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房间后，我翻开曼哈顿地区的电话簿，找到姓斯卡德那部分，一共列出十八个名字，我并不在其中，但她的名字却列在上面，伊丽莎白一斯卡德，住在欧文区。
我拿起电话想立刻打给德金，但是号码还没拨完便开始犹豫。我坐下来，仔细想了想，还是把话筒放了回去。
几分钟后电话响起，是伊莱恩打来的。她说刚才接到莫特利的电话。跟前一次一样，他又命令她关掉答录机接听电话，而她也照做。但是一等到他停止低语，改用正常声音说话时，她就按下了录音键，想录下这段对话。
“竟然没录下来。”她说，“真是不可思议，那个答录机居然坏了，或者是我自己按错按键。我也不知道，想也想不通。录音带一直往前转动，仿佛正在录音一样。结果当我倒带想重新听一次，才发现竟然什么都没录下来。”
“没关系。”
“莫特利提到昨天晚上杀了一个女人的事，我那吋如果把他的话录下来当作证据，那么警方就可以核对声纹还是什么的。”
“算了吧。”
“是吗？我把录音打开时，还很得意自己做了一件聪明事，以为他会自动招认，我们就有证据了。”
“没错，但也不见得会有帮助。我觉得很难借用这些零星的线索解决这整个案子，对整个调查我毫无头绪。我只能在黑暗中不断摸索，他却我行我素，继续类似昨晚的杀人行为。”
“他昨晚到底干了什么？他没有说得很明显，所以话说回来，就算我录音成功，可能也无法构成证据。但我推断似乎杀了什么人。”
“正是如此。”
“他叫我去看报纸，但我恰好没有报纸可看。我把电视转到新闻台，也什么都没看到，或许是那个电台单单漏掉了那则新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把那个惨剧告诉她。她听到受害者的名字之后，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我们之间并没有亲戚关系，”我说，“我家是两代单传，所以我并没有其他姓斯卡德的亲戚。”
“你的祖父有兄弟吗？”
“我祖父？不知道，也许有吧。他在我出生前便去世了，就我所知，好像没有姓斯卡德的叔公。从小长辈就告诉我说，斯卡德家族来自英格兰，至于那边的家族，我就不清楚了。”
“所以你和伊丽莎白可能是远亲。”
“也许是吧。如果历史回溯的时间够远的话，那么所有姓斯卡德的都是一家人，除非我的祖先或她的祖先曾经改过姓氏：“这么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呢。”
“多谢你的提醒，我们还都是上帝的子女。”我没好气地说。
“我很抱歉，大概是因为我心里不想把这件事情当真，所以玩笑开得有点过分。他一定是认为伊丽莎白和你有亲戚关系。”
“也许是，也许不是。”我说，“有一件事你要知道，尽管莫特利这个人确实很狡猾、机警，而且很机灵，但是最好别忘了，他也是个疯子。”
电话簿仍摊开在床上，我审视着上面一连串与我同姓的人，心里突然有股冲动，想打电话通知他们要小心。我可以警告他们说：“请你改名，否则你可能会没命。”
这是否真是他下一步计划呢？他会照着这个名单继续杀人吗？然后下一次换到附近几个地区作案，接着再由城市改到郊区？当然，如果他继续按照这个方式杀人，聪明的警方迟早都会发现这些受害者都是同一个姓氏。电话簿名单上有一个号码，是属于斯卡德共同基金会，足够他环游全国一一拜访这些会员了。
最后，我还是合上电话簿，心里明白实际上并不可能通知所有的斯卡德族人。我犹豫着，是否应该把这个发现告诉德金？虽然这个案件并非他负责，也不在他的管区内，但是他一定能够查出是谁负责侦办此案，然后把这个消息传出去。伊丽莎白·斯卡德遭到杀害的案子，绝对会引起媒体的高度关切，因为这场屠杀不但血腥、残酷，而且还有性虐待。受害者年纪轻，是白种人，有社会地位，并且又很上镜。
而我提供这个线索又有什么好处呢？这个案子不同于前两个，各方都不可能容许这个案子被当成自杀或家庭纠纷而草草结案。鉴识小组一定会在现场仔细搜寻，所有发现的任何物证，都会被认真地测量、拍照，以及装袋装瓶，准备进行化验。如果他留下指纹，就绝对逃不过鉴识人员的手掌心。要真是这样，那么现在警方一定已经知道这指纹是谁的。只要他留下丁点线索，那就绝对逃不掉了。
有否有精液？指甲内的皮肤组织？或是身体上任何足以进行dna比对的物质？
然而这类证物不像指纹，可以用电脑中的资料轻易核对。要进行dna比对必须把犯人收押后取样本加以对照。如果，他在现场留下精液或皮肤，也必须经过这种程序才能找出凶手的身份。先得抓到他，法医才能证实这些物证出自他身上，进而将绳索套在他脖子上。
当然，所谓绳索只是抽象的比喻，纽约州的法律没有绞刑，更不能像古代一样将他活煮。监禁是允许的，甚至可能判无期徒刑，有时终生监禁会缩短为七年或是更少，但我想他们一定会把莫特利关久一些。上一次他原本一年以上十年以下的刑期竟延长为十二年。如果这次能把他定罪，那么他可能得要死在监狱里了。
即使莫特利在案发当时确实在现场，鉴识小组也找到符合其dna的物证，再加上其他精密的法医检验，仍然难以把他定罪。尤其是当被告聘请专家来为其辩护，指责检方的专家一派胡言时，陪审团根本无法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如果被告是受害者的男友，他双手沾满鲜血并在被害者的卧室中当场被捕，那么经过dna比对，才能算是罪证确凿。但相反的，如果被害者与被告之间的关系，只是姓氏与那位十年前送被告入狱的警察相同，那么上述证物的重要性会大打折扣。
虽然我实在不知道该和他说些什么，但最后我还是拨了电话给德金。他不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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