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不定是野兽，”他说，“但我还是有限度的。”
不久之后我庆祝我的周年纪念日。又是不再酗酒的一年，过一天算一天。
戒酒协会有个互相印证的说法，说我们在戒酒周年纪念日前后常常会感到异常焦虑，我想一般说来是真的。但很难说我现在的感觉到底如何，因为除了我的周年纪念日外，我有太多值得焦虑的事。
我们庆祝了这个特别的日子。我有资格在第九大道的资深中心发言，埃莱娜也去了，又听我讲了一遍我的故事。之后我们跟费伯夫妇一起去吃饭。
“你总有一天会等到，”吉姆说，“它会悄悄地到来。有一天你醒过来会发现你够资格说你已经长期不喝了。”
“到那时我也可能心如止水了。”我回答。
“我就不知道了。但你说不定真有足够的时间，所以你可以说你有‘好几个二十四小时’都没醉过。”
“从没发生过。”
过来人常常这样说话。我知道有些人从不过他们的周年纪念日，更别提去庆祝了。他们说，这只是另一天而已，而他们可能是对的。
吃过晚饭后埃莱娜和我回到她的地方。我们谈了一会儿就上床做爱。我差不多要睡着了，正滑到床的边缘，然后有什么东西吵醒了我，我不知道是什么。埃莱娜睡在她的那一边，背对着我，她的呼吸缓慢而均匀。我睡在那里，怕一移动会吵醒了她。我希望我会慢慢睡着，但最后我只能放弃，起身走到另一个房间去。
我没开灯坐在黑暗里，希望能摆脱让我心神不宁的那些胡思乱想。我没办法不想有一天我会重新开始酗酒。我感到这是完全无法逃避的。
说不定这是有些过来人不愿意去想周年的缘故。说不定往长期看是很危险的，想得太多也是很危险的。
每隔三四天我跑一趟葛洛根，跟巴卢混一阵子。我通常到得很晚，都快打烊了，我们会找张桌子坐下来。他喝苏格兰威士忌，我喝咖啡、可乐或苏打水。最好的时候是顾客全走光了，酒保堆起椅子扫好地也回家了。然后我们只点一盏灯，交换我们的故事，或分享沉静的一刻。他喜欢听我在切尔西免费服务的那个故事。
“你非得打残他不可，”他说，“除非你想把他杀了——你并不想杀他是不是？”
“不想。”
“不是杀了他们，就是把他们吓个半死，对于有些人，把他们杀了反而简单。你可以痛揍他一顿，把他吓得一时不能动弹，然后他喝酒喝得烂醉，或用了什么天杀的毒品，他就什么都不怕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忘了。”
“正是，他忘了他怕你。他操他娘的脑子里记不得了。所以你得打得他永远忘不了，让他由此忘记自己的名字。”
这些话在静寂的空气里回响。在接下来的沉默中，我在想是不是杀人比较简单，而且比较确定。特别是对不在乎杀人的人，对视杀人为自然的人。我看着我的朋友米克·巴卢，一个我异常喜欢的人，一边想起另一个我很不喜欢的人。我们之间的沉默更深了，而我把我的想法留在心里。
如果我晚上待了太久，通常他会邀我跟他一起去望弥撒。他喜欢去十四街上的圣伯纳德教堂参加八点钟的弥撒，以此结束漫漫长夜。他父亲以前每天都去，身上穿着他那件白色的屠夫围裙，跪在侧边的小星期堂，在他到一个街区之外挥刀宰割之前接受圣餐。
米克仍保留着他父亲的旧围裙，而且每当他去望弥撒时，一定穿着它。他也仍然保有老人的屠刀，但他留在家里。他的父亲以屠夫弥撒作为一天的开始，而米克从跪祷站起来后才回家上床，回到他在城里几套公寓里的随便哪一处，只是没有一个地契或租约上是他的名字。或是到纽约州北部的农庄，或者就睡在葛洛根办公室的皮沙发上。但他不像他的父亲，他通常不领圣餐。
有一次我们两人都走到圣坛前领了圣饼。稍早的夜里他曾带着屠刀，而且用刀割下新鲜的肉。在我们站在那里之前，我们的围裙上都沾上了鲜血，你可以说这是渎神，也可以说我们的信仰虔诚。
我的老友在围裙上又染上了新的血吗？
跟我一块去望弥撒吧。他催我，深夜已经转为黎明。今晚不行，我总是这样说，下次吧，但不是今夜。
埃莱娜不再去上课了。
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我忽然发现她此时本该在教室的。我开始说话，但她阻止了我。“别担心，”她说，“我不再修那门课了。”
“为什么？”
“我并没有正式退课，我只是不去了。如果你没有修学分的话，实在没理由要正式退课。那会像是寄正式信函到第十三台，通知他们你即将要关了他们的节目《新星》不看了。何必啰唆呢？你大可以拿起遥控器，跟全美国其他的人一样看《罗斯安娜》。”
我问她为什么她不想再去。
“我不知道。”她说。
“哦。”
“因为这是狗屎，”她说，“因为我是一个极其无聊的人，一个老女人有时间没事干。我像是田野里的百合花，我不劳动，我不纺织，他妈的我有什么用处？”
“我以为你喜欢上那些课。”
“它们不是我的生活。”
“不是。”
“它们不能是我的生活，我没有任何生活，问题就在这里。”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或提什么建议。正当我在想要说什么时，她的情绪改变了。好像她在个人遥控器上按了一个钮，把她自己换到另一个频道。
“好了，”她说，“不再拉长脸，不在公共场合搜索你的灵魂。人人都喜欢看你微笑。至少这是他们在应召女郎学校里教我们的一套。”
