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三日一早，落合昌夫刚到警视厅上班，《中央新闻》的一位记者便一把扯住他，接二连三地抛给他一连串颇不客气的质问。这位记者姓松井，年纪与昌夫相仿，是个动辄爱跟警察找麻烦的家伙。
“落合警官，有关于绑匪的最新线索吗？警方能否对外公开与绑匪的通话录音？”
“你问我有什么用？应该去问上头！”昌夫同样不客气地回答，一边走上楼梯的台阶。
“怎么，落合刑警，您要去哪儿？不去办公室吗？”
刑事部搜查一科的办公室在警视厅大楼一层。见昌夫不理会自己的追问，松井便像个蜈蚣似的左摇右晃地跟着昌夫上楼。
“是去部长办公室吗？还是去会议室？”
“跟你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啊！我们已经等了三天。绑匪逃脱，一名儿童的生命受到威胁，情况已经如此，警方还在用当初与新闻界的协议做挡箭牌。究竟要拖到什么时候才允许我们报道？”说着，他用手中的报纸毫不客气地拍打着昌夫的后背。
昌夫一下子火冒三丈，在楼梯拐弯处停下脚步，直视对方。
“玉利科长是怎么说的？”
“他说今天晚上八点召开记者发布会，宣布解除与新闻界的报道协议。”
“那你等到晚上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在那之前，你们能逮住绑匪吗？能不能把孩子平平安安地救出来？”
“我不是说了嘛，这种事别问我！我只是普普通通的小警察！”
见他如此回答，松井的眼神中露出几分挑衅，说：“落合警官，听说绑匪是从你手里逃脱的？”
“谁告诉你的？”昌夫的血一下子冲到了脑门。
“人人都知道了。当时在交易现场的警官就是你和岩村吧？”
“是啊，那又怎么了？”
见昌夫怒目相视，松井似乎有些胆怯，他扬了扬嘴角，缓和了一下语气说：“那么，能不能请你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昌夫不理睬，转身继续沿着台阶朝楼上走去。松井仍一步两级地跟了上来。
大步走过三楼的走廊，昌夫敲了敲刑事部长办公室的门。门从里面打开了一半，门后露出部长秘书的脸。
“我是搜查一科第五组的落合。”昌夫报上自己的名字，走进屋内。就在房门即将关上时，松井像挤电车似的溜进了房间。
“喂，你……”昌夫来不及阻止，却见松井舒展了一下身体，大声地质问起饭岛部长：“饭岛部长，我是《中央新闻》的记者松井。先不说报道协议的事，我们主编让我来请教您：为什么警方连我们接近铃木商店都不允许？”
“你要干什么？”坐在接待室椅子上的玉利皱了皱眉头。昌夫扣住松井的肩膀正要把他推出屋外，坐在办公桌前的饭岛却抬手制止了他。
“只要没救回孩子，就不准对铃木商店进行报道。如果允许记者去采访，事情恐怕就瞒不住了，对吧？所以，在今晚的新闻发布会之前，还请新闻界多多配合。”饭岛按捺着性子说。
松井还要开口。这次，昌夫先发制人，一把将他推出了屋子，关上了门。
新闻记者都是些极其无礼的家伙，一群不到三十岁的小青年竟敢挑衅和他们的父亲一样年纪的高级警务人员。按玉利科长的说法，越是以精英自居的记者，越是把政府官员看成眼中钉，越爱宣扬反抗权力机关的思想。这个松井记者，光是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新闻专业毕业的高学历就足以让警方提高警惕。
“喂，再确认一下。”玉利扬了扬下巴。
昌夫打开屋门，朝走廊看去。果不其然，松井正在门外竖着耳朵偷听，俩人的脸差点儿撞在一起。
