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我穿上西装打了领带走到窗前观察天气是否会有改变。外面阳光普照，感觉清冷，我希望能一直保持这样。凡登大厦公园路边的板凳上有样东西吸吸引了我的目光，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弯腰伸手够向一块石头。我走下楼，但没有左转去乘地铁，我过街走向那个一头白发的清瘦的黑人。他手上拿着一份《纽约时报》，打开到棋局专栏的那页，一边用他自己的棋盘和棋子解答。
“你今天穿得真整齐，”他说，“我喜欢你的领带。”
我谢了他。我说：“巴里，今天下午他们给乔治举行告别式，我要去布鲁克林走一趟。”
“是吗？”
“他弟弟打电话告诉我的。只有家里人，不过他说欢迎我去。”
“今天的天气正适合，”他说，“没下雨。”
“也欢迎你去。”
“去参加丧礼？”
“我想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去。”
他打量着我，看了好一阵子。“不，”他说，“我不想去。”
“如果你觉得你会格格不入，”我说，“嗯，天哪，我跟你是一样的。”
“你说对了，”他说，“我们两人都是同样肤色，穿着也一样。”
“哦，别这么说。”
“其实，”他说，“不论我是不是能跟他们合得来都无所谓。我不想去。你回来后告诉我就行了，如何？”
我坐上d线地铁。他们在诺斯兰德大道上的殡仪馆举行告别式，去的人将近有五十人，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多。汤姆及其太太，他姐姐，他们的亲戚，邻居，还有戒酒协会里的朋友。大部分是白人，几乎都打了领带，但也有几个黑色的面孔，有几个没穿西装的。巴里来的话，并不会显得有多突出。
棺材已经合上盖子了，仪式也很简单。主持告别式的牧师并不认识乔治，他谈到死亡是从身心束缚中得到解放。面纱掉了下来，他说，而盲人又重新看见。他的灵魂高高飞去。
汤姆接在他的后面简短地说了几句。从某一方面来说，他说，我们早已失去了乔治。“但我们还是一直爱着他，”他说，“我们爱他甜蜜的一面。而且我们总是心存一线希望，有一天阴云散去，我们又重新得到他。现在他走了，我们从没有得到他。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是跟我们在一起了，而且他再也不会迷路。”他的声音沙哑，但还是挤出最后几个字，“我爱你，乔治。”他说。
唱了两首赞美诗，一首是《前进吧，基督的士兵》，另一首是《对我忠实》。由一个深色头发长及腰部的肥胖女子一人独唱，她的声音浸满了整个房间。在听第一首诗歌时，我想到乔治穿着他的军用夹克，口袋里装满了弹壳。这个老兵现在已悄然远去。在听第二首时，我记起一张特洛尼奥斯·蒙克1的老唱片，同一首歌，另一种唱法，只有八个音符，但回荡幽远。简·基恩有那张唱片。我已经有多年没有听了。
1特洛尼奥斯·蒙克（theloniousmonk，1917-1982），美同着名爵士音乐家。
告别式过后有车队跟着灵柩直送到皇后区的墓地，不过我没跟去，我坐上地铁回到曼哈顿，发现巴里还在原来的地方。我坐在他的对面一五一十告诉他乔治的丧礼。他听完之后建议我们下盘棋。
“就下一盘。”我说。
他轻而易举地就赢了我。当我按下我的国王，他建议我们喝一杯来悼念乔治。我给了他五块钱，他拿了一夸脱的麦芽酒和一杯咖啡回来。他喝了好几大口后盖上瓶盖，说：“你看，我从来不去丧礼的。我不信这一套。有什么理由要去？”
“这是说再见的一种方式。”
“我也不信。人来人去，世界就是这样。”
“我想是吧。”
“只是你已经习惯了。乔治来了，而我对他逐渐习惯，习惯他就在附近。现在走了，我也习惯了。如果你有点耐心，你对任何事都可以习惯。”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他们终于通知可以领回格伦·霍尔茨曼的遗体。我想如果他的遗孀去要求的话，他们大概就早点做了。我替莉萨打了几个电话，安排人送他的遗体去火葬。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
“好像没有真的结束似的，”埃莱娜说，“难道不该有某种仪式？一定有人会去。”
“大概他办公室的人会去，”我说，“但我不相信他有什么朋友。对她来说，最好的是一个简短的私人火葬，没有任何仪式。”
“她一定得去吗？你想你该跟她去吗？”
“她似乎一切都安排好了，”我说，“而我从现在开始最好不再插手。”