每隔几天我就会拿起电话打给莉萨。有时候我在下午打给她，有时候是在深夜。她几乎永远都在家。我会问她我可不可以过去。她每次都说来吧。
过了一段时间她改了她的留话录音，抹掉了格伦留下的最后几句话，换上她自己同样无味的几句话。一旦发现我并没有拨错号码，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一大解放，我不再需要听那个从阴间传来的声音，在我跟他的太太说话之前，我不再需要听到那个男人的声音了。
但再下一次我听到她的留话时，我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引述《在法兰德斯的旷野里》的诗句。
如果你有负我们这些死去的人
我们将不能安眠
我从没有在公寓之外见过她，从没有打电话跟她聊天，从没有带她到楼下去喝杯咖啡或吃点东西。我会到她那里，有时候早有时候晚。她穿什么都有可能：牛仔裤和运动衫，裙子和毛衣，或是睡袍。我们会说话，她告诉我她如何在白熊湖长大，告诉我当她只有九岁或十岁时，她父亲开始到她的床上来。他什么都做就只差没有真的进去。那是错的，他告诉她。
我告诉她过去的故事，描述一些这些年来我认识的人，一些我遇到过在法律两边的、不同寻常的人。这样我可以跟她说话，但不显露我自己，这样正合我的心意。
然后我们会上床。
—天下午，帕齐·克莱因1的声音在悄然回荡着，她问我，觉得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就是在一起，我说。
1帕齐·克莱因（patsycline，1932-1963），美国乡村歌手，死于空难。
“不，”她说，“你懂我的意思。有什么意义？你为什么在这里？”
“每个人都得去一个地方。”
“我是认真的。”
“我知道你是认真的。但我没有任何答案。我在这里，因为我想在这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帕齐在唱《褪色的爱》。
“我几乎从不离开这间公寓，”莉萨说，“我坐在窗口眺望新泽西州。我可以出去，到处向那些艺术指导展示我的作品，或打电话给我认识的人，找些工作来做。明天吧，我告诉我自己。结果明天变成下个星期、下个月，或是来年再去吧。天哪，人都知道现在工作难找，市场不景气。大家都知道。”
“这是真的，对不对？”
“其实我不知道。我又没有真的在找工作，我怎么知道找不到？但我有那么一大堆钱坐在那里，我怎么可能提得起精神来挣扎？”
“如果你没有承受任何压力——”
“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她说，“但我还是没做。我只是坐在那里，我看电视，看夕阳。我等你打电话来。我希望你不会打来，但我等的就是这个，等你打电话来。”
我跟她一样在等待，等待我自己的行动，是打呢还是不打？我今天不会打电话给她，我会这样决定。有时候我会坚持下去，有时候我不会。
“你为什么来？马修？”
“我不知道。”
“我算什么，你说说看？我像毒品？还是一瓶老酒？”
“说不定。”
“我父亲喝酒。我告诉过你。”
“不错。”
“那天你吻我的时候，我觉得缺了什么，然后我想到缺的是什么。你的嘴里没有威士忌的味道。我们不需要任何心理学家来解释，是不是？”
我没说什么。我记得我们褪色的爱，帕齐·克莱因低唱着。
“所以我猜这是我之所以这样的缘故吧，”她说，“我把爸爸弄上床跟我在一起，而且我不必担心妈妈会听到，因为她远远在城的另一面。而且他不会提。他觉得这是罪恶。”
“我也觉得这是罪恶。”
“真的吗？”
我点点头。“但我还是这样做了。”我说。
那一天，她后来谈到她死去的丈夫。我们从来不谈埃莱娜，我绝口不提，但我不能告诉她我也不想听她谈霍尔茨曼。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想到这点。”她说。
“这点？”
“我们。我想他想到过。”
“你为什么会这样说？”
“我不知道。他很欣赏你，这点我知道。”
“他以为我可能会有用。”
“不只是这样。他要我记得去找你。我知道是你打电话给我的，但我原来也打算去找你。我记得他曾告诉我如果有人出了麻烦，你是个好的咨询对象。他说的时候又特别强调，好像他想确定我日后会记得。就好像他在告诉我如果他出了事，要我一定去找你。”
“你可能把他的意思给夸大了。”
“我不觉得，”她说，一面钻进我的肘弯，“我相信这正是他的意思。事实上我很惊异在装钱的盒子里没有附着一张条子。‘去找马修·斯卡德，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办’。”她伸出手来抓住我，“嗯？难道你不会告诉我该怎么办？”
那天走出她的公寓后，我走上十一大道他死去的那个街角。红绿灯换了几次，但我一直站在那里，然后我走到德魏·克林登公园去向指挥官致意。我默默念着被刻错的那几个字：如果你有负那些逝去的人
我们将不能安眠
我是不是对霍尔茨曼，对乔治·萨德斯基没有遵守诺言？是不是还有我可以做的事？是不是我的无为让他们不能安眠？
我还能做什么？而且如果我害怕可能导致的结果，我会逼迫自己采取行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