“我说，你适可而止吧！不然以后禁止你出入警视厅！”昌夫毫不客气地说。
松井虚张声势地“哼”了一声，总算转身离开了。
“好，现在我们开会。落合是初次见面吧？我先来介绍一下。饭岛部长，这是我们搜查一科的落合刑警。”
昌夫赶忙挺起胸膛。警视厅刑事部长是国家高级公务员，警衔是警视监，通常每隔一年半或两年就会轮换。自己这样的小兵能有跟刑事部长直接交谈的机会，简直想也不敢想。除了饭岛部长和玉利科长，屋里还坐着田中科长代理和第五组组长宫下。
“你就是落合啊，请坐！虽然放跑了绑匪是重大过失，不过在综合了解事情经过以后，似乎主要原因是侦查总部的指挥不当，所以你就不必再自责了。更重要的是，不要为了挽回之前的过失而去进行无谓的侦查，否则会出岔子的。破案可急不得。”饭岛部长语气和缓，很镇定地说。
见大领导如此冷静，昌夫略微放了心。宫下也显出一副深以为然、铭记在心的样子。
“从今天起，要重新调整侦查总部的工作安排，要从心怀不满者、心理变态者等多个层面分别安排人手追查线索。第五组主要负责追查宇野宽治那名盗窃惯犯。绑架案发生的当天，他曾与被绑架的孩子在一起，这条线索绝不容忽视。对他的逮捕令已经签发，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找到这个人！落合，你连他的老家礼文岛都去调查过了，应该是最了解他的。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是，明白！”昌夫昂首挺胸地回答。
“今晚的侦查会议在五楼的大会议室进行，届时将向大家传达新的侦查方向。就这样吧。”
饭岛宣布会议结束。昌夫和宫下组长一起走出了部长室，见第二组的长崎组长和另一名刑警正在走廊上等着。看来，部长是以组为单位，分别下达指示。
他们回到位于一楼的第五组办公室，见所有人都在。虽然今天是星期天，但以眼下的状况，自然没有谁还有心情在家里休息。
岩村迎了上来，给昌夫和宫下各倒了一杯茶。
“怎么样？”仁井问昌夫。
“哎，我还以为会被狠狠地骂一顿，会被质问为什么放跑了罪犯之类的，哪知道部长反而鼓励了我一番。”
“嗯，这才是大领导的风范嘛！”
“是玉利科长据理力争的结果。”宫下点上一支烟说道，“浅草的堀江署长想掩盖自己判断失误，一口咬定都是因为落合和岩村擅离现场才放跑了绑匪。这下子可把玉利科长惹火了，直接告到了部长那里，堀江这才承认自己指挥不力。说到底，他们连案子的门道都还没摸着，有什么可狡辩的！”
“原来如此。”昌夫想起了堀江和玉利一同坐在署长室里的样子。从一开始，堀江就处处压制玉利。
“不过，这件事对饭岛部长也有点儿不利呢。他本来今年八月就要上调到警察厅去的，因为没找到合适的继任者，警视总监就挽留他再干上半年。谁知出了这么大的乱子，肯定会影响他的仕途吧！尽管如此，你看看人家，还是一副稳如泰山的样子，很了不起呢，我们下面这些干活儿的不给他争争脸面，行吗？……”森拓朗叹息着说道。
众人都不住地点头。警察的组织架构是复杂的，但人际关系方面十分简单，勇于承担责任的上司就会得到部下的信任。
“好了，在晚上的侦查会议之前，大家可以分头行动。现在还没有找到最关键的线索，不到最后时刻，大家可不能松劲儿啊！如果在今晚八点之前抓住凶手，平安救回孩子，那些关于警察失职之类的传闻就会不攻自灭。请大家加油！”
宫下像是也在给自己鼓劲儿似的，拍着手站起身来。第五组的成员纷纷走出房间，按各自的计划走向大街小巷。昌夫乘上了电车前往东京体育场。不过，他心里明白，那里只是罪案现场，并不一定真能找到什么线索。
十月九日，即赎金被绑匪取走的当天晚上，警视厅虽然要求琦玉、千叶和神奈川三地协助，进行了覆盖一市三县的紧急部署，却没有对可疑人物进行盘查。
