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菲茨罗伊谈话时，天空下了一点小雨。我走到外面时，雨已经停了。不过我觉得今天的雨还没下完。我在第三大道的拐角处喝了一杯，并且看了一段电视新闻。他们公布了警方绘制的砍杀狂素描，和《邮报》头版上刊登的相同。图片上是一个圆脸黑人，蓄着修剪整齐的胡子，头上戴顶无檐帽，一双杏仁形的大眼睛露出狂暴的凶光。
“想象一下你在街上发生这种事。”酒保说，“我告诉你，很多人拜此事件之赐取得手枪许可证。我也正考虑要去填申请表。”
我想起我不再带枪的那一天，同时交回了我的防弹衣。没有了腰间那一块铁，我有一股十分脆弱的感觉，但是我现在却回想不起来第一次配枪走路的感觉究竟如何。
我喝完饮料后离开。那酒保会拿到枪吗？也许不会。大多数人说的比做的多。但是，每当有这类的疯子上了头条新闻，不管是砍杀狂还是冰锥大盗，就会有一群人拿到枪支许可证，另外一群人则购买非法枪支。在这些人当中，总有几个人会在喝醉酒后，拿枪射杀老婆，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因此而逮到那个砍杀狂。
我往住宅区走，路上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停下来吃晚餐，然后在四十二街的中央图书馆待了几个小时。我看了微缩卷旧报纸，又看了新的和旧的市区地图。我做了一些笔记，但不是很多。我主要是想试着让自己深入到这个案子的情境里，在时光隧道中后退几步。
我走出来时，天空在下雨。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到阿姆斯特朗酒吧，在吧台找到一张凳子坐下来。这里有人可以聊天，有波本酒可以喝，有足够的咖啡可以消除疲劳。我不是真的很喜欢这样，我只是顺着过，勉勉强强，就这样一天混过一天。你会很讶异的，一个人不管什么日子都可以混得过去。
第二天是星期五。我用早餐时，读了一份报纸。昨晚没有砍杀事件发生，但是案子仍旧毫无进展。在厄瓜多尔，有几百个人死于地震。最近好像死了很多人，也许是因为我比较注意这类消息的缘故。
我到银行去，把査尔斯·伦敦的支票存进我的户头，并且领出一些现金和一张五百元的汇票。他们给我一个信封装汇票，我要把它寄给赛奥西特的安妮塔·斯卡德太太。我拿着银行的笔，在柜台边站了几分钟，想要写几个字放在里头，但我终于还是只寄出了汇票。汇票寄走了以后，我想到要打电话跟她说一声，但是看起来这个比寻思那张便条要怎么写更烦人。
今天天气还不坏。云朵遮住了太阳，但还是看得见一小片一小片的蓝色天空，空气中有种特别的香味。我到阿姆斯特朗酒吧赎回我的礼券，没喝任何东西就离开了。这时候喝第一杯还太早。我离开后，向东走过一个很长的街区，到哥伦布圆环，搭上一辆地铁。
我走d线到史密斯和柏根街，下车后回到外面的阳光里。我四处走走，确认自己的方位，往东过去六七个街区就是七十八分局，我曾经在那里干过很短的时间。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在那段时间里面，我有时候会到布鲁克林来，没有一样东西看来似曾相识，当时这个地方属于布鲁克林区的一部分，但是一直到最近才有自己的名字。现在，这里一部分叫圆石丘，另外一大片叫波朗坡区，这两个地方都全力参与赤褐砂岩建筑复兴运动，邻近纽约的各地区没有按兵不动的，他们不是变进步就是变堕落，大半个市区看来都要瓦解了。在南布朗克斯区，一个接着一个街区都是被焚烧掉的建筑物。在布鲁克林，同样的情形侵蚀着布什威克和布朗斯维尔。
这里的街区则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我在这些街道里走来走去，终于明白变化在哪里。每一条街道都有树木，它们大部分都是这几年才种上去的。虽然有些赤褐砂岩及砖彻建筑物荒废失修，但大部分还是都装点得焕然一新。商店也反映出这种改变。史密斯街上的健康食品店，沃伦和邦德街口的时装店，那种稍具格调的餐厅也随处可见。
