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告密者，”我告诉德鲁·卡普兰，“当线人是他的职业，他独立工作。从他在阿尔图那帮他舅舅卖汽车开始的。”
“阿尔图那的舅舅？”
“他发现他的舅舅和舅妈大量逃税。用两本账簿，秘密的银行账户。看起来替那个舅舅工作很不好过，所以格伦就决定自己开工。”
“他向国税局告密？”
“你可以用那种方法赚钱，”我说，“我原来就知道，但我从没想到这是如此受欢迎的小生意。国税局还有免付费电话专线让你告密。我昨天打去，一个女人告诉我他们如何行事。我问了很多问题，而我不觉得她以前没听人问过。她一定整天坐在那里，跟那些贪婪和一肚子怨恨的人扯淡。”
“这种人很多。”
“我想也是。你的报酬是追还的税及罚金的某个百分比，这个百分比又因你提供材料的品质而有不同。如果你带来一套账簿，帮他们立案，这比你只是伸出根手指，要他们往那个方向去查要值钱多了。”
“这才公平。”
“你可以保持匿名，我相信格伦一定是这么做的。他舅舅可能猜出来是谁出卖了他，也可能没有。他必须出来认罪，才能避免锒铛入狱。他卖了所有的资产，夹着尾巴逃出了城。我不知道他最后付了多少钱，但格伦的表现足够让他送自己上完法学院。”
“他需要替这笔钱付税吗？”
“你知道，”我说，“我问她这点。她说他们最有可能先抽税，就像先替你扣税一样。”
“这样啊。”他说。
我们在一家叫“诉讼案件记录”的餐厅吃饭，那个地方在乔拉勒姆街布鲁克林区公所的转角附近。那个地方不错，高天花板，装潢用的是橡木、黄铜及红色的真皮家具。就像它的名字，这个地方大部分的顾客是律师，但也有不少是警察。午餐是他们最忙碌的时间。他们卖出一大堆塞得过满的三明治，倒出一杯杯的酒。
“天气真好。”德鲁说。
“好极了，”我回应，“上次我在这里吃饭时也是如此。那是在春天，我和布鲁克林刑事组的一个警探约翰·凯利吃午饭，我刚才进来时还看到他坐在酒吧那里。那天天气真好，我从这里走出去，一直走到湾脊。我想今天我不会这样做了。你知道吗？如果昨天也是这样温暖，充满了阳光，我会仍旧在猜想格伦·霍尔茨曼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是昨天的天气把你留在家里了。”
“昨天我一天都在打电话，结果这正是我该做的事。一旦我发现他是怎样开始的，要决定下一步该找谁，以及要找什么样的资料就不困难了。他通过律师资格考试之后就到白原一家律师事务所上班。他离开后不久，那家事务所就关门大吉。里面的一个律师随口说大概霍尔茨曼早已有预感，知道这里即将关门。”
“我敢打赌是他搞的鬼。”
“而且神不知鬼不觉。我打电话回去给那个律师，他叫杰斯佩森，问他事务所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的问题一定太出乎他的意料，因为他根本没有问我为什么想知道。看起来其中有一名律师与几个毒贩有牵扯。”
“那个律师收了毒贩的钱但没去报告，所以他们就关了事务所。你不知道，我有多恨这样的故事，马修。”
“但这个故事不是这样的。他们的事务所并没有涉及犯罪，他们代理的是其他业务，而且客户付给他们的是支票，就算有现钞经手也没有人知道。但有一个律师对可卡因发生了兴趣。”
“啊，别告诉我这个。”
“他借着买卖毒品来支付他毒瘾的费用。结果他一个生意上的伙伴竟是毒品管理局的人，他们给他一个机会检举他的毒贩客户，但我猜他觉得住在监狱远比丧生于乱坟岗子要好一点。这件事闹出来后，又发现他还盗用了其他客户的钱。杰斯佩森给我的印象是，结束他们的事务所是小事一桩，他们根本没有剩下多少钱。”
“我会假设是霍尔茨曼去告发，因此毒品管理局的人才去卧底。”
“我也这样想，”我说，“但我没办法去问他们，但我想这样的假设错不了。”
“我猜毒品管理局一定会付钱给通风报信的人。”
“我倒是打电话去问过这点了。他们不像国税局的那位女士那样坦白，但不错，如果帮他们捉住毒贩的话，他们会付一笔奖金，也可以得到他们缴获资产的某个百分比。我从一个我认得的家伙那里打听出更多如何在市面上买卖消息的途径和价钱。”我指的是丹尼男孩，我打到他家里。昨晚的天气也把他留在家里了。“目前这种毫不宽待的政策不见得能打赢毒品对抗战，”我说，“但能逐渐赚回本钱。当你抓到毒犯后第一件做的事是把所有你查出来的东西充公。车子、船、毒品自不消说。如果你逮捕的人带了钱去买毒品的话，就连这钱也没收。如果他们在房子里聚会贩毒，或是在里面储藏毒品，那么房子也在充公之列。如此他们可以搞到很多的资产，忽然之间他们有了一大笔预算来支付密告的人。”
“那套公寓——”德鲁说。
“忽然之间明白了是不是？有些欧洲或南美洲人以开曼公司的名义用现钞买了下来。他们不一定是贩卖毒品，但这个可能性极高。政府把他们的资产充了公，这样便可以解释为什么多重线圈公司虽然不会因付不出分期付款而负债，但却失去了他们的公寓，然后有一家美国减价资产公司出头。我找不到任何跟他们有关的记录，想来他们可能只存在于某个政府机关的档案里。一定有某种空头公司存在，让政府可以用来处理没收的资产。”
“我以为他们会喜欢做得引人注目，让纳税人看他们如何惩处这些毒犯。”
“不见得，”我说，“有时候他们希望无声无息的，这样国会就不会有人注意到他们经手了多少钱。”
“说不定有些钱就留在一些人的手上了。”
“不是不可能，是不是？”
“霍尔茨曼呢？他做了什么事因此拿到了公寓，倒霉的会是谁？”
“我不知道，”我说，“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他帮忙抓到多重线圈公司里的人，但这样做的话会使他暴露身份，如果有任何被他告发的人认识他，而他住在他们的公寓里——”
“除此之外他怎么可能拿到它？这一定是他某次密告的报酬。”
“就说他告了某人的密，得了一笔六位数的报酬。然后有人说：‘嗯，你看，你需要一个不错的地方住，这里有一些充公的资产，你何不选一个，我们就把房契给你。’”
“好人有好报嘛。”
“一向如此。”
他叫服务员，指指我们喝光的咖啡杯，等咖啡倒满后他说：“所以谁会是那个倒霉鬼？你有没有什么推测？”
“没有。”
“看看他的履历表。从他在阿尔图那卖车到在白原就业。接下来他去了哪里？”
“在一家出版社的法务部门，后来那家出版社被一个国外的多边企业公司买下，就关门了。”
“他是怎么做到的？”
“我不觉得他跟这个有任何关系。之后他去了沃德尔与扬特出版社，直到死前他还在那里工作。对一个以告密为专长的人，在出版社的法务部门工作是一个很怪的职业选择。”
“所以呢？”
“嗯，我有一个假设，”我承认，“它跟事实相符，也跟我对霍尔茨曼本人的感觉相配。”
“我老是忘了你认识他。”
“我不是真的认识他，只是见过他几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