惊慌失措的侦查总部首先做的是对绑匪逃脱的事实封锁消息，以致对媒体隐瞒了二十四小时。他们的理由是：以前曾有过先例，被报道逼得走投无路、心理崩溃的绑匪最终杀害了被绑架的儿童。不过这次的案子中，绑匪已经拿到了赎金，所以上述借口并不成立，封锁消息显然只是为了掩盖堀江署长的指挥不当。他虽扬言“二十四小时内抓到绑匪”，却没有制定具体计划，让一线的行动人员不知所措。
这段时间里，昌夫和岩村一直蹲守在铃木商店，苦苦等待小吉夫的归来。绑匪既然已经拿到了赎金，就没有理由继续扣留孩子，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很快就会放他回家。
然而直到当天晚上，没有任何动静。警方在辖区内通报查找迷路的儿童，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昌夫向孩子父亲讲述了在东京体育场内所发生事情的部分经过，这么做的原因是：一来他不想找任何借口，二来上头没下达任何封口指令。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春夫，因为绑匪突然变更了交易时间，警方未能及时部署到位，导致绑匪逃脱。对此，店主倒是没有埋怨警方，只是满怀哀伤地问他：“钱已经给了，吉夫应该会回来吧？”昌夫不敢直视他的目光，只能低头不语。
考虑到如果一直与店主待在客厅里，只怕他还要费心招待自己，昌夫和岩村便挪到厨房里待命，等着电话铃声响起。细野和长崎早就返回了侦查总部，虽然嘴上说着“这么多人待在这里又有什么用”，但其实是因为受不了那种尴尬气氛的压抑感，落荒而逃。
深夜，昌夫在地板上并排铺了两个坐垫，躺下身子。正在迷迷糊糊之际，听到店里传来了某种声音。他走出去，立刻闻到了卤水的气味，见店主春夫正在忙活着做豆腐。看看挂钟，刚指向凌晨三点半。
“您这是……”昌夫问。
“没什么……我想，店里总不能一直不开业。”店主无力地回答，默默地继续着手头的工作。
昌夫感受到了店主的心情，也理解眼下他需要做些事情来打发难熬的时间，便由他去了。
第二天早上、中午……绑匪依然没有打来电话，警方也没有收到任何有关迷路儿童的报告。
如此一来，就不得不设想最坏的情况。每分每秒，昌夫和岩村都在无声的煎熬中度过。
在此期间，店主春夫开门营业了。附近的老顾客见他家一直闭门不出，都十分担心，见豆腐店终于开门了，纷纷前来问候。店主却笑着对人说：“这些天，家里遇到了不幸的事。”让人大感震惊。或许，人一旦陷入极端绝望的状态，便会关闭情感的大门吧！
傍晚，宫下叫他们回去。与前来接替的浅草警署的刑警交接后，二人便回到了警视厅，玉利科长早已等在那里，向他们详细询问了前一天晚上的诸多细节。昌夫听闻侦查总部在报告上把放走绑匪的责任归咎于自己和岩村“擅离职守”，不禁气得两眼发黑。幸亏仁井当时也在场，当即否定了这种说法。了解到实情后，玉利科长立即向堀江署长提出了抗议。如此一来，浅草警署和搜查一科之间的气氛变得十分微妙。
晚上八点，记者俱乐部的一些头头被召集到刑事部长办公室，饭岛部长亲自向记者们说明了案情，包括一名男童被绑架、绑匪拿走了赎金、警方没能当场抓捕等情况，并承认了警方的疏忽。他向记者们要求，将公开报道的时间推迟七十二小时，记者们当场反对，但他以“人命关天，孩子的生命第一”为理由，总算说服在场的记者们同意了。
