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纽约皇后区的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参加了戏剧社，曾在午夜跑遍大街小巷表演小型百老汇戏剧，这些戏剧都是由纽约大学的研究生创作并导演的，他们辗转于灯光黯淡的小剧场，寻求一切机会来展示自己的作品，期待着在某一天，能有一个深夜评论家偶然发现他们的杰作，让他们一炮而红、一朝成名。
那些业余制作人都喜欢选我来演，因为我是个混血儿：父亲是越南人，母亲是土生土长的纽约州罗切斯特人。从外貌特征上看，我是典型的东西方混血，但骨子里却有99%都属于美国，剩下那1%是因为我父亲坚持全家人每个月要吃一次越南河粉。
在演剧的过程中，我遇到了我的妻子桑德拉。她也参加了圣约翰大学的戏剧社，在曼哈顿区表演单口喜剧，演出时间也是后半夜。在课余时间结束社团活动后，我们会分享同一个金枪鱼三明治，然后搭电车回市区。那时，我们很幸福，彼此相爱。我学的专业是刑事司法，当时选这个专业是为了让父母高兴。现在看来，也许从很久以前开始，我就下意识地选择了自己这辈子注定要走的路。
最初也许只是想试一试，也许是因为桑德拉的玩笑激怒了我，又或者是因为我们订了婚，女友变成了未婚妻，我觉得自己该找一份工作了，不管怎样，事实就是我向联邦调查局递交了职位申请。总之，我这么做的理由大体上也就是这些吧，现在也无须深究了。
要是我没有在学术能力测验中取得超高的分数，或是没能拥有“非凡的记忆力”该有多好。我有轻微的超忆症，年长的探员打眼一看就知道我记忆力很好。如果我的视力不是比战斗机飞行员还好，如果我能像戏剧社里其他的夜间表演社员一样只是糊弄一下学业，也许联邦调查局最终就不会收我了。那样我的生活可能就不会过得如此悲惨了。如果我和桑德拉一直在午夜小舞台上表演戏剧和喜剧，也许会比现在幸福一些。
转眼之间，我已经在联邦调查局摸爬滚打了十五年，仿佛在步入其中的那一刻就掉入了时光隧道，十五年一晃而过、转瞬即逝，充满欢声笑语的快乐时光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你用梦幻般的视角去观看世界，生活会显得十分有趣。桑德拉备受上帝的眷顾，没有丧失这种视角，而且她也没有因为我失去了这种可爱的视角而瞧不起我或嫌弃我。相反，她总是不遗余力地想要把我从沮丧的情绪中拽出来，不厌其烦地把我看不到的美好指给我看：“亲爱的，其实，仔细看你会发现……”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我在众多错综复杂的案件里努力了十五年，如今又一次独自来到空荡的案发现场寻找蛛丝马迹，试图解救一个被绑架的怀孕少女，这样的我已经难以回到学生时代那简单美好的世界了。而且，桑德拉不是我生命中唯一的女人。我还有一个工作上的搭档，为了保护她的身份，我暂时称她为“洛拉”，至于个中缘由，容我以后详述吧。
有些案子根本没有线索，有些案子的线索又太多，有些案子会有好几条有用的线索，由此可以引申出更多的线索，还有些案子只有一条线索，虽然是有用的，但要费一番功夫才能将推理进行下去。多萝西·msubxml:lang="zh"lang="zh"·/sub萨鲁奇的案子属于最后一种，只有一条有用的线索，那就是面包车，但要从那辆面包车找出其他线索，还需要付出更多艰苦的努力。那只黑色的低帮匡威鞋根本都不能算是线索，单凭女孩儿丢下的一只鞋子，又怎么能找到她呢？鞋子上既没有袭击者的指纹，也没有袭击者的血迹，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用处。因此，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寻找那辆面包车的踪影上，我把当地和周围地区近期所有的道路监控录像都调了出来，仔细排查，还调取了从事发地点通向所有过路收费站的监控录像。