芭芭拉·埃廷格死亡和生前居住的房子位于尼文和邦德之间的怀科夫街。这是一幢砖造的建筑物，楼高五层，每一层楼有四户小公寓。因此，它不像其他的赤褐砂岩建筑物一样，变回原来的独栋住家。不过，房子变干净了些。我站在门厅处检查信箱上的姓名，和我抄下来的旧市区指南资料作比对，总共二十家住户中，只有六户自谋杀案发生以来还一直住在这里。
信箱上的姓名不完全可信，人们因结婚或离婚而改变他们的姓名。为抑制房东调高租金，公寓常被转手租出去。早就不住在这里的房客的姓名却一直还留在租约和信箱上，或者，承租人找人来同住，后来自己先搬出去了。没有捷径。你必须敲遍所有的门。
我按了门铃，有人按对讲机让我进去，我先走上顶楼再一路访谈下来。有张名片能亮一亮，事情会比较简单，但是举止比证件重要。我并非做不出那个架势，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是警察，但我也没有要让他们以为我不是个警察。
我的第一个访谈对象是住在顶楼后排公寓的一位年轻妈妈。我们谈话时，她的小孩在隔壁房间哭。她告诉我说她搬进来这里还不满一年，对于九年前发生的命案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很急切地问我命案是否就发生在她住的这间公寓。当她得知不是的时候，立刻就松了一口气并且好像很失望的样子。
四楼前排公寓里的一位斯拉夫女人给我倒了一杯咖啡，她的双手有淡褐色的肝斑并且因患关节炎而弯曲。她让我坐在长沙发上，再把她的椅子转过来面对着我。她那张椅子固定在适当的位置上，让她可以看见街道。她告诉我她在这栋公寓住了将近四十年，四年前她丈夫还在，但是现在他去世了，留下她一个人。她说邻居越来越好。“但是老一辈的都死了，多年来我购物的地方也不见了，还有每一样东西的价格——我真不敢相信这些价钱。”
她记得冰锥谋杀案，虽然她很惊讶这件事居然已经过去九年了。对她来说，没那么久。她说被杀死的那个女人是个好人。“只有好人才会被杀害。”
除了说她人很好以外，关于芭芭拉·埃廷格的事她记得的好像不多。她不记得芭芭拉是否对某邻居特别友善或不友善，也不记得她和她的丈夫处得好或不好，我甚至怀疑她是否还记得那女人长什么样子，真希望我能拿张照片给她看。如果我先前就想到这一点，会向伦敦要一张她的照片。
威克小姐是另一位住在四楼的女人，她是唯一向我要证件的，我告诉她我不是警察。她拴着门链，透过一条两寸宽的门缝和我说话。这对我来说并非无法理解。她刚搬来这里没几年，知道这件命案发生在这里还有冰锥大盗最近被捕落网，但是她对这件事的所知所闻仅止于此。
“大家都随便让人进来。”她说，“我们这里有对讲机，但大家也不问清楚你是什么人就开门让你进来。大家都在谈论犯罪的事情，但是他们不相信会发生在他们自己的身上。然后，事情真的就发生了。”我想告诉她只要有一把门闩剪，要弄断她的门链实在很容易，但我认为她的焦虑程度已经足够高了。
那一天很多住在这里的人都不在。三楼，芭芭拉住的那个楼层，后排公寓有一间没有人应门，我停在隔壁那间公寓的门口，有迪斯科音乐穿门而出。我敲门，过了一会儿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来开门。他留短发和胡须，只穿了一条蓝白条的短裤。他全身肌肉结实，晒黑的皮肤上闪烁着一层薄薄的汗水。
我告诉他我的名字并且说我想请教他几个问题，他带我进去，把门关上，然后经过我身边走到房间的另外一头。他先把收音机音量关小一半，停了一下，又完全关掉。在没有铺地毯的木条镶花地板中央放着一块大草席。一副举重杆和一对哑铃横放在草席上，另外还有一根跳绳卷成一堆扔在旁边的地板上。“我正在做练习，”他说，“你不坐下来吗？这张椅子蛮舒适的，另外那一张也很好，不过你最好不要去坐它。”
我坐在椅子上，他则盘着腿坐在席子上，当我提起发生在同一楼层的谋杀案时，他眼睛一亮表示他知道。“唐纳德告诉过我。”他说，“我才在这里住了一年多一点点，但唐纳德在这里就住得久了，他眼看着这一带变得漂亮起来，幸好这栋特别的建筑物还保留着它本质上的寒酸，你也许想和唐纳德谈一谈，但是他出去工作了，要六点或六点半才会回来。”
“唐纳德姓什么？”
“吉尔曼。”他拼出这个姓的写法。“我叫罗尔夫·瓦格纳，我在最近才看到有关冰锥大盗的报导。我当然不记得这件案子，我那时才读高中，在印第安纳的家乡，曼西，印第安纳离这里很远，”他想了一下。“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他说。
