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织一条毛线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比如我的第5号装备，那条红色毛线毯，看着它的纹路就知道制作时花了不少功夫。虽然现在我已经有了许多装备，其中有些完全用不上，有些只会用它们的一部分，还有一些则是过渡性的工具，只在计划的准备阶段有用，到最后的实施阶段就无关紧要了。不过，这条红色毛线毯却是个彻彻底底的宝贝，可以说每一根毛线都派上了用场。我把这件精美漂亮的艺术品拿在手上，红色的纹路就像掌心里流淌的血管一样重要而珍贵。无与伦比的红色毛线毯啊，我赞美你，我的生命就托付给你了。我爱你！
被囚禁的第20天，我像往常一样醒来，厨房里的人还有三天才会过来，冷血医生和废话夫妇也没有要屈尊探望的意思。我放心地以为这一天会平淡地过去，不会来什么人了。但我想错了。
开始的一切都跟平常一样，绑匪在早上8点准时送来了早饭。不出所料，早饭还是厨房里的人提前做好的乳蛋饼，放在那个印着花纹的瓷碟子上。正如前面反复说过的，我对这个傻里傻气的碟子有一种强烈的憎恶，挥之不去。
如今已经是第20天，那个碟子我连碰都不想碰一下。我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把乳蛋饼捏着拿起来，尽量不让皮肤接触到瓷碟子。我把饼放在电视机顶上，打算把机顶盖当作我的新餐盘，然后，我用衣袖做手套，隔着衣服把碟子扔到了地板上。它只配在地上跟灰尘和老鼠屎为伍，等着那个恶棍来收走它。结果，我自己都忍不住笑了，因为理智地讲，这个瓷碟子其实非常无辜。不过，我需要转移一下注意力，发泄心中的不满，再说我也确实讨厌这个碟子上面的图案。
乳蛋饼放在电视机上，我在旁边席地而坐，从这个角度看，我眼中的房间忽然变得不一样了。虽然位置上只是略有差异，但加上吃饭方式和姿势的改变，一切都显得大不相同。或许是因为直起腰来吃饭，血液可以更直接地流进大脑，又或许是因为以前天天坐在床上吃饭，现在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到了床的全貌，不管怎样，我忽然灵光一闪，有了答案。我终于知道要如何把零碎的装备拼凑在一起，组成我的复仇蓝图了。说不定从我踏进这个房间、看到那三根裸露的房梁的那一刻开始，这个答案就已经潜伏在我的脑海中，只不过直到此时，它才跳了出来。我可以把那条毯子变成绳子，这样就万事俱备了。终于，在被囚禁的第20天，一切都变得明朗起来。我不禁对自己感到些微的失望，这么明显的答案，我居然没能早一些发现。
我觉得，即使那些不好的结果已经显而易见，但我们还是会不自觉地逃避，拒绝接受事实，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所以思维才会在事实面前封闭起来。比如，我的母亲明明生过孩子，熟悉产妇的表现，却坚决不肯相信自己的女儿已经怀孕七个月了，直到妇产科医生把检查结果摆在她面前，才不得不接受。所以，思维之所以会阻止我们的计划，让我们无法把每个点连成线，是为了让我们先做好心理准备，然后理智地面对困难、寻求改变。在被囚禁的第20天，我一定是做好心理准备了，因为我终于对整个计划有了清晰的设想。之前，我的复仇拼图上只拼凑了零星的几块，但现在，我已经能看到整个蓝图的全貌了。虽然我本来就坚信自己会成功，但直到这一刻，当我发现毛线毯也是一件武器时，才终于意识到，我一定能解救自己和孩子，一定能复仇。
记住，你被绑架了。他们要抢走你的孩子，把他卖给恶魔，然后再把你丢到矿井去。没有人知道你在哪儿，你必须要自救。事实就是如此残酷，接受吧。你唯一能使用的工具就是这个房间里的东西。想清楚，行动吧。