我不停地察看监控录像，直到八天后的一个晚上，我终于看到了一辆挂着印第安纳州车牌的1989年产雪佛兰街景系列栗色面包车，这辆车拐来拐去，像蛇一样蜿蜒曲折地通过了收费站。那个见过面包车的学生母亲也确认说：“没错，绝对就是这辆。”我派出一个双人小组到总部去调取高速公路监控录像，全力追查这辆面包车的行踪。同时，级别比我低两级的搭档则负责调查印第安纳州的机动车记录，并最终向我报告说发现了十四辆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登记在册的栗色街景系列面包车，这些车都是符合描述里的那些特征。
我之所以要特别提到我的级别比我的搭档高，只是觉得有些好玩，因为她根本没把我的级别放在眼里。我敢说，她觉得自己不仅在我之上，还在上帝之上。她就是“洛拉”，我们都这么叫她。
无论这些登记在册的面包车的现有记录情况如何，是否作废、取消或延期，我们都决定按着登记的地址挨个儿察看，不能有遗漏。这项工作让我们几乎跑遍了整个印第安纳州，还不得不去了伊利诺斯州和密尔沃基州的部分地区以及俄亥俄州的一小片地区，因为有的车主去度假了，有的车主搬家了，还有的车主干脆把车卖到别处了。我们一一排查每个登记车主和现任车主，这也就意味着要跟他们面谈、做侧写、检查财产、观察肢体语言以及确认不在场证明。
其中，有一个登记车主已经死了。
还有一个登记车主上个月刚出了车祸，他开着面包车一头撞上了一辆装满保时捷911的运输卡车。他给我们看了报道这场车祸的报纸，“咯咯”地笑着说：“该死的保时捷。我真不喜欢那些小车。开着那么小的汽车，怎么过泥巴路和石子路呢？”
有一个登记车主刚开始不愿意让我们检查他住的农场，不过，在经过我们耐心、合理的劝说后，他最终还是同意了。我们进屋时，他匆匆地搬走了几盆植物。我对你种的大麻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我来是为了一个被绑架的女孩儿，蠢货。
有八个登记车主是非常普通、平淡无奇的人，我这么说的意思是指他们没有任何嫌疑，而且情况基本一样，在我看来他们彼此就跟克隆人似的毫无差别。当然，我相信他们每个人肯定都有出色和特别之处，但在一个探员眼中，他们都属于一类人：无辜、已婚的退休人士。而且他们都很善良，几乎每一家的妻子听了我们的来意后，都为那个被绑架的女孩儿落下了同情之泪，并且对自家的面包车拳打脚踢，仿佛是在惩罚它居然胆敢和那辆作恶的车相似。在这些面谈中，洛拉一直跟随我左右，受访者都对她侧目而视，我觉得他们的目光仿佛在说：“我们又没犯罪，这个女探员非得这样盯着我们看吗？”
有一位登记车主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在大部分走访调查中总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位车主似乎没有正式工作，邻居也都不知道他去了哪儿。他登记的住址是圣母市郊外的一个小镇。他住在一栋很大的白色尖顶房子里，房子建在一条两百英尺长的车道尽头，脏兮兮的车道旁长满了松树。他的房子后面是一片平坦的草地，上面有一座高耸的红色仓房，仓房的位置很隐蔽，从路上是看不到的。自然，我对这个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邻居们做证说曾见他开过一辆栗色的面包车，但早已记不清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他常常出门，也不知道是去哪儿。”
