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却转身回家去了。当时是深夜，位于第八大道和四十七街交界处的书报摊已在贩卖早版的《纽约时报》。我抵达旅馆，任由双脚明智地将我带进旅馆大门而非路口。我上了楼再次更衣，把椅子拉到窗口，我坐了一会儿，但没有特意在看什么。
我先前到阿姆斯特朗酒吧，是因为有个问题想问；我决定转身离开，则因为这是我这一年最接近酒精的一天，而那又是我戒酒满一周年的前一天。我并不想喝酒，我没有这个需要，但过去三百六十四天习得的经验告诉我，目前我有多脆弱，而那间酒吧对我来说又有多危险。
嗯，我是可以打电话求援，找个滴酒不沾的朋友陪我进门提问。但觉得没必要。我可以回家上床睡觉。我的问题明天还是会等在那里。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睡着。我上了床，关了灯，在陌生的床垫上伸展四肢，并把我的脑袋放在陌生的枕头上。
我恢复意识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早餐后我首先便是打电话给丹尼斯·雷德蒙。他人在警局，我打去时他正要出门。我告诉他，我很确定自己掌握了新的线索。他说：“你是说艾勒里的案子吗？因为斯迪尔曼的案子摆明了就是自杀，想翻案怕是难上加难。”
“戴克·雷恩斯，”我说，“还有玛西·康薇尔。”
“这两个名字好像蛮耳熟的。”
“几年以前，”我说，“发生在格林威治简恩街的双尸案。据《邮报》描述，是波西米亚式的爱巢，而且——”
“那个案子我记得，还是悬案，如果我没搞错的话。怎么？难不成你知道凶手是谁吗？愿闻其详。”
“杰克·艾勒里。”
“搞什么。”
“他已经承认了，白纸黑字。”
“而且你还读过了。”
“就在我手里。”
这话他想了想。他说：“想来他不是孤军奋斗一手包办吧。”
“他有个同伙。”
“而且艾勒里找到了信仰，或者随你怎么称呼的什么好了，于是同伙整天担心他会大嘴巴。妈的，我得出去透透气才行。你还记得先前我跟你碰过头的那家店吧，叫吟游男孩。今天下午两点行吗？还有，马修，告白书请你带去好吧？”
我挂上电话，铃声几乎马上响起。是简打来的，她祝贺我周年快乐。我们之间的谈话有点奇怪，因为没说的话把说了的话都淹没了。她说她很为我高兴，还说我这一年用心戒酒非常辛苦，我则告诉她，感谢她从一开始就意志坚定地持续给我支持，我感激不尽。她挂上电话以后，我突然很想立刻回电给她。但我能说什么呢？
我还有几通电话得打，不过铃声马上又响起来，这回是吉姆。他粗哑着嗓音问我头脑是否清醒。我说没问题，算是个奇迹吧。然后他说确实是个奇迹，我要永远铭记在心。接着他跟我贺喜，告诉我头一年最是艰辛。“接下来的每一年也都好不到哪儿去。”
“昨晚你离开以后，”我说，“我翻来覆去一直睡不着。”
“所以你就倒出三颗安定，混上一品脱的伏特加吞下去。”
“我换上衣服，出门走到阿姆斯特朗酒吧。”
“真的假的？”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酒保。”
“然后呢？”
“我觉得问题可以等，而且我好像不该晚上去。重点是，现在我又要过去了，因为搞不好轮日班的酒保可以回答我的问题。如果他没办法的话，今晚我只好第三度上门了。”
“打电话四处问问吧，得找个人陪才行。”
我说我再看看。
阿姆斯特朗酒吧通常十一点左右开门，我到的时候大约已过了二三十分钟。我先前电话讲了一阵子，并匆匆跑到中城北分局的命案组待了一下。绕行至转角以前，我并没有打电话求援，所以我是独自一人踏进酒馆的。空中弥漫着一股还不算坏的烟酒味道。
有两张桌子已经坐了人，吧台一端有个家伙手里护着杯啤酒，正在细细阅读日报。路西安站在吧台后头调配血腥玛丽，我一凑近，他全身立刻僵住。他看到我很惊讶，可是又想掩饰。
“颜色调得很美，”我赞美起他的手艺，“不过我来这不是为了酒。我只是路过，想顺便问个问题。”
“请说，马修。如果我不知道答案的话，也会随口编一个。”
“请问最近有人上门打听我的事吗？”
“打听？没有吧。打听什么样的事呢？”
“比方我以前爱喝什么酒。”
“哪有人这等无聊？不过，几天前你倒是有个老友跑来这儿逍遥。”
“哦？”
“他就坐在这里，点了两杯。酒一送上他就付钱了，还摆摆手不收零。‘甭找了，给你自己买一杯。’你知道吧，这种客人点下一杯的话，我们一定斟得更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