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刚才就是在找鬼。”
“我不确定我是不是相信这种事。他们认为这种情形比较常发生在猝死的情况下，死者没有料到事情会突然发生。理论上是灵魂不能接受死亡的事实，所以游荡不去，因为它不知道要进入另一个生存层面。”
“我想它在地底下走，呐喊着要复仇，”罗尔夫说，“你知道，拖着链条，把地板弄着吱嘎作响。”
“不，它只是不明白该怎么办才好。你要怎么做呢，你要找个人来安抚鬼魂？”
“我可不碰这个玩意儿。”罗尔夫说。
“我真以你为荣，你克制的功夫一流。那叫什么来着，安抚鬼魂？那是驱邪的一种。鬼魂专家，或随便你叫它什么，与鬼沟通并让它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它就会离开，让灵魂到灵魂应该去的地方。”
“你真的相信这一套？”
“我不能确定我相信什么。”她说。她把翘起来的脚放下，然后又翘起来。“假如芭芭拉的灵魂还在这幢公寓流连不去，那么她一定相当克制。木板没有吱吱嘎嘎地响，也没有夜半幽灵出现。”
“你的鬼很低调。”他说。
“我今晚一定要做噩梦了，”她说，“假如我睡得着的话。”
我敲遍了下面两层楼的每一间公寓，没几家有回应的，住户不是不在家就是没什么有用的消息可以提供给我。公寓管理人住在下一个街区一栋类似建筑物的地下室公寓里。但我看不出来去找他能得到什么，他才来工作几个月，而且住四楼前排公寓的老太太告诉我，过去九年来已经换过四五位管理人了。
当我走出这栋建筑物时，我因为再次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而感到高兴，也为回到街道上感到高兴。我在朱迪的厨房里感觉到一种东西，虽然我不愿称之为鬼魂，但我感觉到有个来自许多年前的东西拉着我，想要把我拖下去，拖到地下去。
不知道那是芭芭拉的过去还是我自己的过去，我说不出来。
我在狄恩与史密斯小店拐角处的一家酒吧停下来休息。他们有三明治，还有微波炉可以加热，但我不饿，我很快喝了一杯，并且喝了一口解酒的清凉饮料。酒保坐在高脚椅上喝着一大杯看起来像是伏特加的东西。另外还有两位客人，年纪和我相仿的黑人，在吧台另一端看着一个电视比赛节目。其中一人偶尔会对电视机里的话评头论足。
我翻了翻笔记本，然后走到电话旁边查阅布鲁克林的电话号码簿，以前芭芭拉·埃廷格工作的那所日间托儿所看来已经停业了，我查看分类广告，看看同一个地址上有没有登记其他公司，结果没有。
托儿所的地址在克林顿街。我离开这一带太久了，因此我必须打听一下方向，结果只要走过几个街区就到了。布鲁克林这一带的边界一向都界定不清楚，这个地区的幅员大小大部分是房地产经纪人自行发明的，但当我走过法院街时，我已经由波朗坡区来到圆石丘了，而且两区间的变化不难看得出来：圆石丘绿化得比较漂亮，树木多，赤褐砂岩建筑物比例也高，街上大部分是白人。
我找到克林顿街上那个我要找的门牌号码，它在太平洋街和亲善街之间，日间托儿所已经不见了。一楼店面卖的是编织用品和针织花边。老板是一个肥胖而且镶着一颗金门牙的胖女人，她不知道托儿所的事，一年半以前，一家健康食品餐厅结束营业，她才搬进来的。“我在那家餐厅用过一次餐，”她说，“他们真该关门大吉，我不骗你。”
她给我房东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我在街角试着打电话，但却一直占线，我只好走回法院街，爬了一段楼梯来到他的办公室。只有一个人在办公室里，一个年轻人，卷着袖子，面前的桌子上放了一个塞满烟蒂的又圆又大的烟灰缸。他讲电话的时候，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窗户是关着的，整个房间烟雾弥漫，浓得像是凌晨四点的夜间俱乐部。
他一放下电话，我就赶紧逮住他，趁电话铃声又响起前问他几句话。就他记忆所及，除健康食品餐厅外，那个地点还做过童装店，同样没有成功。“现在我们找到做针织品的，”他说，“不过，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她明年就会结束营业。你现在能卖出多少毛线？事情就是这样，有人为了本身的嗜好和兴趣就去开一家店，健康食品，针织品，不管是什么。但他们对做生意懂个屁，不出一年或两年他们就做不下去了。她一中止租赁合约，我们就会在一个月以内以她所付价格的两倍将房子再租出去，在高级地区是出租方市场。”他拿起电话。“抱歉，我帮不上你的忙。”他说。
“查一下你们的记录。”我说。
他告诉我他还有许多事要办，但话讲到一半口气由坚定转为发牢骚。我坐在一张老旧的橡木旋转椅上，让他一个人在档案堆里乱搜一通。他把半打以上的抽屉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最后才拿出一本档案夹，“啪”的一声扔到桌上。