所以当莉萨去拿她丈夫的骨灰时，我并不在场。但一两天后，当我晚上十点去过一个戒酒聚会后，我又感到坐立不安，我既不能借走路平静下来，也不能靠自己劝说自己按捺下来。于是我拿起电话。“我是马修，”我说，“你想要人陪你吗？”
第二天早上我走到中城北区分局。乔·德金不在，不过这次我不需要他的帮忙。我找了几个警察，向他们解释我代表霍尔茨曼的遗孀而来，他们还来的霍尔茨曼私人物品并不全。“她从来没有拿回他的钥匙，”我说，“他一定带着他的钥匙，而她从没有拿到。”
没有人搞得清楚。“呸，狗屁，”一个警察说，“叫她换把锁。”
我在曼哈顿刑事组及中央验收处又碰到同样的情形。我花了大半天的时间打搅那些有更重要事情要做的人。但接近黄昏时我口袋里装着一把钥匙走出了警察局。要证明它们是霍尔茨曼的钥匙并不难——有一把开了他们公寓的门。要选出他保险箱的钥匙也很容易，而且我银行里的一个工作人员有个图表，能帮助我们查出那个保险箱在哪个银行的哪个分行。
德鲁·卡普兰得到官方许可开那个保险箱，他和莉萨一起去的，同时陪一旁的还有甩不掉的国税局人员。我猜每个人都在期望看到现钞及南非的大块金币，但里面没有任何东西足以让人心跳加速。出生证明，结婚证明，不明人士的小照，格伦学生时代的照片。
“那个从国税局来的讨厌鬼无法忍受这种事，”德鲁告诉我，“如果他没什么东西，他干吗要搞个保险箱？而且何不租个最小的？他说一定曾经有别的东西在里面，显然是以为我们先开了箱拿了现钞，然后才通知政府的。我建议他去查银行的记录，证实自从保险箱所有人死了之后，并没有人碰过这个保险箱。其实他早就知道了，这个可恶的杂种，但他觉得不管怎么样，政府一定是被骗了。”
“政府被骗了是没错。”
“我也会这样说，”他说，“如果要我来猜，我会说她在柜子里发现的钱原来是放在保险箱里的。根据记录，死前一个星期他曾经去过那里。我想他拿出了钱，放进铝盒藏到衣柜里。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可能急需现钞。”
“这是一个可能。也可能有现金交易，或他希望他有办法带着钱跑。我还想到一点是他说不定有预感。”
“我最喜欢你这样的猜想，”我说，“他感觉到他可能有危险，而他想确定她能拿到钱。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保险箱里没有任何会引人尴尬的东西。他早已想过国税局的人会从他的寡妇肩膀后面探头探脑。”
“而且我们知道自从他告密了他的阿尔舅舅后，他对国税局再熟悉不过。”
“我们又知道他很喜欢她，”我说，“因为他选了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作为号码锁的密码。”
“我不知道这点。”
“五一一，”我说，“五月十一号。”
“很亲密。”他说，“你能找到钥匙也不容易。”
“哦，它们迟早会出现的。”
“我可不敢打赌，”他说，“如果你想藏到一个永远不会被人找到的地方，跑到警局的仓库四仰八叉睡在架子上，保准没人找得到你。他们有彼得·斯特伊弗桑特1的木腿，你也可以拿特威德2的钱包当枕头。”
1彼得·斯特伊弗桑特（peterstuyvesant，1591？-1672），荷兰在美洲的殖民行政官，曾任荷兰西印度公司分公司经理、荷属北美及加勒地海地区总督，建立新阿姆斯特丹（即后来的纽约市）市政府。
2特威德（williammarcy“boss”tweed，1823-1878），美国政客，在纽约建立“特威德集团”，结党营私，侵吞巨额公款，因伪造和侵吞公产罪被捕判刑，死于狱中。
应该到此结束了。
我做了我被雇用该做的事。我没有发现是谁扣的扳机，但这不是我分内的事。我被雇来保护莉萨·霍尔茨曼的财务利益，看起来我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我最后一件替她做的事是陪她再度前往德鲁的办公室，在那里我们拿回藏钱的盒子。我们坐出租车到曼哈顿，在第二大道的一家银行，她仍保留以她婚前姓名开的户头。她租了一个保险箱，把钱放了进去。如有必要，这些钱可以永远留在那里，或是等一天有人找到一个好办法来洗钱。
我付出的时间得到优厚的报酬，但我曾做更少的事而赚更多钱，所以我从不觉得我收费过高。
不论如何，有得有失。在我帮莉萨藏好她的钱后一个星期左右，我替一个在切尔西贫民公寓的女人做了点事。一个在戒酒聚会认识的人介绍我去的。这个女人是一个姐妹的朋友，或是一个朋友的姐妹之类。她发现她的同居男友竟然强奸了她九岁的女儿，于是把那个男友赶了出去。但他回来痛揍过她两次。第二次发生后她报警要求保护，但这只有在事发后才有用。他很快又来了，而且还再度强奸了她的女儿。她又报了警，警察也下了拘捕令抓他，但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里，而且警方对这种所谓家庭纠纷的案子，是绝对不会投入大量人力的。
