调查过，还没开口，他父亲就脸色苍白地问：‘我们家那个逆子又惹什么祸了？’之后对儿子也一直恶语相加，听说好像早已和他断绝了父子关系。我们还走访了安藤中学时期的几个同学，根据他们的证词，安藤虽然能说会道、行为不端，但其实有为人善良的一面，绝不会是能犯下绑架罪的那种人。此外，他还很有魅力，很招女人喜欢。另一方面，川田惠子为人朴实，从来没有过风流韵事，认识她的人都形容她‘是个老实孩子’。我们向她的同学询问时，他们听到她和调酒师私奔的消息都表现得十分震惊，纷纷表示难以置信。所以，关于这两个人的关系，我们推测应该是安藤公夫诱骗了川田惠子，而初次陷入热恋的川田死心塌地地任由安藤摆布。至于二人为什么私奔，大概是由于父母反对。我们打算继续追查这两个人的下落。另外，从铃木商店辞职前，川田惠子从富士银行浅草支行取走了五万日元现金。随着时间流逝，为了维持生活，她肯定需要去别的银行取钱。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大致掌握她的居住地点。目前已经和银行方面打过招呼，他们同意在不对外公开的前提下配合调查，所以现在我们也在等待银行方面的消息。当然，如果这两个人是绑匪，那么他们已经拿到了五十万日元的现金，没有必要再去银行取生活费；而如果他们再去取钱，则恰恰能证明他们不是罪犯。所以不管怎样，这都是一条值得注意的线索。以上就是我们的情况汇报。”
有人提了些问题，第二组的人逐一回答后，接着便由第四组介绍对心理变态者的调查情况。
“现在由搜查一科第四组开始汇报。目前，我们已经对住在台东区、荒川区、墨田区和足立区有性犯罪前科的人员展开了调查。在所有八十九名嫌疑人中，六十二名有确切的不在场证明。其余二十七名当中，有十五名正在作进一步核实，另外十二名行踪不明。不过，行踪不明的十二名中有三名女性，我们认为可以暂时排除；一名已六十八岁；一名残疾，行动不便，也可以一并排除。综上所述，我们目前正在全力追查剩余的七名行踪不明者。不过这些人在案发地附近既没有邻居，又没有固定职业，追查起来有一定难度。而且，虽说有性犯罪前科，但这些人大多犯的是强奸罪，与儿童相关的只有四名，这四名又都有不在场证明。从明天起，我们将把调查范围依次扩大到文京区、中央区和江户川区。考虑到时间紧迫，我们建议暂时跳过那些以女性为对象的有性犯罪前科者。请侦查总部指示。”
“嗯，明白。你们的建议很好，就按建议的执行！”玉利当即回复。第四组的汇报便告一段落。
秘书走进来，对饭岛耳语了几句。饭岛抬腕看了看手表，站起身。所有人都注视着他。
“各位，因为还要召开记者发布会，我先走一步。请大家继续。”说罢，他紧了紧领带，快步走出会议室。
马上，他就要面对记者们的轮番质疑和指责了吧？然后，明天的晨报肯定会连篇累牍地登载有关绑架案、赎金被拿走、孩子仍未归来之类的报道。自然，记者们也会大肆渲染警方的失误。
昌夫的眼前忽然浮现出妻子晴美的脸。他已经连着四天没回家了，也没来得及和妻子好好说上一会儿话。今晚他打算回家，否则明天一早，晴美从报纸上看到关于案子的报道，会立即意识到那是自己的丈夫正在参与的案件，免不了为他担心。
“喂，落合！”有人在叫他的名字。
“啊！”他猛地回过神，见田中科代正伸着短脖子看向自己。
“该第五组汇报了。有关宇野宽治的情况，就由你来说说吧！”
“是！”昌夫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从白天所获线索开始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