我带着胜利的微笑，得意扬扬地把乳蛋饼吃得一干二净，电视机顶上一点儿碎屑也没有留下。
编织一条毛线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拆开一条毛线毯，花的时间还要更长。不知为什么，我本能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想赶紧着手干这个活。但我没有贸然行动，而是一直耐心地等着，等绑匪收回早饭托盘，并且领我去洗手间。等这些全部完成后，他离开了房间，此时，我估计在午饭前还有三个半小时可以用来拆毛线毯。于是，我把铁桶的提手卸下来，开始工作。
那天早上的天空泛着淡淡的鹅黄色，这忧郁的色彩莫名让人觉得有些许伤感和寂寞。阳光并不刺眼，跟天空一样，显得十分平静和安宁。这一切都让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误以为这一天将毫无波澜，只不过是又一个平淡无奇、没有希望的日子。但这一点我也想错了。
我忙着跟毛线毯的一角做斗争，这个结编得非常紧，于是，我先把铁桶提手插进结的中心，努力撑大，然后用小拇指的指甲抠缠着的那股线，接着又用整个小拇指去挖，终于把它拆成了一截五英寸长、弯弯曲曲的毛线。光拆这第一个结，就花了我1小时5分钟零3秒。照这样下去，我的计划只能推迟了。在重新制订计划之前，我觉得自己最好先拆上一天，计算出我拆毛线毯的平均速度，然后再做打算。我从那个印着两匹马的粉色笔袋里拿出一支铅笔，画了一个表格来记录我拆毛线毯的速度。
画好表格后，我开始拆第一排结。第16号装备旧收音机中正放着普契尼的歌剧《波西米亚人》。当然，我选择听的是古典音乐频道，因为我需要热烈的起承转合与永恒的深切渴望——就是那种非死不足以平息的情感——来作为我干活儿的动力。这种时候，轻松的流行歌曲也许会让我的心情过于放松，失去奋斗的激情和仇恨的棱角。但是，在过去了十七年之后，现在的我更喜欢“德瑞博士”和“加赖之子”的碎石说唱乐，这些音乐如今倒是可以跟曾经的那些歌剧一样，成为我的动力。如今，已经成年的我每天都听着这种黑帮说唱，像海军新兵一样锻炼身体。我雇了一名退役的海军中士来帮我制订训练计划，他成天冲我怒吼，骂我是“一摊烂泥”。不过，多亏了有这些节奏和内容都颇为尖锐的音乐相伴，我现在已经能够连续完成15公里全速跑和999个仰卧起坐，那位退役军官也对我露出了不加掩饰的赞许笑容。经过每天的魔鬼训练，我已经变得非常强大，现在，谁也没法再把我掳走了。
有时候，在艰苦的训练过程中，我也会在这位老军官的脚边吐一口带血的唾沫。我这么做并非轻蔑之举，而是满怀敬意的，这就像一只猫把咬断脖子的老鼠放在主人家的门廊里，然后大叫一声：喵。
好了，现在的事儿就先不说了，我们还是接着谈过去吧。
在第20天开始干活的第2个小时，一只黑蝴蝶用翅膀从外面拍打着高高的三角窗，然后趴在了玻璃上，翅膀张开着。它是不是来提醒我有危险呢？你是不是在警告我什么？宇宙中有许多未解之谜，万物之间又有某种无形的联系，说不定它当时真的是来提醒我的。
我出神地看了它一会儿，然后把红色的毛线毯放在床上，踮起脚尖靠近窗户，更近地观察着它。但它的位置实在太高了，要想看清它，得有屋子的一半高才行。你是来看我的吗？美丽的小天使，快去找人帮忙，告诉他们我在这儿啊！
我踉跄着走近了一些，抚摸着肚子，抚摸着我的孩子。我站在窗子下面，使劲向前靠，直到我的脸贴在了冰冷的墙上。但由于肚子很大，只能弯着腰。我闭上眼睛，试图感受从上方传来的蝴蝶的心跳。这就是孤独吧？我孤独吗？请用你的翅膀摇一摇这面墙，告诉我你能听到我说话。小蝴蝶，好朋友，求你了。随便跟我说点儿什么都可以啊。求求你，救救我，帮帮我，摇一摇这面墙吧。