我住进这个女子的公寓，住在里面保护她。她的美是一种丰厚的、即将熟透的美。她每天都喝酒喝到神志涣散，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一玩牌就好几个小时不停，在我住的那五天里从来没关过电视。
我整天坐在椅子上看书，如果电视上刚好有我可以忍受的节目我就看看。接近午夜的时候埃迪·兰金会过来。他偶尔给“可靠”侦探社打打零工。兰金个子大，反应快，对暴力着迷。我想那个男朋友最有可能夜里来，打起架来有埃迪不错。他和我胡说八道个把钟头直说到我瞌睡不支，我就在沙发上打个盹。五点左右他把我叫醒，我给了他一百块钱打发他回家。
我正觉得自己可能熬不过一个星期，但在第五个晚上，那个男朋友来了。当时大概是两点半。小女孩在她自己的房间睡觉。那个女人像每个晚上一样，在电视前面的椅子上躺倒。电视仍旧开着，埃迪在看，我在打瞌睡。我听到有钥匙开锁的声音，坐起来避到沙发的另一边，此时门开了，那个男友眼神疯狂，大吼大叫地闯了进来。
根本不需要我出手。他没来得及走两步，埃迪已经打了过去。他抡起左拳猛击他的肋骨下方，他一定打到了肝脏，因为那个可怜狗娘养的立刻就败下阵来。他像被枪击中一样一头栽倒，就在他倒地的时候，他的脸陷在埃迪的膝盖里。
我们可以去叫警察。假如她够清醒的话也可以去告他。但他会被保释出来，像他这种人总是会被保出来，然后他可能会过来杀死她。如果我们不在的话，他可能这次就干了。在他趴在地上呻吟时，我过去搜了他的身，搜走一把七英寸折刀。
我们要做的事是预防他再回来。“说不定他从屋顶掉了下来，”埃迪一边说，一边把那个小丑揪到窗前，“我看他就像那种人，常常走在屋顶上，总有一天掉下来。”
当然我们并没有把他摔下屋顶，或扔出窗外。但我们把他痛打了一顿。事实上都是埃迪干的——踢他的私处，踢他的肋骨，踩他的手。这种事我一定要在气得要命的时候才做得出来，一旦情况稳定下来，我的情绪也就平复了。但埃迪就不同了，他永远在愤怒的边缘，就算没人惹他，他也可以说暴怒就暴怒。
如果要探究，我猜可能是他的童年造成的。
他打够了之后，我们把那个男友拖起来丢出了门。在楼梯间我抓起他的衣襟，告诉他我再也不想看到他。“如果你再来这里的话，”我说，“我会打断你的手脚，我会挖出你的眼珠，而且我会割下你的那话儿，要你自己吞下去。”
我们出去坐埃迪的车到一间他喜欢的餐馆吃饭。“我原来打算把他打个半死，”他说，“一直到你说要他吞他自己的那话儿我就算了。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那个狗娘养的会有钥匙？”
“我猜她没去换锁。”
“天哪。”
“嗯，换锁要花钱，她又没有多少财源，你看看她的地方就知道了。”
“嗯，她有钱雇我们，”他说，“你给我，让我算算，每天一百块，一共有五天，今晚又有特别加的。”——我额外给了他一笔战斗奖金——“总共有多少？六百块？如果你不介意我问的话，你拿了多少？”
我承认我一毛钱也没拿，在他追问下，我就告诉了他给他的钱是我自己掏腰包的。他问我她是不是我的亲戚。我说不是，然后他皱起眉问我有没有跟她睡过觉。我说：“见你的鬼，埃迪。”
“嗯，妈的，”他说，“我的意思是，你是什么人，圣徒下凡？”
“律师管这叫慈善服务，”我说，“每隔一阵子，我就免费服务一次。她是一个朋友的朋友，虽然她没有钱，但你不能让那个屎袋这样对待她。”
“他是一个屎袋没错。”
“所以要帮她忙其实很容易，”我说，“不过如此。我也不是常常干。”
“我希望你没有，”他说。过了一会儿当我们走出去后他说：“我再问一次，马修，你真的没有跟她睡过觉？”
“啊，当然，”我说，“这到底有什么关系？”
“嗯，我在想试试我的运气，”他说，“但我不想踩到你的地界上。”
“我的地界在城的另一边，”我说，“你是认真的吗？”
“为什么不？”
“呃……”
“你看，”他说，“我知道她是条母猪，但她的身材不错，而且她有那么一双睡不醒的眼睛。嗯，我不是说谈恋爱。我只想睡她一回，如此而已。”
“随你便。”
“那双眼，那张嘴。她看起来像你要她怎么干她就怎么干，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但别去碰那孩子。”
“嘿，”他说，“我成什么人了，禽兽？不，别回答了。”
“我不会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