“找到了。”他说，“快乐时光儿童看护中心，什么名字嘛？”
“有什么不对吗？”
“在酒吧里快乐时光饮料全部半价，活见鬼把这词儿拿来用在小孩子身上，你不觉得吗？”他摇摇头，“他们还奇怪为什么生意做不下去。”
我倒不觉得这个名字有何不妥。
“承租人是一个叫科温的太太，贾妮丝·科温。租约五年，做了四年放弃，八年前的三月间终止合约。”那是芭芭拉·埃廷格死后一年的事。“老天，你来看看这租金，你不会相信的，你知道她才付多少钱吗？”
我摇摇头。
“来，你看过那个地方，你开个数目。”我看着他，他捻熄一根烟又点燃另一根。“一百二十五元一个月。现在的租金是这个数字的五倍，而且一旦那个做针织的不做或租约到期，马上还要涨价的，不管哪一种情况先发生。”
“你有科温太太的联络地址吗？”
他摇头，“我有一个她的永久地址要不要？”我写下地址，他念了一个电话号码，我也把它记下来。
电话铃声响了。他拿起电话，打声招呼，听了几分钟，然后有一搭没一搭地讲了一会儿。“听着，我这儿有人在，我待会儿给你回电话，好吗？”
他挂了电话，问我可以结束了吗，我想不起来还有没有其他事情。他拿起那个档案夹说：“她在那里做了四年，大部分的店面都在第一年就做死了。撑过第一年，你就有机会，做两年就大有搞头了，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吗？”
“哪里？”
“女人家，”他说，“她们是业余的，她们没有非做成不可的必要。她们做生意像试穿衣服一样，假如颜色不喜欢就脱下来，她们就是这样，这样我才会有生意进门。”
我谢谢他的帮忙。
“听着，”他说，“我总是合作，那是我的天性。”
我拨了他给我的电话号码，一个说西班牙语的女人接的。她对名叫贾妮丝·科温的人一无所知，而且没讲多久她就把电话挂断，没让我有机会多问几句。我投下一个铜板，又拨了一次，我怕我第一次拨错号码。听到同样是那个女人的声音，我就把电话挂断。
电话号码停机后到这个号码重新给另外一个人使用，时间大概相隔一年。当然科温可能只是换了电话号码，但没有从怀科夫街搬走。一般人，尤其是女人，经常换号码以摆脱骚扰电话的纠缠。
但我相信她搬走了，我猜每个人都搬走了，离开布鲁克林，离开纽约市这五区，离开本州。我开始回头往怀科夫街走，过了半个街区，转过来，折回去，再转过来。
我命令自己停下来，在我的胸中和胃里有一种焦躁不安的感觉，我怪自己在浪费时间，而且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一开始就收了伦敦的支票。他的女儿躺在坟墓里几年了。杀她的人早有足够的时间跑到澳洲去展开全新的生活，我做这些事根本他妈的毫无意义。
我站着让强烈的情绪平复下来，想清楚我现在不去怀科夫街，要等一下再去，等吉尔曼下班时我再去，到时候可以顺便去查一下科温的住处。这时候，我想不出来关于芭芭拉·埃廷格谋杀案自己能做些什么，但有一件事我现在可以做以抚平我焦虑的情绪。
布鲁克林有个现象：你走不了多远就会看见教堂，在这个区里到处都是教堂。
我在法院街和国会街的拐角处就发现了一家，这间教堂已经关闭而且铁门深锁，但是上面有个指示牌指引我找到转角右边的圣伊丽莎白·西顿礼拜堂，有一个栅门通往这间挤在教堂和牧师公馆中间的平房式礼拜堂。我走过一个种满常春藤的庭院，里边有个牌子写着这里是埋葬科尼利厄斯·希内的地点。我懒得去看他是谁，以及他们把他葬在这里的原因。我从两排白雕像中间走进这间小礼拜堂。只有一个身体虚弱的爱尔兰妇人在里面，她跪在前面坐席上，我坐在靠礼拜堂后方的位子上。
我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在教堂里面打发时间，好像是在我离开警察局以后，在我迁出赛奥西特区那栋房子并且离开安妮塔和我的孩子搬到五十七街的旅馆去住以后。我想我发现教堂是和平宁静的最后根据地。在纽约，这两件东西很难获得。
我在这间礼拜堂坐了十五到二十分钟，感觉很平静。我只是在这里坐着，先前的那些感觉就会慢慢消失。
离开之前，我先算好一百五十元，走到门口时，我把钱放入那个募捐箱。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开始这么做，也不知道为什么从来不曾停止。这问题并不怎么困扰我，世界上很多事情没有结局，我做很多事情都不知道原因。
我不知道他们把那些钱拿去做什么。我并不在乎，査尔斯·伦敦给了我一千五百元，这个举动并没有比我把其中的十分之一拿来送给不特定的穷人更有意义。
那里有一架子的奉献蜡烛，我停下来点了两根，一根给去世已久的芭芭拉·伦敦·埃廷格，虽然不像老科尼利厄斯·希内那么久。另一根给埃斯特利塔·里韦拉，一个大约和芭芭拉去世得同样久的小女孩。
我没有祈祷，我从不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