这时，我不再压抑情感，轻轻地啜泣起来。我想起了妈妈，想起了爸爸，想起了我的男朋友，他还是我肚子里孩子的父亲呢。我多想再见他们一面，让他们亲切地拍拍我的背，或者温柔地亲亲我的脸颊。
但是，我没有在悲伤中沉浸太久，仿佛自己走到了道路的拐角处，在泪流满面中，这一天的计划、我的全部计划，乃至我的整个未来，都迎来了一个突如其来的转折。当时，我因为难耐的忧郁和孤独而垂着肩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房间外的楼梯忽然响起了重重的脚步声。来人走得很着急。那只蝴蝶倏忽之间便飞走了，我迅速冲到床边，叠起毛线毯，并把画了图表的笔记本塞进褥子——之前，我曾在褥子靠近墙壁的一面开了一道六英寸长的口子——还剩最后一秒钟，我把铁桶的提手搁在铁桶上，让它看上去仿佛没有被卸下来一样。下一秒，他就闯了进来。
“关掉收音机。跟我来，快，别出声！”
我听出了你的害怕，嗅到了你的恐惧，这是怎么了，亲爱的看守大人？我故意愤愤地用袖子擦去眼泪，仿佛是在激烈的街头打斗中擦去脸上的鲜血，然后昂起头，继续挑衅地看着对手。来啊，胆小鬼！
我拖拖拉拉地走向收音机，慢吞吞地把它关上了，像个偏执的小孩儿一样无精打采、死气沉沉，丝毫不管他在旁边已经快急疯了。
“你他妈的倒是快点儿啊！要是再这么磨蹭，我就把你从楼梯上一脚踹下去！”
逗你玩儿呢，蠢货，耍你实在太容易了。
于是，我又开始演戏，变回了那个普通、顺从的被囚女孩儿。我低着头，用颤抖的声音像往常一样回答：“好的，先生。”
“走！”
你的心思真是太好猜了，没脑子的畜生。把我踹下去？你敢！要是那样，你这赚钱的买卖就做不成了。
他抓着我的小臂，使劲拽着我往外走，我一时失去平衡，差点儿一头栽倒在铁桶上。虽然我勉强稳住了身子，但糟糕的是，我的脚蹭到了铁桶，在接下来惊心动魄的三秒钟内，我死死地盯着铁桶的提手，它正在铁桶的边缘来回地摇晃。如果它掉下来，他一定会走过来查看。那样一来，他就可能发现我的秘密了，就算他想不到我是在密谋逃脱，他也会另外拿一个桶来，到时候就不一定有金属的提手了。别掉，我需要你！别掉，别、别、别！别掉，千万别掉！它还在摇晃。我被拽到门口，头还扭着向后看，我看到那个神赐的提手竟然克服了重力的诱惑，如我所愿地留在了铁桶边上。一定是黑蝴蝶保佑了我。它没掉，它没掉，它没掉！
他在楼梯口停下了。周围的墙上贴着棕色和暗红色的印花壁纸，湿冷的空气和昏暗的灯光让我判断出，这应该是一栋很老的乡下房子。
他死死地抓着我，我的手腕都快被拧断了。他沿着楼梯的栏杆向下看，然后又朝着窄窄的台阶向上看。他的目光在这两个方向之间游移徘徊，似乎难以抉择。一个敲门声打破了凝滞的空气，我估计应该是有什么不速之客来到了楼下的厨房门外。他瞬间僵住了。仿佛一只掉入猎人陷阱的野兔子。
他的样子就像是一只蜥蜴知道自己的伪装已经暴露了。他用沙哑的声音低低地说道：“你如果敢发出一丁点儿声音，我就用钝刀子把你父母的心脏一点儿一点儿挖出来。”
“好的，先生。”
我们两个就像是在高高的草丛中匍匐前进的逃兵，他用胳膊肘向前指了指，招呼我道：“轻轻地走。去楼上，就现在。快、快、快！”
好的，长官。
我按照他说的上了楼，他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头都快碰到我的屁股了。我很想说一句，把你的猪头挪开，但是我没有说，我忍住了。他推着我的脊梁骨，让我走得再快一些。
“快点儿！”他用沙哑的声音嘶嘶地说道。
上完最后一级台阶，我来到了一个狭长的阁楼。一眼望去，阁楼有四分之三个足球场那么长，我这才意识到这栋房子很大。两侧还有四个向外凸出的地方，是四个侧翼房间，其中一间的正下方就是我被关押的房间。
“一直走到头，那儿有个衣柜。快！”
