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封信显然是在看过马蒂·麦格劳最近一篇专栏文章之后写的，就是那篇间接邀请威尔粗鲁地解决掉纽约洋基队老板的专栏。标题是“给马蒂·麦格劳的一封公开信”，信的一开头提到了马蒂·麦格劳那篇文章的最后一段。“你问，当你们需要我的时候，我在哪里，”他说，“只要想想我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是答案了。人民的意志一向就存在，甚至就如同大家也一向都需要它。这种意志化身为某个特定的血肉之躯，写了这些信，而且在最近几个月被召唤去进行几次行动，只不过是人民意志的具体显现罢了。”
他继续用这种抽象的笔法写了一两段，然后转入正题。虽然信的标题写着马蒂·麦格劳，但他并不是威尔的目标，洋基队那位自大的老板也不是。反之，他列出了三个纽约人的名字，指控他们众所周知的恶劣行为违背了公众的利益。
第一位是运输工人的工会领袖彼得·塔利，他已经威胁要以公共汽车和地铁罢工迎接新年。第二位是马文·罗梅法官，他审案一向偏袒，从来还没遇到过他不喜欢的被告。最后一位是《纽约时报》资深的剧评家里吉斯·基尔伯恩。
那封信的复印件，我是后来才看到的。“你一直在摇头，”乔·德金说，“你会觉得自己该打四十大板吧。”
“这封信不是威尔写的。”
“你已经说过了。我记得还讲得非常详细。”
白天我们都在第一警察局广场的一个会议室度过，我不断把自己的想法重复说给不同组的警探。其中一些表示很佩服，但是也有一些表现出一副讽刺或居高临下的样子。不过无论是什么态度，他们都一再质疑我的说法，好像这是他们分内该做的事情。他们看起来都无比的年轻，我想也的确是。他们的平均年龄想必是三十五岁左右，跟我差了二十来岁。
我不懂为什么同样的问题要问那么多遍。部分原因或许是要核查我的说词是否互相矛盾，或能否提供进一步资料，但其实我猜这只是他们已习惯的一套例行公事。多听几遍我的故事，要比他们自己用脑袋多思考容易多了。
同时，其他人出去做自己的事情。他们派了一组人去搜查阿德里安的公寓，还有另一组去搜查他的办公室。他的照片被传到奥马哈和费城，还有中西快捷总公司所在地密尔沃基。他们不一定都告诉了我，但我猜想某些切实的证据开始出现了，因为那天下午三四点左右，他们对我的态度有了转变。那时显然他们开始知道，我讲的事情不光是胡说八道而已。
整个过程乔也参与了。他没有一直待在会议室，中间我一度以为他已经回家或回他自己的分局了。不过他又重新出现，带了一个三明治和一杯外带咖啡给我。没多久他又不见了，不过当我终于获准可以回家时，他正坐在外头办公室的一张椅子上。
我们走过了两个街口，中间经过了几家警察常去的酒吧，最后来到巴克斯特街一家越南餐厅的吧台。那个地方几乎是空的，只有一个人坐在一张桌子边，另外一个人缩在吧台的角落慢吞吞地喝啤酒。吧台后面的女郎看来颇具异国风情，不过一脸厌倦的表情。她替乔调了一杯马丁尼，又给了我一杯可乐，就走开了。
乔喝掉三分之一杯的马丁尼，然后把杯子举高。“我点这个，”他说，“不是因为我喜欢这些东西的味道，而是因为经过像这样的一天之后，我想喝点东西松弛一下神经。”
“我懂你的意思，”我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会点可乐。”
“的确。别告诉我你从没有过那种冲动，想喝强烈点的饮料。”
“我常有那种冲动，”我说，“那又怎样？”
“不怎么样。”他对着酒保那个方向点点头。“谈到冲动，”他说。
“嗯？”
“你觉得是怎样的，黑人父亲和越南母亲？”
“差不多吧。”