“吉尔曼先生和埃廷格夫妇很熟吗？”
“还是由他自己来回答比较好，你们已经抓到凶手了，不是吗？我看到报导说他一直被关在精神病院，而且没有人知道他杀过人，后来他被放出来，你们又抓到他，而他自己坦承犯案或是怎么样的？”
“差不多是这样。”
“现在，你是要确定你这个案子也是他干的？”他笑了，他有一张好看而且天真的脸，穿着短裤坐在席子上。他的样子看起来很轻松，一般同性恋者通常都会比较有警觉性，特别是警察在场的时候。“这么多年以前发生的事一定会变得很复杂，你和朱迪谈过了吗？朱迪·费尔伯恩，她就住在以前埃廷格夫妇住的那间公寓。她上夜班，做女招待，所以她现在应该在家。除非她去试唱，上舞蹈课，或逛街——反正她要么在家要么不在家，不会再有别种可能了。”他又笑了，完全露出牙齿。“或者，也许你已经和她谈过了？”
“还没有。”
“她是新搬来的，我想她才搬来六个月左右，你究竟要不要和她谈一谈呢？”
“要。”
他伸开盘着的双腿，轻快地站起来。“我帮你介绍，”他说，“等我穿上衣服，马上就好。”
他再出现时穿着牛仔裤，法兰绒衬衫，光脚穿着跑步鞋。我们穿过厅堂，他敲隔壁公寓的门，先是静悄悄的，然后传出脚步声和一个女人应门的声音。
“是罗尔夫，”他说，“还有一名警察要来拷问你，费尔伯恩小姐。”
“啊？”她说着，一边把门打开。她真像罗尔夫的姐妹，他们有着同样淡棕色的头发，相同的脸部特征和中西部人开朗的表情。她也穿牛仔裤，以及一件毛衣和一双便宜的拖鞋，罗尔夫帮我们介绍，她往旁边站，示意我们进去。她完全不知道关于埃廷格夫妇的事，她对这件谋杀案的认识仅止于命案就发生在这里的事实。“我很高兴搬进来以前我不知道这件事，”她说，“我可能会被吓到，这实在太蠢了，不是吗？公寓很难找，谁有那个本钱去迷信？”
“没有人，”罗尔夫说，“没有这个市场。”
他们谈论着第一大道的砍杀狂，还有最近发生在本地的盗窃风。一个星期前，这里的一楼就发生过一次，我问她可否看一下厨房。在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已经走在去厨房的路上了。我想，无论如何，我应该还记得厨房的位置。但是，我已经去过这栋大楼的其他公寓，每一幢的布局其实都相同。
朱迪说：“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吗？在这间厨房里？”
罗尔夫问她：“你以为在哪里？在卧室吗？”
“我不愿去想这个问题。”
“你甚至不觉得好奇吗？不过你听起来像是克制着好奇心。”
“也许。”
我不加入他们的对话。我试着去回忆这个房间，跳过这九年，再一次处身现场，站在芭芭拉·埃廷格的尸体旁边。她离炉子很近，两腿伸到厨房中央，她的头朝向起居室。地板上有张油毡，现在没有了。原来的木地板经过整修，处理得光光亮亮的，炉子看起来也是新的，灰泥被除去露出砖砌的墙面。我不能确定以前砖块有没有露出来，也不能确定我心中的影像有几分真实。回忆是一种合作的动物，很愿意讨好你，供应不及时，它常常可以就地发明一个，再小心翼翼地去填满空白。
为什么在厨房？这扇门通往起居室，她让他进来是因为她认识他，或尽管事实上她根本不认识他也让他进了门。然后发生了什么事？他抽出冰锥，而她想逃跑？他抓住她站在油毡上的脚踝，爬过去，然后用锥子攻击她？
厨房居中，隔开起居室和卧房。也许他是她的情人，他们正要走进卧房，他突然用那几寸长的冰锥攻击她。但是，为什么他不等到他们走到卧房才下手？
也许她在炉子上煮东西，也许她正在为他冲咖啡，厨房太小了不能在里面用餐，但是也足够两个人舒舒服服地站着等水烧开。
这时，突然有一只手蒙住她的嘴巴，并且一刀刺进心脏要了她的命。之后，再用冰锥补上几刀，让它看起来像是冰锥大盗的杰作。
是第一刀置她于死地的吗？我记得有很多血滴，尸体不会一直流血，大部分戳刺的伤口也不会。验尸报告指出心脏的那一刀多少可以立即致死，这一致命伤可能是她挨的第一刀或最后一刀。这些在验尸报告中我都看过了。
朱迪·费尔伯恩把茶壶装满水，用一根火柴点着炉子。水开时她冲了三杯速溶咖啡。我希望我的咖啡里能加点波本，或者干脆给我一杯纯波本，但没有人提议这样做，我们各自拿着杯子走进起居室。她说：“你看起来好像见到鬼了。不，我说错了，你看起来好像在找鬼一样。”