他使劲推着我，我简直就是在蹦着走。他疯狂地低声重复着“快点儿”。我一边走一边抓紧时间打量周围，可惜这一路上都没见着什么东西，也许这里先前放了些什么，但显然都被搬走了，地板也打扫得一干二净，连个老鼠夹都没剩下。
最后，我们来到一个独立的双门衣柜前，它的顶部有通风口。他把我塞进衣柜里，关上门，从外面给门把手上了锁。他瞪着眼睛，眼皮像沙皮狗一样耷拉着，凶狠地透过门缝朝里看着我。
“你哪怕是放个屁，我都会杀了你的父母。明白吗？”
“明白，先生。”
他走了。
我只能听见他从阁楼下到一楼的脚步声。然后，我似乎听到了轻微的说话声，应该是他打开门跟敲门的人打招呼吧，但我离得实在太远了，说不定这说话声只是我想象出来的。接着，周围一片死寂，姑姑去世的时候，我们家里就是这样。一切都静止了，听不到任何声音。不知道我的那只黑蝴蝶在哪儿呢？
我不知道楼下是谁来了。怀着一丝希望，我想象出一位多疑的侦探，他绝对不会信任门口那个蠢货是清白无辜的。我思索着，是不是应该尖声大叫、用力跺脚，拼命地摇晃这个衣柜做的新笼子。最后，我决定还是不要冒险，事实证明，多亏我没那么干。
于是，我不再面朝橱门，而是转过身子，靠着衣柜侧壁滑坐下来，身体两旁只有一根手指的距离可以供我稍微挪动一下。我的瞳孔花了三十到四十秒才适应衣柜内昏暗的光线，然后，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在黑暗中，我看到有一样东西挂在衣柜一角的钩子上，仿佛一枚钻戒在树枝上闪闪发光：那是一条一英寸宽、三英尺长的白色松紧带，以前奶奶自己做尼龙裤时，就把这种松紧带缝进裤腰。对吧，奶奶。我一把抓过那条松紧带，塞进我的内裤藏起来。这是我的第28号装备，松紧带。
衣柜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猫尿味，让我有些想吐，同时却又想起了妈妈。
凡是妈妈言之凿凿下的结论，从没有错过。有一回她说：“这房子里有猫。”
爸爸笑着回答：“咱们家没养猫。”
爸爸说肯定是妈妈的鼻子闻错了，家里一整个冬天都没有通风，难免有陈腐的味道。但妈妈却说：“这房子里有猫，就跟我是这孩子的母亲一样，千真万确。”她一边激动地说着，一边用手指着我，就好像我是重要的呈堂证供似的；她的另一只手叉在腰上，背挺得笔直，高昂着头。她把我跟爸爸当作法官，然后发表了开庭陈述：“这房子里有猫，我会证明给你们看的。”
爸爸就怕她干这种事儿，所以早早地把手电筒藏在了工具箱里，结果还是被她抢走了。她一直找到凌晨三点，把柜子、阁楼、地下室裂缝和各种边边角角都翻了个底儿朝天；她还把车库的空隙和院子里的树洞都上上下下地搜查了一遍。她翻箱倒柜的时候，手电筒的灯泡从白色变成黄色，从黄色变成橘黄色，然后变成棕色、灰色，最后彻底黑了，不亮了。
虽然她连一根猫的胡须都没发现，但是每过一小时，她就会对我和我爸——两位无精打采的法官宣称一遍：“这房子里有猫，我会证明给你们看的。”到了半夜，爸爸实在撑不住去睡觉了，就只剩下我听她重复这番话了。第二天，爸爸作为家里唯一有资格指责妈妈的人，终于阻止她继续忙活了：“我不管你是要证明自己飞得比光快，还是要证明家里有一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猫，都不许干了，停手！”
我当然是一次都没有质疑过妈妈的话，因为，我知道家里确实有猫，而且我知道那只猫在哪儿。
趁着爸爸正在劝说妈妈别再找了，我偷偷地溜出门，跑到屋后白桦林中的一片空地上。黄色的蒲公英像地毯一样铺满了这片圆形的开阔土地，这个隐蔽的小基地就像一座小屋，黄色的蒲公英是地板，笔挺的白桦林是墙壁，蓝蓝的天空是天花板。我把猫藏在了这里。
他们不知道我跑到哪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