“一个背井离乡的寂寞美国大兵，一个年纪很轻却拥有东方古老知识的女郎。你仔细听我说，可以吗？不过很有趣。你看到某个人长得如此有异国情调，觉得很特别，不过这只是你自己心里在想罢了。”
“你现在懂得从两种不同的角度去看天上的云了。”
“哦，去你的。”他说。
“大家都这么告诉我。”
“是啊，我明白为什么。来，我复印了一份。我想我不应该弄的，而且我知道我也不该给你看，不过我敢跟你打赌，这玩意儿明天早上一定会见报，所以干吗让你最后才知道呢？”
说着他把威尔的信递给我。
“完全不对，”我说，“威尔没写过这封信。”
“如果威尔是惠特菲尔德的话，”他说，“而且假设惠特菲尔德不是装死，那么这一切还用说吗？他当然没写过这封信，死人不会写信的。”
“他死前可以先写好，他已经写过一次了。”
他从我手上把信拿去。“信里引用了麦格劳昨天登过的专栏，马修。而且他谈到了塔利威胁要让运输工会罢工的事情，那只不过是一个星期或十天前的新闻。”
“我知道，”我说，“有太多证据都可以证明，阿德里安并没有写这封信然后安排在死后几星期之后寄出。但就算我从没怀疑过阿德里安，只要看看这封信，你就知道不是原来那个人写的。”
“是吗？可是风格很接近啊。”
“威尔二号的文笔很好，”我说，“对语言很敏感，而且我猜他下了一番工夫模仿威尔一号。我手上没有其他几封信可供比较，可是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辨认出是不是出自以前那个人之手。”
“我不懂这些。我同意两者很近似。不过以前那些抄袭威尔的人，不也都想尽办法模仿他吗？”
“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做得到。”
“不一定吗？”他耸耸肩，“也许没那么容易。你知道，他不光是抄袭写作的风格，其他也抄袭。看到签名没？”
“那是把原件垫在下面描出来的。”
他点点头。“其他人也是这样。你在会议室里头被那些人搞得团团转时，我跟几个家伙谈过，问了一些科学监定方面的问题。”
“我正好奇呢，”我说，“我觉得要证明新的这封信是用另一部打字机打出来的，应该不会太困难。”
“哦，那当然，”他说，“如果信是用打字的话。”
“如果不是打字的，”我说，“那他用手写出来这种东西，就未免太奇怪了。”
“我是说用打字机打字。这封信不是，前面几封信也不是。这些信都是在电脑上打好，然后用激光打印机打出来的。”
“他们没法用科学方法鉴定是哪部电脑吗？”
他摇摇头。“如果是打字机，每个键磨损的程度部不一样，这个键会偏一点，或者e和o会糊掉。或者键的表面会不一样。打字机就像指纹，每一台都是独一无二的。”
“那电脑呢？”
“用电脑的话，你每次都可以选择不同的字体，按两个键就可以让字体大一点或小一点。你看到这个草写的签名吗？只要选草写字体，就会印成这样。”
“所以无法辨认两封信是不是从同一台电脑印出来的？”
“这件案子我并不完全了解，”他说，“不过也知道得挺多的。从威尔一号所写的几封信看来，他们认为用的印表机不只一台。”
他又继续说了些我无法完全了解的东西，比方你可以在一台电脑上写信，复制到磁片上，然后用另外一台电脑和打印机印出来。我没有仔细听，最后举起一只手阻止他继续讲下去。
“行了，”我说。“我被折磨死了。每次跟tj讲话，一定要听他说电脑有多神奇。我不在乎字体或纸张，或者他是不是在东区的电脑写好，跑到西区去印出来。我甚至不在乎行文的风格。最让你没办法忽视的地方，就是他所说的事情。”
“你是指什么？”
“他的名单。”
“原版的威尔都是写公开信给受害者。”他说，“这个人却是写给麦格劳。而且一口气就列了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