同时，警视厅仍全力追捕绑匪，却始终找不到他的踪影。不过，终于还是发现了一条比较有价值的线索。案发当天，即十月九日傍晚的六点四十五分左右，在东京体育场北侧的路边，有人看到一名带手套的年轻男子从出租车上下来。目击者是体育场的保安，五十八岁，名叫井出三郎。据他说，刚入秋，那人就戴上了手套，所以给他留下了印象。他还说，那人体形偏瘦，身高大约一米六五到一米七，发型是三七开的偏分，身穿灰色夹克和黑色休闲裤，穿过停车场朝正面方向的入口走去，之后再没出现过。
十月十日，警方找到了该男子乘坐过的出租车。据五十岁的出租车司机浜村龟一说，该男子于十月九日下午六点半左右在浅草千束町一丁目国际大道附近上了车，乘车时只说了一句“到东京体育场”。司机跟他搭话说“今晚那里有近铁队的比赛吧”，他也只是生硬地“嗯”了一声，似乎不愿意与人交谈，之后司机便没再搭话；途中遇到道路施工，司机建议绕路，他也只是简单地“啊”了一声。所以，司机对此人的声音没什么印象。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到达东京体育场付车费的时候，该男子戴着手套向司机支付了二百二十日元的车费。司机称：“他招手拦车的时候没注意到，应该是在坐车途中戴上的。”
从运送赎金的超级卡布上没有采集到指纹，很可能就是因为罪犯戴了手套。如此一来，这位乘坐出租车的年轻人就成了重要的调查对象。
警方立即动员超过百名警员的队伍，开始对千束町一带进行搜查。然而千束町一带过去曾是有名的烟花柳巷，如今密密麻麻地分布着众多土耳其浴室。担心警察前来突击检查的浴室老板和当地的混混们为了给那些在土耳其浴室里工作的未成年女孩争取逃跑时间，在街道上设置了路障，甚至连山谷的左翼分子也闻讯赶来支援，又把事情闹大了。
结果警方逮捕了一大堆与绑架案无关的“妨碍执行公务”嫌疑人，却始终没能找到那个戴手套的年轻人。令昌夫大吃一惊的是，战争已经结束了十八年之久，东京竟然还有这么多藏污纳垢、宛如魔窟的地方。这也说明，战败以来一直被驻日盟军司令部压制的日本警察体系远远没有恢复职能。
侦查总部里弥漫着焦虑的气氛，堀江发出的檄文应者寥寥，有的刑警已经不参加会议了。大场扬言：“一看见堀江的脸，就想揍他。”还公然在会议时间跑到食堂吃晚饭。侦查总部的组织调整势在必行。昌夫甚至想提议：考虑到被害人家属的心情，警方应该派人前去道歉。但这又有什么用呢？
到了东京体育场，见入口处铁门紧闭，四周空荡荡的。虽然今晚将在这里举办猎户座队的最后一场比赛，但上午还没有什么人来。照明灯的铁塔高高耸立，头顶的蓝天有老鹰在翱翔。
从门缝向里面望去，见售票处旁边有一间警卫室，屋里似乎有人影在晃动。昌夫大声喊道：“有人在吗？”一名头发花白的保安从门里朝外看了看，见到昌夫，便戴上帽子迅速走出来。
“您好，我是警视厅的。”
“您辛苦了。这几天够受的吧？”保安很客气地说。
“我来调查点儿事情，请问井出先生在吗？”
“啊，我就是。昨天浅草警署的刑警来过，问了不少事。”
“反反复复的，打扰您了。您后来又想起来什么了吗？比如那个人的长相、表情或穿着之类的，什么都行。”
“这个嘛……警察先生，我当时只不过多看了他几眼。说起来，孩子回家了吗？”
听他这么一问，昌夫反而缄默了。
“啊，我知道这件事还没对外公开。其实昨天那位刑警来的时候，我也问过他：‘这些天来了好几位警察找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跟我说：‘不要跟别人讲啊。有小孩儿被绑架了，交赎金的地方就是这里的停车场。’我听了大吃一惊。”
“啊，原来如此。”昌夫虽然一直很注意保密，但他早就预料到，有些刑警出于调查的需要，会透露部分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