我把名片给了他的邻居，告诉他们如果见到他就马上给我打电话。为了拿到搜查令，洛拉对当地法官穷追不舍，不管他在吃饭还是睡觉，她都锲而不舍地在外面敲门。虽然我没跟她一块儿去，但我能想象出那样的场面。尊贵的法官大人肯定受不了这种折磨，最后只能在搜查令上签了字，而洛拉则在一旁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签字，顺便还抢走他一块奶油吐司面包作为补偿，因为她觉得她自己的法律才是至高无上的，要她来寻求法官的许可，实在是太“委屈”她了。她说：“只要能找到这些被绑架的孩子，我们应该想搜哪儿就搜哪儿。”这一点我是同意的。什么隐私权，什么合法程序，都去他的！这些规定只会拖延办案速度，只会浪费时间。不过，我还是不赞同她胁迫法官签字的做法，而且她还吃了人家的面包，毕竟面包是无辜的，我们要找的是面包车。
出人意料的是，我们刚拿到搜查令，那位车主的邻居就打来了电话，“他回家了。不过他开的是一辆黑色小卡车，目前我还没看到面包车的影子。”
我们开车沿着单线公路返回嫌疑人家，两旁是浅浅的水沟和大片的田野。我和洛拉把车窗摇了下来，一路上都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沾满露水的青草和潺潺流动的泉水的气息。这就是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印第安纳，我来到了这里，却离开了她。麦田与我做伴，明月照我回家，心中常念着她。印第安纳，印第安纳。伴着寂寞的微风，几个空荡荡的秋千仿佛在“吱吱呀呀”地唱着这首摇滚乐，萦绕在乡间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在嫌疑人家门前的车道上见到了他，这位神秘男子正站在那儿等着我们。已经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了，看来镇上居民关系都很紧密。他穿着褪了色的背带牛仔裤，蹬着一双铁头工作靴，歪着的嘴里叼了一根烟斗，样子就像传说中的伐木巨人。我问他是不是罗伯特·麦圭尔，他纠正道：“还是叫我博伊德吧。罗伯特是我的教名，但我老妈总是叫我博伊德。”博伊德是个养鸡的农民。
我们做了自我介绍并出示了警徽，博伊德则请我们进了屋。进去后，他灭掉了烟斗，把它放在门廊里白桦木做的牌桌上，说道：“只有客人才能在家里抽烟。刘探长，如果您有烟草的话，不妨就用这个烟斗抽两口吧。我老妈总是说，只有客人才能在我们家里抽烟。”
我和我方下巴的搭档都发现了，到目前为止，博伊德既没有跟她正面打招呼，也没有对她说可以在屋里抽烟。不过，我觉得博伊德并没有性别歧视的观念，他之所以有些迟疑，大概是因为洛拉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而且洛拉的嘴里嚼着烟草，时不时地还朝他的花盆里吐一口烟草渣。我没有阻止洛拉，甚至都没有警告地看她一眼，因为我已经试过许多次，想让她改掉这坏毛病，但都以失败告终。她总是回答说：“刘，我干着这份压力巨大的工作，还在黑暗的地下室和小房间里见了那么多可怕的罪行，你就别再管我了。还不如闭上嘴，给我买杯健力士黑啤啊，老大。”她说得倒也在理，不过，我这十五年联邦调查局的生涯之所以会如堕地狱之中，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她那十分严重的烟瘾和酒瘾。说到这儿，顺便再小小地提一句：洛拉爱往身上喷大量的男用古龙香水，不管是白天上班，还是夜晚执行任务盯梢，她身上总是有一股呛鼻难闻的古龙水味道。
博伊德家里不算太乱，但布满了灰尘。锅和盘子堆在水槽中，一股酸溜溜的奶味飘来，空中还盘旋着不少苍蝇，我估计那些盘子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清洗了。一个铝皮垃圾桶敞着盖，最上面堆着一摞未拆的信件，由于堆得太高，有些还掉在了地板上。铺着油布的矮柜子上横七竖八地放了十几卷湿答答的报纸。在蓝色的冰箱前，铺着一块五颜六色的手工地毯，上面趴着一条巨型的英格兰牧羊犬，我们进来时，它只是懒懒地抬了抬眼睛。
博伊德介绍说：“那是老妮基，请别在意，它很爱放屁，不过对我来说是条忠诚的好狗。”他用手势比画了一个喝东西的动作，然后指了指咖啡过滤器，示意要为我们泡咖啡。我和洛拉都谢绝了。
在厨房里，我跟博伊德面对面地坐在一张淡黄色的桌子边，桌面压了塑料硬贴面，细细的桌腿是铬合金的。洛拉像个哨兵一样笔直地站在我身后，依旧目不转睛地盯着博伊德，看得他都有些不自在了，她的胳膊高高地端在被束平的胸前，我不知道她是用什么来束胸的，也从没问过，搞不好用的是强力胶布吧。
博伊德挑了挑浓密的眉毛，努了努嘴，仿佛在说，开始吧，刘探长，我正洗耳恭听呢。于是，跟这位博伊德·lsubxml:lang="zh"lang="zh"·/sub麦圭尔先生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了。我把交谈的每一个字都记在了脑海中，以便之后能够记录下来。当我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记录谈话内容之时，洛拉就像一个吸血鬼一样在周围的小镇上游荡，试图找一些喝醉了酒而毫无戒备之心的当地人问一下，“有没有碰巧看到或听到些什么”，或者“怀疑镇上哪个人有可能是变态”。她之所以常常在夜晚出门，就是为了获取这些茶余饭后的流言和街头巷尾的秘闻。
其实，我很欣赏洛拉。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她在各方面都是一位优秀的探员，因此，我们也只好对她那些特立独行的做法忽略不计了。正是凭借她那些颇具争议的策略，我们解救了许多孩子。我就像一条饿犬一样，不管她往我的碗里倒出什么情报，我都会美滋滋地欣然吞下，从不质疑。我只能拼命地用这种办法来填平内心的沟壑，那是数十年办案生涯给我带来的伤害。
“博伊德，在我向你提问的时候，我的搭档能否到你的仓房里去看一看呢？”
“成。不过，你们到底想找什么？”
“不知道。博伊德，你有什么东西藏起来了吗？”
“没有，我没什么可藏的，你们想看哪儿都成，我可是个老实人。”
“谢谢你，博伊德。非常感谢你的配合。”
洛拉一向雷厉风行，博伊德话音未落，她已经飞快地出门寻找线索去了。
“听说你有一辆栗色的雪佛兰面包车，是吗？”
“是啊，不过已经卖出去大概有三个月了。”
“是吗？你把它卖给谁了？”
“我也不知道啊，刘探长。”
“不知道？”
“我就把车停在这路边，上面挂个牌子，写着‘本车出售’。对了，我还把卖车广告登到报纸上去了。于是就有个家伙找过来，说是刚从火车站搭车过来的。然后他就付了钱，是2200块。买卖就成了呗。”
“那车辆登记怎么办的呢？你有没有跟他提过，你们得去车管所修改登记册上的车主信息？”
“当然提了。不过，他说这事儿他会去办的。自从我老婆露西去世之后，我就弄不来这些个文件。再过一个月，她就走了满三年了。愿上帝保佑，让她安息吧。以前都是她来处理那些乱七八糟的令人头疼的手续，现在她死了，我又从来没弄过，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弄。刘探长，你就是为这事儿来的？联邦调查局不是一向只管大案子吗？我真没想过卖个车还能惹上事儿。刘探长，不管你想要知道什么，我可是都说了，真的没有一点儿隐瞒。”
“不不不，你别紧张，不关你的事，博伊德。你还记得买车的人长什么样子吗？”
“不好说，我有点儿描述不上来。我只记得他肚子挺大，长得也不怎么好看。我想，他那头发应该是棕色的，对，就是棕色的。呃……这笔买卖十分钟就成了，我还真没怎么仔细瞧他。我就给他看了看车的发动情况，还给他看了一下汽车杂物箱里的介绍手册，那是我先前扔进去的。对了，那辆车里还有个老炉子。就这些了。”
“你的车牌上有没有写着‘山地人之州’的字样？”
“那当然。我表弟博比的儿子以前在印第安纳州州立大学的篮球队里。刘探长，我为他感到自豪，为他们队感到自豪，也为我们州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